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第二版的修订本中，我试图总结最近16年来的所有主要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是不可忽视的。把它们吸收进去，全书的主题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就得到了修正（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还将详细论述），因此，尽管我只重写了部分内容，我也仍然认为这是一次实质性的扩充的修订。
本书的初版诞生于1954年。当时，它实质上是试图在已有的传统心理学派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并未想要摒弃这些学派或者建立另一个与之抗衡的心理学流派。它试图通过深入探索人性的“高级”层次，来扩展我们对于人格的理解（我最初想给本书起的书名就是《人性的高境界》）。如果我必须把本书的主题浓缩为一句话，那么我就会这样说，在当时的各种心理学派对人性所做的描述之外，人还有一种更高级的本性，它的性质是类本能的，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如果我还可以再多说一句，那我要强调人性深刻的整体论的性质，而这种性质与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解析的、分解的、原子论的、牛顿式的理解是冲突的。
也可以换一种方式说，我当然接受并且依赖于实验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学的现成资料，赞成实验心理学的经验主义和实验精神，赞成心理分析学的深度探索和对真实面目的揭露，但我却拒绝接受它们制造出来的人的形象。也就是说，本书代表着一种不同的人性哲学、一种人的崭新形象。
我当时认为，这只不过是心理学内部的一场争论。后来的事实证明，情况恰恰相反。这原来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局部表现，这种时代精神是一种新型的、普遍的、全面的人生观。这种新型的“人本主义的”世界观，似乎是在用一种全新的、远远更有希望的、令人振奋的方式来构思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全部行业（包括法律界、政界、医学界等）和全部社会职能机构（包括家庭、教育、宗教等）。在修订本书时，我本着这种信念，在本书所提出的心理学理论中写进了下述看法：这是一种视野更广的世界观和更具有包容性的人生哲学的一个侧面，它已经初步成形，已经可以自圆其说，因此，必须予以认真对待。
令人兴奋的是，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它关系到人、社会、自然、科学、终极价值、哲学等的新的形象，但它却几乎被知识界的大部分人完全忽略，特别是被控制着传播媒介、从而能影响有文化的大众和青年的那部分人所完全忽略（由于这一原因，我已经习惯于将它称为“不被关注的革命”）。
这一社会中有不少人提出了一种以极度的绝望和愤世嫉俗为特征的观点，这种极度的绝望和玩世不恭有时甚至倒退为具有腐蚀性的怨恨和冷酷。事实上，他们否认改善人性以及社会的可能性，否认能够发现人的内在价值，否认能够对生活产生一种普遍的热爱。
他们怀疑诚实、仁慈、慷慨、柔情等的真实存在，在与被他们讥笑为笨蛋、“童子军”、死脑筋、白痴、空想家或盲目乐观者打交道时，他们越过了合理的怀疑主义和批评态度，产生出一种实际上的敌意。这种实际的攻击、敌视和伤害远远超出了轻蔑。有时候，他们似乎是在进行一种义愤填膺的反击，针对他们认为是一些愚弄、阻碍和嘲笑他们的伤害性的企图。我想，对于心理分析学家，他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一种由于过去的失望和幻灭而产生的发泄、报复的动力。
这种绝望的子文化，这种“比你更损”（more corrosive than thou）的态度，这种只相信弱肉强食、不相信善意的反道德的悲观失望，受到了人本心理学的迎头反击，也受到了本书以及本书书目中许多论著所初步提供的资料的迎头反击。尽管仍需要对肯定人性中“善”的前提十分谨慎（见本书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和第十六章），但现在已经有可能坚决地反驳认为人性在根本上是堕落和邪恶的那种绝望的观点。这样一种观点已经不再单纯是个人感受和偏好的问题了。要想继续坚持这种观点，则必须死抱着盲目和愚味的态度不放，必须拒不考虑事实。因此，必须将其看做一种个人观念的问题，而不是一种理性的哲学或科学态度。
在本书的头两章以及附录乙中，阐述了人本主义和整体论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得到了过去十几年中多项发展的有力确证，特别是得到了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巨著《个人的知识》（Personal Knowledge）的有力佐证。拙著《科学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cience）也阐发了与此类似的主题。这些著作同仍在广为流传的古典、传统的科学哲学分歧极大，它们为与人有关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完善得多的科学哲学替代物。
本书自始至终运用的都是整体论方法，但在附录乙中则对整体论方法进行了更为深入、也许是更为费力的论述。整体论显然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宇宙总是一个整体，有着内在的联系；每一个社会总是一个整体，有着内在的联系；每一个人总是一个整体，有着内在的联系，等等——然而，整体论观点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一旦实施起来，一旦要被正确地运用，却远远不是一帆风顺的。近来，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原子论的思维方式是某种形式的轻微的心理变态，或者至少也是认识不成熟症候群（the syndrome of cognitive immaturity）的一种症状。整体论的观察和思维方式似乎会自然、自动地为健康的、自我实现的人所接受；对那些不怎么开化、不怎么成熟、不怎么健康的人来说，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到目前为止，这当然还只不过是一种印象，我也并不想过分地强调。但我觉得有理由将它作为一种假设提出来，以便接受验证，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容易办到的。
