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我们将讨论结构变化模型（structural change model）[14]，进一步洞察冲突升级的发展过程。该模型描述了升级发生及促动的变化过程。这些变化过程也使得升级得以持续下去和再次发生。这些变化有些是个体争论者或群体决策者所表现出的心理状态（如敌对态度）变化；有些是群体作用方式的变化（如军事领导力的形成）；还有一些是争论各方所属社区内的变化（如社区的两极分化）。因为这些变化是指那些影响冲突双方战术选择的各种情境特点的变化，所以称作“结构性”变化。
我们可以建构两种版本的结构变化模型，即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由于这两种版本所描述的结构变化种类非常相似，因而我们只探讨后一版本[15]。冲突螺旋版本的结构变化模型见图6.1。在图中我们能看到冲突的螺旋式上升：冲突一方使用严重的战术引起了另一方的结构性变化（A部分），这促使另一方给予了激烈回应（B部分），于是带来了一方的结构性变化（C部分），进而促使一方（D部分）使用更为严重的战术，以此类推，循环往复。我们将图中展示出的这一过程看做一种升级循环。
图6.1 结构变化模型。箭头的循环代表着一种升级循环。
结构变化模型的冲突螺旋版本体现了多伊奇（Deutsch）冲突发展的“原始法则（crude law）”（Deutsch， 2000a）。用本书的术语来说，原始法则是指那些容易引发严重争议的战术冲突过程，这些过程反过来也由这些战术而引发[16]。这些过程包括了本章所讨论的所有结构性变化。比如，如果我们在图6.1中标有“结构变化”的方框中插入“敌对态度”，那么就会看到，敌对态度既引发了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严重战术，也为这些战术所引发。
结构变化模型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我们推断何种条件下冲突会升级及升级能持续下去和再次发生。这是因为，我们非常了解能使得该模型中所描述的变化得以发生并得到推动的条件，或者说，那些能用来强化图6.1中A部分和C部分所展示出的因果关系的条件。我们也了解一些推动这些变化得以表现出来的条件，或者说，那些强化图中B部分和D部分所展示的因果关系的条件。按照图6.1中的逻辑，所有这些条件都应该使得冲突螺旋更可能向前发展并持续下去，因而应该推动冲突升级并停留在已升级的状态。与这些条件有关的大部分讨论将在下两章呈现。
心理的变化
情感的变化
某些心理的变化涉及情感或者与情感有关的知觉。情感能对行为产生强大的影响，它们能逐步增强，直到战胜自我约束并引发剧烈的升级行为。不过，这些情感往往处于临时状态，不但与当前的事件有关，而且只有在冲突螺旋持续的情况下才会继续下去。一旦冲突螺旋开始减弱，情感往往会消退。这里我们将讨论四种这样的状态，即谴责、愤怒、恐惧以及形象威胁。
谴责和愤怒 第3章我们曾经提及，谴责另一方容易招致争议行为。在这里，我们将谴责看成是一个变量，并且假设谴责越强烈会导致升级行为越剧烈。谴责推动冲突升级的原因有二：一是谴责招致了愤怒（Averill， 1983），进而产生了伤害另一方的愿望。二是谴责会使冲突一方觉得，有必要惩罚另一方以儆效尤。
当另一方采取行动，损害冲突一方的利益时，有几种知觉会推动谴责。如果看上去另一方能预计自己的行为将会带来伤害，谴责就会变得更为激烈（Dyck & Rule， 1978）。这使得伤害似乎是出于故意而非偶然。而且，与那些迫于严重的环境压力的行为相比，那些看似自由状态下故意采取的行为可能会招致更多的谴责（Green， 1990）。即使另一方的行为源自严重的环境压力，但如果另一方理该承担起抵御这类压力的责任，那么也会招致某些谴责。其他一些行为，如破坏社会规范的行为（Mallick & McCandless， 1966）或者与其他各方不大一样的行为，都尤其会招致谴责（Ferguson & Rule， 1983）。另一方必须有某种令人信服的借口，才能避免在这些情况下被谴责。
以上这些意味着，如果冲突一方认为另一方的争议行为有悖情理，而且是有意为之或者不能归因于某种情有可原的情境，冲突就尤其有可能升级。在这些条件下，冲突一方尤其有可能会对另一方动怒，或者觉得有必要约束另一方，进而采取了惩罚性行为，而这些行为将招致另一方采取相应的行动，因而会启动或者延续冲突螺旋。
恐惧 有时候另一方粗暴的行为看上去具有威胁性，引发的不是谴责和愤怒，而是恐惧，或者有可能三者兼而有之。恐惧引发的冲突螺旋不同于谴责和愤怒。谴责和愤怒主要表现在报复性螺旋中，冲突双方都觉得对方的行为令人生厌而进行惩罚，比如相互咆哮、拳脚相加及其他类似的行动。另一方面，恐惧则主要表现在防御性螺旋中，冲突双方都试图使自己远离对方出于自我保护而做出的威胁。比如在军备竞赛中，两个国家都在稳步增长自己的武器装备，而双方这样做，都是为了回应对方武器装备的增长（Richardson， 1967）。升级通常是报复性螺旋和防御性螺旋的联合体，比如冷战，再比如第1章本和父亲的故事。
形象威胁 对冲突一方形象（冲突一方呈现给自我或他人的方式）的威胁是升级的重要原因。如果有人威胁到冲突一方能否胜任的形象——即该方拥有的权力、地位、正直、强制力或自主权，冲突升级尤其有可能发生（Coleman，1997；Felson， 1982）。这些威胁既会带来愤怒也会引发恐惧[17]。
托克（Toch， 1970：164-165）曾经举过一个冲突螺旋的例子，这一螺旋看上去已经对当事人双方的实力、地位和强制力形象产生了威胁。这是发生在美国某个州立监狱里的敌对行动。
我们正看着这些家伙玩牌，我们正站在这个哥们的身后。他是那些大块头的举重者之一……嗯……大约走90步……嗯……他是那些人中的一个。他转过身来对我们说：“当我玩的时候，别站在我身后，笨蛋！”嗯……我刚看一下我的搭档，他就看着我，嗯……而且还又一次转过身来说：“我叫你不要站在我后边。”而且他还说：“上帝保佑你，伙计。”这个家伙站起身来，哥们，所以我在一侧打他，而另一个家伙也打他，我们一起打他，哥们。我们把他痛打一顿……在那之后我感到像一个国王，哥们……嗯……我感觉到我就是那个人；这样你就不会再来打扰我了。
