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道德获得最大胜利的领域，是对厌食症的治疗。由于或多或少的明确警告：“你看看，你让父母多不开心，看他们为了你多么伤心难过！”随之会加强罹患厌食症的年轻人心中的罪恶感。饥饿的意义、饥饿的真正讯息，在这种警告中完全遭到忽视。然而厌食症则显示身体是多么清楚地对“它的主人”示警了疾病的真相。
许多厌食症患者认为：“我必须敬爱与尊敬我的父母，原谅他们所做的一切，了解他们，正面思考，学会遗忘。这些我必须全都做到，而且绝对不能显现出我的困境。”
但如果我强迫自己去感觉不属于我的感觉，如果我不再知道我真正感觉到、想要的、希望的，以及需要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要做人们教我去做的事情时，那个我（真正的我）究竟还会是谁呢？我可以强迫在工作、运动、日常生活方面等获得很高的成就，但当我想强迫自己去感觉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借由酒精、毒品或药物的帮助），我早晚都将面对自我欺骗的后果。我将自己缩减成一个面具，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这种所知的根源存在于我的真实感觉中，这些感觉与我的经历是一致的。我的身体是这些经历的守护者，凭着我身体的记忆。
当我们忽视身体的讯息，例如生气的感觉时，我们就不能去爱、重视或是了解自己。有一大串“心理治疗”的规则与方法是用来操控情绪的，它们会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们，如何阻止悲伤并开始享受生命。罹患严重症状的患者会在医院接受这类建议，希望能借此摆脱对父母的蚀人愤恨。
这种方式会成功一段时间并且减轻一些负担，因为他们的治疗师“乐于”让病人这么做。病患就像是个服从母亲教养方式的乖巧孩子，觉得自己被接受、被爱了。但如果身体完全没被人倾听，它就会逐渐再度以旧病复发的方式来彰显自身。
同样让心理治疗师感到棘手的是治疗儿童多动症。如果这些孩子的情况被视为与遗传有关，或是应该加以矫正的坏习惯，这些孩子要怎么融入家庭呢？是否所有真正的病因都将成为秘密？但如果我们准备好去看清这些情绪的现实的基础，会发现而这种疾病恰恰反映了他们缺乏照料、遭受虐待，尤其是缺乏情绪滋养，我们眼中就不会再看到无意义地到处吵闹的孩子，而是承受着痛苦的孩子，是不能知道受苦之因的孩子。如果我们能接受这些，就能帮助他们。也许我们（和他们）便不会那么害怕情绪、痛楚、恐惧与愤怒，而是理解我们的父母究竟对我们做过什么。
多数心理治疗师支持的，是无论如何都不对父母追究责任的态度，导致了对疾病之因不自觉地漠视，同时也影响了治疗疾病的时机。现代的大脑科学家在几年前便已知道，出生的第一个月到三岁期间，如果与母亲之间缺乏良好且可信赖的连结，脑中将会留下有重大影响的痕迹，并会导致严重的失调。或许是该让这种知识在心理治疗师的训练中传播开来的时候了，如此一来，他们接受的传统教育所造成的伤害性影响，也许会稍微减弱。因为禁止我们过问父母行为的，常常就是我们自身的教养，也就是相信黑色教育的合法性所造成的。传统道德、宗教规条，以及某些精神分析理论，都显示了对于父母责任的回避。他们害怕这么做会加重父母的罪恶感，也害怕如此一来这些父母可能会再次伤害孩子。
我深信一旦建立起治疗的关系，说出真相是可以唤醒个案的。当然，儿童心理治疗师无法去改变“问题”儿童的父母，但如果将必要的知识传达给父母，那么基本上就能对改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起到协助作用。如果告知父母真正沟通的情绪滋养意义，并且帮助他们使用这方面的知识，就会为父母打开一扇通往全新体验的大门。父母拒绝与孩子沟通，常常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小时候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形式的情感关怀照顾，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东西存在。父母可以与孩子一同学习如何有意义地沟通，但前提是这些孩子要获得心理治疗师全然的支持，而这位心理治疗师自己也必须摆脱了黑色教育，也就是完全站在孩子这边。