本书从第三章到第七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本书自始至终，都在阐述动机理论。这种理论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它于1942年首次向一个心理分析学会提出；当时，它试图将我在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D.M.列维、弗洛姆、霍妮和戈尔茨坦等人的理论中所看到的片面真理纳入一个单一的理论体系。我从自己零散的治疗经验中得知，上述每一个论者都有正确的时候，都能对一些患者做出正确的诊断。我要提的问题实际上是临床方面的，哪一种早期的剥夺造成了神经症？哪一种心理医学可以治愈神经症？什么样的预防措施能够防止神经症？对各种心理医学的需要有哪些轻重缓急？哪些是最有效的？哪些是最基本的？
如果说这种理论从临床的、社会的、人格学的角度来看颇为成功，但从实验室和实验的角度来看则不甚成功，那是一点不错的。它同大多数人的个人经验极为吻合，并向他们提供了一种有结构的理论，这种理论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内心生活。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具有一种直接的、个人化的、主观的合理性。然而，它却仍然缺乏实验的检验和证实。我尚未想出适当的办法在实验室中对它进行检验。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将这种动机理论用到了工业环境中，从而部分地解开了这个谜。他不仅发觉这种理论对整理资料和观察结果极为有用，还发觉这些资料反过来也可以作为确证和验证这种理论的基础资料。现在，正是从这一领域，而不是从实验室中，取得了经验性的证据（我的著作年表中包括了挑选出来的一部分这类报告）。
我从这里以及从生活的其他领域所提供的确证中，得到了以下教益：当我们谈到人类的需要时，我们所谈到的是他们生活的本质。我又怎么能够设想可以把这种本质放在某个动物实验室中或者某种试管式的状态中进行检验呢？显然，它需要的是完整的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生活情况。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证实或者否定。
第四章内容来源于临床治疗，这一点从它只重视神经症的致病因素，而不重视不会给心理治疗专家惹麻烦的动机上也可以看出来。不会惹麻烦的动机很多，其中有惰性和懒惰，感官享受，对感官刺激和活动的需要，单纯的生活热情或者缺乏生活热情，易于产生希望或者易于失望，在恐惧、焦虑、匮乏的情况下或多或少地易于退化，等等；更不必提那些同时也是促动因素的人类最崇高的价值：美、真理、卓越、完善、正义、秩序、连贯、和谐等。
这些对于第三、第四章的必要补充在我的下列论著中得到了探讨：《存在心理学探索》（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的第三、第四、第五章中；在《优心态管理》（Eupsychian Management）中有关低级牢骚、高级牢骚和超级牢骚的章节中；以及在《超越性动机理论：价值生活的生物学基础》（A Theory of Metamotivation:the Biological Rooting of the Value-Life）的文章中。
如果不考虑人生的最高渴望，便永远不会理解人生本身。成长、自我实现、追求健康、寻找自我和独立、渴望达到尽善尽美（以及对“向上”奋争的其他说法），这一切现在都应该被当作一种广泛的、也许还是普遍性的人类趋势而毫无疑问地接受下来。
然而，其他退化、恐惧、自我萎缩的趋势也并非不存在，只是当我们（特别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陶醉在“个性的成长”之中时，很容易将它们忘记了。我认为，预防这种幻觉的一个必要措施，是全面地了解一下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分析学。我们必须懂得：很多人做出的选择不但不明智，而且简直糟糕得很；成长往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而有人会逃避成长，我们不光会热爱自己最好的机会，同时也会对这些机会感到恐惧，我们都毫无例外地对真理、美、美德怀有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对它们既爱又怕。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来说，弗洛伊德的著作仍然是必读书（读他的事实，而不是他的玄学）。我也乐于推荐一本霍加特（Hoggart）的极其敏锐的著作，这本论著无疑会有助于我们满怀同情地理解他所描写的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理解粗俗、琐碎、低劣、虚假的东西对他们的吸引力。
第四章和题为“基本需要的类本能性质”的第六章，在我看来构成了一个人类内在价值系统和利益系统的基础，这些价值和利益本身就是自身意义的明证，无须进一步证实。它们从本质上来说是美好的和理想的。这是一个分层次的价值系统，是存在于人性的本质之中的。它们不仅是全人类都需要和渴望的，从必须用它们来避免一般疾病和心理病变的意义上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用另外一些词汇来表达同一个意思，也可以说这些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同时也是内在的强化因素和无条件的刺激因素，可以用来作为基础将各种工具性学习和适应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这些内在的利益，动物和人类都愿意学习几乎所有能使其得到这些终极利益的东西。
尽管在此由于篇福的限制而无法进一步发挥这个观点，我却不能不提到，将类本能的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不光看作是需要，同时也看作是权利，这既合情合理又颇有益处。既然承认人有权成为人，就如同猫有权成为猫一样，那么这一点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要想具有完整的人性，这些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则必须得到满足，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天赋权利。