这种形象威胁对国家与对个人一样重要。各个国家通常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声誉，拥有自己的权力并且能随时使用这些权力。很多战争之所以爆发，就是因为国家要建立起这样一种形象。这里我们以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为例。越南对于美国并不具有战略意义，但越南的共产主义游击队运动却给美国的国家形象带来了挑战，而这种挑战引起了美国官员的关注。他们担心如果美国不打击这场运动，就会被其他国家视为纸老虎，进而会引发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观点来源于相互存在关联、责任之承担的更广泛信念，总结如下 ：“如果我们不想处处树敌，那么我们必须时时作战。”
我们很容易忽视那些与形象有关的关注，或者认为这种关注毫无意义，甚至认为太幼稚。然而，在没有规范约束的“原始丛林”里，比如国际舞台、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的“蛮荒西部”、城市中心的贫民窟以及众多的州立监狱，这种关注就是一种理性反应（虽然这些往往是短视的）。此种环境下，没有适当的第三方来实施规范，反对剥削和侵犯。因而人们认为他们必须树立一种强硬的形象——即一种充满力量、愿意战斗的声誉——来保护自身。虽然人们也可以采用其他较温和的方式来避免身体受到威胁和袭击，但是大部分人却并不了解这些方式，或者不相信这些方式的效果。在这里的箴言，用利奥·杜罗秋（Leo Durocher）的话来说就是，“好人总是吃亏。”
这句箴言及对形象的关注所存在的问题是，它们常常会让人们深陷困扰。在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很强硬的过程中，人们会激怒或惊吓他人，使之针锋相对地采取相应举措，冲突螺旋由此产生[18]。适得其反的是，人们往往最终会成为他们设法阻止的特定袭击目标（Glasl， 1982）。这就是我们在第2章提到过的安全困境。
敌对态度、知觉和目标
我们现在转而讨论另一组心理状态，即敌对态度、知觉和目标，以及两种特别有说服力的知觉：去人性化和去个体化。像谴责、愤怒、恐惧和形象威胁一样，这些状态都促使人们采用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严重战术，因而这些心理状态也能放入图6.1中标有“结构性变化”的方格之中。但是它们也有情感状态所缺乏的持续性特点。它们往往会在那些引致它们生成的冲突结束后，再持续一段时间，并通过两种方式来影响冲突双方的关系：（1）当另一冲突出现时推动新的升级；（2）在并未发生新冲突的情况下，让冲突双方感知到新冲突的存在。
冲突中非常容易滋生敌对态度和知觉。冲突一方逐渐对另一方失去信任，并认为另一方对自己的福祉持无所谓甚或反对态度。冲突一方往往将那些贬损性特点加诸于另一方，认为另一方以自我为中心、道德败坏、或者（在极端的情况下）是恶魔般的敌人。这就造成了第5章曾提及的现象，即问题从特定性转变到普遍性；冲突一方现在必须要应对的不是来自另一方的特定的威胁，而是如何抵制没有道德的敌人的普遍性问题。因为去人性化或去个体化，冲突一方也会变得难以从对方的角度除非考虑问题。此外，冲突双方还存在着一种割断联系的倾向——即不愿意进行沟通。他们往往会形成零和思维——要么自己获胜，要么对方获胜。在冲突螺旋的动力作用下，争论双方通常都会发生这些变化。
这些心理变化有助于解释导致冷战的冲突升级及其冷酷地持续的原因。从冷战早期开始，极度的不信任、敌人形象以及不能换位思考，这些都是美国人根深蒂固的想法，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美国零和思维非常普遍，引致了大众对任何共产主义的扩张过度恐惧。这种恐惧感笼罩着杜鲁门之后的美国各届总统；而当又一个国家加入共产主义时，无人还能在办公室里待得下去。大部分美国人变得无法对苏联真正的安全需要进行换位思考，而这些需要却能解释他们大部分行动的原因。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早期，美苏之间大部分的沟通都中断了，直到戈尔巴乔夫总统领导下的去升级化时期，两国之间的沟通仍旧维持在较低水平。
什么是态度和知觉？ 态度（attitude）是指对某个人或物体的积极或消极的情感或评价。知觉是对某个人或物体所持有的信念或看待方式。态度和知觉往往在价值评价上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如果冲突一方对另一方持有消极的（积极的）态度，那么前者也就往往会对后者产生明显消极的（积极的）知觉[19]。
升级的冲突特别有可能具有如下知觉特点（在冲突一方的眼中）：另一方存在道德缺陷——诸如不诚实、不友好或者好战；另一方不但在基本价值观上与自己有所不同，而且大都自私自利且不近人情（Struch & Schwartz， 1989）；另一方往往得不到信任，对己方的福祉带有敌意，且有时候会带有打败甚或毁灭己方的无限目标。此外另一方还可能缺乏能力或成就（Blake & Mouton，1962），但是由于能找到另一方能力和成就特点的更多合理证据，因而不太可能产生这种知觉歪曲（Brewer， 1979）。相比之下，冲突一方通常会认为自己比对方更道德，并且是另一方攻击行为的受害者（Hampson， 1997；White，1984）。
群体发生冲突时，这些知觉有时会以刻板印象的形式出现，使冲突一方对其他群体的所有成员产生偏离性的知觉。或者冲突一方可能会认同怀特（White， 1984）所说的“邪恶统治者的敌方形象” 。冲突一方知觉到，另一个群体的普通成员是中立的、甚或对己方持积极态度，但那些领导者却是可怕的恶棍。如果对方的普通成员对己方存有敌意，那是因为受到领导者的误导。在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彼此对对方的看法都反映出这些特点。邪恶统治者的敌方形象使得冲突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了明确的消极观点，而他们实际上承认，任何群体不可能所有的成员都是邪恶的。