有这样的治疗师提供知情见证者的支持，鼓励多动（或承受着其他苦痛）的孩子去感觉他的不安，而非发泄他的不安，并且对父母表达他的感觉，而不是害怕感觉并与感觉分离。如此一来，父母会从孩子身上学到，人可以拥有感觉，而无须害怕感觉将导致恶果，感觉反而可以让人得到依靠并且创造互信。
我知道有位母亲很感谢她的孩子拯救她摆脱了她对父母的毁灭性依附。这位母亲小时候曾遭到父母严重的虐待，她接受了许多年的心理治疗，但她依然努力强迫自己去看父母好的一面。她因女儿的多动症以及具有攻击性的情绪爆发行为而深感痛苦，她的女儿自出生以来就不断地接受医生治疗。这种状态几年下来都没有改善。她带着孩子去看医生，给孩子吃不同的药，定期造访自己的心理治疗师，但却一再地为自己的父母辩护。她从未认为自己是因为父母而受苦，而只意识到孩子让她痛苦。直到有一天，她终于通过一位新的心理治疗师的治疗看清了她30年来对父母积压在心中的不满，她虽因此勃然大怒，但是此时奇迹发生了（虽然这根本不是奇迹）：在短短几天之内，她的女儿开始用正常的方式玩耍，多动的症状都消失了，会提出疑问并且明确地回答。这位母亲犹如从厚重的迷雾里走出来，第一次看清她的孩子。
而这样一个不被利用的孩子，便可以安静地玩耍，不需要像发疯似得跑来跑去。她不用再去完成拯救妈妈的不可能任务，或是用她自己的“失调”来让妈妈面对真相。
真正的沟通是以事实为根据的，这些事实让人能传达自己的感觉与想法。相反的，混乱的沟通所根据的是被扭曲的事实，以及为自己不想要的情绪而指责别人，这些情绪针对的其实是童年时的父母。黑色教育只懂得这种操控式的相处之道。直到不久之前，这种方式仍旧无所不在，但现在有例外了，以下的例子就是如此：
七岁的玛丽在被老师体罚后，拒绝上学。玛丽的妈妈芙劳拉没有办法了，毕竟她无法强迫孩子去学校。她自己从来没打过孩子。她去找老师，与老师对质，并请她向孩子道歉。老师非常生气地说：“如果老师必须要向孩子道歉，我们以后要怎样教育孩子呢？”她认为小玛丽被打是罪有应得，因为当她对玛丽说话时，玛丽完全没注意听。芙劳拉冷静地说：“一个不注意听你说话的孩子，或许早就对你的声音或表情感到恐惧了。体罚只会让她更害怕。相对于体罚，我们应该要和孩子对话，获得孩子的信赖，这样才能消除她的紧张和恐惧。”
突然，老师的泪水盈满眼眶。她瘫倒在椅子上，低声说道：“我小时候除了被体罚以外什么也不知道，没有人会跟我对话。我永远只会听到我母亲对我吼：‘你从来都不听我的话——我究竟该拿你怎么办？’”
芙劳拉突然感到很同情。她本来是想来告诉老师，很久以前学校就已经禁止体罚了，她要向警方举发。但现在，坐在芙劳拉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她可以与之商量的人。最后这两位女士一同思考该怎么做才能重新赢得小玛丽的信赖。老师表示要向孩子道歉，她后来也这么做了。她让玛丽不必再害怕，因为体罚是被禁止的，是老师做错了。她告诉玛丽有权在这种情况下抱怨，因为老师的确犯错了。
玛丽又再度开始喜欢上学了，她现在甚至展现出了对老师的同情心。因为这位老师有勇气去承认自己的过错，所以玛丽将会清楚地发现其实成人的情绪与他们的经历有关，并非自己的行为。如果孩子的行为引发了成人的强烈情绪，孩子无须为此感到抱歉，就算是成人试着将责任加诸在他们身上时也一样。
和玛丽有着相似经历的孩子将会明白，他们不需要为其他人的情绪负不必要的责任，他们只需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