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收到的众多信件与日记中，有着大量被残酷虐待的童年的证明。其中也有部分是（虽然比较少）能使撰写人解开童年创伤后果的心理治疗案例。有时候人们会请我出版这些故事，其实我有些犹豫，因为我不清楚个案是否在几年后仍旧乐意在一本别人写的书里看到自己或者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决定写一篇虚构文章，但内容是有事实根据的。我猜测很多人心中都带着类似的苦痛，可是没有机会完成成功的心理治疗。我的这篇文章的主角名为安妮塔·芬克，文章内容就是她在心理治疗过程中的日记，是帮助她摆脱一种严重至极的失调问题，也就是厌食症的过程的真实记录。
即使是最传统、最严格的医界专业人士，也同意厌食症是一种身心失调疾病。当一个人（通常是年轻人）的体重减轻到会引发生命危险时，我们认为病人的心灵也是会“受影响的”。这种观点普遍来说已不再具有争议性了，就连在医学领域也一样。但这些人的心灵状态多半仍浑沌不明。以我的观点来看，这是为了不伤及第四诫。
我已在《夏娃的觉醒》中对传统厌食症治疗的方法提出一些质疑。这些诊疗的目标只是为了增加病人的体重，使体重数字恢复正常，而不看清造成失调的原因。我不想在本书中继续辩论下去，我想借由一个故事来告诉读者会导致厌食症加剧的心理因素，以及解决方式。
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在他生命走到尽头时说过，他饥饿是因为他找不到合胃口的食物。安妮塔可能也会说出同样的话，但她要在变健康后才会这么说，因为那时她才会知道哪些食物是她需要的、哪些是她找寻的、哪些是她自童年以来就错失的是真正的沟通，没有谎言、没有错误的担忧、没有罪恶感、没有责备、没有警告、没有制造出来的恐惧亦没有投射。这种理想中的沟通，就像是母亲与在她期待下出生的孩子，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于最完善的状况之中的沟通。如果这种沟通从未发生过，如果孩子被谎言喂养长大，如果言语和手势只是为了用来掩饰对孩子的拒绝、仇恨、厌恶和反感，孩子将会抗拒靠这种“食物”来成长。他会排拒这种“食物”，日后便会变得食欲缺缺，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哪种食物。因为他从没有经验过，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有这种食物存在。
成年人虽然可以模糊地知道有这种食物的存在，可能还是会陷入暴食，因为他一直在追寻他所需要但又不知是什么的食物，因此不加选择地吃下所有可以吃的东西。他将会肥胖、食欲过盛。他不想放弃，他想吃，无止境地吃，毫无节制。但由于他像厌食症患者一样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因此他永远也吃不饱。他想要自由，可以什么都吃，没有任何束缚，但最后他却活在自己的暴食症之中。为了摆脱暴食症，他必须向某人诉说自己的感觉——他必须感觉到自己被倾听、被理解、被认真对待，让他不必再隐藏自己。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会明白，这才是他找了一辈子的那种食物。
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没有为这种食物命名，因为就连卡夫卡也无法为它命名。他小时候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沟通。他因为这种匮乏而承受着非常大的痛苦，他所有作品描述的都是错误的沟通，例如《城堡》《审判》《蜕变》。在这些故事里，他的问题得到的回答都是奇怪的曲解，故事中的人物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无法让自己的声音被其他人听到。
安妮塔·芬克长期以来也遇到了类似的状况。她生病的真正原因是那从未满足的沟通渴望，她渴望能真正地与父母及男友沟通。她的拒绝进食是这种匮乏的警示。她最终康复了，可能是因为安妮塔认为终于有人愿意真的理解她。从1997年9月开始，17岁的安妮塔在医院里写起了日记。
1997年9月15日