由于态度以及伴随着态度的知觉是升级循环的一部分，因而对于争论双方而言，这些态度和知觉往往是类似的，这就是所谓的“镜像”现象（Bronfenbrenner， 1961；Frank， 1982；White， 1984）。比如，大部分美国人对苏联感到极度不信任，苏联对美国的印象中也类似地存在信任问题，只不过在强度上要稍微弱一些。如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也存在着类似的镜像现象；双方都将对方看成是难以和解的敌人。不幸的是，冲突双方往往意识不到镜像的存在。冲突一方通常不信任另一方，但并未意识到另一方对己方也缺乏信任。
敌对态度和知觉的效果 对另一方持有的敌对态度和知觉促进了冲突的升级，并至少在7个方面妨碍冲突的解决。
首先，敌对态度和知觉使得冲突一方更容易谴责另一方令己方不快的经历。由于人们都希望找到造成这类痛苦经历的始作俑者，也由于涉及责任方的证据往往很模糊，因而令人讨厌和怀疑的另一方往往会招致谴责——而令人喜爱的另一方通常会因证据不足而假定为无辜。由于谴责往往会导致人们采用粗暴且容易引起争论的战术，这表明敌对态度通常会推动冲突升级。
布卢门撒尔等人（Blumenthal et al.， 1972）的研究结果证明了态度对谴责的影响。在1969年夏季美国政治动乱期间，人们将冲突归咎于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左的群体。自由人士谴责警察，而保守人士则谴责游行示威者。双方都倾向于用术语“暴力”来描述那些自己讨厌的群体行为，而用“正义的力量”来描述那些与己方观念相符群体的行为。如果有第三方运用武力反对他们谴责的群体，也更易激起他们的同情之心。
第二，如果另一方得不到信任，而且其模棱两可的行为被解读为威胁（Pruitt， 1965），那么敌对态度和知觉就会引发升级。由于另一方几乎既未因证据不足而被假定为无辜，也未因用意良善而得到信赖，因而会促使冲突一方的恐惧和防御升级。错误地解读另一方行为的倾向，这是冲突升级很难避免的原因之一。对升级感到厌倦的另一方，通常会向对方示好以避免冲突升级[20]。如果另一方失去信任——这可能是剧烈升级之后的状况——那么这些示好的姿态将往往会遭到误解，而升级将会无情地持续下去。
第三，如果冲突一方受到挑衅，而自身抑制报复的力量减弱，另一方敌对性看法就会导致冲突升级。虽然冲突一方不愿侵犯自己喜爱和尊敬的另一方，即便后者显然已经给前者带来了痛苦而遭到谴责，但却非常乐于去侵犯那些自己不喜爱或不尊敬的另一方。研究发现，美国南部的白人学生（可以假定其中很多学生都曾遭到歧视）遭到一名美国黑人冒犯时，要比其遭到白人冒犯时，表现出更激烈的报复行为（Rogers & Prentice-Dunn， 1981）。
第四，敌对态度推动升级还可以通过阻碍交往和干扰沟通得以实现。人们往往会避开自己敌视的人。科勒曼（Coleman， 1957：11）曾经很好地对这一点进行过阐述：“随着争论日趋激烈，对立双方的交往……会日渐消失。”这不但致使冲突方互相误解，而且也因而使冲突问题迅速增多。这也使得和平解决争论问题变得非常困难。这种情况发生在冷战时期，具体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也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组织”）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具体是在1992年奥斯陆秘密谈判之前。在后一事件中，与巴解组织所进行的沟通实际上在以色列是非法的（Pruitt et al.， 1997）。
尚不完全清楚的是，这一切到底因何而生。为何冲突一方变得对另一方带有敌意时，就会中断和对方会面和谈话呢？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冲突一方担心，自己与另一方进行交往会被错误地解释为对另一方立场或者是战术的接纳。这种现象可能也有更深的情感渊源。按照平衡理论（Heider， 1958），指向任一客体的敌对态度，在心理上都意味着与这一客体的敌对关系，因而也就意味着要在己方和该客体之间建立起心理距离的愿望。
第五，敌对态度和知觉往往会减少对另一方的共情（White， 1984）。冲突一方似乎与另一方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难以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考虑问题。此外，还有一种解释很容易让共情看上去没有必要，即另一方的行为源于邪恶的动机。缺乏共情就像失去信任及缺乏沟通一样，因为它构成了对另一方的误解。缺乏共情也将目光锁定在冲突螺旋中，进而推动了冲突升级。如果冲突一方了解到另一方的敌对性行为是对己方敌对性行为的反应，那么常常会限制己方的升级行为。然而，如果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动机缺乏共情，就不会意识到自己在推动另一方的攻击行为上所处的角色，并且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升级 冲突。
