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最近，我们对于人类在婴儿期和儿童期的最初几年中发生什么情况仍然没有可靠的资料。确实，在研究人类幼儿行为的过程中曾经存在巨大的阻力。社会习惯于看着儿童们成百上千地挨饿，习惯于看着他们在下等娱乐场所和贫民窟里成长起来，对此情况熟视无睹而毫不愤怒。但是，要是让果断的行为主义者尝试进行婴儿的实验研究，甚至开始系统的观察，那么种种批判便会接踵而至。当一位行为主义者在医院的产科病房开展实验和观察时，人们对他的目的会自然地产生相当程度的误解。婴儿并未生病，而这位行为主义者也不在推行一种临床的研究方法——因此，进行这类研究有何好处呢？还有，当这些被观察的孩子的父母知道这件事以后，他们会变得激动起来。他们对你正在做的事一无所知，而且你要使他们了解你正在做的事也是困难重重。当我们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进行研究工作时，这些困难首先让我们碰上了。不过，由于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院长威特里奇・威廉斯（J. Whitridge Williams）博士的宽宏大量，以及哈里特・兰恩医院（Harriet Lane Hospital）内科主任医师约翰・霍兰（John Howland）的宽宏大量，最后终于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研究条件。研究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安排，即对婴儿的心理考察成为在该医院出生的一切婴儿护理的日常常规工作。我提及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如果你们中间也有人试图进行这类研究的话，你们同样会面临类似的一些困难，直到你们的工作被普遍接受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