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升级往往发生在冲突一方使用越来越严重的战术，对另一方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进而给对方带来越来越多的苦难之时。我们曾经在第5章讨论了伴随着冲突升级逐渐递增的一系列转型，还描述了两个冲突升级发展过程的模型，即争斗者-防御者模型和冲突螺旋模型。第6章我们介绍了第三种冲突模型，即结构变化模型。该模型假设了一个升级循环：冲突一方所采用的严重战术会引起结构变化，促使另一方采用报复战术，又激发结构变化，促使冲突一方运用更加严重的战术。我们还描述了发生在个体、群体以及社区的结构变化的本质。第7章我们继续讨论了在何种条件下冲突可能会进入严重的升级状态，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能避免这一结果。
第8章为了完成这一讨论，我们将分析为何严重的冲突升级会如此经常性地持续下去——就像在图7.1曲线B[45]中所展现的长长的右翼尾端一样——以及为何新的冲突出现在同样的当事人之间时，这一冲突升级会再次发生。
赛伯拉斯的尾巴
希腊神话故事里，在地狱的入口附近站着一条冥府看门狗，名叫赛伯拉斯[46]，嘴里淌着毒涎，长着一条龙尾，头上和背上的毛全都盘缠着一条条毒蛇。赛伯拉斯的尾巴长满鳞片，锋利有力，能让死者的灵魂轻松地进入地狱。然而，一旦灵魂经过赛伯拉斯的尾巴进入地狱，尾巴上的刺毛和鳞片就让灵魂再也不能回头了。很多捕捉动物的陷阱都有类似的功能，猎物在寻找诱饵的时候，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陷阱，但进入后就会发现不可能再撤回了。汽车修理铺门口的脚踩踏板，其操作原理也是相同的，踏板会让车辆顺畅地进入修理铺，但是却会损坏那些未缴费硬闯出来车辆的轮胎。
严重的冲突升级的情形类似。升级一旦开始，要想消除极其困难。准此而论，冲突升级犹如橡皮筋，拽到某一点之前，手一松，橡皮筋仍旧能恢复到原来的长度和形态。然而，一旦橡皮筋拉过了这一点，就会发生两种情况：要么拉断橡皮筋，或者橡皮筋的弹性发生变化，从而阻碍橡皮筋恢复到原来的长度。正如橡皮筋拽过了其可以容忍的物理极限，处于冲突升级恶化中的个体关系可能会超出个体心理或群体的某个临界点——一个无法回头的点——从而将这种关系转变成新的冲突加剧状况[47]。我们来看一个越过临界点的简单例子。某天冲突双方发生了口角，双方的交流陡然激化。一方攻击另一方，并且对其大喊大叫，反之亦然。在双方恶语相向的某个时刻，一方突然宣布自己将永远不再尊重或看重另一方了。最后，就像大部分争论那样，这次争论得以平息下来，但是双方的关系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没有朝着较好的方向转变。冲突一方曾经说的那些话，可能当时主要是为了刺激另一方，而并非发自内心的真正想法，但是可能改变了另一方对自己的态度，并且这一变化不太容易得到恢复。
理论概述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从三个过程来考察冲突升级持续的原因。一是曾经讨论过的升级循环（参见图6.1）。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使得冲突不断强化的恶性循环（Allred， 1999）。在冲突升级的早期，如果冲突各方攻击对方的程度都超过对方攻击自身的程度，那么这一循环就会逐渐升温。不过在某一时点上，争斗行为会达到一条渐近线，并且由于升级循环的存在，这条渐近线会持续下去——至少持续一段时间。
虽然升级循环有助于我们理解升级的持续性，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完全解释升级的持续。人们通常会在冲突发生一段时间后感到厌倦，进一步了解冲突循环的弊端，并且如果情况没有改善，人们就会想办法找到出口，逃离冲突。
不幸的是，还有很多其他机制——而且这些机制更具说服力——能让冲突升级一直持续下去。这些机制一旦形成，就会造成持续的结构变化，这就是第二种过程。这些改变使得争论各方的冲突一旦升级，就很难平息。这些改变也是产生阿扎尔（Azar， 1990）所称的“延期冲突”以及戈茨和迪尔（Goertz & Diehl， 1995）所称的“持久对手”的主要机制，也是本章主要关注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将这些机制分别呈现在三个标题下：心理变化的持续、群体变化的持续以及社区极化的持续。本章最后我们要讨论第三种过程，即升级行动过程中的陷阱。
心理变化的持续
某些心理上的变化——比如愤怒和恐惧这类情绪的发展——本质上具有暂时性，因而不能解释升级的持续。然而众所周知，态度、知感以及目标却具有长期性，其原因我们马上会予以解释。本节我们将集中关注态度和知感，本节最后我们将简短地讨论一下目标的持续。
图8.1 扩展的结构变化模型。该图展示给我们一个升级循环和一些附加的确认路径。
敌对态度和知觉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持续下去，因为它们往往会彼此强化。负面的信念证实了消极情感的正确性，反过来，消极的情感又使得负面的信念看上去理所当然（Pruitt & Olczak， 1995）。除此之外，还有六种确认机制，包括自我强化（self-reinforcement）。当这些机制运行时，另一方所持负面观点的后果，最终会强化引发这些后果的观点。这些机制包括自我实现的预言、行为的合理化、三种选择性信息加工过程以及自闭式敌视。我们可以在图8.1中看到这些机制的影响。该图不但展示给我们一个如同图6.1所描绘的升级循环，而且还展现给我们一些确认的路径。下面，我们将逐步解读该图中的各个因素。
自我实现的预言
自我强化机制包括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lling prophecy），这种现象表现为冲突一方对另一方所持的信念和态度，会使得前者的行事方式发生改变，从而引起后者采取强化前者这些信念的行为。我们来回想一下本书第1章提及的本和家庭汽车的案例，案例中的父亲显然觉得，本是一个粗心且不为别人着想的孩子，并且大概时不时地让本意识到这一点。而父亲的责备，反而让本去按照那种确认父亲知觉的方式来行事，比如本恶意地不给汽车加满油。
这一自我实现的预言隐含在图8.1中以实线箭头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升级循环中。从左下方开始，如果冲突一方的结构变化发展出对另一方负面知觉，这就会促使冲突一方按照那些为另一方所憎恶的方式来行事（路径D），从而唤起了另一方的负面知觉（路径A），这些知觉又会引发一些行为（路径B），从而确认冲突一方原有的观点（路径C）。一个类似的循环过程能确认另一方对冲突一方的负面观点。