第六，敌对态度和知觉促进了零和思维的形成，这往往会让问题解决策略看似一种无法实现的选择。当事人的立场变得强硬，逐渐失去创造性。这不但使冲突难以解决，而且激发了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斗争是唯一的成功之路。可能的结果就是冲突升级。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即当敌对性知觉真的变得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时，另一方就会被视人为恶魔般的敌人（White， 1984），而冲突则变成光明和黑暗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是“邪恶的帝国”（引用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冷战期间对苏联的描述）或者是“邪恶轴心”（这是乔治·布什总统用以描述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的词语）。这种情况下，冲突一方就会准备将所有发生的问题都归咎于另一方，并相信最不靠谱的另一方背信弃义的故事[21]。沟通往往一落千丈，共情变得微乎其微，而问题解决策略则极难维系。剧烈升级的战术往往成为规范；频频出现新的争论，进而证实了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 看法。
敌对目标 在刚刚描述的这些变化发生之后，冲突一方往往会形成敌对的和竞争的目标——冲突一方看上去要比另一方更好，要惩罚、怀疑、打败甚或毁灭另一方。这是第5章曾提及的从尽力做好到伤害另一方的转型。目标的这一升级引发了战术的升级。就像敌对态度和知觉一样，敌对目标往往带有持久的特点，这使得这些目标在它们得以从中生成的冲突结束后，仍旧能持续下去。
复仇的愿望是一种频繁涉及冲突升级的敌对目标（Kim & Smith， 1993；Morrill & Thomas， 1992）。即使因琐碎小事而起的冲突，如果充斥着渴望复仇的情感和愿望，也会迅猛地升级，很多世仇的案例就是明证。我们来看一个声名狼藉的世仇事件，该事件发生在两个美国乡村家族，即哈特菲尔德（Hatfields）家族与麦科伊（McCoys）家族之间，他们居住在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接壤的边境上。虽然引发这场长达12年（从1878年到1890年）世仇确切的导火索，至今尚无定论（Evans， 2001），但最初的源头似乎是伦道夫麦科伊（Randolph McCoy）发现自己家丢了一头猪。伦道夫被激怒之后，马上就开始怀疑哈特菲尔德家族。不久，他就自己的怀疑当面与弗洛伊德·哈特菲尔德（Floyd Hatfield）对质，而这一对质迅速升级为相互杀戮的冲突循环。至于那头猪到底怎么回事这一问题，双方早就忘掉了，而将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如何伤害对方上（Rice， 1982）。
复仇的几个特点会推动冲突升级。首先，复仇往往会引发对方以牙还牙，这意味着冲突螺旋通常会被这一动机所驱使。这样的螺旋在国际舞台和美国乡村都可能发生。比如，巴勒斯坦好战分子的自杀式爆炸挑起了以色列人的报复行为，这反过来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自杀式爆炸。冲突双方都试图为自己所遭受的痛苦报复，而这些复仇行动只不过进一步坚定了对方加紧反击复仇的决心。因此杀戮循环并未停止，继续加深着双方的仇恨[22]。
复仇强化升级的第二个特点是，复仇的推动力通常深入而有力——这种推动力如此强大以致超过了所有的其他关注点（Marongiu & Newman， 1987）。南斯拉夫共产党奠基人密洛凡·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曾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复仇是一团不可抗拒的烈焰，它突然燃烧起来，烧掉了所有其他的思想和情感……复仇……是我们眼中的光芒，我们脸颊上的红晕，我们庙宇里传来的撞击声，这个词已经在我们的喉咙中幻化成石，一听到它，我们就觉得热血沸腾（cited in Elster， 1990：871）”。复仇所具有强烈性意味着，受复仇驱使的人往往会诉诸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极端战术，这一点在很多校园枪击案（Vossekuil et al.， 2000）、世仇（Kuschel， 1988）、恐怖主义袭击（Mylroie， 2000）、蓄意破坏（Greenberg， 1996）、职场暴力（Folger & Skarlick， 1998）以及种族灭绝（Scheff， 1994）都能看到。
复仇推动力的强烈性也能解释为何某些特定的事件似乎有悖常识。我们总是觉得，那些较为弱小的一方通常会因为害怕受伤害，而避免侵犯那些较为强大的另一方。然而，在复仇推动力的支配下，他们可能会采取报复行为，既不管后果如何，也不管是否会受到严重伤害，甚至最终会因此送命（Kim et al.，1998）。人肉炸弹的行为，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复仇往往会过度；它带来的伤害往往会大于曾遭受的痛苦（Fellman，1998）[23]。我们一起来看个故事，故事中的丈夫想要报复日渐疏远的妻子。如果他想要直接伤害妻子，本可以找到很多机会。但他的目标却是让妻子遭受一位母亲所能承受的最大痛苦——夺走她四个孩子的生命（其中三个孩子是她与前夫所生，还有一个是与他自己婚后所生）。当妻子早上出去散步的时候，他悄悄溜进她居住的房子里，有条不紊地杀死了所有四个孩子，然后自杀（Boxall，2002）。这一现实生活中的复仇故事是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所撰写的古典戏剧《美狄亚》（Medea）的翻版。悲剧的女主人公美狄亚为了报复因一位年轻女子而离开自己的丈夫杰森，谋杀了她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复仇容易过度呢？原因之一是，那些被激起复仇心的人们，往往会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而这种感觉引发了强烈的不公平感，进而为自己找到了合理的借口，以残暴的行为惩罚那些烦扰自己的人（Miller， 2001）。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往往会夸大自身所遭受的苦难，而忽视那些遭到自己报复的人所遭受的苦难（Baumeister et al.，1990）[24]。结果，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复仇行为公平正义，但实际上反应过度。
