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女性写信告诉我，她在多年的心理治疗中很努力地想要原谅父母在她童年时曾对她身体做的一些严重的攻击。原来她母亲患有精神疾病。这个女儿越是强迫自己去宽恕，就越深陷在她的忧郁之中。她觉得自己犹如被关在监牢里，只有绘画能帮助她，阻挡她的自杀念头，让她继续活下去。在一次画展后，她售出了自己的一些画作，有几位代理商非常看好她。她兴高采烈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母亲同样很高兴，并说道：“现在你会赚很多钱，然后就可以照顾我了。”
当读到这封信时，我想起了一位名叫克拉拉的朋友。她曾不经意地对我说道，当她快到退休的年纪时，她视退休“犹如第二人生”，但她那丧偶，但是极其健康且善于经商的父亲对她说：“现在你终于有足够的时间来帮忙我的生意了。”克拉拉一辈子都关心其他人多过关心自己，因此，她完全没发觉这段话就像在她身上加诸了新的重负。她全程微笑地说着，几乎是很开朗愉快的。其他的家人也认为她可以接替刚过世的老秘书的职位，现在正是时候，因为她没事了啊。（可怜的克拉拉除了为父亲牺牲自己以外，究竟还能怎么运用她的闲暇时间呢？）然而才过了几周，我就听说克拉拉得了胰脏癌的消息。不久后她就过世了。她患病期间一直承受着剧烈的痛楚，我试着让她记起她父亲说过的那句话，但并没办到。她很遗憾自己由于这场病而无法帮忙父亲，因为她非常爱他。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在这个时候遭受到这种疾病的打击。她过去几乎从没有生过大病，大家都很羡慕她有健康的身体。克拉拉是个非常传统的人，她显然不太知道自己的真实感觉，因此身体必须发出警讯。但可惜的是，家人没有帮助她解开身体语言的含义。甚至连她那些已成年的孩子也完全没有这么做，事实上他们也办不到。
那位画家和克拉拉不一样，当她听到母亲对她画作卖得很好的反应时，她明显感觉到对母亲的愤怒。从那一刻开始，这位女儿丧失了作画的喜悦，低迷了几个月，再度陷入忧郁之中。她决定不再去拜访母亲或与母亲持相同态度的朋友。她不再对熟人隐瞒母亲的情况，开始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时，她又再度找回了活力以及对绘画的兴趣。使她恢复活力的，是承认所有关于母亲的真相，以及逐步地放下对母亲的依附。这种依附是出于同情、期望自己能使母亲快乐，期望母亲有朝一日能够爱自己。她接受了自己无法全心全意去爱母亲的现实，而且她现在也清楚知道原因了。
我们很少听到像这类有正面结局的故事。但我认为这样的故事会渐渐增加，只要我们成功地看清那曾经在童年深深伤害我们的父母，我们并不亏欠他们任何感谢，更遑论我们是受害者的身份了。我们为什么要去为了那根本不存在的理想父母的幻象而牺牲自己呢？我们为什么要紧抓住这段会让我们想起过往苦痛的关系呢？因为我们希望只要我们找到合适的话语、做了正确的行为、用适当的方式去理解，有朝一日这种情况将会有所改变。但这却意味着，我们会为了获得爱而像童年那样再度扭曲自己。如今，身为成人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努力遭到了剥削，也知道这并不是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直期待在童年时不爱我们的父母，无论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做不到，在我们长大后却会爱我们呢？