既然自我实现的预言隐含于升级循环中，那么与本章开头对冲突持续的解释就不存在根本区别，自我实现的预言也涉及能反过头来强化自身的恶性循环。然而，自我实现的预言对这一解释提出了不同看法，因而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自我实现的预言不仅是一种假设。无论是在实验室里，还是在自然的情境下，它都得到了实验结果的证明（参见Jussim & Eccles， 1995；Olson et al.，1996）。比如在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Rosenthal & Jacobson， 1968）所做的一项经典研究中，研究者告诉小学的老师，他们班上有部分学生预计在本学年底会在学习成绩上成为“优胜者”。实际上，研究者只是从班级名单中随机地抽取了这些学生的名字。因此，这些学生和其他同学在智力上并没有什么差别——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老师现在开始对前者持有积极的期望。到了学年底，这些“优胜者”的确比其他同学获得了更高的智力成就。虽然老师并未意识到，他们信以为真地（即认为这些“优胜者”能力更强）对待这些学生，从而实现了这一期望。
行为的合理化
第二种推动敌对态度和知觉持续下去的机制涉及合理化。冲突一方所持的负面观点导致其对另一方采取敌对行动，然后前者又对那些引发这些行动的观点进行重新确认，从而将这些行动合理化。在图8.1中以虚线M和N来表示这一因果序列，其普遍性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再来看一下本的案例。假设本对父亲的负面态度致使他没有加油。这一原因可能处在无意识的水平，以至于本必须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有去加油呢？”于是他不得不编造合理化的理由。比如，本可能认为父亲对他的利益抱有敌对态度，这就会进一步加强本的负面态度。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生活中的案例，当事人的行为似乎的确能加强其信仰和态度。北爱尔兰的新教徒每年都会在夏季的“游行季节”里举办游行活动，以庆贺早些时候新教对天主教取得的胜利（Sandole， 2002）。那些参加游行的人们可能强化了自己对天主教的负面观点，或者强化了他们支配天主教社区的愿望，因而造成该地区的冲突持续不断地发生。
在合理化效应中存在着什么样的心理过程呢？一种过程涉及自我知觉。自我知觉理论（Bem， 1972）认为，人们会从自己的行为来推断态度。因此，人们最终总是对那些自己伤害过的人产生敌对态度（Glass， 1964）。
另一种过程涉及降低失调性。认知失调理论（Festinger， 1957）假定，人们的行为和态度的不一致会产生某种不愉快的唤醒状态，这种状态称为失调。这种令人不适的状态激发人们去寻找减少失调的方法——比如改变态度使之与行为一致。
当个体的行为有损自我看法时，认知失调尤为严重（Cooper， 2001；Steele， 1988）。冲突一方可能会认为己方是正派而又通达的人或者群体，不会伤及无辜的他人。这种自我看法与自己对另一方的敌对行动之间的不一致，造成了极大的失调。因此，冲突一方具有减少这种失调的强烈动机，它可以运用合理化机制，认为己方是因为另一方令人生厌的品质而被迫采取敌对行为。因此，通过维持甚或强化对另一方的敌对看法，就能减少认知失调，而这些看法原本就引发当事人最初的敌对行为。
选择性信息加工
一旦冲突一方已经形成了另一方的负面印象——另一方被塑造成不受欢迎、面目可憎、不能信赖、令人不快的角色——选择性信息加工就会导致冲突一方注意、搜索、诠释、保留以及回忆那些能确认最初负面印象的信息（Hopmann，1996）。冲突一方并未科学地搜集和评价资料，而往往关注那些支持先入之见的信息。结果，这些先入之见得到强化，甚至会变得更加强烈。冲突一方可能起先认为对手死板，而后认为顽固，最终认为对方是无可救药的死敌。
值得注意的是，选择性信息加工所支持的结构变化会自我强化，这种强化完全独立于另一方的任何言行。选择性信息加工完全能自我完成，这一点我们能从图8.1中的O和P圆环中看出来。
虽然术语选择性信息加工（selec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存在一个负向反馈（这说明冲突一方形成了对现实的偏见），但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标志着某种有效的心理功能。我们的世界是极其复杂的，海量的社会和非社会信息远远超过我们的加工能力，冲击着每一个人。为了应对这种“信息超载”趋势，我们很有必要找到选择性加工信息的方法，从而将信息输入减少到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
抵消这一优势的缺点是，人们通常会强行将自己的印象置于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48]——为形成一种可以掌控的刻板印象而剥夺另一方丰富的个性特质。此外，对正在升级的冲突进行选择性信息加工特别危险。它会确认并进一步强化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不好看法。借助于选择性信息加工，这些负面看法会极力丑化另一方的行为。如果另一方调动军队，那么冲突一方就会假定自己将要面临袭击；如果另一方提出和解议案，那么冲突一方会视而不见或者认为这是缓兵之计（Hopmann， 1996）。因此，对正在升级的冲突进行选择性信息加工，或者会保持现有的升级水平，或者可能会使升级徐徐向上发展。
如果我们想了解，选择性信息加工在维持冲突升级中的作用，可以参考库珀和法齐奥（Cooper & Fazio， 1979）的论文。他们讨论了选择性信息加工可以采取的三种相互关联的形式，即对行为的自利评价、“发现”支持一方期望的证据以及归因偏差。接下来，我们将依次对这些形式加以讨论。
对行为的自利评价 双方的观点都很强硬时，同样一件事情会得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这取决于各方把事情的发起者视为“好人”还是“坏人”（White，1984）。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Hastorf & Cantril，1954）曾经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学生要对一场普林斯顿与达特茅斯的足球赛做出反应。在这场比赛中，普林斯顿队取得了胜利。研究者们发现，因观众支持的对象不同，这场赛事的评价截然相反。普林斯顿和达特茅斯的学生都看了比赛录像，而且都要求他们记录赛场发生的所有违规行为。普林斯顿的学生认为，达特茅斯印第安人队的违规次数是普林斯顿老虎队的两倍，而达特茅斯的学生却并未觉得两支球队在违规频次上有什么差别。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冲突的客观现实总是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