复仇推动升级的第四个特征涉及记忆长期持续的特征，这些记忆包括过去遭受的伤害以及由此产生的复仇动机（Frijda， 1993）。甚至在复仇行为已经得到压制的情形下，复仇行为之下的推动力也会继续下去且日益恶化。的确，复仇的推动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日益强大。我们来看个例子。2002年柯蒂斯·汤普森（Curtis Thompson）冲进了詹尼特（Janet）和詹姆斯·格森哈根（James Geisenhagen）的家，将二人开枪打死。按照汤普森的陈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15年前由詹尼特提起的一桩诉讼案复仇。实际上在那次诉讼中，汤普森还获得了胜利（Hughes， 2002）。
在群体层面上也有很多例子能证明复仇的长期性。比如，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仍然记得，他们的祖先曾在土耳其苏丹军队手中蒙受过耻辱，而这一事件实际上发生在600多年前的科索沃战争中。虽然复仇的愿望并非是导致1992至1995年波黑武装冲突的直接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愿望与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穆斯林人采取的暴力行动有关。
去人性化和去个体化 研究表明去人性化（即认为另一方缺乏人性）会使侵犯另一方变得更加容易（Bandura， 1990；Kelman & Hamilton， 1989；Struch& Schwartz， 1989）。这可能是因为去人性化减少了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共情，并将另一方放置在道德约束之外，不再受到遏制侵犯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保护（Opotow， 2000）。
研究发现如果冲突一方认为，另一方拒绝接受那些对自己而言颇为重要的价值，那么就会将另一方去人性化（Schwartz & Struch， 1989）。给他人起绰号（如“黑鬼”、“傻瓜”等）也会起到去人性化的效果。冲突一方给另一方起绰号加强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另一方存在道德缺陷，并且与己方存在差别。有些绰号——比如“猪猡”，就在罗德尼·金挨打事件之后紧接着的骚乱中，人们用它大声叫骂警察——使得另一方看上去似乎低人一等，因而特别容易遭到袭击。
当人们被视为某一类别或群体的成员，而不再是独特的个体时，他们就被去个体化（deinpiduated）了。这种知觉几乎以和去人性化相同的方式，即通过减少共情和削弱规制攻击之规范的力量，来逐渐破坏抑制攻击行动的因素。米尔格拉姆（Milgram， 1992）通过实验展示了去个体化的作用。如果扮演“学生”的被试站在远处或处于扮演“教师”的被试视线之外，“教师”给“学生”的电击强度要大于双方相邻而坐之时。战场上敌人的去个体化可能使飞行员更容易将炸弹投掷在那些看不见的目标上，这比步兵直接对看得见的活生生的敌人进行射击容易得多。
如果接受了那些使另一方看上去独一无二的信息，就可以抵消去个体化。比如，据说纳粹集中营里的守卫们如果知道了犯人的名字，就会对犯人更加仁慈些（Zimbardo， 1970）[25]。还有一种方法能抵消对群体外成员的去个体化，这就是与他们进行一段时期的友好往来。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能培育出种族之间友谊的居住环境应该可以逐步消除白人对黑人的偏见。这样一种效果已经在两个调查研究中得到了证实（Deutsch & Collins，1951；Hamilton & Bishop， 1976）。甘地在领导一场游行示威之前，有时候会去求见当地的英国长官，并因此与对方结成了好友。这是甘地将自己和他所领导的运动在当权者眼里个体化的一种方式，并因此减少了政府所用战术的攻击性。
同理可知，带有侵犯性或歧视性的冲动行为应该会导致冲突一方通过类似合理化过程，对另一方去个体化。通过这种方式，冲突一方会对自己的敌对行为感到心安理得。我们可以从沃切尔和安德里奥利（Worchel & Andreoli， 1978）的研究中找到支持这一预测的证据。该研究发现，对于那些将被愤怒对待或是预计将要遭受电击的研究对象，加害人尤其可能会忘掉此人的个体化信息（诸如他或她的名字），并可能会记住去个体化信息（诸如他或她的种族）。
这一发现表明，在冲突升级循环中去个体化是另一个环节。冲突一方将另一方去个体化，以便能将自己发起的那些惹人非议的举措合理化。这让冲突一方更易采取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另一方，促使冲突进一步升级。
冲突一方除了会将另一方去个体化，还有可能将自己去个体化——换言之，让人意识不到自己与众不同身份特性。这也助长了攻击行为。比如，个体采取与他人一致的行为[26]、穿着缺乏独特性的服装、情绪唤醒及睡眠不足等，都会造成自我的去个体化。津巴多（Zimbardo， 1970）在研究服饰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时发现，女大学生在扮演实施惩罚的教师角色时，如果穿着学位风帽就特别有可能对另一方实施电击。此类统一的学位服减少了冲突一方的顾虑和独特性。军服和警服也可能有类似的效果。
群体的变化