如果我们成功地放弃这种希望，无望地期待自然也会消失，连同那陪伴了我们一辈子的自我欺骗。我们不再相信以前的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我们不再相信必须证明我们是值得被爱的。问题的症结不在我们身上，是基于我们父母的情况。他们将自己经验过的童年创伤变成了（或没有变成）什么，这是我们无法决定的。我们只能过我们的人生，并改变自己的态度。大部分心理治疗师认为，改变态度就能改善与父母的关系，因为成年孩子的成熟态度可能会引起父母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我不能确信这种看法。更确切的说，我的经验是成年孩子的正向改变很少会引起曾经施虐的父母表现出正面的感觉与赞赏；相反地，他们的反应常常是嫉妒、戒断症状，以及希望儿女重新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卑躬屈膝、无条件的忠诚、能够容忍虐待，其实就是忧郁而不快乐的。成年孩子已觉醒的意识会让很多父母感到害怕，更别提改善关系了，不过也有相反的例子：
有个年轻女人长期以来一直为自己的恨意感到痛苦，最后她终于鼓起勇气告诉母亲：“我小时候不想要有你这个妈妈。我恨你，而且我完全不能觉察恨你的事实。”她很惊讶地发现不只是她自己，就连她那自觉歉疚的母亲也对她的这番话表现出如释重负的态度。因为她们两人在内心深处都知道自己的感觉。现在才终于将真相说出口，由此便能建立起一段真诚的全新关系。
强求的爱不是爱。它最多只会导致一段没有真正交流的“假象”关系，导致一种假装出来、并非实际存在的真诚，它就像戴着面具遮住了恼怒甚至是怨恨，它永远不会变成真心相待。三岛由纪夫有部作品叫做《假面的告白》，一张面具如何能真正诉说出隐于其后之人的感觉呢？面具是办不到的，它在三岛笔下能够说出的，完全是理智之言。三岛只能展现出事实的后果，至于事实本身以及随之产生的情绪依旧到不了他的意识心智。结果就以病态而反常的幻象显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抽象的死亡愿望”。因为这个长年被关在祖母房里的小孩，长大后依旧碰触不到真正的感觉。
这种建立在面具般的沟通上的关系，是无法改变的。它将维持着它一直以来的样貌：错误沟通。只有当沟通双方都能接纳他们的感觉，去经验这些感觉，并且毫无畏惧地说出来以后，才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关系。这将是令人开心的良好关系，但却很少发生，因为双方都害怕失去彼此已经习惯的表象与面具，纵使它们会阻碍到真正的交流。
为什么有人偏偏要在年迈的双亲身上寻求这种交流呢？严格来说，他们已经不算是我们的人生旅伴了。和他们相关的故事已然流逝，现在我们真正要沟通的对象是自己的孩子和自己所选的伴侣。许多人希冀的平静是无法由外部给予的。很多心理治疗师认为人们可以借由宽恕来找到平静，但这观点却一再被事实推翻。我们都知道，神职人员每天都会向天父祷告，祈求上帝宽恕自己所犯的错，以及人类的罪。但这却无法阻止其中一些人，在掩盖犯罪事实的同时，让自己一再因重复的强迫驱力而侵害儿童去与青少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会去保护自己的父母，而没有意识到父母曾对他们做了哪些坏事。因此，无条件地劝诫人们要宽恕不只是假仁假义而已，更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这么做有时会掩盖了重复的强迫驱力。
能够保护我们不会受到重复驱力侵害的，只有承认真相——承认全部的真相以及它的所有含义。只有当我们尽可能地了解父母对我们做过什么，我们才不会有重复那些恶行的危险；否则，我们会自动地重复父母的行为，并且极力反抗一种想法：当我们长大成人且想要平静地建立属于自己的人生时，我们就能够（且必须）解开童年与施虐父母的连结。童年的迷惘是因为于我们从前努力要去理解虐待，并由虐待中推论出意义。但我们必须放下这种迷惘。身为成年人，我们可以停止迷惘，也可以学会了解在心理治疗时，道德准则会如何妨碍伤口的复原。
有一位心灰意冷的年轻女子，她认为自己无论在工作或两性关系上都是个失败者，她在给我的信中说道：