还有一些社会心理学实验也得出了类似有说服力的结果。比如冷战期间，奥斯坎普（Oskamp， 1965）曾向美国大学生展示了两列平行的调解行为和挑衅行为的清单，这些行为美国和苏联都曾实践过。结果表明，同样的行为（比如“政府已经给那些更小的国家提供了军事训练和援助”）如果实施者是美国（好人），那么就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评分，而如果实施者是苏联（坏人），那么就会得到极为不利的评分。如果人们评价自己的冲突行为，这种自利评价的倾向尤为明显。人们认为自身的冲突行为要比对方的类似行为更有建设性，用意更良善（De Dreu et al.， 1995）。这种自利评价会引起挫折感，损害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导致冲突升级。
选择性评价的证据并不仅限于实验室研究。比如，大部分巴勒斯坦人都将自杀式爆炸视为英雄主义的无私行为，而大部分以色列人则认为这种行为既残暴又不道德。确认性证据的“发现” 冲突一方有选择性地注意到另一方态度或行为中那些能确认自己先入之见的方面，这是一回事。而如果促使另一方按照这些先入之见来行动，并以此来搜集信息，以便“暗中布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研究者进行过多次实验，虽然这些实验并未与升级的动力产生直接联系，但是却为确认性证据的“发现”提供了线索。其中有项研究斯奈德和斯旺（Snyder & Swann， 1978）向参与者提供了一些人的假设，然后让他们去寻找这些人的信息。一部分参与者拿到的是内向性格的描述，而另一部分参与者拿到的则是外向性格的描述。然后，研究者要求所有的参与者选择12个问题来询问目标人物，以便测出这些人是否拥有描述中的人格特征。
研究者发现，那些检验“内向”假设（尽管这一假设并不特别适合目标人物，因为对他们的性格倾向还一无所知）的参与者选择了这样的访谈问题，比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希望您变得更加开朗呢？”“在喧嚣的聚会中，哪些不符合您的心意呢？”似乎已经知道目标人物是内向的人了。而那些检验“外向”假设的参与者则列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您想要活跃聚会的气氛，您会怎么做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最为健谈呢？”也就是假设目标人物是外向的人了。在接下来的实验阶段里，确实允许参与者向目标人物分别提出自己所选择的问题，后者的反馈使得前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那些目标人物符合自己开始时得到的性格描述。这一实验清楚地表明，人们会选择性地安排可用的证据，从而确认他们的假设。
如果在日常交往中，这种现象会像斯奈德和他的同事们展现的那样作用明显的话，我们就能预计到，在那些严重的冲突中，如果情绪高涨、猜忌横生以及伤害他人的愿望变得日益强烈时，这一现象的影响力还会大得多。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对信息的加工非常肤浅，或者采用启发式加工策略（Thompson & Nadler， 2000），从而导致他们不可能或缺乏动力去注意那些否定证据，而这些证据的发现需要仔细而系统性的加工。相反，他们会更加依赖于那些符合他们假设的证据。
如果强迫人们去关注那些否定证据，将会发生什么呢？通常而言，它们完全能解释得过去。一名年轻的美国教师（Wood，1934：268）对这一过程描述如下：
当我第一次接触到希腊学生时，在考试中发生了几件令人不快的作弊事件，当时我并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对希腊人群体的态度却因这些事件而产生了偏见……致使在我对希腊人形成的新态度与我对古希腊文化的深深崇拜之间，产生了冲突。这两者很难协调。但我却发现了一个解决办法。我查遍了所有能找到的证据来证明这样一种主张，即现代的希腊人并非是古希腊时代希腊人的正统后裔，因而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承继那种因辉煌的传统而形成的自豪感。
幸运的是，人类还是有办法克服这种倾向，不去搜集那些用以确认自己观点的证据。如果人们有强烈的动机去形成正确印象（Neuberg， 1989），并且预先警告他们这种现象所存在的陷阱（Swann， 1987），这一倾向就会消失。归因偏差 社会交往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进行归因（attribution）（因果推断），即找到他人如此行事的原因。归因会强烈影响个体随后针对他人的情感及行为反应（Allred， 2000）。
归因过程往往会出现一些错误，其中就包括归因偏差（attributional distortion），很多实验研究（Hayden & Mischel， 1976；Regan et al.， 1974）和婚姻危机研究（Bradbury & Fincham， 1990；Holtzworth-Munroe & Jacobson，1985）都证实了归因偏差现象的存在。在关于他人的信息中，那些能支持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个人假设的信息，往往会归因于当事人的气质，而那些不同于冲突一方假设的信息，则往往归因于情境。也就是说，那些与冲突一方期望一致的信息，往往会视为反映另一方持久且稳定的特点，而那些与冲突一方期望抵触的信息，则会归因于另一方面临的临时环境压力。
正在升级的冲突中，归因偏差的最终结果就是，另一方实际上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消除冲突一方的负面看法。如果另一方行事险恶，则会视为另一方居心叵测或本性残暴的真实标志。如果另一方宽容大度且亲切友善，就会被诠释为一种暂时应变措施。比如冷战开始时，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就视苏联为难以和解的敌人。苏联人采用争斗行为时，杜勒斯就将此视为他们邪恶品行的证明；而苏联人采用和解战略时，杜勒斯又说，他们正在变得弱小（Holsti， 1967）。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杜勒斯的归因都会推动美国的冲突升级行为。
由于这三种选择性信息加工的存在——对行为的自利评价、确认性证据的“发现”以及归因偏差——冲突更容易升级，更难平息，就一点都不奇怪了。一旦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这三个过程就会结合在一起，让其很难再回到原来的瓶子中去。就像图8.1中的弧形（O和P曲线）所展示给我们的，这些过程都会自我强化，它们会按照升级得以持续下去的方式自我推动[49]。
自闭性敌视
我们在第6章曾提及，人们会倾向于停止与那些自己不喜欢或不尊敬的人交往和沟通。这里我们虚构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两兄弟共同经营一家商店，一方谴责另一方从钱柜里偷拿了1美元，但却遭到了后者的否认，于是前者就不再和后者说话了。在双方沉默了30年后的一天，一位陌生人走进了商店，坦承自己的偷窃行为（多年来这件事一直让他内心不安），并且进行了赔偿。至此，兄弟间的沟通才得以恢复。
