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才能或心理特征的遗传问题上，怎样看待上述两点解释呢？让我们来假设一种情形：有两个男孩，一个7岁，一个6岁。父亲是颇具才能的钢琴家，母亲画油画，专画肖像。父亲有着一双大手，手指长而灵活（这是一种关于所有艺术家都有细长手指的神话），大儿子有着和父亲一样的大手。父亲喜欢长子，母亲喜欢次子。结果大儿子成了出色的钢琴家，小儿子则成了另一种类型的艺术家。小儿子由于经历不同的训练，或不同的倾向，加之他的手指不长也不灵活，所以成为不了钢琴家。请注意，钢琴这种乐器需要手指长，手型好，有腕力。但是，假定父亲喜欢小儿子，对他说：“我要你成为钢琴家，我想尝试一下。你的手指不长，也不灵活，但我会为你造一架钢琴。我把键变窄，以便适合你的手指，再改变键的形状，使你按键时无须特别用力。”谁又会知道，小儿子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会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钢琴家呢？
在遗传研究中，这类训练方面的因素完全被忽视了。我们尚无事实去建立有关特定行为遗传的统计资料，除非这些事实为人类幼儿的研究所证实，否则对人类行为和优生学的各种形式的进展资料都应慎重对待。我们的结论是，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实特质的遗传。如果把一个健康的小孩放到不良的环境里，他也一定会变成小偷。每年，有成千上万个生活在好家庭里的小孩沦为失足少年。之所以出现成千上万个不良少年，是因为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开辟其他的道路。有些人喜欢用下述例子来说明道德卑劣和犯罪倾向的遗传：即祖辈行为不端的子孙，在被他人领养以后仍干坏事。事实上，在我们的文明社会里，并不存在认真对待的记录，以便我们作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心理测验学家和其他一些犯罪研究学家持有相反的结论。事实上，领养的小孩从来没能享受到像亲生孩子一样的待遇。不能把来自慈善院、孤儿院的观察数据作为证据。你可以亲自去那里看看，了解一下真实情况，当然我并非有意与这些机构为难。
现在我将进一步说：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并在我自己设定的特殊环境中养育他们，那么我愿意担保，可以随便挑选其中一个婴儿，把他训练成为我所选定的任何一种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等，而不管他的才能、嗜好、倾向、能力、天资和他祖先的种族。不过，请注意，当我从事这一实验时，我要亲自决定这些孩子的培养方法和环境。
如果在结构上存在遗传的缺陷，例如有着明显的腺体疾病，有着“智力”缺陷，有着像梅毒和淋病（gonorrhea）一样的宫内感染（intra uterine infection），那么就会在很早并且很迅速地表现出行为上的困难。这些孩子在结构上没有接受训练的可能——正如大脑与身体缺乏基本的联结一样。再者，如果结构上的缺陷像多指或截指等畸形或残疾那样很容易被观察到，那么就有可能出现社会自卑（social inferiority）——拒绝平等基础上的竞争。同样，当“下等种族”（inferior races）和“上等种族”（superior races）放在一起培养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关于黑人自卑的确凿证据。然而，在同样的学校里教育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或者在同样的家庭里养育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当社会开始发挥其决定性影响时，黑人的孩子可能跟不上。
事实是社会不愿面对事实。种族的自豪感太强，因此有了我们的五月花号祖先。我们喜欢吹嘘自己的祖先。我们喜欢认为，一个绅士的背后至少有三代人的努力，而我们的背后还不止三代人。此外，关于倾向和特质的可遗传观念又帮助我们解脱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失误。母亲会在儿子犯错时说：“瞧瞧他父亲”，或“瞧瞧他爷爷”（或她所不喜欢的其他一些人）。“在他父亲那儿有着这样一位长辈，怎么可能期望这个孩子有出息呢？”同样，父亲也会这样说：“你能指望她什么？她妈妈老是想让每个她所接触到的男子爱上她。”“如果这些倾向是遗传的，那么我们就没什么好说了。在旧心理学中，心理特质是上帝赐予的，如果我孩子出了问题，作为家长，我不该受到责备。”
你们也许会说，行为主义者如此阐释自己的观点是否另有企图？是的，行为主义者有着他们的企图——我们在婴儿心理学的研究中花了许多钱，浪费了许多年华，但仍为那些前提和假设所禁锢。看来，唯有废除这些前提和假设，我们才能建立一种真正的人类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