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我们将冲突定义为感知到的利益分歧，这种分歧发生在冲突双方或多方之间，他们认为各自的愿望无法协调——也就是说，如果一方获得成功，就意味着另一方必将失败。我们认为比较温和的冲突往往是良性的，会促使冲突双方协调各方的利益，并引起必要的社会变革。然而，严重的冲突却具有破坏性，会导致冲突升级。升级会给冲突本身带来不好的声誉。虽说小幅度的冲突升级可能具有建设性，但对于卷入冲突的双方及其所在的社区而言，严重的升级却往往成为问题之所在。
为理解轻度升级和重度升级的差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图7.1中的两条曲线。这两条曲线描述了冲突对比条件下升级的时间轨迹。曲线A为轻度升级的个案，伴随着冲突的升级，冲突双方的战术和情感一度变得较为激烈，但是冲突的强度和时间有限，局势很快就恢复到了正常状态。第5章曾提及丈夫和妻子因驾车而发生的冲突，就是此类冲突的典型。冲突双方在短时间的争执之后，很快就解决了争端。
曲线B指代的是重度升级个案。冲突双方的战术和情感迅速增强，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冷战和水牛城大学危机就是此类冲突的典型。
图7.1 冲突对比条件下的升级路径。曲线A为轻度升级个案，而曲线B为重度升级个案。
本章和第8章我们将关注决定冲突升级的过程及条件，具体而言A曲线和B曲线背后的机制有何不同。请注意，这两条曲线有两点差别：其一，与A相比B中的冲突会更快地上升到一个较高水平。这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主题，关注轻度或重度升级发生的决定因素。其二，与A相比B中的冲突保持升级状态持续的时间更长。这是第8章要讨论的主题，关注升级的持续性。
轻度升级
下面这个故事我们会看到另一种按照曲线A进行的冲突升级，这是一名大学生在讲述自己与一位朋友的短暂争执（Kim， 2002）。
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和一群同学为化学考试而备战。晚上11点，大伙都要休息了。我们开始放音乐，讲笑话，放松一会儿。这时，一个同学离开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大伙儿开始逗他，不让他进门。突然间，他开始在外面踢门——一直踢……直到把门踢破，锁和门都被踢坏了。这真把我给气着了。我跑到他的房间，开始踢他的门。他紧紧跟着我，但却什么都没做，只是看着我踢他的门。在使劲踢了几脚之后，我停下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点傻气。但我感觉不错，因为释放掉了对抗情绪。他开始大笑，说如果我把门踢破，我们就都得为坏锁赔钱。他说 “对不起，”然后就没事了。后来，我们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
重度升级
我们可以用“冰球场风波”（Rink Rage）这一案例，来印证曲线B的发展路径。在“冰球场风波”事件里，一位年轻冰球队员的父亲杀死了另一位队员的父亲。这场冲突原本始于一场小型争论，之后迅速升级为相互间大喊大叫，进而发展到相互推搡，最后发展到一场致命斗殴。结果是，一个男人死了，而另一个男人则因过失杀人而被判罪，两个家庭从此破裂。
据报纸的记载（Daniel，2002），案发当日马萨诸塞州林菲尔德的迈克尔·科斯汀（Michael Costin）正在看一场没有身体接触的冰球比赛，他的三个儿子和儿子的两个朋友都参加了比赛。科斯汀请求托马斯·浚泰（Thomas Junta）的儿子——当时他所穿的冰鞋码数为10号半——和他的一些朋友来参加比赛。他们都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芮丁。比赛越来越激烈，孩子们相互打了起来。据报道，当时浚泰注意到，科斯汀对这些打斗视若无睹，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性行为，于是就对科斯汀大声喊叫，希望他来控制局面，但是科斯汀只是回应道，“这是冰球赛！”两人为此争吵了几句。浚泰声称，当他的儿子正打算离场的时候，林菲尔德队的一名球员用肘弯撞了孩子的侧脸。他带着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去了更衣室，敦促他们尽快离开是非之地。随后科斯汀出现了，两个男人开始相互争论、咒骂、并大喊大叫。很快，两人就扭打在一起，但一些成年人将两个人分开了。一名冰球场工作人员让浚泰离开更衣室。浚泰离开几分钟后又转回来，据说是因为担心儿子的安全。至于谁先打出第一拳，证人之间的证词是相互矛盾的。有人说，是科斯汀先出手的，而浚泰回击了三拳，而另一些证人则证实说，122.5公斤的浚泰走回到冰球场中，当着那些恐惧的孩子们的面，用膝盖将68公斤重的科斯汀压在地上，不断地用拳头猛击。科斯汀再也没有恢复意识，一天后，因受到严重的头部创伤而死亡。
升级的基本前提
与宿舍破门事件不同，冰球场风波历经了冲突螺旋的几次反复，变得越来越严重，直至悲剧发生。这样一种失控的升级有两大前提，即很大的冲突规模和局势的不稳定性。
冲突规模
第2章我们曾指出，当双方的愿望既强烈又坚决，而且可供选择的方案对双方而言都没有什么利益时，冲突规模会变得很大。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不可能考虑让步，而问题解决策略看来也没有希望得到采纳。因此，争斗策略看上去是获取成功的唯一路径。给对方施压显得尤其有必要；所感知的冲突规模越大，有必要采用的争议战术看来就越严重。实际上，如果冲突一方采取了容易引起争议的行动，往往会引起对方类似的回应，冲突螺旋就此开始。
在冰球场风波中，冲突规模是问题的一部分。科斯汀和浚泰在对待如何玩冰球这一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而他们各自的立场是如此坚定，乃至形成了一条似乎无法逾越的鸿沟。这种坚定的立场可能部分源自第6章讨论过的形象威胁。两个男人都不退让，因为退让则意味着软弱。男性之间的冲突中各方对形象威胁的关注极为常见，尤其是有一群男性观众围观冲突双方时（Felson，1982）。冰球场风波正是如此。
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解释本次事件中发生的极端暴力现象。人们常常会惹上麻烦，但却很少有人因此遭到杀害。接下来我们必须看一下不稳定性的来源，以便对所发生的事件做出全面解释。
不稳定性
本章大部分篇幅都将集中探讨不稳定性。不稳定性是指在冲突一方认识到某种利益分歧或者面对另一方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时，推动己方采取严厉行动的那些情况。如果微小的利益分歧或挑衅就能促使冲突一方或双方采取严重升级的行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局势是高度不稳定的。不稳定性的对立面就是稳定性（stability），描述的是那些冲突并不容易升级的局势——看上去往往像图7.1中的曲线A。稳定性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冲突或是挑衅达到一定程度，即便是最稳定的局势也可能会发生冲突升级，而在极端不稳定的局势下，哪怕出现些微的冲突迹象，也有可能促使冲突升级。
