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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的情感:为何愤怒、嫉妒、偏见让我们的决策更理性》第四部分 论乐观、悲观与群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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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我们为何如此消极?

情感算术

设想一下,某日你发现自己有张彩票中奖了,当场获得了100000美元的奖金,你毫不夸张地欢呼雀跃起来。

现在请设想一周后,你又买了一张彩票,而且不可思议的是,这张彩票又中奖了,你又赢了100000美元的奖金。一周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遍。

试将每次彩票中奖的喜悦程度进行排序,哪一次最开心?如果你的答案是你认为自己的喜悦程度第一次最高,第二次和第三次所增加的喜悦感则逐渐递减,你便和多数人无异。在此情况之下,你的直觉预测符合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即“边际效用递减”。该理论认为,所拥有的财富越多,每增加一美元(或100000美元)所带来的幸福感就越少。边际效用即我们的幸福感随着财富增加(或减少)而增加(或减少)的幅度。

边际效用递减法则与我们的常识看法相吻合。给手头拮据、入不敷出的学生100000美元很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让对方乐不可支。同样的100000美元给比尔·盖茨这样的富豪多半不会有同样的效果——对其财产毫无意义,不会令其情绪产生一点波澜。

负面事件的情况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行为经济学家所收集的多数证据均表明,举例而言,一次丢掉2000美元所带来的痛苦要少于两次分别丢掉1000美元的痛苦之和。很难证明这一理论是否也适用于更加严重的负面事件,如爱人去世或罹患疾病的情况,但多数经济学家都倾向于认为情况确实如此。我们可以套用伪算术公式予以解释:一加一,所得小于二,但减一再减一,减幅大于二。

这种情感算术有何原理?迄今为止,对该项课题的研究寥寥无几。理论经济学利用效用函数的概念对此问题做出了片面的解答,效用函数将每种情景(此处的“情景”可指大量商品、彩票中奖乃至染上疾病或受到人身伤害)与数值对应起来,数值意指个人对每种此类情景产生的主观情感反应。

1944年,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发表了20世纪最具学术价值的著作之一——《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在其著作中,冯·诺伊曼和摩根斯特恩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效用函数,他们所得出的较为巧妙的一项成果是证明了对喜讯所产生的边际喜悦感逐渐递减的人会规避风险。

如需在有风险的彩票和数额等同于平均彩票奖金的无风险现金之间做出选择,规避风险的人总是会选择无风险选项。例如,假设有稳拿1000美元的选项和2000美元奖金与一无所得概率各占一半的彩票,从其中二选一,尽管选彩票有赢得2000美元的机会,规避风险的人仍会选择1000美元这一“万无一失”的选项。

多数人都会规避风险,正因为如此,保险公司才会日进斗金。多数人不会选择股票等高风险投资工具,除非其预计平均回报额要高于相对稳健的投资形式。诚然,有不少人也喜欢偶尔买张彩票或有时去拉斯维加斯赌场的赌桌上试试手气,但这种看似“冒险”的行为往往只牵扯到较少的金额,且可算作是娱乐活动,而非真正的冒险行为(除非一发不可收拾,发展到嗜毒成瘾,这个问题在本书后文会再行讨论)。

从进化论角度来看,我们对风险的态度并非一目了然。有些动物对风险的态度有别于人类,我的一位合著者、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知名研究学者约翰·凯格尔便是从研究鸽子对风险的理解方式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事业。在凯格尔和其他几名研究者进行的实验中,鸽子要面对几个不同的鸽子洞,洞内所放置的食物量不同。有的鸽子洞始终保持等量的食物,有的则食物量每次均有变化,每个鸽子洞每次的食物量分配均受到严格控制,因而每个洞的平均食物量是相等的。

例如,如果一个鸽子洞每次都有20克的葵花籽,另一个鸽子洞则半数时间有40克的葵花籽,半数时间是空的。

不同于人类通常表现出的规避风险行为,鸽子倾向于食物量不定的鸽子洞,而非始终等量的鸽子洞。凯格尔提出,人类与鸽子对风险的态度有异或许源于两个物种所生活的环境不同。鸽子要保证生存,食物量需达到最低限度,供给量小于鸽子所需底限的食物来源对生存并无用处。在野外,鸽子所遇到的一般食物来源所提供的食物量往往无法达到所必需的底限,致使鸽子愿意为了获得高于所需底限的食物量而甘冒风险。

可以说,人类的消费环境与鸽子大相径庭。试想一下你手中某些商品的数量多少对你的幸福会有何影响,若手中拥有的数量很少,增加一个单位的商品会大幅提高你的幸福感,但如果你手中已有很多,你所得到的幸福感就会大打折扣。本质上,这就是我们规避风险的原因。为什么?假设你有5个苹果,我向你提出用这5个苹果换一次抛硬币的机会:掷出正面,我就再给你5个苹果;掷出背面,我一个苹果都不会给你。如果接受这种交易,你要么损失5个苹果,要么多得5个苹果。如果你能吃的只有苹果,损失这5个苹果所减少的幸福感造成的损失(因为你可能会挨饿),要大于多得5个苹果所增加的幸福感(因为你可以增加5个苹果的储粮)。因此,不接受我的提议,保留已有的5个苹果对你更好。换言之,规避风险是人类的合理特征,而且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几乎无时不在彰显这种特征。

目前我们讨论了有关类似事件的情感算术,但如果讨论的是截然不同的事件,情况又如何?彩票中奖和一晚精彩的夜生活会对情感有何增色?得知自己获得了重要的晋升机会与挚友突然离世的消息孰重孰轻?

能回答这些问题的研究寥寥可数,我们对该话题的多数认识都是间接的。我们知道我们对——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事件所产生的情感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各个事件的认知关注度。例如,假如我们接连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正面事件,由于对两个事件的关注精力有限,我们往往会重视其中一件,而轻视另一件。所侧重的一般是我们较为看重的事件,这往往会减少另一个事件对情感状态的累积效应。于是,情感反应会接近于我们对其中一个事件所能产生的最大反应。因此,此处的情感算术并非两喜相加。

两种负面事件也是同理。我们的认知注意力会集中于二者中恶劣程度较高的一者,使得另一个负面事件的情感反应微不足道。

更加耐人寻味的情况是一正一负两个事件,在此情况之下,我们对每个事件的相对重视程度仍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哪个事件对我们的情感状态影响更大。但不幸的是,负面事件几乎总是胜过正面事件。换言之,一正一负两个事件同时发生,若要我们侧重于正面事件,正面事件在我们眼中的重要性须远高于负面事件。如果其主观重要性仅仅是略高,我们仍会侧重于负面事件,二者相互抵消之后的情感影响仍是负面的。

临床抑郁症经常伴有的症状是偏执地关注消极想法,积极想法几乎被完全排斥。我们多数人对消极想法的关注度不致偏激到引发临床抑郁症的程度,但遗憾的是,一旦涉及喜忧相抵的情况,即便是我们之中最健康的人也会重忧轻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