在所有升级的冲突中，无论冲突方是个体还是群体，都会发生心理上的变化。然而，当群体（如家庭、部门、组织、国家）卷入冲突时，该群体内部也可能会发生结构变化。在群体讨论之后，敌对态度、知觉和目标得到突出强调，并往往转变为群体规范。通常会确立打败敌人的群体目标，还会建立亚群体实施这类目标。群体凝聚力会因共同拥有外部敌人而得到增强，而这种增强的凝聚力不但促进了这些规范的约束力，而且也促使群体成员为实现这些新确立的目标努力奋斗。新一代更加好战的领导集体往往会出现，进一步推动群体朝着斗争的方向前进。鸽派（温和派）为鹰派（主战派）取代。如果冲突中有一派是由一群未组织起来的个体组成，那么冲突有时会促使新群体的形成——该群体从强烈的个体情感混合中突然生成，再之后，该群体就会奋力保卫己方的利益打击对手。正如第2章所述，我们把这样一个新群体称为冲突群体，而其形成的过程就是群体动员（group mobilization）[27]。
所有这些变化不仅源自升级，而且也能促进升级。因此，这些变化中的任何一个都能置于图6.1中标有“结构性变化”的方格之中。正如态度、知觉和目标的变化一样，这种群体变化也往往会持续下去，并会影响冲突双方的关系。
在冷战的升级过程中，群体的变化不可忽视。在美国，敌对规范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让那些替苏联说好话的人感到很不舒服，而且有时候不得不在国会会议受人责难。20世纪50年代美国甚至一度失去理智，当时的领导层非常好战，代表人物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是一名充满仇恨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领导，拥有一大批政治追随者。幸运的是，到20世纪60年代时这些群体过激的现象得到了部分克服。
水牛城大学危机
在开始详细讨论这些群体变化之前，我们将描述一项冲突。该冲突发生在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当地称为水牛城大学），该校也是本书的合著者狄恩·普鲁特曾任教的学校。这一根据普鲁特和加哈甘（Pruitt & Gahagan，1974）所提供的大事记表做出的有关叙述，鲜活地例证了涉及三种结构性变化（尤其是群体变化）的冲突螺旋。
从1964到1969年，全美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这些运动之所以产生，既可以归因于诸如种族歧视和美国参与越南战争这些问题，也可以归因于大学生对成人世界表现出的极度不信任。这些运动波及很多校园，其中就包括水牛城大学。从1969到1970学年度开始，水牛城大学不但有大批学生关注上述问题，而且还有一批相当多的校园激进分子，准备领导任何即将爆发的学生运动。
在1970年2月末一个寒冷的冬夜，水牛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批城市警察，当时一些黑人运动员正在游行示威反对该校的体育系（该事件发生之后黑人运动员并未参与进一步的游行示威活动），一场危机随即爆发。第二天晚上，大约40到60名白人学生，包括很多校园激进分子，来到代理校长办公室，要求对方解释为何校园会出现警察。当时正在开会讨论黑人运动员的代理校长拒绝与这些白人学生对话，于是部分白人学生就开始朝窗户扔石头。校园警察带着防暴设备赶到事发点，代理校长吩咐他们逮捕那些打破窗户的学生。随后，这些警察来到学生会，逮捕了两名激进分子，并且当着一群已经群情激奋的学生旁观者的面，殴打了其中一名激进分子。之后，部分旁观者就开始满校园追打这些警察，有位校警被扔过来的金属垃圾桶砸中，受了重伤。有人呼叫城市警察增援，后者来了之后，与大约500名愤怒的学生发生对峙，并逮捕了数十人学生。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学生会和激进的学生领导层组织集会，就学生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冲突事件做出决策。数千名参加集会的学生不但明确反对学生会提出的与学校管理层进行沟通的计划，而且支持激进的领导层所制定的罢课运动计划。他们支持对校方提出九大要求，包括阻止城市警察进入校园、撤销代理校长、废除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停止国防部支持的研究项目等要求。第一天晚上，愤怒的学生们将燃烧弹投入图书馆。到第二天傍晚时分，学生会已经明显失去了大批政治上激进的学生们的尊重。结果，这届学生会垮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激进分子领导的罢课委员会，该委员会甚至接管并占据了学生会办公室。
罢课委员会大约由400名活跃分子组成，他们聚集在一起，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运动，阻止学生上课。罢课只取得了部分胜利，课堂的出勤率大约因此下降了30%到40%。之后罢课委员会转而使用更严重的战术，占据了行政办公大楼，并打开了大楼中的消防水龙带。为了自卫，校方管理者暂时控制了一群激进的学生领袖，并最终将水牛城警察召回校园。周日清晨，也就是这场危机进入到第11天时，400名水牛城警察悄悄进入校园，各就各位。学生们对这一事件的初始反应是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比如为大学举行一场模拟葬礼。最后，这些学生向管理层发布了最后通牒，并举行了“军事会议”，来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在军事会议举办之夜，一大群学生不但辱骂警察，而且向他们投掷东西。他们聚集在行政大楼前，想要保卫大楼。最终，警察冲破了层层排列的捍卫者，冲进人群，挥舞着棍棒，打伤并逮捕了许多学生。
第二天，45名教职员工在代理校长办公室举行了静坐示威。警方将他们赶离大楼，并将他们逮捕。之后学生们再也没有举行示威活动；然而，教职工理事会因自己的同行被逮捕而被激怒，通过了一项对管理层的不信任提案。