不稳定性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对烦扰或威胁产生过度反应倾向。比如那些处在警觉或紧张心理状态的人，尤其可能在面对挑衅的时候变得愤怒。在冰球场风波中，冲突一方（或者是双方）在兵戎相见时可能正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在职场或家庭生活里遇到了困难和问题——于是就对另一方的争议行为反应过度。这种反应过度倾向往往源自冲突一方容易产生某种结构性改变（第6章曾讨论）。
不稳定性的第二种基本类型是对攻击行为抑制的减少[30]。比如我们都知道，共同的群体成员纽带、友情或者冲突双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往往会抑制——或者说限制冲突一方——采用那些容易引起争斗的严重战术。这些约束力是稳定性的源泉，正如在宿舍破门事件中，故事的主人公是朋友。然而，如果这些约束力消失或减弱，冲突出现时冲突一方就可能会采用冷酷的战术。在冰球场风波中，我们绝不会相信科斯汀和浚泰相互认识，因而他们之间也就没有约束力。
不稳定性的第三种基本类型就是冲突管理能力的降低。如果冲突双方都愿意并且能讨论他们的差异性，或者第三方能维持秩序，那么局势也往往是稳定的。在冰球场风波中，两个男人都感到非常生气，因此不可能坐下来进行理性的讨论。在冲突的某个点上，第三方曾经实施过控制，将他们两个拉开，并且让浚泰离开。然而到事件的最后，当科斯汀被杀害时，并未出现有力的第三方干预。
不稳定性的这三种基本类型都能促使冲突双方对挑衅产生激烈反应，而这些反应就是图6.1（读者可以回去看这张图）中的冲突螺旋（升级循环）的基石。如果条件促使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挑衅产生激烈反应（在图中激发了路径C和/或D），那么升级循环将更为迅速地转型，并发生更快速、更广泛的升级。如果条件也促使另一方对冲突一方的挑衅产生激烈反应（激发路径A和/或B），升级循环就会变成一个名符其实的飞轮。冲突一方对来自另一方的挑衅反应激烈，引发了针对另一方的挑衅行为，从而引致另一个升级循环的开始。如果激烈反应不但针对另一方，而且也针对那些被视为与另一方等同的人（如家人、同事或是族群成员），比如许多年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升级，那么这样的升级就可能会无限延续下去。
本章将在四个标题下——即情境、冲突双方、冲突双方之间的关系及冲突双方所处的社区——查看那些推动稳定性或不稳定性的条件。通过激活或消解上述一种或多种升级基本类型，所有这些条件可以发挥作用。本章最后会特别谈到威胁起到的稳定性作用。
情境的特征
攻击行为的研究（参见Berkowitz， 1993；Geen， 1990）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哪些情境会促使一方对另一方的挑衅行为产生激烈反应。我们从中区分出两种条件：一种条件影响的是，面对另一方的挑衅行为，冲突一方产生的愤怒情绪到底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另一种条件影响的是，此种愤怒表达为行为的程度[31]。我们返回头去看图6.1，第一种条件可以视为影响了路径C（或者其对立的路径A）；而第二种条件可以视为影响了路径D（或者其对立的路径B）。
自律神经系统的唤醒会造成过度反应的倾向。如果人们在被激怒的状态下，将这种唤醒归因于挑衅，那么就会变得更加愤怒。这意味着，假若冲突一方最近有类似的经历，冲突就更有可能会升级，即便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以至于该方并不知道唤醒源在哪里（Zillmann et al.， 1974）。与民间看法不同的是，举行一场快速篮球比赛更有可能会激化而不是平息冲突。如果冲突一方处于性兴奋的状况下（Zillmann， 1971），或遭到巨大的噪音的烦扰（Geen， 1978），或深受大气污染之苦（Rotton & Frey， 1985），就更可能发生冲突升级。
自律神经系统唤醒所带来的愤怒效果，往往会在唤醒消失之后还持续很长的时间（Bryant & Zillmann， 1979）。比如，如果冲突一方在被另一方挑衅之前恰好处在唤醒之中，那么该方在数月后攻击另一方的可能性就会增强。这大致是因为，最初的愤怒为唤醒所强化，转变成为某种负面态度或目标，从而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冲突一方最近在某种其他情境下愤怒过，那么就更可能会对挑衅产生过度反应。压抑的愤怒会将该方变成紧绷的弹簧，时刻准备着将愤怒宣泄到另一方身上。例如，伯科威茨等人（Berkowitz， Cochran & Embree， 1981）发现，那些被迫将手放在冰冷的水中的被试，对待同伴时比那些只将手放在稍微有些冷的水中的被试产生更大的敌意。
与之相反，愉快的经历往往会对那些因挑衅而产生的攻击反应起到阻止作用。幽默（Baron， 1978）、适度的情色刺激（Baron & Bell， 1977）以及柔和悦耳的音乐（Konecni，1975），大概能给冲突一方带来好心情，从而通常可以减少攻击行为的表现。至于愉快的经验究竟是干预了愤怒情绪的发展，还是干预了愤怒情绪的攻击性反应的表达，总体说来还不是十分清楚[32]。
饮酒恐怕是最广为人知的冲突升级的前兆。酒吧里的斗殴现象可谓妇孺皆知。在1948和1953年间，据统计费城64%的谋杀事件都是因酒精而起（Wofgang & Strohm，1956）。酒精的影响是让当事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情境中最显著的刺激物（比如挑衅行为）上，而注意不到到更广泛的社会情境，以及自己行为对未来的影响（Steele & Josephs，1990；Taylor & Leonard，1983）。这大致会通过两种方式产生升级效果，一是使挑衅看上去变得更加激烈，二是减少社会和认知的抑制，从而增加了冲突一方释放怒火的可能性。
时间压力——快速反应的必要性——也往往会给挑衅带来过度的攻击反应，进而推动升级（Ohbuchi，1995；Yovetitch & Rusbult；1994）。时间压力背后的原因可能与酒精类似。面对挑衅时，人们首先会注意到挑衅本身，而后才会关注那些可能会抑制攻击反应的更广泛的问题，比如与挑衅者维系关系的重要性或者反对过度反应的第三方的观点（Pruitt，1997）。如果存在时间压力，人们往往不会进入到这一过程的第二个阶段。
释放愤怒的另一个经验就是接触攻击榜样，即发起攻击行为的人（Baron & Kepner，1970；Wheeler & Caggiula，1966）。观看电视中的攻击行为也会带来类似的效果，尤其在所描绘的事件是现实中发生的（Geen，1975），而且这一榜样正在发起报复性的攻击行为（Geen & Stonner，1973）。攻击榜样释放愤怒的原因可能是，愤怒的表达通常会受到强力规范的控制。人们已经知道，社会并不赞成攻击行为。因而他们往往会对自己的攻击行为感到负疚，或是害怕遭到批评，并通常会约束自己的愤怒。然而，攻击榜样的出现似乎暂时让攻击行为得到了社会认同。旧的规范——以及这一规范带来的抑制——似乎突然间降低了约束力。如果榜样能这样做，为何我不能？这就使得被压制的愤怒情绪得以表达出来。