这种分为各个层次的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系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对我有帮助。我觉得它就像一盘大杂烩，人们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胃口和口味从中挑选。也就是说，在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动机时，也要考虑到判断者的性格因素。他会依照自己普遍化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从中选择出某些动机，并将行为归因于这些动机。我发觉，人们今天往往都会做出后一种选择，即选择悲观的动机。这种情况发生得太频繁了，我都觉得有必要将这种现象称为“对动机的贬低”。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在解释中宁肯选择低级需要也不愿选择中级需要、宁肯选择中级需要也不愿选择高级需要的倾向。宁肯选择纯粹物质主义的动机，也不选择社会性的动机或者超越性动机，也不选三者的混合物。它是一种妄想狂似的猜疑，是一种对人性的贬低。这种情况我常常见到，但据我所知，对此还没有较为充分的描述。我认为，任何完整的动机理论都必须包括这一额外的变量。
当然，研究思想史的人肯定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中轻而易举地找出许许多多这方面的例子，既有抬高人类动机的普遍倾向，也有贬低人类动机的普遍倾向。在目前，我们文化中的倾向显然是普遍性地贬低。为了达到解释的目的，低级需要被严重地滥用，高级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则很少有人问津。在我看来，这种倾向的根据是先入之见，而绝不是经验性的事实。我发现，高级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的决定性作用比我的病人自己所认为的要大得多，比当代的知识界人士所敢于承认的也要大得多。很明显，这是一个经验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同样也很明显，这一问题极为重要，所以绝不能让某个派系或内部集团来自行解决。在论述满足理论的第五章中，我增加了一节与满足的病理学有关的内容。人们在达到了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之后，自然会以为能带来幸福，但随之而来的竟可能是病态的结果，这在15或者20年之前，我们自然是不会有思想准备的。我们从王尔德身上吸取的教训是，必须警惕我们自己的愿望——因为我们的愿望得到满足时往往会发生悲剧。看来这种事在任何一个动机层次上都会发生，无论是在物质的、人际的或者超验的层次上。
我们从这个出人意料的发现中得知，对于基本需要的满足，其本身并不能自动地带来一个可以寄托信仰、可以为之献身的价值系统来。恰恰相反，我们发现，基本需要满足之后，倒是有可能产生厌倦、无目标、混乱之类的后果。我们显然只有在为我们所缺乏的事物而奋斗时、在希望得到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时、在我们将自己的力量积蓄起来以便为满足这种愿望而奋斗时，我们的机能才能达到最佳状态。结果证明，满足的状态并不一定能确保一种幸福愉快、称心如意的状态。它是一种未决状态，既能解决问题又会产生问题。
这个发现的含义是，对于有意义的生活，许多人能想象得出的唯一定义就是“缺乏某种不可缺少的东西并为之努力奋斗”。但我们知道，对于自我实现的人来说，即使他们的所有基本需要都已得到满足，他们也会觉得生活甚至更为丰富、更有意义，因为他们可以说是生活在存在的王国中。因此，那种对于有意义生活的流传甚广的普通看法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或者至少也是一种不成熟的看法。
对于我所说的牢骚理论（grumble theory），人们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这对我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简而言之，我所观察到的需要的满足只能产生短暂的幸福，这种幸福又会趋于被另一种（幸运的是）更高级的不满所接替。人类想得到永久幸福的希望看来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当然，幸福的确降临过，是实实在在、可以得到的。但是，看来我们不得不接受它内在的变幻无常，特别是当我们着眼于它的比较强烈的形式时。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不会持续，也无法持续很久。强烈的幸福是偶发性的，而不是持续性的。
但是，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对统治我们达三千年之久的幸福理论进行修正，这种理论决定着我们的各种概念，如天国、伊甸园、美满生活、美好社会、完善的人等概念。我们传统的爱情故事结尾时总是说“他们打那以后一直幸福地生活着”。我们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理论也是从来如此。种种喋喋不休的宣传，例如对我们社会中虽然极其有限但是确有其事的改良的宣传，我们早就听够了，因而也就倍感失望。为了工联主义，为了妇女选举权，为了直接选举参议员，为了实行累进所得税，为了许多已被我们写进宪法修正案的改良所进行的喋喋不休的宣传，我们也早就听够了。每一种改良都说能带来黄金时代，带来永久的幸福，带来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结果则往往是碰了事实之壁后的幻灭。但是，幻灭意味着曾经有过幻想。这一点似乎可以明明白白地讲清楚：我们期待着改良，这完全合情合理，但我们如果还期待着什么十全十美，什么永久的幸福，那就再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了。