好吧！他们办到了。我的体重改善了，而我则获得了些许希望。但我为什么要说“他们办到了”？这并不是他们的功劳。在这个可怕的医院里，他们从一开始就让我神经紧张，比在家里还糟糕。“你必须这样、必须那样，你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你以为自己是谁？我们正在帮你啊！你必须信任、听话，不然没有人可以帮得了你。”
真该死，你们怎么会如此狂妄？为什么我服从了你们的愚蠢规定，像你们的机器零件那样运作，我就能变得健康？那些会杀死我。而我不想死啊！你们一直说我想死，但那是胡说八道。我想活下去，但不要这样子活着，我不想让人规定我该怎么做，他们认为我照着规定做才不会死去。我想以我自己的样子生活，但大家不让我这样做，没有人会让我这样做。所有人都对我有所企图，他们的那些企图其实会毁了我的人生。我想告诉他们这些，但我该怎么做呢？该怎么对人们说出这些呢？他们到这间医院来完成他们的工作，他们只想提出成功的工作报告（“安妮塔，你今天吃完面包了吗？”），然后晚上因为终于可以离开像我这样的骷髅而感到开心，回家去听音乐。
没有人愿意倾听我。那位亲切的精神科医生，装得好像在倾听我的样子。但他真正的目的显然不是这样。我清楚地看出来了，从他对我好好说话的方式，从他想为我制造生活勇气的行为（你如何能“制造”勇气呢？），从他给我的解释：这里所有人都想帮助我，如果我能信任他们，我的病情一定会好转。是啊，我病了，我的病就是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人。但我将会在这里学到这点。接着，他看了看时间，也许正想着他在今晚的讨论课上要如何好好地呈现这个案例。他找到了厌食症的解决办法：信任。你这个笨蛋！就在你对我叨念着信任的时候，你正在想些什么呢？所有人都对我叨念着信任，但他们不值得！你说你会倾听我，但你做出来的事只是想去感动我、愚弄我、让我喜欢你、赞叹你，以及从中获得你要的东西：在讨论课上和你的同僚们说，你多巧妙地使一个聪明的女人信任你。
你这个骄傲自大的家伙，我已经看穿了你的把戏。我不会再让自己上当了。如果我有一点点好转，这并不是你的功劳，而是因为妮娜。她是葡萄牙籍的清洁女工，晚上偶尔会在我这里陪我一会儿，她真的会倾听我，在我自己反应过来之前她会先对我的家人感到愤怒，我起初有可能生气，但现在我会感谢妮娜对我告诉她的事情有这样的反应。我开始了解到我是在冷漠与孤独之中长大的，没有和家人明显的连结。我究竟该从哪里获得我的信任呢？和妮娜说话首次唤起了我的食欲，我开始进食，因为我知道某些东西就要出现——真正的沟通，这是我一直渴望的东西。我过去被强迫吃下了那些我不想吃的食物，因为它们不是食物，它们是我母亲的冷漠、愚蠢与恐惧。我的厌食症是在逃避这些虚伪、有毒的“食物”。厌食症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对温暖、理解、沟通与交流的需求，就像妮娜一样。现在我已经知道我寻找的东西是存在的了，只是我长久以来不被允许知道而已。
在我和妮娜接触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有和我的家人或同学完全不一样的人存在。所有人都是那么正常、那么难以接近，所有人都不了解我，他们觉得我“很奇怪”。但对妮娜来说，我一点也不奇怪。她在德国做清洁工作，她本来在葡萄牙读书，但她没有钱继续深造了，因为她爸爸在她高中毕业后不久就过世了，她必须去工作。即便如此，她却可以理解我。并不是因为她刚开始上大学，与此完全无关。她有一个表姐，她告诉了我很多有关这个表姐的事，表姐会倾听她、认真地对待她。妮娜现在也会这样对我，完全不费劲而且也不带质疑。我对她来说并不陌生，虽然她在葡萄牙长大而我在德国。这不是很神奇吗？我虽然在自己的祖国生活，但却感觉像个外国人，甚至像个麻风病患者，只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个我，而且我也不想变成那样。
我借着厌食来表达这些。你们看看我的样子吧！我的样子让你们觉得恶心吗？这样更好！那么你们就会被迫了解，我和你们的关系不对劲。你们移开视线，你们觉得我疯了，是的，这让我很痛苦。但比起成为你们中的一员，这样还好一点。如果我以某种方式疯了，是因为我被你们推开，是因为我拒绝背叛本性去迎合你们。我想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时间、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在我父母家，显然他们根本无法了解我、接受我。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来到世界上？我在这里要做些什么呢？