沟通中断所导致的问题是，它使我们不可能去解决那些起初造成关系破裂的问题。冲突双方处于这样的状态，互相坚持自己先前的观点，包括那些使沟通戛然而止的观点。实际上，这些观点已经引发了自我持续的过程，这就是自闭性敌视（Autistic Hostility）（Newcomb， 1947），是另一种自我强化的过程，可以再次用图8.1中的两个半圆形O和P来代表。
沟通真空常常会变成谣言散播的温床。客观事实遭到美化或扭曲，而人身攻击会成为家常便饭，将冲突逐步推向升级。我们来看一下1991年夏季，发生在纽约市皇冠顶（Crown Height）地区的黑人和哈西德派犹太人之间的对抗。整个事件的导火索是，一名哈希德派犹太司机误撞了两名黑人儿童，造成一死一重伤。事件发生后，未经证实的谣言在社区内四处传播。其中一个谣言就是，在市政救护车到来之前，一辆哈西德派的救护车接走了犹太司机，而将两名重伤的孩子抛在了现场。根据警方的记录和目击者的证词，这一传言是不真实的，但却引发了一群年轻的黑人谋杀一名犹太男性的暴力事件。
谣言会在群体之间缺乏沟通的情况下得以散播，这一点还在第7章提及的一个研究中得到证实。瓦希尼发现（Varshney， 2002），在印度人社区和穆斯林社区之间缺乏联结组织（如工会、政党）的印度城市中，谣言会激发两个族群的暴力行为。
敌对目标的持续
米切尔（Mitchell， 2000）曾经假定，那些为了自己的目标而遭受痛苦的人们往往会坚持下去。这一现象不但能从认知失调理论中得到解释，而且已经得到了若干个心理学实验的证实（Smith & Mackie， 2000）。这可以解释多种目标的持续性，也包括那些经常会导致冲突升级的敌对目标。
我们都知道，有一种敌对目标即复仇的愿望，会持续下去。实际上，它常常会成为“一个人生活的全部，而非生活的一部分”（Murphy & Hampton， 1988：105）。对此如何解释呢？一种解释是，可以认为尚未完成的复仇常常会导致仇恨（hatred），当事人感到愤怒，并认为对方品行邪恶——天性如此（Elster，1999）。愤怒通常是一种短暂的情感，但是与这种信念结合后，就往往会转化为仇恨而一直持续下去[50]。
复仇愿望的持续还有另一种解释，即人们常常会处在一种焦躁不安的沉思（dysphoric rumination）或者忧思之中（Berkowitz， 1993）。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大脑中回顾自己或自己所在群体所遭受侮辱或者欺压的详情。忧思通常会强化人们这样一种感觉：自己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而惩罚对方理所当然（Bushman， 2002）。忧思往往并非出于自愿，是一种外界闯入的、无法控制的思想狂潮；但也有人主动地依靠它作为维持和坚定自己决心的手段，只要有机会就采取复仇行动（McCullough et al.， 2001）。
群体变化的持续
在个体层面上使得变化得以持续的大部分过程，在群体层面上会起到同样的作用。我们以自我实现的预言为例，该过程体现在图8.1中实线箭头移动过程所指代的升级循环中。对另一群体的负面看法可能会引发本群体的消极行为，该行为会推动另一群体采取行动，使得这些观点看似合情合理。比如新闻记者迪立普·海若（Dilip Hero， 2002）就曾经假定，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给伊朗贴上标签，称之为“邪恶轴心”的一部分，会推动伊朗改善与伊拉克（被贴上同样标签的国家）的关系。
上文刚刚提及的忧思也会发生在群体层面上。借助于歌曲、故事、小说和诗歌以及电影等各种手段，群体成员对己方群体曾在外群体成员手中所遭受的冤屈和不正事件进行集体忧思。比如，塞尔维亚的小学生都要记住一首名为“深坑（The Pit）”的诗歌，诗中描绘了克罗地亚乌斯塔沙[51]所犯下的暴行（Neuffer， 2001：19）：“我躺在死尸上：冰冷的肉体堆积如山/……/有位妇女在尖叫，我的意识突然复苏/我紧张不安地回转身躯，望向尖叫的方向/我明白了：感受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伤痛”。当然，集体忧思主要是集中在一个人自身所在群体的苦难上，而不会集中在己方群体给对方群体带来的苦难上。因此，这就有助于冲突升级的持续[52]。
第6章我们曾描述过六种源于冲突升级，而且有助于冲突升级的群体变化：群体极化、失控规范、敌对的群体目标、群体认同和凝聚力、激进的领袖以及激进的亚群体。有些确认性机制会促使这几种变化持续下去。心理上的变化也一样，这些机制涉及自我强化和自我延续。换言之，群体变化常常会推动那些确认或者强化这些变化的新发展。
各种类型的规范都倾向于自我延续，包括那些鼓动针对外群体的竞争目标以及攻击行为的规范。这些规范常常会在制定这些规范的合理目标实现之后还继续存在。这通常是因为真实的和想象中的社会压力。如果有人敢于向某项规范挑战，那么往往会遭受到群体的惩罚。而那些怀疑该项规范的有效性的人则会保持缄默，因为他们害怕被人称为离经叛道者，或者，在群际冲突发生之时被人指责为叛徒。还会有其他群体成员遵循该项规范，因为他们并未意识到这项规范存在争议。类似这样的过程延续着美国南部的荣誉文化，在那个对失去牛群的可能性做出理性反应的时代早已结束之后，仍旧长期存在（参见第7章）。
敌对的群体目标也往往会持续下去。部分是因为这些目标得到了群体规范的支持，部分是因为明确阐述这些目标的领导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Mitchell， 1999， 2000）。
由于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s）的存在，那些激进的亚群体倾向于变得自我延续。在有组织的行动中，群体成员身份和参与投入给一些人带来了地位，给另一些人带来了职位和财富，还使一部分人觉得生命充满意义。由于这些利益很难放弃，因而群体成员会努力工作，以确保群体得以维系下去。如果群体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开展充满争斗的冲突，那么这类冲突的持续就存在既得利益。这是使得升级往往会自我延续下去的另一种机制。第6章提及的水牛城大学罢课委员会就是典型的例子。该委员会给数百名学生带来了地位和生命的意义，而这些人原本应该循规蹈矩地去上课和准备考试。在罢课委员会持续存在的过程中，这些学生获得了既得利益，并且因而在危机的持续过程中继续保持这种既得利益。罢课委员会一旦形成，就不可能轻易地解散，而会持续向大学的管理层发出挑战。
类似的事件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Schumpeter， 1955），危机未必就远在天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离职演说中就曾经警告过，要小心为解决国际冲突而发展起来的游说集团，该集团的核心就是他称为“军事—工业综合体”的组织。