我母亲越说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我什么也做不成，我就越会四处碰壁。我并不想恨我的母亲，我希望与她和平相处，想原谅她，让我最后能够摆脱我的恨意，但我却办不到。在恨之中我觉得被她所伤，犹如她也恨我一样，不过这是不可能的。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呢？我知道如果我没办法原谅她，我将会很痛苦。我的心理治疗师告诉我，如果我和父母对抗，这就宛如我在对抗自己一样。我当然知道如果无法发自内心深处原谅的话，就不是真正的原谅。我觉得非常困惑，因为有些时候我可以原谅父母，并且感觉我同情他们，但一想到他们曾对我做过的事，我就会突然生气，然后完全不想看到他们。我其实想过我自己的生活，平静下来，不要一直想过去他们是怎么打我、羞辱我，以及那些几乎算是酷刑的虐待了。
这位女子相信，当她认真看待自己的记忆并且忠于自己的身体时，就是在与父母对抗，同时也等于对抗自己。这是心理治疗师告诉她的，但这种说法的后果却是，这个女人完全无法区分她自己的生活以及父母的生活，她完全没有自我意识，只能将自己理解为父母的一部分。心理治疗师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在这样的陈述中可以感觉到这位心理治疗师对自己父母的恐惧，而个案则被这种恐惧与迷惘感染了。结果是这位女子不敢揭开自己的童年故事，让自己的身体能和真相生活在一起。
另外一位非常聪明的女人告诉我，她不想对自己的父母做出一概而论的评价，而是要把事情分开来看。因为无论她小时候被打还是被虐待，她还是与父母一起度过了一些美好时光。她的心理治疗师非常赞同她对美好与不好时光的权衡，而且身为成年人必须了解所有父母都会犯错这个道理。然而重点并不在此，重点是现在已然成年的这位女子必须发展出对内在小女孩的同理心，没有人看见那个小女孩的苦痛，她被求取自身利益的父母利用了，多亏了她洋溢的才华，她可以完美地满足父母的利益。如果她现在已经能去感觉内在小女孩的苦痛，并且去陪伴她，那么她就不应让美好的时光与不好的时光互相抵销。这么一来，她又会披上那个小女孩的角色，强迫自己去满足父母的心愿：爱他们、原谅他们、记住美好时光等。
这个孩子不断地尝试这么做，希望能理解她遭遇到的那些来自于父母的自相矛盾的讯息及行为。但这种内在的“工作”只会更强化她的困惑。这个孩子不可能理解她的母亲也身处在一个内心的防空洞里，构筑着对抗自己感觉的防御工程，以至于没有任何理解孩子需求的感受力。而当这个孩子成年且了解这些之后，便不应该继续孩提时毫无希望的努力，不要尝试强迫自己客观地去评价，或让美好的回忆去对抗不好的回忆。她应该根据自己的感觉来行动，这些感觉永远像所有情绪一样是主观的：“在我小时候是什么使我痛苦呢？什么是我以前完全不能去感觉的呢？”
问这些问题，并不是要一概而论地批判父母，而是为了要找出那个受苦、说不出话的孩子的观点，以及放下在我看来是破坏性的依附关系。诚如我之前所说的，这种依附是感激、同情、否认、渴望、粉饰，以及无数始终无法圆满而且注定无法圆满的期望组成的。对曾忍受过的残暴行径表达出宽容的态度，并不会打开通往长大成人的道路。能打开那条路的是获知自己的真相，以及滋长出对那个受虐儿的同理心。看清虐待如何阻碍了成年人的整个人生，以及摧毁了多少可能性，同时又有多少不幸在不经意间传给了下一代。要发现这些悲剧，只可能在我们停止将施虐父母好的面向与不好的面向相互抵销之后，否则我们会因此再度落入同情之中，再度去否认那些残暴行径，因为我们相信必须对事情有“平衡的”观点。我的意思是，这里反映出来的是童年的努力，成人必须丢掉这种平衡过程，因为这么做会使人混乱并且阻碍自己的人生。那些不曾在童年时被责打或从来不须忍受性暴力的人，当然不需要去做这些努力。他们可以享受与父母在一起时的美好感觉，也能毫无迟疑地称之为爱，他们并不需要用任何方式去否认。这些“努力”的重担只会留在曾受虐的人身上，即便他们并不愿意以生病的方式为自我欺骗付出代价亦然。这种例子，我几乎天天都能看见。