我很开心，自从和妮娜聊天后，我便不再需要将所有这些问题藏在厌食症背后了。我要找出一条道路，一条能让我找到我问题答案的道路，并且以适合我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1997年11月3日
我现在已经离开医院了，因为我达到了规定的体重低标。这样似乎就足够了。除了我和妮娜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为什么会发生。那些人深信他们的饮食计划造就了所谓的病情好转。他们就这样相信并为此高兴吧。无论如何我很高兴离开了医院。但现在怎么办呢？我必须为自己找个住的地方，我不想留在家里了。母亲还是像往常一样操心。她投注自己所有的生命力全在关心我，这让我很烦躁。如果她继续这样下去，我害怕自己又会再度无法吃东西，因为她对我说话的方式让我胃口尽失。我感觉得到她的恐惧，我想帮助她，我想吃东西，让她不要害怕我会再度瘦下去，但这整出戏我撑不了太久。我不想为了要让我母亲不要害怕我会变瘦，所以去吃东西，我想因为我有兴致吃而吃。但她对待我的方式破坏了我所有的兴致，就连其他兴致也被她有系统地摧毁了。当我想和辛迪碰面的时候，她说辛迪被有毒瘾的人影响了；当我和克劳斯打电话的时候，她说克劳斯现在满脑子只有女生，她觉得他不可信赖；当我和伊莎贝尔阿姨讲话的时候，我看到她对自己的妹妹吃醋，因为我对阿姨比对她要坦率得多。我有种感觉，觉得我必须调整并缩减我的人生，好让我的母亲不要抓狂，让她快活，甚至让我身上不再有任何剩余之物。这与心灵上的厌食有什么不同呢？在心灵上使你自己削瘦，直到什么也不剩，好让母亲平静下来、不会害怕。
1998年1月20日
我现在已经租到了我自己的房间，是和陌生人分租的。对于父母的准许，我到现在还是非常讶异。他们也不是没有反对，但我在伊莎贝尔阿姨的帮助下获得了同意。刚开始我非常开心，我终于能清静一下了，不用一直被母亲控制。我可以安排我自己的日子。我是真的很高兴。但高兴没有持续太久，我突然忍受不了独自一人。对我来说，房东的漠不关心似乎比母亲持续的管束还要糟糕。我渴望自由那么久了，现在当我拥有了自由之后，自由却让我感到害怕。我有没有吃饭、吃了什么、什么时候吃的，房东柯特太太全都无所谓。她显然完全不在乎，这让我快要无法忍受了。我开始责备自己：我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不满意有人对你的饮食行为感兴趣，但当别人无所谓的时候，你又觉得少了些什么。要让你满意很难，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就在我这样自言自语了半小时之后，我突然听到了父母的声音，他们的声音还在我耳里回荡着。难道他们是对的？我必须自问，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吗？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没有人会干扰我说出我真正渴望的是什么。没有人会打断我、批评我、使我不安。我想试着找出自己真正的感觉和需求。但一开始时我却说不出话来。我的喉咙像被勒住了一样，我感觉到自己的泪水涌了上来，我能做的只有哭泣。直到我哭了一阵子后，答案才自个儿冒了出来：我想要的只是你们倾听我、认真待我、停止教训我、批评我、否定我。我希望在你们身边可以感到很自由，就像我和妮娜在一起时感觉到的一样。她从未对我说过我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和在她在一起时，我也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们教训我的方式使我胆怯，阻碍了我的本性。我不知道该怎么将我的本性说出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们满意我、让你们爱我。但如果我有了这项本事，我所获得的就会是爱了吗？
1998年2月14日