攻击行为有时也受到对抗行为的抑制。比如适度的激烈情绪会引发攻击行为，但是如果情境允许，太过激烈的情绪却会引发逃跑行为，显然这种反应与攻击行为互不相容（Bell & Baron， 1976）。类似地，制止小孩因生气而啼哭的最好方法是，用某种愉快的对抗活动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对上述观点在实践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和总结。假设你正和一名男性同伴一起旅行，一路上他与你不断争论甚至打架，你能做什么来阻止进一步爆发冲突和冲突升级呢？你可以试图让他脱离冲突将要发生的任何情境。此外，你还能通过避免噪音、污染或重体力消耗，试图让他的唤醒保持较低水平。你可以避免挑衅他，让他与其他人相处时不再像紧绷的弹簧一样一触即发。你还能让他远离酒吧、暴力电影和电视节目。你也能采用非暴力的问题解决方法，以便给他提供和解行为的榜样。最后，你还能试着让他沉浸在各种愉快的活动之中，让他保持好心情，并鼓励他采用那些与冲突升级不相容的反应。
冲突一方表达愤怒情绪的首选目标就是给自己带来厌恶感而遭到谴责的另一方。然而，这种愿望却往往无法付诸实施。给冲突一方造成烦扰的另一方可能被很好地保护起来，或者其做法本身情有可原，因而并非罪孽深重，或者根本就找不到有罪的另一方。在这些情况下，冲突一方想要惩罚的愿望就会为另一个攻击目标取代。一个人如果不能殴打暴怒的老板，就会对某种微小的不如意反应过度，比如冲着配偶大喊大叫，或者去踢一只猫。
霍夫兰和希尔斯（Hovland & Sears， 1940）的一项研究验证了这种替代现象。他们发现，在49年的时间里，美国南部的棉花价格和黑人被执行私刑的数量之间存在负相关。棉花的价格越低，私刑数量越多。研究者推测，白人农场主因棉花市场价格的下降而感到失望，但不能合法地攻击那些低价买进的商人，于是转而向那些触手可及的替代目标宣泄情绪，而黑人就成为这样的目标。在其他研究中也能看到替代攻击现象的证据。比如，那些曾在儿时遭受过虐待的儿童长大成人后往往会带有攻击性（McCord， 1986）。他们在心底里对这些虐待感到愤怒，并在未来的生活中将这些愤怒宣泄到他们遇到的人身上[33]。
冲突双方的特征
个体卷入冲突时，人格、年龄或性别差异也非常重要。冲突个体的行为也会受到他们用于分析自身争议的冲突范式的影响[34]。文化也会造成人们处理冲突方式上的差异。如果想要了解发生在同质性群体之间的群际冲突，这些变量是重要的。此外，一些稳定的群际差别也会影响着群体处理冲突的方式。
人格差异和童年经历
针对攻击的研究表明，冲突涉及某种特定人格倾向时，冲突螺旋尤其可能发生。有证据表明，面对挑衅产生攻击反应时，存在一致的个体差异（Geen， 1990）。有些人特别容易激怒，哪怕对于微小的挑衅也会报之以愤怒（Berkowitz， 1993）。这些人包括那些进取心十足、以成功为导向的“A型人格”者，他们往往会在别人妨碍自己时，产生过度反应（Carver & Glass，1978）。有些人特别容易冲动，一旦愤怒情绪被唤醒，他们就会反应过快，以至于抑制因素来不及发挥作用，并且很容易就表露出愤怒之情（Hynan & Grush， 1986）。还有些人对那些影响他们优势或胜任能力的形象威胁极为警觉（Toch，1969）。比如，那些拥有高度但却不稳定自尊的人们很容易被激怒，并常常会产生攻击反应，以弥补形象上的损失（Baumeister et al.， 1996）。所有这三种类型的人们都极有可能卷入冲突升级序列之中，并常常最终会伤及自己和他人。
有些人格特质有助于维系人际关系的稳定性。比如在激怒状态下，那些具有较高社会认同度需要或者对攻击行为产生负罪感的人们往往会低调反应（Dengerink， 1976）。这些研究表明，攻击反应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升级可能性，会在那些具有坚持社会规范强烈动机的人身上有所减少。此外，也有证据表明遭受挑衅之时，对他人的共情也会抑制复仇行为（Rusbult et al.， 1991）。富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需要是敏感的，这会让他们在伤害他人利益之前三思而后行，即便这种伤害看似有一定的道理。因此，他们卷入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更小。
以上讨论的人格特质至少部分与童年经历有关。如果儿童因自己的攻击行为而受到奖励，那么他们长大之后就更有可能卷入冲突螺旋（Berkowitz，1993）。如果儿童遭到成年人的拒绝和粗暴对待，长大之后也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这可能是因为替代作用；也就是说，虐待会让儿童的内心感到愤怒，而在今后的生活之中将这些愤怒宣泄到其他人身上。成人的拒绝行为如果还伴有监管不力和训诫的前后不一致，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儿童就特别有可能表现出攻击行为（McCord， 1986）。此外，父母整天争吵打斗环境下长大的儿童往往会具有攻击性（McCord， 1986）。
人格因素能帮助我们了解冰球场风波的悲剧吗？关于这一问题有研究为证。科斯汀和浚泰的过去问题重重（“一项公正的裁决” ， 2002），包括袭击他人的历史。这就意味着，他们骨子里有对他人的挑衅过度反应的倾向，或者说对攻击性反应缺乏正常的抑制力。
年龄和性别差异
美国20到30岁之间的青年男子特别有可能卷入谋杀案，成为杀人犯或者被害人（Berkowitz， 1993），也就是说，他们尤其有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升级。巴斯（Buss， 1999：293）对类似的资料进行了诠释，认为“最好的暴力性攻击预测指标（之一）就是年轻男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的9·11袭击案。恐怖分子都来自阿拉伯世界，“那里正呈现出大规模的年轻人激增现象，在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里，25岁以下的人所占人口比例过半（Zakaria， 2001：32）。”
另一些研究则支持了巴斯在性别方面得出的结论。总的来说，无论是在身体还是语言上，男性都要比女性更具攻击性（Eagly & Steffen， 1986；Felson，1982；Ohbuchi & Tedeschi， 1997）。不过，这些结论却明显不适用于长期非法的烦扰情境。研究表明，在这些情境下，女性的抗议程度要超过男性（Da Gloria & De Ridder， 1979；Mikolic et al.， 1997）。
冲突双方采用的升级模型
在第5章和第6章我们介绍了三种升级模型——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冲突螺旋模型和结构变化模型——从而便于对冲突进行学术分析。然而，这些模型也能视为冲突参与者思维模型——这些概念有助于冲突双方对冲突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诠释。所有这些模型都说明了冲突将升级到何种程度。
坚信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对冲突的解释，往往会为冲突螺旋的恶化推波助澜。冲突一方知道事态正在升级，但却并未看到这是己方对另一方升级的一种反应，而另一方升级也是对先前己方升级的一种反应，而是将己方的升级行为视为对另一方长期不断的烦扰所产生的合理反应，并且会进一步加强自身的行动力度，以图让对方停止行动。在冲突一方的眼中，另一方才是问题的根本来源，而自己只不过是做出反应而已。如果另一方也用争斗者-防御者模型来解释冲突的话，那么也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强自身的行动力度，引发新一轮争斗活动。