有一个事实尽管现在看来已经十分明显，但几乎是被普遍地忽略了。对此，我也必须唤起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我们已经获得的福祉，慢慢地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会被忘记，会从意识中消失，最后甚至会不再被珍惜——至少在它们没有被剥夺前是这样。例如，当我于1970年1月写这篇前言时，美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便是，在150年间一直为之奋斗并最终获得的无可置疑的进展和改良，却被许多缺乏头脑的浅薄之辈轻蔑地抛到一边，认为全都是虚假和毫无价值的，不值得为之一战，不值得捍卫，不值得珍惜。而这，只不过是因为社会尚未十全十美。
目前正在为妇女的“解放”所进行的斗争可以被用来作为一个例子（我可以举出十多个其他的例子），说明这个复杂但重要的问题，以证明有多少人趋于以一分为二的分裂方式进行思维，而不是以分层次、按等级的整体式进行思维。今天，在我们的文化中，一般可以说，年轻姑娘最常见的梦想、一种她自己看不透的梦想，是有一位男人爱上了她，给了她一个家和一个孩子。在她的梦幻中，她会从此以后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但事实却是，一个人不管多么渴望有一个家、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情人，她迟早也是会对这些福祉感到厌腻的，会认为它们是理所应得的，会开始感到不安和不满，仿佛是缺了点什么，仿佛是还应该得到一些更多的东西。于是，她便经常向家庭、向孩子、向丈夫倾泻自己的怒气，认为它们全都是虚假的，或许甚至是一个陷阱、一种奴役。于是，她便用一种非此即彼、不求兼顾的方式来渴求高级的需要和高级的满足，例如，职业生涯、旅行的自由、个人的独立等。其实，认为上述一切都是互相排斥、不可兼容的，这是不成熟、不明智的表现——这种看法正是不满理论和分层次、按等级的整体需要理论的要点。强烈地希望牢牢抓住所有已经占有的东西不放，然后再像工联分子一样，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对心怀不满的妇女所做的最好写照。也就是说，她一般会希望保留所有的既得利益，然后再同时得到额外的利益。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也并未吸取这个永久的教训：无论她渴求的是什么，无论是一种职业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一旦它被得到，整个过程就会再重复一遍。幸福、激动、满足的几天一过，就开始不可避免地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便会再一次陷入不安、不满，便会要求得“更多”！
我要提出一种这样的实际可能性以供大家思考：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认识人类的这些特性，如果我们能够放弃对于永久、持续幸福的梦想，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我们只有转瞬即逝的欣悦、然后免不了又要发牢骚、又要愤愤不平地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使广大民众都懂得自我实现的人会自动地做些什么，即能够一一列举自己得到的幸福并为它们而感到庆幸，能够避开非此即彼这种选择的陷阱。一位妇女有可能得到女性所特有的全部满足（被爱、家庭、孩子），然后，在不放弃任何一种既得满足的情况下继续向前发展，最后超越女性，同男人共享全面的人性：例如，她的智力、她可能有的天赋、她个性中所特有的天才、她自身的实现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得到全面发展。
第六章“基本需要的类本能性质”的宗旨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在过去的十多年中，遗传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迫使我们比15年前更多地承认基因的巨大决定性作用。在这些发现中，我认为对心理学家来说最为重要的，是X和Y染色体所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二倍体、三倍体、缺失等。
第九章“破坏是类本能的吗？”也根据这些新的发现做了相当大的修改。
这些遗传学方面的进展，也许可以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和表明我的立场，但这方面的工作显然还做得很不够。目前，关于遗传和环境的作用的争论，几乎还像在过去的50年中那样的简单化。一边倒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不是倒向简单化的本能理论，即动物的那种总体本能，就是倒向全面的环境论，完全否认整个本能观点。这两种立场都不难驳倒，在我看来，它们根本就站不住脚，可以说是愚蠢透顶。同这两种两极分化的理论恰成对比，本书的第六章以及后面的所有各章提出了一种采取第三种立场的理论，即在人身上，只残存着非常微弱的本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动物意义上的纯粹本能，这些残存下来的本能和类本能倾向极为微弱，文化和教育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挫败，因此可以认为文化和教育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实际上，心理分析学说和其他揭露疗法（uncovering therapies）的治疗方法（更不用说“对自我的寻找”），都可以被认为是一项困难而微妙的工作，其目的是透过教育、习惯、文化的表层来发现我们残存的本能和类本能倾向，发现我们只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的本性到底可能是什么。总之，人有一种生物的本性，但这种本性的确定却非常微妙和棘手，需要特殊的追寻手段才能将它发现；因此，我们必须个别地、主观地发现我们的动物性和物种属性。
这实际上等于得出了以下结论：文化和环境虽然不能创造，甚至也不能增强遗传性潜能，但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消灭或者削弱这种潜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性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就社会来说，我看这是一种极为有力的论点，证明每一个刚出世的婴儿都有着绝对平等的机会。既然人的潜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很容易丧失或者毁灭，那么这种论点在倡导一个健全的社会方面也就特别有力。这同曾被提出过的下述论点相距甚远：人是人类的一员，仅仅根据这一事实本身，个体也足以得到做一个完整人的权利，即实现人类可能有的全部潜能。做人，在生而为人意义上的做人，同时也必须在成长为人的意义上进行界定。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婴儿只不过是一个潜在的人，它必须在社会、文化、家庭中成长为人。