每当我在电视里看到有些父母因为他们的孩子在奥运上获得金牌而开心地放声大叫时，我都会打个冷颤，心里想着这20年来他们爱的究竟是谁。是那个为了最终能体验父母以他为荣的这一刻，用尽所有力气去练习的孩子吗？他会因此而觉得被他们爱着吗？如果他们真的爱他，他们也会有这种疯狂的虚荣心吗？而且如果他对父母的爱有自信的话，他有必要去赢得金牌吗？他们事实上究竟爱的是谁呢？是那位金牌得主？还是他们那个或许因为缺少爱而受着苦的孩子？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像这样的金牌得主。在他得知自己获胜的那一刻，他颤抖地哭了起来，泪流不止。那不是喜悦的眼泪，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使他颤抖的苦痛，或许只有他自己没意识到事实而已。
1998年3月5日
我不想当你们希望的那个我。而我还没有勇气去做我希望的自己，因为我还为了你们的拒绝以及在你们身边所感到的孤寂而痛苦。但如果我想让你们满意，我就不会孤单了吗？那是在出卖我自己。当母亲在两周前生了病且需要我的帮忙时，我几乎因为有借口回家而感到开心。但我很快地就无法继续忍受她为对我而言操心的方式了。我无法不在她的关心中感到虚伪，她说她担心我，那让她成为我不可或缺的人。我觉得这是在诱导我去相信她是爱我的。但如果她是爱我的，我会感觉不到这种爱吗？我不是怪胎，如果有人喜欢我、让我畅所欲言、对我所说的话感兴趣，我可以察觉出来。在母亲身上，我只感觉到她想要我关心她、爱她。同时，她还希望我相信她并不是这样的。这对我来说是勒索！也许我早在小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了，但是我说不出来，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说，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
另一方面我为她感到难过，因为她也渴望人际关系，她比我还不能察觉到这点，比我更无法表现出来。她就像被囚禁了，而这种囚禁的状态让她感到很无助，所以她必须不断地重建她的权力，尤其是对我的权力。
好吧，我再度试着去理解她。究竟何时我才能解脱呢？何时我才能不用当我母亲的心理医生呢？我寻找她，我想了解她，我想帮助她。但一切都没有用。她不想被人帮忙，她不想让自己软化，她似乎只需要权力。我也不想再继续参加这场游戏了。我只希望自己能看清一切。
父亲就不一样了。他回避所有的事情，避免和这些事有所交集但母亲就不一样了，她无所不在。无论是在责备或是显示她的需求、失望与怨言，我都无法抽身离开她眼前，但这种面对面不是我需要的情绪滋养，她毁了我。父亲的逃避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伤害，因为我还是小孩的时候一定是需要滋养的。如果我的父母拒绝给我滋养，我应该去哪里寻找呢？我曾经极需的滋养是一段真正的关系，但无论是母亲或父亲都不知道那是什么，而且他们都很害怕和我有真正的连结，因为他们自己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也没受到保护。现在我又想试着去了解父亲，这16年来我不断地这么做。但现在我想摆脱这习惯了，无论父亲将如何承受着孤独。事实上是他首先默许我在孤独中成长。我小时候，他只会在需要我的时候才来找我，却从来没有为了我而存在。后来他也总是回避着我。这些都是事实，我想以事实为根据，我不想再继续逃避现实了。
1998年4月9日
我的体重又减轻了许多。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给了我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地址，她叫做苏珊。我已经和她会谈过两次了。直至目前为止，进展得还不错。她和那位精神科医生不一样，我觉得她是理解我的，这大大地减轻了我的负担。她不会试着说服我，她会倾听，会说自己的事，说些她的想法，并鼓励我说出自己的想法，鼓励我相信自己的感觉。我告诉了她关于妮娜的事，我还是一样不喜欢吃东西，但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现在更能理解而且也了解得更深入了。因为我被人用错误的情绪滋养喂了16年，我现在已经受够了。要不是我为自己找来正确的滋养并且借由苏珊的帮助找到勇气，我就得继续我的饥饿罢工。