如果冲突一方认为自己正处在冲突螺旋之中，或正面临进入冲突螺旋的危险，那么就会产生反效果，削弱或阻止冲突螺旋，以避免冲突升级（Richardson，1967）。这种分析方式可能会让冲突一方降低对另一方攻击行为的反应水平，态度变得温和，以期获得另一方对己方反应的回报（Tetlock， 1983）。冲突一方会像鸽派（保守派）那样行动，而不会像进行争斗者-防御者分析的鹰派（激进派）那样行动。
到底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正确，需要看具体的情境。如果保守派认为他们处在冲突螺旋之中，并且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就能通过去升级化来避免冲突。比如，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认为，自己的国家卷入了一场与以色列的冲突螺旋，于是就以个人去耶路撒冷旅行的方式做出了善意的姿态。这一行动开启了两国关系的去升级化螺旋，最终使得两国外交关系恢复正常。
然而，如果激进派是正确的，那么温和的且带有安抚性质的姿态，就可能会造成对手加大力度，迫使冲突一方做出让步。比如，1961年中国军队在包围印度的侵略据点后撤退，以表达自己努力渴求和解的愿望。但不幸的是，印度领导人“将中国的撤退看成是胆怯的标志，因而变得更为大胆，尽可能多地侵占存有争议的东段和西段领土”（Lebow et al.， 1984）。
由于激进派和保守派都可能在某些时候判断正确，对于群体而言（包括组织和国家），明智的举措就是，在他们的成员中既发展保守派，又发展激进派，并且允许双方经常进行长期的争论。不过，需要牢记于心的是，激进派的分析往往更加大众化，这种分析会使得冲突一方的自利倾向增强，认为自己不可能犯错，因此另一方一定是“攻击者”。因此，发展保守派势力反而成了更困难且带有挑战性的工作。
冲突一方对己方所经历的冲突做出的结构变化分析意味着第三套战术的使用。比如，冲突一方可能会试图避免在自己的选区内发生促进冲突升级的结构变化。因此，假若某位领导人担心一项长期的防御性措施会变成激进派政策有力的攻击对象，那么就可能会坚持只形成一项临时性措施，以抵御当前所受到的威胁。结构性改变的分析也意味着，对于那些为冲突一方所采取，却为另一方所憎恨的行为，重要的是选择推翻或否定的时机（Pruitt & Gahagan， 1974）。比如，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如果水牛城大学的管理层为校警起初的暴力行径公开道歉，对那些遭到袭击的学生给予赔偿，并对那些最初遭到逮捕的学生放弃指控，那么校园危机应该很快就能平息。这些行为可能会阻止罢课委员会的建立。这一时机很重要，因为一旦罢课委员会成立，而且大批学生已经在委员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的话，校园就转而处在严重冲突的扩展时期了。
文化差异
在《荣誉文化：美国南部的暴力心理》（Culture of Honor: The Psychology of Violence in the South）一书中，尼斯贝特和科恩（Nisbett & Cohen， 1996）论证道，重视荣誉的文化——对于地位和强硬的公众形象的关注——会促使人们面对挑衅做出粗暴反应。他们已经证实，荣誉文化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何美国南部白人男性的凶杀率要远高于北部白人男性。这种区域差异仅仅存在于因某项争论或争吵而引发的谋杀案件上，这些案件中当事人的荣誉往往面临极大的危险，而在那些因抢劫或偷盗等行为而导致的谋杀案件中，则不存在这种区域性差异。还有，虽然总的说来，美国南方人和北方人在对暴力行径的支持度上相差无几，但是在荣誉事件上——诸如保护自己或自己的家人免受侮辱——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支持采用暴力。此外，南方人在受到侮辱时，与北方人相比，表现得更为愤怒，压力荷尔蒙改变更多（皮质醇水平升高），以及攻击性准备（睾丸激素水平升高），并且会更具攻击性地对待另一个人。
为什么荣誉文化更多地表现在美国南部而不是北部呢？按照尼斯贝特和科恩的说法，这与源自牛群的安全困境有关，也就是与美国南部地区的经济状况有关。牛群是一种便于运输的资产，因而很容易成为偷窃的目标。由于在经济发展初期法律的执行力度很弱，因而个人就必须树立一种声誉，以便在遭到威胁时，时刻准备着以暴力进行还击。发展到最后，即便是微小的怠慢都不能糊里糊涂地去对待，因为容忍这些小事情可能会招致进一步的冒犯，并最终会失去整个牛群。这一困境植根于这样的事实，即理性的个体在自我防御中努力打造自己的硬汉形象，而这些努力却引发了社会整体的非理性结果。由于人人都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因而会发生诸多致命的争斗，而这些争斗原本是可以避免的。荣誉文化普遍存在于畜牧社会中，就是这一理论的证据（Nisbett & Cohen， 1996）。
在美国南部，尽管形成荣誉文化的条件——即牛群和脆弱的法律实施力度——已不复存在，但此种文化仍旧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人们仍旧希望对那些怠慢自己荣誉的事件实施报复，即便这样做不再会给自己带来经济利益。
类似的荣誉文化也存在于很多贫困的内城黑人社区中。在这些地区，暴力仍是处理冲突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当冲突涉及侮辱之时。年轻人的争斗往往起始于一件小事，即他们中一方认为自己“未获尊重”。安德森（Anderson，1999）将这种文化称之为“街头规则（the code of the streets）”。
这一内城文化也部分源于安全困境。在这些街区各种犯罪行为猖獗，而警力却并不十分有效。因此，人们必须通过树立硬汉声誉来保护自己。而且，除了建立这种声誉之外，也几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获得地位和尊重了。即便面对最轻微的侮辱（如对方注视时间过长），人们（尤其是年轻的男子，也包括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子）都会报以粗暴的、有时甚或致命的暴力，从而赢得尊重。这种街头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获得尊重。因此，很多年轻的男性都渴望成为“街头最坏的家伙”。
群体的特征
群体间的冲突要比个体间的冲突更容易升级。只要存在内群体和外群体，外群体就会成为负面知觉和歧视的对象（Crocker et al.， 1987；Tajfel， 1970），而且对稀缺资源的争斗更为激烈（Komorita & Lapworth， 1982）。研究还发现，与个体相比，群体受到烦扰之时，会更加坚决地进行抵抗，并且更加粗暴地实施报复（Jaffe & Yinon， 1983；Mikolic et al.， 1997；Rabbie & Lodewijkx，1995）。在囚徒困境中，群体也表现出较少的合作性（Schopler & Insko，1992）。有几种理论能对这些效果进行诠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第2章提及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该理论认为，群体要比个体更容易引起争议，因为群体成员的自尊连在一起，每个群体成员都认为自己的群体要优于其他群体（Tajfel & Turner， 1979， 1986）。