在这学期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为重新整合校园所做出的大量努力，这些努力还算成功。成立了一个由学生、教职工和校方管理层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讨论罢课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及相关事宜。该委员会提出了几点建议，这些建议被采纳为校园政策，包括废除预备役军官训练团[28]。
群体变化的本质、来源及其影响
当小型群体、组织或国家卷入冲突争斗之中，这些集合体（就是我们所说的群体）往往会在至少6个方面发生变化，推动冲突的升级循环。
首先会发生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冲突双方的普通成员对另一方的敌意越来越深。部分原因在于双方的极端主义分子相互争斗，制造出一系列影响恶劣的事件，从而激怒很多原本持温和态度的群体成员转变为极端分子。水牛城大学危机就证明了这一过程。最初冲突只发生在校园激进分子和持有防暴设备的校警之间，而这一对抗向双方成员都发出了警告，双方成员都加入到这场摩擦之中，制造出更多的极端事件，也让更多的人变得更偏激。最终，校内出现了极化现象，形成了两大相互敌对的阵营：一边是大部分的学生和教职工，另一边是大部分的管理层成员。
日常的群体讨论有时也会激发群体极化。研究表明，当群体成员共同持有某种观点（某种态度或知觉），并互相讨论时，这一观点就会变得更为坚定（Moscovici & Zavalloni， 1969；Pruitt， 1971）。我们可以用两个主要机制来解释这一现象（Isenberg， 1986）。一是群体成员听到了其他成员相同的观点及支持这些观点的论证。当他们发现其他成员赞同自己的观点时，不但觉得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实，而且还了解了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新证据。二是在群体内部形成了一种竞争现象，所有人都努力持有一种看法，而至少在群体支持的方向上，这种看法与大多数普通群体成员所倡导的看法一样极端。作为这两种机制的结果，很多成员都会将他们的观点转向群体一开始就支持的方向。如果冲突继续下去，就意味着群体讨论会让群体成员对另一方变得越来越敌对，而且越来越想采取行动。
冲突的第二个普遍性结果就是形成好斗的群体目标。比如，冲突一方的夙愿是要打败甚或毁灭对方。这些目标源自冲突的经历，并进一步激化冲突。此外，由于众多个体的行为能相互配合，因而群体能采用个体无法实施的方式来追逐目标。群体成员内的劳动分工能为群体实现自己的目标助力，使得群体能完成一些高度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的常规事情，如招募和培训一支军队。因此，如果群体成员带有这样的倾向性，那么群体就会在冲突升级中发挥特别效力。在水牛城大学危机中，罢课委员会试图关闭所有课堂的决定是最终导致冲突大幅升级的群体目标。
第三种变化是失控规范的形成，这些规范助长了争议的斗争解决方式（Raven & Rubin， 1983）。规范是指任何被多数群体成员视为“正确思维”的态度、知觉、目标或行为方式。规范被教授给新的群体成员，并且强加于那些似乎对其质疑的老成员身上。本章先前所提及的大部分心理变化——包括负面态度、不信任、零和思维以及不愿与另一方沟通——都能成为规范的主题。当这一切发生时，这些规范就获得了力量和稳定性。它们成为群体的传统而非个体私自拥有的观念，因而更有可能促成升级。这样的事情曾发生在冷战早期的美国。我们先前提到过，在冷战期间，反共产主义阵营对美国人施加压力，就是一个佐证。
第四种能推动升级的变化就是群体认同和群体凝聚力（团结）的形成。群体具有凝聚力以致群体成员感受到群体的吸引力。
凝聚力以三种重要的方式来影响群体行为。它推动了成员对群体规范的从众（Festinger et al.， 1950），而这种从众是因为群体内部沟通的加强（Back，1951）；群体成员对群体排斥的恐惧（Festinger， 1950）；以及凝聚力强的群体所具有的特别强烈的社会压力（Schachter， 1951）。凝聚力强的群体在追逐目标时，也能做出强硬的举措。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凝聚力强的群体成员尤其坚信他们事业的正确性，以及他们群体行为的有效性（Janis， 1972；Kriesberg， 1998）。水牛城大学罢课委员会就是具有所有这些特点的高度凝聚的群体。
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们能预料到，群体的凝聚力会将本章先前讨论过的心理状态的效果扩大化或使之成倍增加。在一个凝聚力强的群体中，如果面对外部群体的态度是负面的，那么这些负面态度就会特别强硬。如果另外一个群体得不到信任，或被视为一种威胁，那么凝聚力就会加强这些知觉。如果凝聚力强的群体以打败另一方为目标，而且为此采用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战术的话，那么该群体就会在这一方向上发动一场特别有力的战争。
容易引起争议的冲突可以加强群体的凝聚力，这一点已经反复得到了研究的证实（Dion， 1979；Ryen & Kahn， 1975；Worchel & Norvell， 1980）。由此可以断定，凝聚力的提升是升级循环的另一种机制，它源自先前的冲突升级并使升级得以持续。我们得出这一结论，并不是说凝聚力本身就推动了对抗或升级。研究证据（Dion， 1973）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观点。问题的关键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冲突推动了凝聚力，而凝聚力强的群体卷入容易引起争议的冲突时，会变得特别好斗。
