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反抗：一种挑战
我所有的著作几乎都引发了冲击性的反应。但对于这本书中受到应证或被否认的论述，读者们似乎有更多不一样的情绪。我觉得这种强烈程度间接地表达出读者与他们自身之间的距离远近。
这本书的德文版在2004年3月出版后，我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他们都很高兴不需要再强迫自己去感受那些他们在现实中根本感受不到的感觉，也终于不需要去否认那些他们心中一再出现的感觉。但是其他一些反应，主要来自报章杂志，我常常会发现其中主要的误解是因为“虐待”一词，我自己或许也造成了这些误解，因为我在使用“虐待”一词时采取了比一般更广泛的含义。
我们习惯将“虐待”一词与下列图像结合在一起想象：一个满身是伤的小孩，他身上的伤痕清楚地指出了他所受到的伤害。但我在这本书所用的“虐待”概念，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指对孩子在心灵和身体的整体性的伤害。这种伤害在一开始时是看不见的，伤害的后果往往要到几十年后才会被人注意到，但即便到了那个时候，这种伤害与童年所受的苦痛之间的关系却只有少数会被看见且受到重视。无论是受害者本身还是一般社会大众（医生、律师、老师，以及很多心理治疗师也是如此），他们都不想知道日后的“失调”或“偏差行为”是否与童年相关。
当我称这种看不见的伤害为“虐待”时，我常常会遇到异议以及极大的怒气。我非常能理解这种态度，因为我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抱持着相同的看法。以前如果有人对我说，我曾是个遭到虐待的孩子，我可能会很激烈地否认自己有过这种“情况”。但是，多亏了我的梦境、绘画还有身体的讯息，我才能确定自己小时候必定承受过好几年的心灵伤害，但身为成人的我却一直不想承认。我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心里想着：“我？我从来没挨过打。那几个耳光根本不算什么，我妈妈对我则是费尽了心力。”（读者可以从这本书里，看到其他人的类似叙述。）
但我们不能忘记，那些过去看不见的伤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正是来自于低估了童年的苦痛、否认了这些苦痛的意义。每个成年人都能轻易地想象，如果有个巨人突然对他大发雷霆，他会多害怕而且觉得丢脸。但我们却认为小孩子不会有这样的反应，虽然我们有很多证据可以着证明敏感和早熟的孩子会如何对周遭环境做出反应。父母以为掴掌、打屁股绝不会痛，但是这些处罚会将特定的价值观传达给孩子，而孩子则会接受这种评价。有些孩子甚至学会嘲弄体罚这件事，并且嘲笑自己由于被侮辱、被贬抑所导致的痛楚。他们成年后会紧抓着这种嘲讽，对自己的挖苦感到骄傲，有些人甚至还将之写成文学作品，例如我们可以在詹姆斯·乔伊斯、弗兰克·迈考特以及其他人身上看到这种状况。当他们由于被压抑的真实感觉而承受无可避免的焦虑与忧郁症状时，他们很轻易就能找到开药的医生，这些药物会给他们一阵子帮助。如此一来，他们就能用自嘲这种看似靠得住的武器来对抗所有由过去浮现而出的感觉。他们这样做，可以让自己符合社会的要求，遵守“父母就是最崇高”的戒律。
很多心理治疗师努力要将个案的注意力从他们的童年上转移开来。这些治疗师如何以及为何这么做，我在这本书里说明得非常清楚了，虽然我不知道这类情况所占的比例有多少，毕竟没有相关的统计数字。读者可以根据我的描述，看清楚自己在心理治疗这条路上究竟是得到自我陪伴的能力，还是加重了自我疏离。遗憾的是，后者经常发生。有位在精神分析圈里相当受人重视的作家，甚至在他的一本书里声称：“真实的自我”根本不可能存在，讨论真实的自我是种误导。被用这种治疗方法对待的成年人，如何能找到自己幼年的现实呢？他们如何能觉察到自己小时候经验的无力感？他们将如何再次经验到绝望感？这些在日积月累中一再受到伤害的孩子不能去感觉自己真实的情况，是因为没有人帮助他们去看见它。这些孩子必须试着自己拯救自己，他们躲在困惑之中，偶尔也会自嘲。成年人在日后的心理治疗中不能解除这种困惑，而这些心理治疗又未封锁通往感觉的入口，他们就会持续地对自己的命运冷嘲热讽。
但如果他们成功地借由现在的感觉，想起了他们还是小孩时最单纯的、合理的、强烈的情绪，并将这些情绪视为对父母或替代父母之人的（有意或无意的）残忍行径的综合反应，他们便不会再嘲笑了。嘲讽、挖苦与自嘲就会消失——他的病症最终也会不见，这些症状都是为了这些浮夸嘲讽而付出的代价。接下来便是真实的自我了，这意味着一个人可以靠近自己真正的感觉与需求。当我回顾自己的人生时，会惊讶于真实的自我是如何透过了忠贞、耐力与坚毅，去对抗所有内、外的反抗而获得了成功。这个真实的自我在没有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之下也继续存在着，因为我成为了自己的知情见证者。