这算是饥饿罢工吗？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就只是没兴致进食，没有胃口，我只是不再喜欢食物了。我不喜欢谎言，我不喜欢假装，我不喜欢回避。我非常希望可以和我的父母聊天，告诉他们有关我的事，然后听听有关他们的事，听听他们小时候的事情、他们对现在的世界有什么感觉。他们从来不对我说这些。他们不断试着教我要举止合宜，并且回避所有私人的事物。我现在已经觉得很厌烦了。为什么我不干脆离开呢？我为什么还要一再回家，忍受着他们对待我的方式呢？是因为我对他们感到抱歉吗？这也没错。但我必须承认，我仍旧是需要他们的，我依然很惦念他们，虽然我很清楚他们永远不可能给我那些我需要他们给的东西。也就是说，我的心智了解这点，但我内在的小孩无法了解、也不知道。内在的小孩不想知道。她只是希望被爱，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没得到爱。我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接受这点吗？
苏珊认为我可以学习去接受。幸好她没有说我被自己的感觉欺骗了。她鼓励我认真去看待、去相信自己的知觉。这真的非常棒，这种状况我还从没遇到过，就连与克劳斯在一起，也不曾有过。每当我告诉克劳斯一些事情，他常常说：“那只是你自己的想法。”好像他可以比我更清楚我自己的感觉一样。但可怜的克劳斯啊，他觉得自己很重要，其实也只是在重复他父母对他说的话而已：“你被你的感觉迷惑了，我们更懂。”等等。他的父母或许是习惯性地这么说，因为人们就是会说这种话。事实上，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还是不一样的。他们还比较乐意倾听，而且愿意理解克劳斯，尤其是他母亲。她常常会问克劳斯一些问题，让人觉得她真的想了解克劳斯。如果我母亲也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会很高兴。但克劳斯却不喜欢这样，他希望他母亲不要烦他，让他自己去做决定，而不要总是想在一旁帮助他。当然，这样也不错，但克劳斯的这种态度会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就是无法接近他。
1998年7月11日
有了苏珊的陪伴，说实话我高兴极了。不只因为她会倾听我、鼓励我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自己，也因为我知道有个人挺我，而且我不必改变自己去让她喜欢我。她喜欢我原本的样子，这是令我最高兴的！我不需要努力去让人理解我，她就是理解我的人。被理解是一种很棒的感觉，我不需要为了找到愿意倾听我的人而去环游世界，若事后没找到又很失望。我已经找到会这么做的人了，多亏了这个人，我可以判断出我是否弄错了状况，例如和克劳斯的事。我们昨晚去看了电影，后来我试着和他聊那部电影。我解释为什么会对影片失望，虽然影评都说这部片很棒。克劳斯只说：“你的要求太高了。”这让我想到他以前就这样评价过我，而不是讨论我所说的内容。我一直觉得这样很正常，因为这在我家里也常发生，因此我已经习惯了。
但昨天我却突然想到这个。我心想：“如果是苏珊的话，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反应——她一直都是针对我所说的内容回话。而且如果她不懂我的话，她会追问。”我突然意识到，我从一年前开始和克劳斯交往以来，我一直不敢去面对他其实根本没在倾听我这个事实，他用和我父亲类似的方式回避我，而我觉得这样很正常。这种情况究竟会不会改变呢？为什么应该要有变化呢？如果克劳斯回避了我，说明他有他回避的理由，我无法改变这点。幸运的是，我开始明白我并不喜欢有人回避我，而且我能表达出我的不喜欢。我已经不再是父亲身边的那个什么都不说的小女孩了。
1998年7月18日
我告诉苏珊，克劳斯有时候会让我很厌烦，但我不知道原因。我是喜欢他的，让我生气的永远是些小事，我会因此责备自己。他对我是一番好意，他说他爱我，而我也知道他很依恋我。但我究竟为什么要那么小题大作呢？为什么要对小事生气呢？我为什么不能能大度一点？我就这样责备着自己。苏珊倾听着，然后她问我究竟是些什么小事，她希望清楚知道所有细节。起初我不愿回答，但最终我察觉到我会一直这样抱怨下去，抱怨自己没有仔细看清楚让我生气的究竟是什么。因为我在可以认真看待自己的感觉并理解它们之前，就先责备了它们。