第6章讨论了冲突升级时发生在群体之中的几种结构性改变，这些改变往往会进一步推动升级。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亚群体的建立，亚群体专注于争斗、确立激进领导的支配地位以及形成争斗群体的规范和目标。当存在允许这些改变发生的条件时，升级更有可能发生，这些条件包括群体成员间的沟通能力，以及是否存在激进的领导层。
先前的升级和结构变化
第6章讨论过大部分的结构变化，一旦结构发生变化，就往往会持续下去。这些改变包括敌对态度和知觉、敌对的个体和群体目标、激进的亚群体和领导者以及社区极化。严重的冲突往往最终会逐渐减弱，问题至少得到了部分解决或是最终被遗忘，不再使用或暂时搁置严重的战术。然而，如果结构变化已经发生，那么一旦出现新的冲突，这些改变就会使得情况变得更加难以掌控（Coleman， 1957）。冲突一方一旦产生敌对态度或知觉——包括怀疑、去人性化、憎恶等，就会更容易误解另一方的挑战，或者反应过度。激进的领导一旦掌权，就会在出现新问题时迅速采取行动。此外，一旦社区产生两极分化，要在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解决新冲突就会面临重重困难。
这意味着，先前的升级及其带来的结构性改变，会成为未来不稳定性的来源。当新的冲突出现之时，这些变化往往会使升级更可能发生，而且更为严重。
冲突双方之间关系的特征
社会约束
正如第3章所述，社会约束（Social Bonds）往往会促使冲突双方选用让步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这些约束也减少了冲突争斗之术的采用，尤其是那些较为严酷的战术。因而，社会约束是社会关系稳定的源泉之一——它减少了冲突升级的可能性。这里讨论的约束包括积极态度、尊重、信任、友谊、亲属关系、感知到的类似性、共同的群体成员身份、共同的族群和文化认同及未来的相互依赖。兰斯福德（Ransford， 1968）曾经发现，与那些没有和白人交往过的黑人相比，那些与白人交往过的黑人更不愿意支持使用暴力手段追求种族公平。这一研究结果证实了，友情会对社会冲突产生抑制效果。研究发现近亲之间很少发生谋杀行为，这证明了亲属关系的影响（Daly & Wilson， 1998）[35]。共同的群体成员身份会使冲突双方避免冲突升级，有两项研究对此进行了佐证：（1）克雷默和布鲁沃（Kramer & Brewer， 1984）做过一项实验，结果表明，当两个群体的成员将他们自己视为同一地理社区的成员，而不是分属两个不同的社区时，他们因公共资源产生竞争的可能性会更低；（2）科尔曼（Coleman， 1957）所进行的一项针对社区冲突的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对所在社区的认同感，往往会对成员们采用那些会造成与其他社区成员分歧的战术有所节制。
事情的另一面是，社会约束的缺乏会导致社会不稳。特别是存在感知到的差异、分属不同群体的成员身份、意识形态的差别以及文化的分歧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人们会带着怀疑有时甚至是警惕的眼神来看待那些与己不同的人。因此，斯特拉奇和施瓦兹（Struch & Schwartz， 1989）发现，那些在外貌或行为上存在很大差异的以色列群体之间更有可能发生攻击行为，因而他们不能轻易地脱离一个群体加入另一个群体。亨廷顿（Huntington， 1996）在大量案例的基础上，论证了在文化和信仰不同的群体之间，尤其有可能发生冲突升级。他用 “断层线”（fault lines）一词来描述世界上文化和信仰不同的群体之间发生联系的一些区域。亨廷顿认为，在这些区域冲突不但会非常严重，而且会长期持续下去。比如在中东地区，以色列人（主要是西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已经相互争斗了若干代。
约束能带来稳定作用，但往往为以下事实掩盖：即那些相互间更加稳定地被捆绑在一起的人们，往往会有更多的交往，并感到更少受到礼貌原则的制约。因此，他们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经历更多的冲突事件，并产生更加激烈的争论。尽管如此，如果冲突持续下去，他们更有可能选用问题解决策略，而不太可能选用那些残酷的争斗之术。在一项凝聚力（团结）的实验室研究中，研究者们以两个参与者为一组，观察到了这种矛盾现象（Back， 1951）。实验发现，当观点出现差异时，凝聚力更高的一对参与者争论得更为激烈，但最终却达成了更全面的一致。在成功的婚姻中常常发现这一模式。
依赖 依赖是最复杂的约束力之来源，因而值得我们单独拿出来讨论。如果冲突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依赖感，另一方不但对冲突一方特定的结果具有控制力，而且能根据它所做出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己的期望值而对之给予奖励和/或实施惩罚。与其他约束不同，依赖常常是单向的，也就是说，冲突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依赖感，而另一方并未对冲突一方有所依赖。
正如第3章所述，依赖往往会推动当事人选用让步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并且会抑制当事人使用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严重战术（Ben-Yoav & Pruitt，1984a， b；Heide & Miner，1992）。另一方能给冲突一方带来的帮助或伤害越大，冲突一方就越得小心，不能提出各种强硬的要求，或者使用粗暴的战术来打扰另一方。因此，依赖常常有助于稳定性，特别是当这种依赖是积极的和双向的（冲突双方都能给予对方奖励）。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在共同对抗德国及其盟国的战争中，相互依赖对方以求得支持，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高度合作的，并未发生升级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这种关系就急剧恶化，冷战随之而至。
依赖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如果另一方不予合作的话，这种依赖会造成冲突的升级而不是稳定。比如，如果冲突一方依赖另一方，要搭另一方的车子去上班，并且对于另一方而言，为冲突一方提供这种便利会付出高成本，那么双方的利益就产生了分歧。如果另一方只不过是偶然提供这种服务，而且冲突一方无法找到另外的便车，那么冲突一方就可能会采用争斗之术，以努力改变另一方的行为。冲突一方越依赖另一方，就越会采用更加严重的战术，以图给另一方以难忘的教训。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往往会不顾他们的感情和共同的群体成员身份约束力，经常性地卷入升级的冲突之中。这些人之间的依赖度很高，并且存在很多潜在的利益分歧。