这一观点最终将迫使我们不但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同类的身份，而且还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个体的差异。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想象它们，相信它们：（1）极富可塑性、极为表面化、易被改变、易于消灭，但会由此产生各种各样微妙的病变，这就需要完成下述微妙的任务，即（2）努力揭示出每个个人的性情、素质、藏而不露的个性，以便使他可以不受阻碍地、以他自己独立的风格成长起来。否认自己的真实性格会造成微妙的心理以及生理上的代价和痛苦，这些痛苦并不一定能被认识到，并不容易从外表看出，但上述态度却要求心理学家以前所未有的极大关注来对待这种代价和痛苦。这反过来又意味着要对每一个年龄阶段上的“健康成长”的实用意义给予更为细心的关注。
最后，我必须指出，如果放弃社会的不平等这个借口，就会产生令人战栗的后果，我们必须在原则上准备好应付这种后果。我们越是不断地消灭社会的不平等，就越是能发觉它会被“生物的不平等”取而代之，因为婴儿一生到世上就有着不同的遗传潜能。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能向每一个婴儿的优势潜能提供充分机会的程度，那就意味着我们同时也要接受他们的劣势潜能。如果一个婴儿出生时心脏就有毛病，或者肾的功能不健全，或者神经系统有缺陷，那我们又该怪谁呢？如果只能怪造物主，那么对这位受到了造物主本身“虐待”的人的自尊，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一章里，同时也在其他一些论文中，我引入了“主观生物学”（subjective biology）这一概念。我觉得它是一件非常有用的工具，可以弥合主观与客观以及现象与行为之间的鸿沟。我发现，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内省地和主观地研究自身的生物学，我希望这一发现对别人也会有所裨益，特别是对于生物学家。
论述破坏性的第九章得到了全面的修订。我把它归到了范围更广的邪恶心理学中，希望通过详细论述邪恶的一个方面，来证明整个问题在经验上和科学上是可以解决的。将它置于经验科学的管辖范围之内，对我来说意味着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我们的了解会有稳步的增长，而这总是意味着有可能就此采取某些措施了。
我们已经知道，攻击性是受遗传和文化两个方面决定的。而且我还认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攻击性之间的区别是极端重要的。
正如攻击性既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内在的人性，邪恶一般来说也既不单是一种社会的产物，也不单是一种心理的产物，这一点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这一点实在太明显了，似乎不值一提，但现在有许多人不仅相信这些站不住脚的理论，而且根据它们来行动。
在第十章“行为的表现部分”中，我引进了协调化控制（apollonian control）这一概念，这是一种不但不会威胁满足，而且还会增强满足的理想控制。我认为这个概念对理论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都有着高度的重要性。这个概念使我得以区别（病态的）冲动性和（健康的）自发性，这种区别在今天尤为需要，特别是对青年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认为任何控制都必定是压抑和邪恶的那些人来说尤为需要。我希望这一认识对别人同对我一样有益。
我没有花费时间以这一概念为工具，来解决自由、伦理、政治、幸福之类的老问题，但我认为，对任何一个在有关的领域中进行着严肃思考的人来说，它的合理性和巨大威力都是显而易见的。心理分析学家将会发现，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与弗洛伊德对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整合恰巧重合。我看将其中的类似之处和不同之处琢磨透彻，对心理动力学的理论家来说，倒会是一种获益不浅的活动。
在有关自我实现的第十一章中，我将这一概念明确地局限于年纪较大的人，从而排除了一个造成混乱的因素。根据我所用的标准，自我实现不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年轻人的个性或者独立性尚不完备，他们还未曾有足够的时间来体验一种持久的、忠贞不渝的、超越了罗曼蒂克阶段的爱情关系，他们一般也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神圣使命，一个可以将自己奉献上去的祭坛；他们也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没有足够的经历（对他人的责任、悲剧、失败、成就、成功）能使自己抛弃凡事要尽善尽美的幻想，从而变得现实起来；他们一般也不能平心静气地对待死亡；他们不懂得怎样才能有忍耐精神；他们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所见的邪恶甚少，还不足以使他们学会怜悯；他们所经历的短暂岁月还无法使他们超越自己对父母和长辈、对权力和权威的矛盾心理；他们一般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教养以具备获得智慧的可能性；他们一般也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不随大流，对坚守道德不感到羞羞答答，等等。