我开始具体地向苏珊描述细节。最初，那是与一封信有关的故事。我写了一封相当长的信给克劳斯，我试着在信中告诉他，当他劝我放弃我的感觉时，我觉得多么不舒服。例如，当他说我看所有事情都是负面的、我是在鸡蛋里挑骨头、所有不足挂齿之事我都要抱怨一番、我不应该没来由地去操不必要的心，等等。他说的这些话让我很难过，我会觉得很孤单，而且会对自己说同样的话：“停止想东想西，接受生命美好的一面，不要那么难搞。”不过多亏了苏珊的心理咨询，我已经发现这类建议对我来说是没有好处的。它们会驱使我去做无意义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会带来任何益处。我觉得我这个人被否定了——一再地被否定。甚至是被我自己否定了，就和以前母亲对我做的一样。人们怎么可能在爱一个孩子的同时又希望这个孩子不是她原来的样子呢？如果我一直想要变成另一种样子，而且如果克劳斯也希望我这样的话，我就无法爱自己了，我也无法相信有其他人会爱我。他们爱的究竟是谁呢？是另一个样子的的我吗？或者是我这个人？但他们想要改变我，以让他们能够去爱我呢？我不想为了这种“爱”去努力，我已经累了。
现在，受到心理治疗的鼓励，我把一切都写信告诉克劳斯。我在写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害怕他会不了解，或者（这是我最害怕的）他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在谴责他。但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试着开诚布公，希望克劳斯会因此更了解我。我清楚地写下了为什么我现在会有所改变，而且我希望这个改变过程能将他一起纳入，而不是将他留在外头。
他并没有立刻回信。我很害怕他会生气，怕他会对我不断地想东想西感到不耐烦，怕他会拒绝。但我还是期待着他对我写的内容有所回应。几天的等待之后，我收到了一封他在度假中寄来的信。这封信完全让我惊呆了。他感谢了我的来信，但对于我信中的内容只字未提。反而是告诉我他度假时做了哪些事、他还计划参加哪些登山行程，以及他晚上都和什么人出去，等等。我惊讶不已。当然，我可以选择不把这当一回事，告诉自己：我这封信太苛求他了。他不习惯回应别人的感觉，甚至是对他自己的感觉也做不到，因此他完全无法对我的信有所反应。但如果我想认真对待自己的感觉，那么这种泛泛之论就完全无法帮上我的忙。我觉得自己完全被蔑视，犹如我什么都没写过一样。我心想：“这个人对待我如无物！”“他怎么能这样对我？”我觉得我的内心受到了致命的攻击。
当我在和苏珊的心理治疗中试图认识这种感觉时，我像个小孩一样地哭了。幸好苏珊并未试着劝阻我放下这种感觉，她让我哭出来，当像拥抱孩子似的拥抱了我，轻抚我的背。当下我第一次了解到，我整个童年在内心一直体验到的会被杀害的感觉是什么。通过克劳斯对我的忽视，我感觉到的并非新的体验，我从很久以前就非常清楚这种感觉了。然而，我却是第一次对这种体会报以心痛的反应，我可以感觉到心痛。小时候没有人能帮助我去体会这种感觉。没有人会拥抱我，没有人会像苏珊那么理解我。以前不被我承认的痛楚通过厌食症的方式来展现，而我并没有去了解它。
厌食症一再地想告诉我一些事情。如果没有人想和我对话，我会感到匮乏。我越感到匮乏，就越从周遭的人身上得到一种全然不理解的信号。正如同克劳斯对我的信所展现的反应一样。医生们开给我不同的处方，父母根据这些处方又变本加厉，当我开始不吃东西时，精神科医生恐吓我会死，给我不同的药物让我进食。所有人都在强迫我有食欲，但他们提供我这种错误的沟通形式完全不会让我有食欲。至于我所追寻的东西似乎是难以获得的。
直到我在苏珊身上感觉到深深的体谅，这个瞬间再度给了我希望，也许每个人在出生时都拥有这种希望：真正的沟通是存在的。每个孩子都在某个时候尝试着与母亲取得沟通。但如果完全没有获得回应，孩子便会失去希望。或许母亲的排拒正是失去希望的理由。现在，感谢苏珊让我重拾了希望。我不想继续和克劳斯这类人在一起了，他们让我和我以前一样，放弃了敞开心扉说话的希望。我想和其他能与我谈论我的过去的人相逢，或许当我提到我的童年时，会让大部分的人感到害怕。但也许有其他人同样愿意敞开心扉。单独和苏珊在一起时，让我觉得犹如到了另一个世界。我已经无法理解自己怎么能和克劳斯在一起那么久了。我越接近那段父亲的漠视行为的记忆，就越清楚看到我与克劳斯之间的连结原点，以及我和其他相似的朋友之间的连结原点。
2000年12月31日