约束力的破坏 当冲突升级之时，约束往往会瓦解。关系被生生切断；爱转变为恨，人们会转而依赖其他人，即那些更容易相处的合作者。这种结构变化往往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冲突螺旋会继续，而冲突双方之间的新冲突更有可能升级。简而言之，先前的升级破坏了群体间的约束力，提高了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
在婚姻冲突管理的研究中能找到这样的证据。痛苦婚姻中的配偶彼此都对对方带有敌对态度和负面知觉，这些婚姻往往会倾向于负面的相互作用（negative reciprocity）——对配偶的批评以牙还牙（Bradbury & Fincham，1992；Rusbult et al.， 1991）。这就意味着，每次发生新的冲突，无论冲突规模是多么微小，都可能会升级为新一轮严重的争执。
更广泛社区的特征
冲突双方关系的稳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所在的社区。社区的某些特征（如争论各方的外部支持）促进了不稳定性，并且构成了冲突升级化的基础。还有些特征（如冲突限制规范和社区间的横向联系）促进了稳定性，并且倾向于消除或阻碍升级。
外部支持
如果冲突双方都获得了外部支持，或者都获得了社区内部的支持，冲突往往会变得更激烈，并且更多地表现为冲突升级。比如，两个邻居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因外部支持而恶化。开始时，双方因一条公用车道的使用问题发生了小争论。之后，双方各自的朋友推波助澜，使得双方不再妥协，发生了冲突升级。最后，一方家里十几岁的男孩向另一家的孩子投掷鞭炮，并因此被捕入狱。这一冲突最终得以在社区调解会议中得以解决。在调解会上双方都发誓说，今后再不听从朋友们对冲突的建议了[36]。
外部支持有时会以观众（audiences）的形式出现，观众是指那些旁观争执的人。观众往往并不喜欢冲突，并会试图阻止冲突，比如冰球场风波的旁观者。但观众并非总是如此。有些观众会从冲突中获得快感，并且会鼓动当事人升级冲突，甚至会在当事人不想争斗的情况下，将当事人称之为胆小鬼，威胁他们的形象，以达到升级冲突的目的。这种推动升级的行为，最常见于那些观看其他男性发生冲突的男性旁观者。本书第6章曾提及美国州立监狱冲突的案例，可能就存在着这种情况。严重的升级往往源于这种推动升级的行为（Brown， 1968）。
外部支持也会对群际冲突和国际冲突的升级推波助澜。比如，巴以冲突之所以自2000年起就严重升级，部分原因在于外界给予双方的精神和物质支持，这种支持一方来自阿拉伯国家，另一方来自美国。
还有一个现象与之相关，即广泛的社会运动会对当地社区的意见分歧产生影响。比如，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激进学生运动，不但遍布全球的大学校园，而且还鼓舞了那些引发水牛城危机的校园激进分子。这一事件在第6章有详细介绍。有人认为校外的学生领袖在幕后操纵着水牛城大学运动，但情况却并非如此。相反，国际上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和模仿的榜样。的确，1968至1970年间美国迅速蔓延的学生示威游行运动似乎都包含着“攀比心理”。某个地区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的新闻，使得其他地方的学生相信，这些运动不但可能发生，并且会取得满意的结果。学生在自己所在的校园举行运动，到底能给他们带来多少荣耀，部分取决于他们举行的游行示威运动与其他校园类似运动的可比性。
由此可见，如果在其他社区存在着异议群体参与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运动，社区的稳定性就会降低（Coleman， 1957）。运动一旦开始，就会形成“覆水难收”的局面。每一次极端行动都会成为其他社区效仿的范例，之后各个社区竞相仿效，这就形成了链条式反应。比如在1990年的东欧剧变中，共产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被颠覆。
限制冲突的规范
社区规范往往会禁止冲突双方使用粗暴的争斗之术，并规定群体成员解决冲突的正确方式是问题解决策略或者法院裁决，因而有助于稳定。“不可含怒到日落”，“爱邻人如爱自己”，诸如此类的格言，可以作为规制冲突的指导性规范[37]。
像所有的规范一样，对于那些已经很好融入社会的人以及那些感到社区时时照顾他们切身利益的人而言，限制冲突的规范特别有效。此外，只要社区有实施规范的能力——也就是说，能了解违背规范的行为并实施惩罚，那么这些规范对于该社区的其他人也是有效的。当社会缺乏这些规范时，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会加大，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阐述。
限制冲突的制度
大部分社区也以召开讨论会和提供第三方服务的形式，来帮助他们的成员和平地解决冲突。这些制度能帮助人们以体面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争端，因而有助于社会稳定（Glasl， 1982）。具体事例包括立法、司法及调解和仲裁制度。
社区内部的稳定——即冲突不会升级——取决于这些制度是否存在及其效力。这些制度要发挥效力，就必须在社区成员的眼中显得公平而且强大，而如果这些制度缺失，或者看上去有失公允，抑或软弱无力，那么社区成员可能采取自发的治安行动。人们将“自己掌控法律”，运用残酷的争斗之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来解决冲突，因而导致冲突升级。第6章曾提及的哈特菲尔德—麦科伊家族冲突，就涉及那些造成冲突严重升级的自发治安行动。这两个家族都居住在山区，缺乏有效的警力，因而双方都觉得有必要采取直接对立的行动，进而导致了一场持续十二年的世仇争斗。本书开篇第1章提及的罗德尼·金骚乱事件，也可以视为自发的治安行动，这种行为源于人们认为警方处事不公，警察在人们的眼中变成了对手而非保护者。
感知到的公平性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发言权（voice），即在决策过程中拥有话语权。因此，如果当权者看上去倾听了人们的声音，并考虑了他们的观点，人们就会认为法庭的审判、警察的行为及其工作表现都是公正的。1965年洛杉矶发生瓦特暴乱[38]之后，研究者们对当地的黑人进行了访谈。访谈结果证实了话语权与冲突升级之间的关系。那些认为普通公民不可能影响政府决定的人们，尤其可能会支持使用暴力手段来追求种族公平（Ransford， 1968）。感知到的公平性还源自这样一种信仰，即认为当政者在决策时能做到不偏不倚、前后一致和谨小慎微（Lind & Tyler， 1988；Tyler， 1990）。
当社区内部出现严重分歧时，内部各机构感知到的公平性往往会集中在一点上，即社区内部的各群体是否都能得到充分的话语权。因此，安排好权力分享就能带来社区的稳定（Hampson， 1996；Zartman， 1995）。