参与剧烈冲突的群体的第五种常见变化是，好战的领导人接管权力（Sherif et al.， 1961）。大部分群体都有领导者，部分领导者是经过正式任命的，也有部分是那些没有正式头衔但却有强烈影响力的人。领导者之所以能取得领导地位，通常是因为他们与群体成员的主流情感存在共鸣，并且也擅长于从事群体为之奉献的那些活动（Hollander， 1978）。这一点既适用于那些冲突中的群体，也同样适用于那些从事其他活动的群体。如果冲突涉及谈判，那些熟谙讨价还价技术的人就可能会脱颖而出。但如果冲突涉及严重的斗争活动，那么领导权就更有可能落入到好战分子手中，因为这些好战分子会反映成员的愤怒，并建立战斗力。这些个体会对敌对方形成特别强烈的负面态度和知觉，而且对己方提出的要求尤其强硬。因此，他们一旦接管权力，就往往会强化并扩大群体对极端战术所做出的承诺。
在水牛城大学危机中，双方的领导层都发生了这种变化。随着校警殴打学生会中的几名示威者，冲突开始变得白热化。首先，学生会的干事们试图掌握校园的领导权，承诺和大学的管理层进行谈判。然而，由于学生们对校方的管理层极为愤怒，以至于他们将学生会干事们抛在一边，反而支持一群先前并不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激进分子。大学的管理层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一名想要调解双方矛盾的副校长被排斥在决策层之外，而其他一些鼓动对学生采取更加严厉措施的领导成员变得更具影响力。
除了设计战术对付反对方之外，身处冲突中的群体领导者通常会污蔑反对方的形象，来督促群体成员对争斗作出更大的贡献（Bowers & Ochs，1971）。比如，在波斯湾危机时期乔治·布什总统就将萨达姆·侯赛因与希特勒相比。
第六种发生在正在升级的冲突中的群体变化就是好战的亚群体的形成。这样一种亚群体有时从属于一个很有序的组织，比如成为一个处理新出现的冲突的新部门。有时它是一个全新的机构，就像水牛城大学罢课委员会的建立。
社区的变化
当两个个体或群体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其他的社区成员就往往难以再保持中立。他们往往会支持或加入其中一边，这种现象称为社区极化（community polarization）。社区极化是冲突循环的另一个环节——它生成于早期的冲突升级，并推动了后期的冲突升级。
冲突升级有两种途径造成社区极化。其一，投入争论的参与者会动员中立的社区成员，强烈要求旁观者做出决定，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我们”。其二，升级战术的使用往往会令更广泛的社区感到烦扰或恐惧。当人们相互咆哮、破坏对方财产、或者相互伤害之时，中立方极难保持无所谓的态度。在这些情形下，中立方会倾向于寻找过失方，并支持与自己关系更为密切的那一方，或是看似更不应遭受谴责的那一方。
社区极化推动冲突进一步升级有两个原因。其一，新的支持者和新的招募行动会给双方的个体或群体增添新的力量。他们不但提供了人力、物力和金钱，而且使得群体更有信心地认为，自己的立场不但合理有效，而且会取得胜利，更容易为自己采用的严重争斗战术辩护。其二，社区极化将一个社区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当那些维系两个阵营间的纽带遭到破坏时，各阵营内部的纽带却变得越来越坚固（Coleman， 1957）。这不但会造成群体成员的分裂[29]，而且会造成中立的第三方消失不见，而第三方原本能调停和缓和矛盾。
社区极化会造成由少到多的转型。比如冷战期间，大部分国家都感到必须在美苏之间做出选择。同样在水牛城大学危机期间，很多身处更广泛的水牛城社区的成员或者选择站在学生一边，或者选择站在管理层一边（其中大部分都投向管理层的怀抱）。2001年整个世界变得两极化，大部分政府都表示支持美国针对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战争，而很多阿拉伯世界的人则支持塔利班。很显然，战争方之一的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就像布什总统所宣称的，世界各国不得不做出选择站队：“你支持还是反对我们。”
总结和结论
本章介绍了第三个冲突模型，即建立在冲突螺旋模型上的结构变化模型。我们描述了那些卷入冲突的个体和群体及他们所属的社区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在冲突升级循环中，这些变化都只是不同的环节：它们源自先前的升级，并且推动了进一步升级。比如升级循环可能起始于冲突一方认为己方受到了另一方的侮辱。如果这件事让冲突一方感到愤怒，并且感到自己是否胜任这一形象受到威胁，那么这些情感变化就会促使一方回报以侮辱。这种侮辱行径可能会在另一方身上产生出类似的情感性变化，进而推动了下一个侮辱行为。之后冲突循环得以完成，但它又能紧接着下一轮循环，导致冲突逐步升级。
心理的变化发生在个体身上，但当这些心理变化在群体成员中普遍存在时，也影响着群体的行为。除了情感变化（如谴责、愤怒、恐惧以及感知到的对己方形象的威胁），心理的变化还包括去人性化、去个体化以及敌对态度、知觉和目标的形成。在逐步破坏那些本可以阻碍侵犯行为的抑制力量方面，去人性化和去个体化是类似的。冲突一方能在自己的眼中变得去个体化，这也会逐渐削弱禁忌力量。复仇目标的形成是一项颇为强大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能在烦扰发生很长时间之后，还能导致剧烈的冲突升级行为。
结构性变化也会发生在群体中。群体的变化包括敌对群体目标的形成、失控规范的出现、群体认同和凝聚力的增强以及好战的亚群体和领导者的出现。当群体成员由温和转为好战时，群体也会发生极化，而冲突双方所属的社区也一样会发生极化现象。所有这些变化都源自先前的冲突升级并且促进了进一步的升级。
情绪性变化是即时的产物，而一旦冲突事件结束后，就往往会迅速消失。然而，各种结构性变化则往往会持续存在，一直损害冲突双方的关系。这些滞留的变化使得升级一旦开始便难以控制，并且往往会推动后来的新一轮冲突和升级。
在本章和第5章我们已经展示了促使冲突升级的机制。在第7章我们将转而讨论那些使得冲突升级和稳定局势的条件（以便使冲突双方从冲突升级中全身而退）以及能促使升级平息的结构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