今天，时隔两年之后，我又一次读了我的日记。相较于我因为厌食症而必须忍受的那漫长的治疗，这并不算久。我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如何与自己的感觉切割开来，而且一直还希望能在某个时候和我的父母建立起一段真正的关系。
不过现在这一切已经有了变化。我自一年前起就不再去找苏珊做心理治疗。我不再需要她了，因为我现在可以给予自己内在的小孩体谅，我从苏珊那里第一次体会到人生中的那种体谅。现在的我开始陪伴这个孩子，我曾经是这个孩子，而这孩子依旧存在我的心中。我能够尊重自己身体的信号——不再强迫它。而且我的病症都消失了！我不再有厌食症，我对食物有了胃口，对人生有了兴致。我有几个可以敞开心胸说话的朋友，不用害怕遭到指责。自从我内在的小孩（不只是我成人的部分）了解到她对连结和沟通的渴望，是如何地遭到全然的否认与拒绝，从那时开始，我对父母的期待自然地消失了。我不再会被那些阻挠我诚实面对自己的人所吸引了。我找到了和我有相同需求的人。我不再苦于夜半时分的心悸，也不再害怕进入深邃、漆黑的隧道。我的体重是正常的，我的身体机能稳定了，我不再吃药，我会避免接触那些我知道会引起过敏反应的东西。而且我也知道过敏的原因是什么。我父母也属于这类接触对象，还有一些多年来给了我“好”建议的其他人士也在列。
虽然有了这些正面的转变，但这位我在这里称为安妮塔的真实人物，当她的母亲成功地强迫她重新开始拜访自己后，她再度陷入了过往困境。这位母亲生了病，并且把自己的病因归咎给女儿：安妮塔一定知道不再和她见面将会使她致病。安妮塔怎么能这样对她呢？
这样的戏码常常发生。母亲的身份显然给了她无限权力，让自己可以凌驾于成年女儿的良知之上。她在童年未曾从自己母亲身上得到的东西（面对面与照顾）只要能引发女儿的罪恶感，就可以轻易地向自己的女儿索取。
当安妮塔觉得自己再度被旧有的罪恶感淹没时，心理治疗带来的所有成效似乎岌岌可危了。所幸厌食的症状并没有再次出现。但去拜访母亲让安妮塔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她不能从这种情感上的强迫勒索中“逃出来”，或者不能停止去探望母亲，那么她就可能会再度罹患新的病症。因此，她回到苏珊那里，希望再次获得苏珊的帮助与支持。
出乎意料的是，安妮塔再次见到的是一个她从不认识的苏珊。这一次，苏珊试着让安妮塔明白，如果她想完全摆脱罪恶感，也就是摆脱她的恋母情结，那么首先就应该做一次完整的精神分析。苏珊认为安妮塔被父亲虐待的经历可能在她心中留下了对母亲的罪恶感，因此加深了她对母亲的依赖。
安妮塔无法接受这种诠释。因为她现在除了有被操控的愤怒之外，她无法有其他的感觉。她觉得现在的苏珊就像个精神分析学派的俘虏，她相信着精神分析学派的教条而且无视自己的抗议。苏珊曾经帮助安妮塔甩开黑色教育的样板，但现在的苏珊却展示出她自己对精神分析学派教条的依赖，这些建议听在安妮塔的耳朵里完全是错误的。安妮塔比苏珊年轻了将近30岁，她不再需要服从那些墨守陈规的教条了。
于是，安妮塔离开了苏珊，找到了一个同年龄的团体，这个团体里的成员全都在心理治疗时有过类似的经验，他们追求的是不带“矫正”的沟通形式。这个团体帮助安妮塔离开了理论的漩涡，她在这个团体里获得了她所需要的保证。她的忧郁症消失了，就连厌食症也没有复发。
厌食症是种非常复杂的疾病，有的时候还会造成生命危险。一个年轻女人可能会因此折磨自己致死，因为她其实是借由厌食，反复诉说着父母曾在她童年时对她做过的事情。她无意识地再次上演了童年所受的苦，当父母拒绝给予她重要的情绪滋养时，她的心灵再次受到他们的折磨。这种说法似乎引起了医学界相当大的不适，以至于医学界宁愿抱持着厌食症是不可理解的，虽然可以投药，但无法真正治愈的观点。类似的误解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身体的故事遭到了忽视，以第四诫之名献给了道德的祭坛。
安妮塔先是透过妮娜、接着经由苏珊、最后在团体里，明白了她有权去坚持自己对于情绪滋养的需求，她再也不需要放弃这种滋养，而且只要她生活在母亲的身边，就会以忧郁症付出代价。安妮塔了解到她必须先充分地认同她的身体，身体才不再需要去提醒她。她开始学会尊重身体的需求，而且只要忠于自己的感觉，她就不再会让任何人无故指控她自私。