既定利益也会延伸到领袖身上，这些人几乎总是有维持他们领导地位的强烈动机。如果他们是因为在发起冲突时所表现出的战斗精神或者领导才能而获得地位，那么就会在冲突的延续过程中获得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就会阻挠冲突的解决并制造新的冲突。这就是冲突升级往往会自我延续的另一个机制。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中可以看到既得利益所起的作用。鲁塞特（Russett， 1967）认为，日本领导人知道这次袭击非常危险。实际上，一位日本领导人在鼓吹这场袭击时，这样评论道，“有时我们必须闭上双眼，翻越庙墙而过。”然而，在他们眼中，能替代这次袭击的另一选择显然要差得多。这些领导者都是行伍出身，20世纪30年代晚期他们在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获得了政府的高官。1941年美国封锁了今印度尼西亚启运的石油运输，这使得战争难以继续。然而，一旦战事停止，这些将军和海军将领几乎肯定会降职。因此为了使战争持续，也为了保住他们的地位，他们情愿拿自己国家的未来冒险。
社区极化的持续
我们已经看到，冲突升级往往会带来所在社区的极化。先前的中立方会被引诱或者拉入冲突各方。能继续保持中立或者袖手旁观的社区成员越来越少。严重极化的社区分裂成两大阵营，每个阵营内的人能保持正面关系，而在阵营之间人的关系则是负面的。
社区极化一旦形成，有几种机制会使之持续下去。极化意味着横向联系的组织（如工会、行业协会等）遭到破坏，而这些组织对于控制冲突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极化也意味着中立第三方会消失，他们原本能促进关系的缓和以及调解争论。此外，人们会对整个社区失去了忠诚，从而感到无需容忍其他社区成员（Coleman， 1957）。这一切的结果会使得矛盾持续下去，而第三方总是面临着一种压力，必须决定自己站在哪一方。
此外，那些已经加入某一阵营中的社区成员往往难以重建另一个阵营对他们的信任。他们已经成为局外人，由于已经亲敌而永远失去了信任。这就意味着，极化往往会持续下去，即便引起这一极化的冲突已经得到解决。这就像掉下墙的蛋娃[53]，已经极化的社区很难再次融合在一起。
过度投入和越陷越深
我们还可以这样解释升级的持续性，即对争斗行为的投入往往会自我强化。原因之一是冲突一方具有使己方行为合理化的普遍倾向，这一点我们早先提到过。另一个原因是过度投入的过程，在研究越陷越深（entrapment）现象时会探讨这一过程。越陷越深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具有反作用的人类现象。
关于美元拍卖的题外话
为了更好地了解人们过度投入到冲突升级行动的轨迹，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室内游戏。这个游戏首先由舒必克（Shubik， 1971）发明，之后特葛（Teger， 1980）又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个游戏称为美元拍卖，玩法如下：邀请几个人参加1美元的拍卖会，不断叫价直到叫出了最高的价格。叫价最高者将在支付了他或她所叫的价格之后，得到这张钞票。因此，如果获胜（高）投标是15美分，那么获胜者将赚取85美分（1美元减去15美分）。这个游戏的关键点在于，叫价次高者也要支付给拍卖者他或她所叫的价格，但却无法获得一美元钞票作为回报。因此，如果该钞票的最高叫价停在了35美分，而次高叫价为25美分，那么胜出者就将获得总共65美分的回报，而叫价次高者也不得不支付给拍卖者25美分。
在游戏之初，人们通常会从一个小数量开始叫价。为什么不呢？如果能以10美分、20美分、或者30美分的叫价获得这张一美元钞票的话，为什么不去试试呢？也许其他叫价人不会选择继续玩这个游戏。不幸的是，其他人通常也用同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而结果是几个人开始竞标。最终的叫价往往会到达一美元（也就是这个奖励的实际价值），而在此刻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游戏人数通常会减少，最后只剩下两个叫价最高的人仍旧在互相竞争，而这两个竞标者的动机也从最初为了获得最大的受益（尽自己的可能做到最好）转而关注如何最小化自己的损失。当叫价超过一美元之后，问题就不再是冲突一方能赚多少钱，而是能不损失多少钱了。叫价往往会远远超过一美元。
为什么冲突一方不在叫价达到一美元这一时点退出呢？在很大程度上，这似乎是因为他或她已经知晓自己在这项“投资”中投入了多少金钱和时间，因而不愿意放弃。此外，冲突一方继续抱有这样的希望，即另一方将停止竞标，抚平自己的伤口，然后离开现场，将胜利留给自己。“如果我再坚持长一点的时间，”冲突一方这样解释道，“我仍能反败为胜。”问题在于，如果冲突双方都这样想，那么就没有一方愿意退出，而冲突将继续升级。
当冲突随着各方叫价的增长而增强时，还会发生另一种转型（参见第5章）。冲突一方对最大化赢利的关注，先是为最小化损失的关注取代，现在又为确保另一方至少和自身损失一样多这样一种决定所取代。“我可能会以身犯险，”冲突一方解释道，“但是这样做将会让另一方和我一样倒霉。”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元拍卖的最后阶段，那些看似很愚蠢的做法显现出来。换言之，冲突一方越来越关注那些对自己形象所造成的威胁。
舒必克的美元拍卖游戏说明，处于冲突升级中的人可能会非常不明智地过度投入冲突。比如舒必克报告说，一美元的钞票往往会以高达5或者6美元的价格被拍卖掉[54]。这无疑会成为人们在不理性思维支配下过度投入的例证。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点呢？为什么冲突一方有时会超越所有的理性，忘我地投入冲突并竭尽所有的资源？为了找到这一问题的一些答案，我们必须探究越陷越深这一主题。
越陷越深的特征
越陷越深指的是这样一种过程，即冲突一方在一段时间内追逐某一目标时，所耗费的时间、精力、金钱或者其他资源，用外部标准来衡量的话，是不合理的。人们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会越陷越深，比如，曾经将更多的金钱浪费在一辆总是出毛病的旧车上。然而，本书最为关注的情境本质上都是社会的，必须在两个或多个个体或群体之间形成带有竞争关系。美元拍卖游戏就是越陷越深的人际冲突的典型例证。在群际层面上，我们以罢工为例。冲突双方都坚持下去，部分是因为各自都已经投入太多，也遭了不少罪，一旦放弃就等于前功尽弃。双方坚持不妥协的立场时间越长，就越会紧迫地感觉到，需要通过继续不妥协状态来证明这一立场的合理性。
最后，在国际决策层面上，我们可以分析越南战争中美国所扮演的角色和其逐步深入的卷入行为，说明越陷越深现象。哈伯斯塔姆（Halberstam， 1969）在《最好的和最明智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一书中，作者用了非常多的这类术语来解释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问题。保守派再三指出，美国开始的是傻瓜之旅（而且不符合道德），我们应该在失去又一条美国人的生命（或者是越南人的生命）之前，立即从东南亚撤回我们的军队。然而，激进派反驳说，这正是我们应该继续待在越南的原因，也正是我们应该持续战争的原因。他们指出，如果现在撤退的话，将会让无数条生命白白地牺牲，越南战争也会被人视为毫无意义的闹剧。不管怎样，在越南所取得的胜利，以及在东南亚反共产主义政权的安全只不过是一两场战争而已。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分析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所引起的余波。