无论如何，在心理学中最好是把这个成熟、具备完整人性、自我实现中的人——他身上人类的各种可能性已被实现和体现出来——同存在于任何年龄阶段的健康的概念区别开来。我发现，这就使它转化为“健康成长趋于自我实现”这一非常有意义和能够进行研究的概念。我对大学年龄阶段的青年人做了很多调查，结果使我确信，的确有可能将“健康”和“不健康”区别开。我的印象是，健康的青年男女往往仍在继续成长，他们招人喜欢，甚至极为可爱，他们毫无恶意，心怀善良和助人为乐的精神（但很不好意思说出来），私下对值得一爱的长辈们充满着柔情。青年人缺乏信心，还没有定型，对自己在同代人中处于少数者的地位而感到不自在（他们私下的见解和趣味都规规矩矩，直来直去，受的是超越性动机的促动，也就是说比一般人的更有道德）。对于年轻人有时候表现出来的残酷、卑鄙、暴民精神状态等，他们私下里都感到不安。
当然，我并不能确认这种症候群必然会发展为自我实现——我为年长一点的人所描绘的那种自我实现。只有纵向的研究才能确定这一点。
我曾把自我实现这一主题描述为超越于民族意识的。我实际上还可以再补充一句：他们也超越了阶级和等级。我的经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虽然我知道会有这样一个前提：即富裕和社会尊严往往会使自我实现成为更大的可能。
我在起初的报告中所没有意料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人只能同“善良”的人生活在一起，只能生活在一个健全的世界中吗？我记忆当中的印象是（这种印象当然还有待于验证），自我实现的人在本质上是富有灵活性的，他们可以很现实地使自己适应于任何人、任何环境。我认为，他们随时都可以以适当的方式来同好人打交道，同时又能以适当的方式来对付坏人。
我对“牢骚”、贬低已达到的需要满足，甚或诋毁与抛弃这种满足的普遍倾向进行了研究，从中得出了对自我实现者的另一点补充性描述。相对来说，自我实现的人可以幸免于人类不幸的这一大根源。总之，他们有“感思”的能力。在他们的意识中，一直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庆幸。奇迹即使一再发生也仍然是奇迹。他们意识到，对天恩并不能受之无愧，对好运绝不可认为是理所当然；这种意识确保他们一直珍惜生活，永不厌倦生活。
我对自我实现者的研究极为成功——我得承认这让我松了一大口气。无论如何，这只是一场大赌博，是在顽强地追求一种凭直觉得出的信念，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竟然对科学方法和哲学批评的某些基本法则置之不理。不管怎样，这些法则总还曾经是我本人所相信、所接受过的，因此，我很明白，我筒直是如履薄冰。因此，我的探索是在焦虑、冲突和自我怀疑的背景中进行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证明和证据（见《著作年表》），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再有这种根本性的担心了。然而，我却非常清楚，我们现在仍然面临着这种根本性的方法和理论问题。已经完成了的工作还只不过是一个开端。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运用远为客观、得到公认、不掺杂个人因素的协作方法来选择自我实现的（健康、自主、具有完备人性的）人进行研究。交叉文化的研究显然是需要的。追踪研究，从摇篮一直到坟墓，将会提供唯一真正令人满意的确证——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除了像我这样选择类似于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的最优秀个体进行研究之外，对总人口进行抽样也显然是必要的。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人身上也有“不可救药”的罪过和缺点；我并不认为在更为全面地研究这些罪过和缺点之前，我们对涤荡不尽的人类邪恶能够有所了解。我坚信这些研究将会改变我们对科学、伦理、价值、宗教、工作、管理、人际关系、社会及其他一些观念的根本性看法。此外，一旦我们能够教育我们的青年放弃他们不切实际的尽善尽美的愿望，使他们不再要求有尽善尽美的人、社会、教师、父母、政治家、婚姻、朋友、组织等——它们不存在，而且根本不可能存在——我是说除了高峰体验和完美融合的短暂片刻之外，那么我想巨大的社会和教育变革也几乎会立刻发生。即使我们所知甚少，也非常明白上述尽善尽美的期望只不过是幻想，因而它会不可避免地、严酷无情地产生幻灭，并随之带来厌恶、愤怒、压抑和报复。我现在逐渐发觉，“现在就来一个极乐世界”的要求本身就是邪恶的一大根源。如果你要求有一位完美无缺的领袖或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你就会由此而放弃在较好与坏之间做出选择。如果将不完善界定为恶，那么就没有不邪恶的东西了，因为事物总是不完善的。
在积极的方面，我也相信，这个新开辟的伟大研究领域最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知识源泉，使我们了解人性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似乎全人类都需要、都渴求的价值体系、宗教替代物、理想主义的满足物和标准的人生观，没有它们，人类就会变得丑陋、卑鄙、粗俗、琐碎。
心理健康不仅从主观上给人一种良好的感觉，同时也是正当、真实、实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比病态“好”，比病态优越。它还不光是正当和真实的，而且还有更高的洞察力，既能观察到更多的真理，又能观察到更高一层的真理。也就是说，缺少健康不仅给人以可怕的感觉，它还是某种形式的盲目、认识上的病态，以及道德和感情上的缺失。此外，它还是某种形式的残疾，是能力的丧失，是行动和成就能力的降低。
健康的人虽然为数不多，但终归是存在的。既然健康及其所有的价值——真理、善良、美等，已经被证明是有可能存在的，那么，从原则上来说，它也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现实。对于那些向往明眸而不愿瞎眼的人，喜欢感觉良好而不希望感到难受的人，追求完整而不愿残缺的人，则可以建议他们去寻求心理上的健康。说到这里，不免想起了一个小女孩。有人问这个小女孩，善良为什么比邪恶好，她回答说：“因为它更美好。”我想我们还可以有更好的答案：同样的思路可以证明，生活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有兄弟情谊、同心协力、互相信任、Y理论）比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X理论、极权统治、互相敌视、霍布斯式的社会）要好——这既是由于生物的、医学的和达尔文式的生存价值，也是由于成长的价值，既是主观上的，也是客观上的。完美的婚姻、真挚的友谊、称职的父母等也是这样。这些价值不仅被人期望（受人喜爱，被人选中），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也是“理想的”。我明白这会给专业的哲学家们造成很大的麻烦，但我相信他们对付得了。