多亏了妮娜，安妮塔在医院里第一次经验了人情温暖与同理心，释放了情绪上的需求和责难。后来她幸运地遇到可以倾听与感觉她的心理治疗师苏珊。她也在苏珊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情绪，并且敢于去体会和表达。从这时开始，她明白了自己所找寻与需要的是哪种滋养，她可以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并且脱离旧有的人际关系，因为她在旧有的人际关系里期待着她并不清楚的东西。现在的她真的了解了。多亏了苏珊那次的经验，她日后才能看出这位心理治疗师的局限。她将不会再为了逃避别人的谎言，而爬进洞里躲藏。她将会每次都以自己的真相与这些谎言对抗。她永远不再需要挨饿，因为现在的人生对她来说是值得过下去的。
安妮塔的故事其实不需要更进一步的展开。她在其中描写的事实，已经足够让读者了解让她生病的真正原因。她生病的来源是缺乏与父母及男友之间真实的情感交流。一旦她知道现在身旁存在着有意愿并有能力理解她的人，她当然就会康复了。
在那些储存于我们的身体细胞之内，被抑制（或压抑、分离）的童年情绪里，最主要的就是恐惧。被殴打的孩子必定会不断恐惧着再次被打，但他无法一直活在被人残酷对待的认知里。同样地，一个被人冷落的孩子不会有意识地感觉到自己的痛楚，更遑论他因为被遗弃的恐惧而无法表达。因此，这样的孩子会停留在一个不真实的、理想化的、幻想的世界中。这种幻想世界帮助他存活下来。
有时，平凡至极的事件在成年人身上会触发那曾被抑制的情绪。但这些成年人很难理解：“我？害怕我的妈妈？为什么？她绝不会伤害我；她对我很和蔼，尽其所能地对待我。我怎么可能会怕她呢？”或者另一种状况是：“我的妈妈很可怕。但就是因为我知道，所以我切断了所有和她的关系，我完全不依赖她。”对成年人而言，这可能是真的。然而，他心中也可能还有一个未整合的小孩，这个内在小孩的惊慌和恐惧没有被接受，或是被有意识地感觉，因此才将这种恐惧对准了其他人。这种恐惧可能会在没有明确理由的状况下突然袭来，并且变成惊慌失措，如果没有在知情见证者的陪伴下，有意识地去体验他对母亲或父亲无意识的恐惧，这种恐惧可能会持续数十年。
安妮塔的恐惧让她不信任医护人员，也让她无法进食。这种不信任虽然是合理的，但并不必要。这是一种混乱，安妮塔的身体只会不断地说：我不想要这个。但无法说出它想要的是什么。直到安妮塔在苏珊的陪伴下，可以有意识地体验她的情绪，然后她发现了自己心中最早期的恐惧，是源自在情绪上抑制她的母亲，她才能摆脱这些恐惧。从那时开始，她更能在当下找到头绪，因为她的分辨能力更强了。
安妮塔现在已经知道，强迫克劳斯进入一个真诚、敞开心胸的对话情景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完全要靠克劳斯改变他的态度。克劳斯已经不再是她母亲的替代品了，她突然发现周遭有许多和她的父母不一样的人，在这些人面前她不再需要保护自己。由于她现在已经认识了那个非常幼小的安妮塔身上的故事，她不再需要去害怕那些故事，也不需要让故事再次上演了。现在的她越来越能辨清形势，并且将今天与过去区别开来。在她新发现的饮食乐趣中，反映出她对与人来往的兴致，这些人会对她敞开心胸，她也无需费力就能和他们顺利交流。
她尽情享受着与这些人的交流，有时甚至会很诧异地自问，那些几乎将她与所有人隔开来那么久的猜疑与恐惧都去哪里了？自从眼前的状况不再那么模糊不清地与过去纠缠在一起后，那些猜疑与恐惧就真的消失无踪了。
我们知道有许多青少年对精神医学抱持着不信任的态度。他们不相信精神科医师是“为了他们好”，即便这种状况绝对是有可能发生的。他们预期会在医生那里遇到各式各样的诡计，也就是那些服从于传统道德的黑色教育的论调，全都是他们自小就熟悉且怀疑的东西。心理治疗师必须先赢得患者的信任。但如果他面对的个案，过去曾一再地经验到自己的信任被滥用，心理治疗师该如何获得对方的信任呢？他是否需要花上数月或是数年以便建立一段有帮助的关系呢？
我不这么认为。我的经验是，即便是非常多疑的人，当他们真的感觉到受人理解，而且人们接受他原来的样子时，他们也会仔细倾听并且解开心防。安妮塔的回应就是这样，当她遇到那个葡萄牙女孩妮娜，以及后来的心理治疗师苏珊后，她的身体迅速帮她放下了猜疑，当身体认出以前一直被剥夺的真正滋养，便产生了进食的欲望。如果人们是出于真正想要了解的意愿，而不是戴着虚伪的面具，他们将很快就会被认出，甚至是多疑的青少年也会看得见。在提供帮助时，不可以存有一丝虚假的谎言。
身体早晚都能察觉到这些，即便是最华丽的言语，也不可能长期迷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