作为冲突限制机构，除了要在人们的眼中保持公平之外，还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即拥有足够的垄断力量——使得他们能对那些不愿意听从指挥的人采取措施，否则的话，冲突就可能会升级。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很多族群冲突的升级事件，这些例子向我们证实，一旦中央政府变得软弱不堪或者声誉扫地，冲突升级随时会发生。比如，发生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内战，部分原因在于执政党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以及前南斯拉夫中央政府的垮台（Bloomfield， 1997）。
社区结构：横向联系对纵向重叠
“社区结构”意指社区成员间各种联系纽带的分布方式。友情、亲情、族群认同及工作类型等，都是将某些社区成员连接在一起，而将另一些社区成员分离开来的纽带。
社区的稳定取决于社区成员间横向纽带的联系程度，而这种横向联系与纵向重叠正好相反（Coleman， 1957）。在一个纵向重叠（overlapping）严重的社区结构里，各式各样的纽带将同样的人们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两个（或多个）群体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各不相同。天主教徒们可能大都是近期来自意大利的移民，他们干着体力活，并且居住在一个特定的地区；而新教徒们则主要是那些早先移民过来的美国人，他们拥有白领工作，并居住在另一个地区[39]。如果（这的确有可能）这些群体之间既没有亲属关系，也缺乏友情或商业往来关系，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一种重叠度很高，并且非常不稳定的社区结构。如果在这些没有任何关系的群体间发生跨界冲突的话，那么整个社区就可能发生极化，并冲突会严重升级。
图7.2 社区1代表了具有纵向重叠特点的社区；社区2代表了具有横向联系的社区
在具有广泛横向联系（crosscutting）的社区结构里，几乎每个人都与其他人至少有着某种联系。因此，每个宗教群体都有一些人是管理层成员，而另一些人是普通的工作人员。这两个群体（管理层和普通工作人员）中有些人是社区的新来者，而另一些人则是老成员。友情及商业关系几乎和人口统计学特点无关。由于在任意两个（或更多）个体或群体间的冲突，都会受到他们相互之间的纽带或友情和彼此同事关系的制约，因而这种结构非常稳定。
图7.2向我们图示了一组纵向重叠度很高的结构（社区1）和一组存在部分横向联系的结构（社区2）。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假设只存在两种纽带：宗教信仰：天主教（A）对新教（B）以及社会阶级：工会工人（C）对商会经理（D）。在社区1中，这些维度相互重合，因而社区由两个不存在任何纽带的群体构成：天主教工人（A， C）和新教经理（B， D）。在社区2中，社会阶级和宗教存在横向联系。部分天主教徒是工人（A， C），而另一部分则是经理（A， D）；部分新教徒是工人（B， C），而另一部分是经理（B， D）。按照我们的理论假设，社区2要比社区1的结构更为稳定。
在社区2的两个维度中，横向联系加强了社区的稳定。通过工会和管理层中的宗教横向联系，宗教冲突得到了遏制，而通过宗教组织中的社会阶层的横向联系，劳资冲突得到了遏制。
横向联系之所以能减弱严重的社区冲突，至少有三个原因。其一，某些社区成员之间存在的纽带使得他们能约束自己——出现利益分歧或彼此烦扰对方时，能避免社区极化和冲突升级（Vanbeselaere， 1991）。因此，如果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发生争执，那么天主教工人就会控制自己，不对新教徒工人采用严重的战术，而天主教管理层也是一样，会控制自己不要对新教徒管理层采用严重的战术；而新教徒工人和经理们将采取类似的立场。其二，存在横向联系的群体成员会试图对本群体之外的其他群体成员实施控制。因此，在宗教分水岭的两边，工人和经理都会努力限制店主和高中生（这些人并非存在横向联系的群体成员）去攻击对立的宗教群体成员。其三，横向联系群体的成员能担当调解人，去实际解决社区问题。因而天主教和新教的工会成员们就能坐在一起讨论宗教冲突，因为他们同属一个组织，而那些同属商会经理群体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一样。因此，横向联系的成员关系有利于冲突管理。
瓦希尼（Varshney， 2002）曾在印度城市进行了横向联系研究，他发现那些族群混杂组织居多的城市——如商会、行业协会、政党、商业群体——要比缺少这种组织的城市，更不太可能发生严重的印度教与教穆斯林的暴动。他发现宗教冲突隐约出现时，这些组织的成员就会尽力处理它们。比如，他们会努力平息一方宗教群体针对另一宗教群体散布的毫无根据的暴行谣言。
格拉克曼（Gluckman， 1955：12）举过两个横向联系的人类学例子。他发现努尔人（Nuer）远离家乡后，就会成为其亲属和新定居点居民之间争端的调解人。他这样做可能出于两种动机：一是害怕受到新邻居的报复，因而会鼓动自己的亲属小心对待；二是“他可能会鼓动自己的亲属提供补偿，因为他在所居住的区域内拥有很多利益”。格拉克曼还指出，在那些妻子必须移居到丈夫村庄里的非洲社会中，婚姻会带来稳定。结婚之后，无论何时，如果该妻子原来的村庄和现居村庄产生冲突，她都会倾向于息事宁人。在这两个例子中，由于移居者成为两个群体的成员，因而证明了横向联系能带来稳定。
我们再举个身边的例子。今日的美国可以视为拥有重重横向联系的社会系统。比如，美国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对抗，曾经酿成了美国南北战争，现在因存在数千个强大的全美性的组织——比如共和党和罗马天主教教会——而得到了遏制。在各个社会阶级之间，以及在大部分其他的社会分支之间，也存在着重重的横向联系。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几乎不会有什么亚群体的人能形成对抗其他亚群体的旗帜鲜明的联盟。
以上论断存在一处历史性的例外，即在美国社会中存在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分离现象，这是因为在这些群体之间存在着相对较少的纽带。按照这里给出的理论，我们能把那些努力将黑人引入美国社会各个机构的民权运动，看成是发展横向联系的巨大社会工程，这有利于社会稳定，不管这种民权运动是否是激进分子的目的。
横向联系下中等冲突的影响 横向联系的群体成员理论中还有一个矛盾的利好因素。在横向联系的情境下，社会群体间的中等冲突的确有利于社区的整体稳定，这使得严重的冲突不太可能发生（Coleman， 1957）。假定在美国新英格兰人和意大利人移民居住的社区里，每个族群中都有部分是管理者（都从属于管理协会和俱乐部），而另一部分人是劳工（并且都从属于工会）。那么在管理层和劳工之间发生的小型冲突，将会使新英格兰人和意大利人移民之间的对抗更难升级，因为工人战线的两方都有两个族群的成员，他们一起工作，并且知道他们将来可能还必须一起工作。同样，发生在新英格兰人和意大利人移民之间的小型冲突也应该会削减未来发生在劳资双方之间冲突的强度。因此——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两个群体之间存在小型冲突，那么双方就有可能避免严重的冲突升级。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几乎会将其他人看成是过去或未来的盟友[40]。