有位女士在论坛上写道，她在网络上看到这种说法：我们不再与父母见面，是不可能真的对自己有帮助的。如果这么做，将会觉得父母依然跟在我们身后。而这也正是这位女士现在的感觉。自从她不再去拜访父母以后，她日夜都会想到他们，并且生活在不间断的恐惧之中。这非常容易理解，她生活在恐慌之中，是因为网络上所谓的专家在她身上强化了专家对自己父母的恐惧。这种传道式的道德说的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人生、感觉与需求是没有控制权利的。或许网络上很难找到其他的说法，因为网络的言论上只会反映出我们几千年以的心理状态：孝敬你的父母，你会因此长寿。
本书的第一部提到了几位大作家的生平，显示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尤其是当问题中的人是非常敏感且聪慧时。长寿也不能证明第四诫中隐含的威胁是合理的，与此相反，长寿和生活的质量有关。这关乎父母与祖父母是否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并且不要求孩子们以损及他们自身的方式来尊敬长辈，长辈也不能毫无顾忌地对孩子们施以性虐待、殴打或其他折磨方式，并自称都是为了孩子们好。当父母将他们对自己童年已然崩溃的感觉发泄在自己孩子身上时，常常可以减轻自己的负担。但当孩子脱离他们之后，或是表面上的脱离，父母便会很快地生病。
孩子们有权去觉察并且有权去相信自己小时候看到以及感觉到的事情。他们不必强迫自己变得盲目。他们已经以身体或心灵上的病痛为这种强迫的盲目付出了代价，而这些病痛的原因长期以来都被遮掩了。如果他们不愿继续这种遮掩行为，他们就有机会挣脱暴力与自我欺骗的锁链，同时也不会再去要求自己的孩子成为牺牲品。
不久前有个电视节目介绍了患有神经性皮肤炎的案例，症状就是全身瘙痒。节目请来的专家一致认为这种病是无法根治的，完全没提到这种瘙痒症状的心理因素。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患病的孩子和自己同年龄的病友们在医院里见面，却使得病况有了好转，即使并未治愈。光是这个事实便让身为观众的我推想到，在医院里和其他病友的接触让这些孩子松了一口气，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唯一得这种令人费解的病症的患者。
这个节目播出后不久，我认识了维若妮卡，她在接受心理治疗时罹患了神经性皮肤炎，她渐渐发现正是这个症状能让她解开她过去对父亲的灾难性依附。维若妮卡是家中五个姐妹中的老幺，她遭到姐妹们的排挤。她的母亲是个酒鬼，会突如其来地发怒，不断地威胁着这个孩子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小女孩怀抱着徒然的希望，期望父亲有一天能拯救她离开处境。维若妮卡一辈子都在理想化她的父亲，虽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与相关回忆能证明这种对父亲的高度评价曾成真过。因为她的父亲也是个酒鬼，但维若妮卡否认现实，安于她不合理的希望，50年来始终保持着她的幻想。然而在她接受心理治疗之际，当她无法让他人理解她的意思，或是期待着其他人的帮忙时，无助的感觉就会引发她严重的瘙痒症。