优秀人物虽然人数极少，而且脆弱，但可能并且的确是存在的，证明了这一点就足以给我们勇气和希望，给我们继续战斗的力量，使我们相信自己，相信我们有成长起来的可能性。同时，只要我们对人性抱有希望，无论这种希望多么冷静和克制，都有助于兄弟情谊和怜悯之心在我们身上油然而生。
我决定删去本书第一版中的最后一章“走向积极的心理学”，因为在1954年正确性达98%的东西，到了今天则只有2/3的正确性了。在今天，一种建设性的心理学虽然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但至少是已经存在、可以运用了。人本主义心理学、新型的超越心理学（the new transcendent psychology）、存在心理学、罗杰斯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整体心理学、价值寻求心理学等都在蓬勃兴起，供人运用——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但不幸的是，大部分的大学心理学系没有开设这门课，心理学的大部分领域中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局面，因而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学生还必须特意寻找，或者由于运气而接触到它。对于那些想自己体验一下的读者，我认为在穆斯塔卡斯（Moustakas）、塞弗恩（Severin）、布根塔尔（Bugental）以及苏拉奇（Sutich）和维奇（Vich）的各种读本当中可以极为容易地找到有关人物、观点和资料的出色实例。至于相关学校、刊物、学会的通讯地址，可以参见拙著《存在心理学探索》的一个附录中对优心态系统（eupsychian network）的介绍。
对于那些不满足的研究生，我仍要推荐第一版的最后一章，它很可能在大多数大学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到。为了同样的原因，我还要推荐拙著《科学心理学》。至于那些愿意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并因此而刻苦钻研的人，则可以读一下本领域中的巨著一—波兰尼的《个人的知识》（Personal Knowledge）。
传统的不涉及价值的科学，或者不如说是那种想得到一种不涉及价值的科学的徒劳努力，已经受到了日益坚决的拒绝。本书正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它比过去更为坦白地恪守规范，更有信心地确认科学是寻求价值的、科学家们是在价值的激励下进行探索的。我断言，这些科学家能够在人性本身的结构中揭示出内在的、终极的、属于整个种类的价值。
对一些人来说，这看来像是对他们所热爱和崇敬的科学（其实也是我所热爱和崇敬的科学）的一种攻击。我承认他们的担心有时是很有道理的。有许多人，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界有许多人认为，完全地投靠于政治立场（所谓的“政治立场”根据的只是情况不明时所下的定义）是对无价值科学的唯一可以想象得到的替代物，并且两者是相互排斥的。对他们来说，接受一方必然意味着要放弃另一方。
用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这种截然划分的浅薄无知：即使你是在同敌人搏斗，即使你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位属于某个党派的政客，也最好是能够掌握正确的情况。
然而，如果能够站到这种弄巧成拙的愚蠢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如果能够在可能达到的最高层次上致力于解决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么我相信，可以证明规范性的热情（做好事、为人类造福、改善世界的热情）同科学的客观性并不矛盾，的确，它甚至可以使一种更为完善、更为有力的科学成为可能，这种科学的领域极为广阔，那种到现在还企图对价值保持中立（把价值留给非科学家，让他们不以事实为根据地武断地确定）的科学只能望洋兴叹。要想证明这一点，只不过需要将客观性的概念扩大一些，使它不光包括“旁观者的认识”（放任的、涉及不到自身的认识，有关外界、来自外界的认识），而且还包括经验性认识和我之所谓爱的认识（love-knowledge）或道家的认识（Taoistic knowledge）。
道家客观性的这种简单模式来源于一种现象学，一种对他人的存在（being of the other）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的爱和欣赏（存在爱，B-love）。例如，对自己的孩子、朋友、职业甚至于自己的“问题”或者科学领域的热爱都会带有如此的彻底性和接受性，以至于这种爱绝不会起干涉和妨碍作用；也就是说，喜欢的是它原来的样子和将来的样子，并没有改变它或者改善它的冲动。对任何事物都需要极大的爱才能够听其自然，让它保持原样，任其随意发展。一个人可以极其纯真地热爱自己的孩子，从而允许他按照自身的内在倾向性发展。然而——这也正是我这一番议论的要点——一个人也可以同样地热爱事实。一个人可以对事实极其热爱，从而也相信它的发展。一个人甚至可以在自己的孩子降生之前就热爱他，屏住呼吸，以极大的幸福期待着能看到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且现在就热爱那个将来的人。
预先给孩子订好计划，对他抱有奢望，给他规定好该担负起什么责任，甚至希望他成为这样或成为那样——这一切同道家思想都是格格不入的。这意味着要求孩子做父母决心让他做的那种人。这样的孩子生来就穿着一件无形的紧身衣。
同样，也不是没有可能热爱和信赖还没有发生的事实，当它的本性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感到欣悦和惊喜。我们可以相信，一种没有受到损害、没有受到摆布、未被强制、不受强求的事实是非常美好、纯洁、真正的事实，相比之下，同一个事实，一旦我们强迫它顺应一种预先的期望或希望或计划或现实政治的需要，就难免相形见绌了。事实也可以生来就穿着紧身衣。
规范性的热情可能被错误地理解，可能会用预先的要求来歪曲将会出现的事实，某些科学家恐怕就会做这种事，实际上是为了政治而放弃了科学。但对那些有更多道家思想的科学家来说，这绝非一种必然。他们对于即将诞生的事实的热爱，已经足以使他们设想它将会得到最好的结果；因为这个原因，可以对它放任自流，而这正是由于科学家的规范性热情。