预防越陷越深现象
无论是在心理学家的实验室还是在实地调查中，越陷越深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许多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参见Brockner & Rubin， 1985）。这些研究启示了一些能预防越陷越深的策略。
● 设定限度。冲突一方在开始追求目标之前，如果对自己的投入设定了限度，就不太可能会越陷越深。此外，如果冲突一方向他人宣布，公开承诺自己会忠于这一限度，就最不能发生越陷越深。
● 组块分析。如果越陷越深的情境下耗费的资源是时间，那么就会产生一个特殊的问题——比如，如果冲突一方被某个自动电话交换机要求“稍等”，或者被一个错进了办公室的人拖着问问题。问题在于，是否持续这种投资方向并没有一个自然的决策点。冲突一方被动地卷入到这样的耗费中，而决定权并不在自己手中。这种情境下，冲突一方特别容易越陷越深。此情此景我们可以鼓励冲突一方定期地再评价己方的投入——这一过程称为组块分析，以避免越陷越深。布洛克那等人（Brockner et al.， 1979）的发现说明，即使是稍微提供组块分析的机会，也会起到作用。研究中，那些正在从事一项越陷越深任务的参与者，每三分钟就会被实验者叫停一次，询问他们希望继续还是退出。结果表明，与那些从未被实验者打断的参与者相比，这些参与者只不过对这一问题稍加考虑，就只耗费了前者不到一半的时间而最终退出了任务。
● 突出代价。布洛克那等人（Brockner et al.， 1979）所引入的停止点不但允许冲突一方对其投入进行组块分析，而且还会提醒冲突一方，继续参与下去带来的代价。这类提醒的出现就可能会减少越陷越深现象。布洛克那等人（Brockner et al.， 1981）在一项研究中证实了这一点。在该项研究中，研究者给了部分参与者“结算表”，描绘了他们在每个可能的停止点上需要付出的代价。结果发现，与那些得到结算表的参与者相比，没有拿到结算表的参与者——对于他们而言代价并不突出——显然会更容易陷入任务之中。其他研究结果还表明，如果在一项越陷越深任务的早期，也就是过度投入所带来的压力开始生效之前，人们就能获得突出的代价信息，那么这一效果尤其明显（Brockner et al.， 1982）。
● 避免关注冲突一方的形象。在美元拍卖游戏的最后阶段里，冲突一方之所以坚持下去，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保迫使另一方至少损失和自己一样多的钱。也就是在这一阶段里，冲突一方变得极为关注自己留给另一方和所有旁观者的强硬形象。随着个体或群体间的冲突继续强化，冲突一方会有威胁感，认为自己采取的任何和解或友好姿态，都会暗示出自己的软弱，并会招致将来的盘剥行为[55]。这种对羞辱的恐惧感进一步迫使冲突一方在这种越陷越深情境中坚持下去。准此而论，如果我们能记住与这一关注有关的危险，那么就可能会帮助我们避免越陷越深。
总结和结论
本章我们解释了严重的冲突升级如此频繁地持续的原因，或者当新问题出现时会再次发生的原因。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分为3个部分。第一是升级循环就像所有的恶性循环一样，往往会自我延续。
第二存在着很多种机制，使得结构变化一旦形成，就会持续下去。有些机制是会强化敌对态度和知觉的心理过程。这些机制包括自我实现的预言、敌对行为的合理化、自闭性敌视以及3种选择性信息加工：对自己和另一方的行为做出的自利评价、选择性地信息搜集和归因偏差。另一些机制致使敌对目标得以持续。比如，因为对过去的侮辱或欺压所产生的仇恨和忧思，复仇的愿望得以持续保持。
所有刚刚提及的机制都促使群际和人际的冲突升级得以持续下去。此外，敌对的群体规范往往会因社会的压力而得以延续。激进的亚群体和他们的领导有时会刻意安排那些使他们获得权力的冲突持续下去，以便自己能继续统治更大的群体。他们在冲突的继续上拥有“既得利益”。
升级的冲突也会因曾经极化的社区难以重新团结在一起而持续下去。一旦存在横向联系的机构遭到破坏，而且潜在的调解人已经选择支持某一方，那么预防内部争斗的政治过程就消失了，而结果就是极化继续下去。
第三部分涉及越陷越深过程，个体和群体都因此陷入自我毁灭的战术之中。极为常见的情形是，起初只有少量约束的投入变成了诱饵，造成了宝贵资源的浪费甚至是生命的无谓牺牲。避免越陷越深的策略包括，为冲突持续投入设定限度，将时间组块分析，阶段性地突出代价以及避免对个人强硬形象的关注。
很明显，在升级的冲突中，激化容易平息难。严重的冲突升级一旦启动，就往往会自我强化。然而，我们知道，冲突并不会永远升级下去。在某一个点上（如果双方仍旧活着的话），混乱状态会趋于平静，冲突会开始减弱。第9章我们要考察那些可能终止冲突和解决冲突的过渡环境。
[1] 费歇和基施利（Fisher & Keashly， 1990）加上了第四个阶段，即冲突双方旨在互相破坏的阶段。如果我们用第3章曾提及的双向关注模型进行解释，另一方目标的这一进展形成了一种负面的另一方关注，这一点并未展示在图3.1中。
[2] 前文提及另一个家庭冲突升级的例子，即第1章的本和他父亲的故事。在那个故事中，严重的战术替代了较轻的战术，问题的数量迅速扩散（开始是那辆汽车，然后就扩散到其他各种各样的关注点），动机发生了转变，而且冲突的当事人也由两人发展到整个家庭。虽然故事本身并未言明，在整个冲突升级过程中，当事人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父亲谈话的焦点从汽车转到了儿子的懒惰和自私——在这个案例中，焦点从具体问题转变为普遍问题。
[3] 模型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模式，从中可以得到对特定事件的解释或预测。普遍的情况是我们往往可以用各种可供选择的模型来解释或预测同一个事件，而且这些模型中不只一个是正确的。比如，假若我们正在努力解释，一个孩子是如何学会“7乘以7等于49”的。如果我们想用学习的强化模型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孩子因正确说出 “7乘以7等于49”而得到了赞扬，因此获得了这一知识。如果我们用社会学习模型来解释的话，我们可以说，孩子之所以获得这一知识，是因为模仿了他们尊重的人，而这些人说，“7乘以7等于49”。人们往往努力在这两种解释之间做出选择，但多数情况下这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孩子可能首先模仿而习得这一等式，之后会因重复该等式而受到奖励，最后该等式就成为孩子长期记忆的一部分。
[4] 在先前的版本中，争斗者—防御者模型被称为“攻击者—防御者模型”。
[5] 尽管这一系列事件涉及苏联的单方面升级，但其实形成冷战局势的整个过程在本质上都是循环的，而且更符合冲突螺旋模型。我们接下来将详细阐述这一点。