维若妮卡告诉我，为何她一再被残忍的瘙痒症纠缠不休，对她来说这一直是个谜，而且除了气自己必须不断搔痒以外，没有其他可针对这个症状做的事了。在她的这种皮肤疾病中隐藏的，与后来显示出来的相同，就是她对全家人的愤怒，但主要是对父亲的愤怒。父亲从未为了她而存在，而他的拯救角色则是她为了忍受在这个施虐家庭里的孤单而想象出来的。这个拯救的幻想持续了50年之久，当然使得她的愤怒越显剧烈。但借由心理治疗师的协助，她最后终于发现，每当她试着压抑某种感觉的时候，瘙痒症状就会一直出现，让她根本无暇顾及别的事情，直至她承认了那种感觉并且可以去体会它为止。多亏了她的那些感觉，她最终越来越清晰地察觉到，她不断地构筑着有关父亲的幻想，但这个幻想完全没有事实的根据。在她每一段与男人的关系中，这个幻想都活跃着，她等待亲爱的父亲来保护她免受母亲和姐妹们的伤害，并了解她的困境。对局外人来说，父亲的解救从未发生，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但维若妮卡自己就是完全无法面对这个与事实相符的观点，她觉得如果承认了真相，自己就会死去。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维若妮卡的身体内，住着一个未受到保护的孩子，这个孩子如果失去了父亲一定会来拯救她的幻想，注定就会死掉。身为成年人的维若妮卡是可以放下这种幻想的，因为那个孩子已经不再独自面对命运了，从现在起，维若妮卡体内有成年的部分，成年的她可以保护那孩子，可以去做那些她父亲从未做到的事，理解那孩子的困境并保护她不遭人虐待。维若妮卡一再地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这些，她终于不再像从前那样否认自己身体的需求，而是非常认真地去看待这些需求。后来，她的身体仅以轻微的瘙痒来警示这些需求，每次瘙痒症发作总能让她明白，内在小孩需要她的帮助。虽然维若妮卡在工作上相当负责，但她很容易陷入依附的关系，遇到并不是真正关心她的对象，并且对对方百依百顺。当她看穿父亲的真正行为后，就不再陷入同样的关系里。这些情况在她接受心理治疗后完全改观了，她在自己体内发现了一个同盟，这位同盟知道该如何帮助她。我认为这正是所有心理治疗应该达成的目标。
这里描述的几个相似的发展案例，是我在过去几年观察到的，多亏它们使我明白了一件事：如果心理治疗要有效，就要废除第四诫的道德含义，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经由教养而接受了这种规范。但遗憾的是，因为心理治疗师本身仍未摆脱这层束缚，太多的心理治疗疗程若不是一开始就被黑色教育的规矩引领着，就是在治疗过程的某个时候置入了黑色教育的规矩。第四诫常常和精神分析的指令结合在一起，甚至等到个案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帮助且终于看到曾遭到的伤害与虐待后，就会像我上述许多案例一样，或早或晚会被治疗师暗示“父母也有好的一面，也曾给了孩子很多东西，而成年人现在则必须为此心怀感激。”单单这种暗示就足以让当事者再度陷入不安中，正是因为这种“被迫的感激”造成了他对自己知觉与感觉的压抑，就如同卡尔泰斯在《非关命运》(48)一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
劳拉曾接受过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辅导，这位心理治疗师起初让劳拉第一次能够揭下自己的面具，认清自己的坚强是伪造的。她信赖这位治疗师，认为他可以帮她找到通往自身感觉的入口，同时也让她记起了童年对亲近与温柔的渴望。劳拉和维若妮卡一样，都在父亲的身上寻求拯救，拯救她逃离母亲的冷漠。但和维若妮卡父亲不一样的是，劳拉的父亲表现出对这个小女孩更多的兴趣。有时候他还会跟劳拉一起玩，因此在这孩子心中留下了一个希望，一个对良好关系的期望。劳拉的父亲知道劳拉母亲对她施加的狠毒体罚，即便如此却仍将孩子留在母亲身边，没有保护她，没有对这孩子负起应有的责任。最严重的是，他唤起了这孩子心中的爱，而他并不值得拥有这份爱。我在劳拉给我的信中了解到，这名年轻女子带着这种爱患了严重的疾病，她试着透过心理治疗师的协助来了解这场病的意义。就这样，她的心理治疗师起先看起来值得信赖，透过他的协助，劳拉成功地拆除了心中的防御之墙。但到了后来，当劳拉心中浮现被父亲虐待的怀疑感觉时，这位心理治疗师却开始筑起一道墙。他突然说起孩子心中的恋母愿望，他用与劳拉父亲对她所做的类似方式，使得劳拉变得困惑。劳拉怀疑治疗师因为他自己的软弱反而牺牲了她，或许是他自己也有压抑的记忆并未处理。他提供给劳拉的是单纯的精神分析理论，而非一个知情见证者的同理心。