我们以美国国会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在国会这一机构中，议员总是针对不同的问题结成各种同盟，因此不会出现严重的相互对立现象。议员彼此保持着谦恭有礼的关系，并且为了能在未来的联盟中一起工作，遵循着很多非正式的冲突限制规范。今日，可能是农业州反对工业州，明日，可能就是北部反对南部，而后日，就可能变成那些希望维持社会项目的议员反对那些希望削减社会项目的议员。个人永远无法预知在未来的冲突中，到底会需要谁的帮助，因此，如果让当前的争执失控就很愚蠢[41]。
刚才我们所描述过的那些横向联系体系，都强烈反对冲突升级，但并非所有的体系都能完全地预防冲突升级。两个群体之间真正严重的利益冲突会打破任何社会纽带，不论这一纽带多么安全，都会导致升级失控，并且会产生一系列需要若干年才能修复的敌对行动。
分离社区的去极化 在诸如社区1中那些分离的社区中，有4种方法能消除极化现象。第一种方法是努力加强对更大社区的忠诚度。在民族国家中，国旗和国歌就能起到这种作用。第二种方法是设立或加强一个能使用威胁性或权力来阻止冲突升级的中央权力机构。第三种方法是煽动对外部敌对势力的敌意。比如，1982年阿根廷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就是为了将一个面临分裂的政权以爱国名义团结起来。
第四种方法也是消除分裂社区里的极化现象最好的方法，即鼓励在分裂双方的个体之间形成某种纽带联系，因而朝着横向联系的方向转变。无论何时，只要统治群体将那些骚动不安的各派系成员吸纳进来（招安），让他们参与决策过程，那么就在使用这种方法。利克特（Likert， 1961）建议道，在组织中使用招安方法，建立跨部门的委员会，纳入冲突部门的代表。这些委员会中的成员身份将给代表们带来一种共同的群体身份认同，而委员会会议能让他们对共同关注的事件采用问题解决策略。这种代表被称为“连环别针”。过去皇族会采用类似的方法，安排他们的子女与外国的王子和公主结婚，以期换来与其他国的和平关系。
这种做法会在每个群体中培养出一批骨干，他们反对使用严重的争斗之术，而当群际冲突爆发时，这些人随时乐意担当调停人。如果冲突各方的每个“连环别针”都能有助于维系社区稳定，那么当然是多多益善。
威胁战术带来的稳定
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冲突防护因素——限制冲突的规范和制度、对冲突升级的恐惧、社会纽带、存在横向联系的群体成员身份——具有很强的制约力量，这可以解释为何大部分冲突都能保持在平静状态，以及人类大部分的冲突事件都能和平解决。然而，这些防护因素并不总是存在或者总是十分强烈足以避免冲突升级。
在这些情况下，冲突双方就会常常采取威胁战术和具有惩罚性的行动，来阻挠另一方采用强硬的战术。我们往往能从暴力罪犯的拘捕和监禁或者普遍存在于国际事务的军事动员中，看到威胁和惩罚的生动画面。
所有的人类交往都包含一些微妙的威胁和轻微的惩罚，这些行为虽然不太明显，但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所有人都有办法让身边的人们付出代价，比如孩子们大声哭泣，工人们消极怠工，妻子们变得愤怒，丈夫们很晚回家。大多数人还擅长于微妙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对某些话语装聋作哑、注意力分散、睁大双眼、皱起眉头以及叹气。这些信号完全能表达出一种威胁，因为接受者意识到，假若他们不认真对待，马上就会受到惩罚。简言之，为了威慑他人不要采取令人厌恶的行动，这种威胁和惩罚在社会关系中无处不在[42]。
均势理论
国际性事务中已经形成了若干因威胁而导致的稳定理论，在这些理论中，其他稳定源的力量通常很弱。这些理论中最古老，也是最著名的就是均势（balance of power）理论。这一理论只要稍加修改，就能在所有的社会情境下，广泛适用于威胁战术的使用。
按照这一理论的解释，如果一个体系中所有国家都受到军事原因的威慑而不敢袭击所有其他国家时，就存在着一种权力平衡（均势）。以常规性（非核）武器为例，威慑作用（不敢发动进攻）会受到发动进攻面临的自然和人为阻碍、进攻目标的军事反击能力以及它能从其他国家得到的支援等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有效的威慑力量，它们或者使攻击行为不可能获得成功，或者让攻击者付出无法接受的代价来达到目的。
有几种能实现均势的机制。集体安全机制（即所有其他国家都有义务营救一个遭受侵略的国家）常常被国际社会视为理想的均势机制。这一机制写进了联合国宪章，并在针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大部分国际争端中，集体安全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因为一部分国家同情一方，而另一部分国家同情另一方。
除了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以外，那些面临强敌的国家还试图通过武装自己和寻求盟友来维系或恢复均势。一些分析家认为，最稳定的状况就是，所有潜在的对手具有同等的军事力量；而另一些分析家则认为，那些最不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必定具有军事力量上的优势（Pruitt & Snyder， 1969）。如果存在一个起着平衡作用的国家，那么对两种稳定均有所帮助。平衡国家是指那些为了与失败者站在一起，一次又一次改变结盟对象的国家。在早些时候，英格兰就在欧洲的国家体系中扮演着平衡国家的角色。
均势理论也可以应用于人类的交往活动。比如，跨部门的委员会或者家庭等小群体通常会设法威慑那些攻击性过强的成员，阻止其袭击其他成员或控制讨论。在这些情境下，普遍存在集体安全机制，大部分群体成员形成了暂时的同盟反对该名攻击者。[43]除此之外，具有类似想法的个体可能会结成更小的同盟，而各个同盟成员之间相互支持，以至于不会有人被彻底打败。如果中间出现几名平衡者，永远转而保护失败者的话，那么局势也会变得稳定。群体领导者总是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
均势理论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力量的识别和测量往往较为困难，因而我们难以知道需要多大的力量来威慑对手。实际上，“力量”是社会科学中最难以定义和测量的一个概念。当冲突双方使用不同种类的武器时，这一问题变得特别严重。比如，一方是常规军，而另一方是游击队或恐怖主义敢死队。这类冲突往往会严重升级，因为双方都认为己方会取得长远的胜利。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越南战争会旷日持久，以及为何巴以冲突如此严峻以致积重难返。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军事优势主要取决于哪个国家先发动进攻，均势就会失效。无论军事力量如何分布，如果先发制人的国家能取得的明显优势越大，那么升级的可能性就会越高。这种情况会因两个原因而变得不稳定：（1）先发制人带来的诱惑；（2）害怕其他国家先发制人，自己抢先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