[6] 美国特工处（U. S. Secret Service）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校园枪击事件的背后，那些枪击者最常见的动机就是，对过去所遭受的烦扰进行报复。这项研究考察了1974到2000年期间37次校园枪击事件中的41名年轻人。
[7] 这些未来杀手令人羞愧的经历，可能是源于普遍存在于众多美国学校里的这样一种感觉，即取笑和讥讽那些与众不同者，对于主流群体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而在哥伦拜恩（Columbine）枪击事件之后，据报道学校有名足球队员这样说道，“哥伦拜恩是个又好又洁净的地方，除了那些‘残次品’……当然我们会取笑他们。但是对于那些顶着古怪的发型和戴着角帽来到学校的孩子们，你能期待什么呢？……如果你想要摆脱一个人，通常你就会取笑他们（Aronson，2000：71-72）。”
[8] 我们并不少说校园杀手都是在愤怒爆发的那一时刻冲动杀人。大部分校园杀手都制定了复仇计划，并仔细挑选了武器以及枪杀目标（Vossekuil et al.， 2000）。这里我们想说的是，自我消耗消除了那些道德和对未来导向的控制力，这些力量本可以对他们的计划加以节制。自我消耗这一概念是由鲍迈斯特（Baumeister）和他的同事们提出来的（请看Baumeister et al.， 1999）。
[9] 卷入冲突的双方通常都会将另一方视为“攻击者”，这样做会让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群体感觉好些。因此，大部分苏联人对美国产生了镜像反应，都认为对方应该单方面为冲突负责（Bronfenbrenner， 1961；Frank， 1982；White， 1984）。当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互相谴责对方带有破坏性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是冲突螺旋的主要部分。
[10] 很多理论家在著作中都讨论了冲突螺旋模型，包括诺斯等人（North et al.， 1964），奥斯古德（Osgood， 1962， 1964）、以及理查森（Richardson）的研究。谈到冲突螺旋模型和争斗者—防御者模型的区别，最难掌握的是那些面对持续不断的烦扰做出回应的冲突升级案例。在这样的案例中，冲突一方（争斗者）对另一方的行为做出回应，另一方可能会对冲突一方的升级做出回应而升级。我们将之视为争斗者—防御者案例而非冲突螺旋案例，是因为冲突一方并未随着另一方的升级而升级，而只是对来自另一方的持续不断的烦扰做出回应。因此，不存在行动、回应及进一步回应这样的螺旋。
[11] 先前我们曾提到过，为了尽力阻止西德统一，苏联采取了越来越严重的战术，这些事件都可以视为这一大规模冲突螺旋中的一个争斗者—防御者片段。
[12] 我们在这里用了“悲剧”一词，是取自经典的希腊悲剧的含义。希腊悲剧中的个体往往出于看似合理而充分的理由采取行动，但却制造了对自身带有悲剧性的结果。在那些正在升级的冲突螺旋中，当事人双方都在同一艘带有自我破坏性的船上。
[13] 有人会说，冲突升级源于以色列占据约旦河西岸，或是阿里尔·沙龙（Ariel Saron）走进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山（Temple Mount），而不是源于巴勒斯坦人的投掷石块行为。然而，我们将后者作为2000年开始的暴力循环的起点，因为我们将暴力定义为在身体上对另一方进行伤害。
[14] 伯顿（Burton， 1962）、科尔曼（Coleman， 1957）、普鲁伊特和欧扎克（Pruitt & Olczak， 1995）、熊彼特（Schumpeter， 1955）以及其他一些学者曾在其著述中间接提到过这一模型。
[15] 读完本章之后，你可能会想了解结构变化模型的争斗者—防御者版本的细节问题。
[16] 该项法则原来的陈述要广泛得多。多伊奇（Deutsch， 2000a）将他的“社会关系原始法则”表述如下：“某一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所引发的独特的过程和结果，也往往反过来会引发该种社会关系。”
[17] 前文曾提及这类形象威胁，可以视为诸多校园杀人案的原因所在。前面提及的对形象损失的恐惧是一个与之相关的概念。
[18] 温特（Winter， 1987）曾经描述过这样一种现象，即在作为结果而发生的冲突螺旋中，与权力有关的形象关注变得日趋强烈。
[19] 大量的社会心理学文献中都提到了态度和知觉问题。请参看巴塔尔（Bartal，2000）、欧文（Erwin，2000）以及佩蒂和卡乔波（Petty & Cacioppo， 1996）的著作。
[20] 这类示好技术上称为单向主动权（unilateral initiatives），我们将在第9章加以讨论。
[21] 《新闻周刊》（Newsweek）的柏林局负责人查尔斯·雷恩（Charles Lane）报道了来自前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如下观察：“我认为最过分离奇的报道，是贝尔格莱德电视台所讲述的，在萨拉热窝动物园，激进分子用塞尔维亚族的婴儿来喂狮子。我觉得这一报道很具娱乐性，直到我听到一名55岁的妇女，站在雨果斯堪迪克银行（Yugoskandic bank）线外，在逐字逐句地重复这一故事。她这样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塞尔维亚人不得不捕杀动物的原因。’”
[22]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害怕对方复仇的恐惧会促使那些可能的施暴者三思而行，这会削弱冲突升级。因此，比斯等人（Bies et al.， 1997）发现，这种恐惧能可以用作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以预防众多的组织冲突升级。然而，一旦复仇已经实施，反复仇行为往往会紧随其后，而这些行动又推动着冲突双方背道而驰。
[23] 这方面广为人知的座右铭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应视为支持人们复仇，而应视为逐步转变到遏制过度复仇的良方（Jacoby， 1983）。
[24] 安哥拉有句箴言点明了这一巨大的知觉差距：“行恶者健忘；受害者永记。”
[25]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无法对一名正双手提着裤子奔跑的敌方士兵射击。他说：“我来这儿是射击‘法西斯分子’的，但一个提着裤子的男人不是‘法西斯分子’，很显然他是一名与你相似的人，你感觉好像不应该对他射击（1968：254，转引自Brehm & Kassin， 1993）。”
[26] 研究表明，如果冲突一方从属的群体越大，就越有可能丧失自我意识并实施攻击行为。去个体化现象可以部分地解释洛杉矶警察殴打罗德尼·金的事件。据报道，除了4名警察实际参与了殴打罗德尼·金之外，还有很多警察站在旁边观望。