多亏了劳拉的博学多闻，使她得以看清那位心理治疗师的防御行为。但她却与这位治疗师一起重复了她与父亲的相同行为模式，因为她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仍未解除。劳拉无法说出对他的怀疑，她依旧对心理治疗师与父亲心怀感激，感谢从他们那里有所获得，并以这种方式服从着传统的道德，她那童年的依附在这两种关系中都无法解除。因此，虽然她接着尝试了原始疗法与身体疗法，但病症仍未消失。道德似乎获得了胜利，牺牲掉了劳拉的故事与她所承受的痛苦，就像在许多心理治疗的案例中所发生的一样。直到劳拉在一次团体治疗的帮助下，得以放下她那毫无理由的感谢与罪恶感。她认清了童年时父亲的拒绝所造成的所有后果，并且看到父亲对她人生应负的责任。
由于承认了自己的真相，劳拉得以去过一段有创造性的全新人生。她现在知道自己已不再受到危险的威胁了，只要她能察觉到自己的父亲根本就是个懦夫，也从未帮助过她，因为他完全不想这么做，也因为他需要用劳拉来发泄他自己所受的伤，以便他永远不用去感觉这些伤口的存在。由于察觉了这些，劳拉的身体明显地平静了。原本那颗医生一定要开刀处理的肿瘤也很快地萎缩掉了。
劳拉在之前的一次心理治疗时，曾接受过观想方法的建议，她当时对这种方法抱持着很大的期望。她成功地记起一个场景，那时她才7岁，那位在其他方面都被理想化的父亲，由于妒忌而打了她。心理治疗师告诉她，她应该将父亲想象为友善的，并且试着以正面形象去取代负面的旧形象。这种方法真的帮助劳拉理想化父亲，持续了好几年。那段期间，她子宫内的肿瘤继续长大，直到她决定面对真相，真相向她传递有关她真实记忆的讯息。
心理治疗会提供将负面感觉转化为正面的方法。这种操控方式通常有利于强化否认，否认的行为能让个案逃避自身（受到真实情绪暗示的）真相所带来的痛苦。因此，透过这种方法获得的成功只会持续一小段时间，而且还是相当有问题的。原始的负面情绪是身体的重要信号。如果这些情绪传递出来的讯息被置之不理，身体就必须发出新的讯息让人听到它。
人为制造出来的正面感觉不只持续的时间很短，还会让我们停留在孩童时期的期望状态，希望父母总有一天会只展现他们好的一面，我们永远不需要感觉对他们的愤怒或恐惧。但如果我们希望真正长大成人，且活在我们当下的现实里，我们必须摆脱这种虚幻的天真的期待。为了做到这点，我们必须承认所谓的负面情绪，并且可以把这些情绪转换成有意义的感觉，借此了解产生情绪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消除这些情绪。被人体会过的情绪不会永远存在，只有在被驱逐时，这些情绪才会在身体里筑巢。
纾压、按摩与各种身体疗法可以暂时带来很好的放松效果，让肌肉或结缔组织等部位摆脱压抑的情绪压力、缓和紧张，进而克服痛楚。但压力总会再度出现，如果情绪的来源依旧不为人所知，如果内在小孩对处罚的预期心理仍然非常强烈地存在于我们心中，我们依然会害怕惹恼父母或替代父母的人。
只要我们被迫宽大地对待最初引发我们怒气的对象，那么那些常常受到推荐的“释放”、“排除怒气”的练习（像打枕头或拳击等），效果就会同样有限。劳拉尝试了许多这种练习，但永远只有短暂的成效，直到她准备好去感觉所有她对父亲的失望情绪，而且不仅只是去感觉怒气，还包括痛楚以及恐惧，她的子宫便在没有纾压练习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摆脱了那麻烦的肿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