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当我对施加在我身上的伤害产生了自然反应，像是生气、愤怒、痛楚与恐惧等。若我不控制与抑制这些反应，我可能会被处罚。后来，在求学阶段，我甚至自豪于对这些感觉的控制与抑制本领。我认为这些能力是一种优势，同时也期待我的第一个孩子能得到同样的训练。直到我成功地摆脱这种态度之后，我才能够了解孩子被禁止以适当的方式响应伤害是多么痛苦。让孩子在一个充满善意的环境里尝试与自己的情绪相处，将让他们在往后的人生里找到进入自己真实感觉的方向，而不是一直害怕这些感觉。
不幸的是，很多人都和我有类似的遭遇。他们在小时候不能表达出自己的强烈感觉，也不能真的去经验这些感觉，但日后则渴望着这些经验。有些人透过心理治疗成功地找到并感觉到他们压抑的情绪。之后这些情绪转变成了有意识的感觉，人们可以借由自己的故事来理解这些感觉，而且不需要再畏惧它们。但有些人却拒绝走上这条路，他们由于自己的悲惨经验而无法或不愿意再相信任何人。在现今的消费社会里，这些人无法直接地展现他们的感觉，只有在某些例外状况，也就是使用了酒精与毒品之后。否则，他们宁可去嘲讽（别人的与自己的）感觉。拥有讽刺的本领在娱乐与媒体产业通常能获得很高的报酬，因此人们甚至可以借着有效地压抑感觉来赚取大笔的金钱。即便到最后会碰到危机，完全失去与自己的连结，只剩下面具的功能，也就是一个“假想人格”(46)在运作；但是人们还是可以借助毒品、酒精、药物，或其他可供替代的物质的力量。嘲讽的收益很高，酒精可以维持好心情，而更强效的药物能达到更大的效果。但这种情绪并不是真实的，它们无法连结身体的真正故事，效果只是暂时的。为了将童年遗留下的空洞填满，所需的剂量将越来越大。
2003年7月7日德国的《明镜周刊》刊载了一位年轻男性的文章，他是一名成功的记者，也为《明镜周刊》工作，文章里阐述了他对毒品的长年依赖。他在文中的坦率与诚实令我相当动容。
对这年轻男子而言，平衡就是靠药物维持着的。人生最后仅存的是工作。而工作是种自我掌控。那么他真正的人生在哪呢？他的感觉在哪呢？或许毒品、恐惧与痛楚都能达到有效的压抑，让当事者不必去面对真实的感觉——只要毒品还起得了作用的话。但一旦毒品的效果过去了，那些还没伸展开来的情绪则会更激烈地反击。被排除的情绪再度获得了入口并纠缠着身体。
这位年轻人非常清晰地表达出当他无法依靠毒品时，真正的需求与感觉会以何种力量浮现。匮乏、孤寂、愤怒的真正感觉，却导致了恐慌，因此必须再度靠着毒品去对抗这些感觉。同时，毒品操控了身体，让它“制造”符合期待的“正面感觉”。当然，同样的机制也会在使用合法药物时出现效果，例如精神科用药或是酒精等。
强迫性的物质成瘾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些物质阻断了通往真实情绪与感觉的道路。毒品虽然可以造成兴奋感，激起那曾经由于残酷的教养而丧失的创造力，但身体无法一辈子容忍这种自我疏离。我们在卡夫卡以及其他人身上看到了，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例如写作或绘画等，是可以暂时帮助他们活下去的，但只要他还依旧逃避自己真正的故事，这些活动依然无法打开那道由于早年受虐而封闭的入口，并且无法通往人类真正生命的本源。
兰波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毒品无法取代那些他真正需要的情绪滋养，而他身体的真正感觉不会受到欺骗。如果他能遇到一个人，帮助他完全看清母亲的破坏效果，而不是让他为此一再地惩罚自己，那么他的人生就会不一样了。正因如此，他每次的逃离都会以失败告终，最终被迫回到母亲身边。
保尔·魏尔伦也像兰波一样英年早逝，享年51岁(47)。他的贫困潦倒，表面上是因为他的毒瘾与酗酒的习惯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但内在的原因则是像许多人一样——缺少了觉察、顺从于通用的戒律、沉默地忍受着母亲的掌控与操纵（常常是透过金钱援助）。虽然魏尔伦在年轻时，期盼可以透过自我掌握和滥用药物从母亲的控制里解放出来，但最后他还是靠着女人给钱过活，甚至有许多是她们卖淫赚来的。
药物并不能时刻都起作用，将人们从依赖与束缚中解放出来。使用合法的药物（例如酒精、尼古丁、精神科用药）常常是为了尝试填满那个父母遗留下来的感情空洞。孩子没能从父母那里获得他所需的滋养，而且事后也无法再找到这些滋养。在没有使用药物的情况下，这个空洞就像是生理上的饥饿感，就像是自发性的胃部痉挛。或许成瘾的基石早在生命之初已然奠定了，暴食症以及其他饮食失调症状也是如此。身体清楚地显示出，它身为一个小小孩时就迫切需要的东西。但只要情绪依旧遭到忽视，这些讯息就会被误解。因此，孩提时的困境被错误地当成现在的困境，而所有与现在的困境博斗的尝试，都必定会失败。长大成年后，我们的需求已经不同于当时了，我们能满足现在这些需求，只要它们不再无意识地与旧时的需求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