[27] 新的冲突群体未必会卷入剧烈的冲突升级。他们的行为往往局限于那些彬彬有礼的战术，如请愿和努力影响选举结果。然而，冲突也可能会升级，蒙受损害的群体会变得好战，并会采取越来越严重的行动，伴随着更为强烈的情感、更极端的要求、日益增强的凝聚力、要求一致性的更多压力以及越来越好战的领导集体。在一个已经升级的冲突结束时，好战的冲突群体往往会在社区里承担合法的角色。为此，他们的领导者（无论是原来的领导还是一个新班子）必须在和平的政治过程中担当起群体利益倡导者的角色。因此，南非好战的非洲国民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就变成了一个政党，并且推举候选人参加选举。同样，美国劳工运动起初是暴力的和革命性的组织，最终却成为政治机构的一个固定部门。的确，里昂（Lyons， 2002）曾这样论证道，在内战的背景下，除非发生这样一种转变，否则已升级的群际冲突无法得到长期解决。
[28] 在水牛城大学冲突中，读者无疑会发现一组相对可以预测的行动和回应，一边是学生和教职工，而另一边是警察和管理层。想了解这种双人舞模式的读者应该读读鲍尔斯和奥克斯（Bowers & Ochs， 1971）撰写的《控制动乱的语言艺术》（The Rhetoric of Agitation and Control）。
[29] 我们将在第7章讨论群体成员的分裂问题。
[30] 本文的抑制是指针对特定行动的认知约束。
[31] 愤怒是导致攻击的原因之一，这一常识观点已为我们欣然接受。有些理论家也接受这一观点（比如Allred， 1999；Zillmann， 1979），但另一些理论家却并非如此（Berkowitz， 1993）。
[32] 以上这两种解释都有案例的支持。然而，幽默和小礼物确实是减少了谈判中容易引起争议的行为（Carnevale & Isen，1986； O’Quin & Aronoff，1981），这一事实说明了后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即效果表现在干预反应产生的一面。谈判时愤怒的情绪往往并不显著；因此，愉快的经历对谈判行为所产生的效果，不太可能是通过调和愤怒而实现的。
[33] 请看马卡斯等人（Marcus et al.， 2000）对替代攻击现象所作的元分析研究。
[34] 这里“范式”一词是指提出解释的一种思维方式，而非正在采取某种特定行动的人。
[35] 这一研究结果也在动物界得到了证实；亲属关系更近的动物往往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并且较少会成为彼此的攻击对象（Buss， 1999；Pfennig & Sherman， 1995）。
[36] 第11章将专门讨论社区调解，这将是调解章节的主要部分。
[37] 此类规范必须与那些自然规范以及规定何人做出何种决策的规范区分开来。正如第2章所述，后两种规范通常会彻底消除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而不只是消除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38] Watts Riots， 1965年8月11日至17日在美国洛杉矶的瓦特居民区发生瓦特暴乱。持续6天的暴乱致使34人死亡，1 032人受伤，3 438人遭到拘捕，财产损失超过4千万美元。这是1992年的洛杉矶暴乱之前这座城市最为严重的暴乱事件。——编者注
[39] “重叠”这个词的含义可能并不清晰。在这一事例中，宗教信仰、族群、社会阶级及地理区域等各种差别全部重叠在一起。这意味着所有这些维度将社区成员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同质群体。
[40] 此外，中等程度的纷争有时利于一些机构的发展（比如代表委员会和调解服务机构），这些机构随时准备解决将来可能发生的更严重的冲突。我们将在第11章讨论冲突管理体系时，重新考查这些机构。
[41] 虽然存在横向联系的成员减少了群际严重争斗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但总的说来，他们却并非总是对社会有益。社会需要特定群体的积极主动的竞争。比如，在那些生产同种产品的公司中发展连锁型董事会，社会必须抵制这样的行为，因为这些公司之间需要相互竞争（Schoorman et al.， 1981）。
[42] 第4章我们全面地讨论过威胁战术。
[43]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本书第1章提及的本的故事，妈妈和姐姐站在了本这一边。
[44] 有人主张，当事人一方保护盟国的愿望是否可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和盟国联系纽带的强度。因此，当事人一方与盟国的贸易、旅游以及友好声明，可能都有助于威慑针对盟国的袭击。
[45] 图7.1中B曲线尾端大部分都走高，但是到了末端则开始下降。这样绘图的原因是，升级的冲突最终会结束在某一点上，正如第9章所讨论的各种冲突结束过程。
[46] Cerberus，有三个头，赫西奥德的《神谱》中记载有50个头，为了雕刻方便而减为3个。——编者注
[47] 我们可以在普鲁特（Pruitt， 1969）的研究中，找到能预测临界点位置的几何模型。
[48] Procrustean bed，出自希腊神话，指强求一致的政策。——编者注
[49] 这样一个有助于冲突升级的认知过程有时也会带来更多的积极结果。比如，两个处于热恋中的人可能会“透过玫瑰色的眼镜”来互相看待对方——不断地寻求证据来支持心中的看法，对方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人；带有偏向性地解释恋人的行为，忽视那些负面信息（“他今天早上性情非常暴躁——一定是因为这可恶的天气”）；同时夸大积极性信息的稳定性（“她刚刚又讲了一个笑话。她是多么风趣啊！”）。换言之，这些过程既能强化正面印象，也能强化负面印象。默里和霍姆斯（Murray & Holmes， 1997）对恋爱关系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设。
[50] 对仇恨的更为详尽的讨论，尤其是仇恨和愤怒的比较参见本济夫（Ben-Ze’ev， 2000）和厄尔斯特（Elster， 1999）的著作。仇恨在种族清洗中的作用参见内马克（Naimark， 2000）和考夫曼（Kaufman， 2001）的著作，仇恨在种族暴动中的作用参见霍罗威茨（Horowitz，2001）的著作。
[51] Ustasha，克罗地亚的独立运动组织，曾经残酷地镇压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编者注
[52] 科尔曼（Coleman， 2000）指出，集体忧思是使得冲突得以跨代持续下去的途径之一。
[53] Humpty Dumpty，童谣中从墙上摔下，跌得粉碎的蛋形矮胖子。——编者注
[54] 我们曾经对这个游戏进行了改变，在一大群商务人士面前拍卖一张100美元的钞票，我们的一位同事成功地将之卖到3 000美元！
[55] 在第6章讨论过这类形象威胁。几乎所有的冲突升级类型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