我也相信这一点：事实越纯粹，越少受有先入之见的教条主义者的感染，就越有利于人类的未来。我相信，将会使世界得益更多的不是我今天所奉行的政治信念，而是将来的事实。我对将来的认识比对我的认识更为信赖。
这是“服从的是上帝的意愿，而不是我的意愿”的一种人本主义科学的翻版。我对于人类的担心和希望，我对于行善的渴望，我需求安宁和友情的愿望，我的规范性的热情——我觉得这一切的利益都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只要我对事实保持一种虚怀若谷的态度，只要我在道家的拒绝对事实先入为主、任意摆弄的意义上保持客观、不掺杂任何个人色彩，只要我一直坚信所知越多裨益越大。
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在本书之后所发表的许多论文、论著中，我都假定一个人真实潜能的实现取决于是否存在能够满足其基本需要的父母和其他人，取决于现在被总称为“生态学”的所有因素，取决于是否有“健康的”文化，取决于整个世界的情况，等等。一个“有利的先决条件”的复杂分类系统使我们有可能向自我实现和完整人性方面进行发展。这些物理、化学、生物学、人际、文化的条件对个人至关紧要，最终竟达到了决定能否向个人提供人类的基本必需品和基本“权利”的程度，一个人只有拥有这些必需品和基本“权利”，才能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人性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旦对这些先决条件进行探讨，我们不免会感到悲伤，因为人类的潜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被摧毁、被抑制；因此，一个具有完整人性的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奇迹，这样一个人的出现真是太稀罕了，简直可以让人肃然起敬。但同时，我们也会感到振奋，因为自我实现的人毕竟是存在的，因此也是可能存在的。严峻的考验并非不能经受，终点线也并非不可逾越。
在这里，研究者几乎会毫无疑问地受到种种责难的夹击，这些责难既是人与人之间的，也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不是责怪他过于“乐观”，就是责怪他过于“悲观”，这取决于他当时着眼于哪一方面。同样，一方面会责怪他鼓吹遗传，另一方面则会攻击他鼓吹环境。各种政治派别则无疑会根据当时的宣传需要，强行给他贴上各类不同的标签。科学家当然会抗拒这些截然划分、乱贴标签的不全则无的倾向，将会继续分层次、按等级地思考问题，整体地把握许许多多同时起作用的决定因素。他将尽全力接受各种资料，并将它们尽可能清楚地同自己的愿望、希望、担心区别开。现在已经非常清楚，这些问题——什么样的人是健全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是健全的社会——完全属于经验科学的领域，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在这些领域内促进认识的发展。
同第二个问题，即什么样的社会能够造就具有完整人格的人相比，本书更多地着眼于第一个问题，即具有完整人格的人本身。自从本书于1954年初版以来，我就这一问题写了大量文章，但我并不想把这些研究成果收进修订本。相反，我要请读者参考我就这一问题写的一些文章，同时，我想着重强调，有必要熟悉一下关于规范性社会心理学（有时它还被称为组织发展、组织理论、管理理论等）的大量研究文献。在我看来，这些理论、病例报告、研究等极为深刻，提供了一种真正切实可行的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民主和极权理论以及其他现有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种种版本一样可供人们选择。我屡次惊讶地发现，甚至连略知阿吉里斯（Argyris）、本尼斯（Bennis）、利克特（Likert）、麦格雷戈（McGregor）等人的研究工作的心理学家也为数甚少，而这只不过是刚刚提到的这一领域中的几位知名人物。无论如何，要想认真对待自我实现的理论，则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新型的社会心理学。如果有人想要了解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让我选择一本刊物推荐给他们，那我就会选择《应用行为科学学报》（Journal of Applied Behuvioral Sciences），尽管它的名称肯定会使人产生误解。
最后，我想就本书作为一种向人本心理学（它已经被称为“第三势力”）的过渡说几句话。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还不甚成熟，人本主义心理学却已经打开了研究所有这些被称为超越的和后人本的心理现象的大门，而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内在的哲学局限性则从原则上将这些资料封闭起来。在这类现象中，我所包括的不光有意识和人格的各种高级和积极的状态，即对物质主义、身穿紧身衣的自我、对“原子一分割一割裂一敌对”观点的超越，还包括价值（永恒的真理）是大大扩充了的自我的组成部分这样一种认识。一份新的刊物《后人本心理学》（Journal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杂志已经开始发表这一方面的文章了。
现在，已经有可能就超人类（transhuman）进行思索，这是一种超越人类本身的心理学和哲学。它尚未出现，但即将出现。
马斯洛
◎这里的前言与第二版印刷时完全一致。章序与第二版不一定一致。引文从略。一原书注。
◎类本能（instinctoid）是马斯洛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含义有两层：（1）人性的高层内容是内在的、本然的，就像人的本能（instincts）一样；（2）这些高层的心理运作机制类似于本能，但并不完全等同于本能。为提高可读性，我们在文中改为了“instinctlike”一词。——原书注。
◎英文第三版中无此“附录乙”。—译者注。
◎王尔德（Oscar Wilde，1856-1900），英国著名唯美主义作家，以其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著称，曾因同性恋被判入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