放弃挖苦与自嘲当然不足以处理残酷童年所造成的后果。但这却是一个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人们可能会以自嘲的态度去接受一系列心理治疗，但可能会毫无进展，因为我们依然切断自己真实的感觉，对我们的内在小孩毫无同理心。人们付钱去做一系列的心理治疗，只为了逃避我们所应该面对的现实。而且，我们几乎无法看见在这种基础之上所做的心理治疗会带来任何变化。
一百多年以前，弗洛伊德屈服于指责孩子、饶恕父母的一般道德观念。而他的追随者也如此行事。在我最近的三本著作里，指出精神分析虽然偶尔会公开较多有关儿童虐待与儿童性侵害的事实，并试着用他们的理论思绪来统整这些事实，但可惜的是这些尝试常常会因为第四诫而失败。如我之前所描述的，父母的角色如何影响孩子病症的产生，这件事继续被掩饰、遮盖。所谓的眼界拓展是否真的改变了大多数心理治疗师的内在态度，这点我不予置评。但在我看来，那些作品对于传统道德的反思仍旧是欠缺的，无论在理论或是实务上，父母的行为依旧受到了辩护。伊利·扎列茨基(49)在《灵魂的秘密》一书中所记述的精神分析学派迄今的详尽历史（完全没讨论第四诫），印证了我的说法。因此我在本书中只稍微提到了精神分析学派。
对于不熟悉我其他著作的读者而言，或许需要费些力去辨清我所写的内容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究竟有哪些显著的差异。毕竟大家都知道精神分析师也关心童年，而且如今也逐渐接受了早期创伤会影响往后人生的这种想法。但他们常常避开那些父母所施加的伤害，被指认出的创伤大部分是父母过世、重病、离婚、自然灾害、战争等。拥有这些创伤的病患认为自己现在不再和这些创伤事件有关，而精神分析师可以毫不费力地去体会病患童年的处境，并以知情见证者的身份帮助他们克服童年伤痛，至少对精神分析师来说，这类创伤并不会使他忆起自己童年的伤痛。但这类创伤与大多数人经历过的伤害不同，因为那关乎对自己父母的仇恨的感觉，其中也包含成年后对自己孩子的敌意。
我认为马汀·多纳斯(50)那本值得称许的著作《有能力的婴儿》相当清楚地说明，截至目前为止精神分析学者的观念有多难与最新的婴儿研究相呼应，虽然作者非常努力地想让读者相信并非如此，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思想封锁的强烈的效果。思想封锁与第四诫都使焦点从童年的现实上转移了。弗洛伊德本人与他的后继者，尤其是梅兰妮·克莱恩(51)、奥图·肯博格(52)，以及重视自我心理学研究的海因兹·哈特曼(53)，他们自己经历过的教育都浸润了黑色教育的精神。我在《被排除的知识》一书中有一段关于迄今仍深受敬重的精神分析学者格洛弗(54)的记述，内容是他对小孩的看法。其实这些内容都和孩子的现实毫无关系，更遑论一个受到伤害且痛苦的孩子的现实了。只要体罚与其他心灵伤害普遍被当成“正当”教养的合法部分，那么毋庸致疑地，绝大多数孩子的心灵都会被笼罩在这种黑色教育之下。
其他精神分析师，例如桑多尔·费伦齐(55)、约翰·鲍尔比(56)、海因兹·科胡特(57)等对于这个现实抱持着开放的态度。结果他们一直停留在精神分析的边缘，因为他们的研究明显与驱力理论相左。即便如此，就我所知，他们没有一个人脱离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像如今很多人一样，希望精神分析不是教条式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整合最新的研究结果。这种开放性的必要前提，是需要有讨论真正的儿童伤害以及虐待的自由度，且一定要认清人们低估了父母给孩子造成的苦痛。这些只可能发生在实际的工作之后。当分析师不再害怕情绪的揭露能力时，这样的发展完全不需要与原始疗法相符合。但心理分析师必须了解这种情绪的揭露能力，一旦这些发生了，幸存者便能面对自己童年所受的伤，并借着知情见证者与身体讯息的协助，去开辟通往自己源头与真实自我的道路。不过就我目前所知，这在精神分析的圈子仍不曾发生。
我在《夏娃的觉醒》一书中，用了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我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我能指出甚至连极具创造性的唐诺·温尼考特(58)，也无法真的在精神分析时帮上他的同僚哈利·冈特瑞普(59)的忙，因为他不可能去接受或否认冈特瑞普的母亲对年幼的冈特瑞普的恨意。这个例子清楚显示精神分析的局限，它太过于保护父母了，这种局限促使我离开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转而寻找自己的道路。这么做让我成了遭到排拒的“异教徒”。遭到排拒与误解虽然让我不舒服，但另一方面这种处境也为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有时候“异教徒”的身份对我的研究相当有利，它给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自由，尤其是我重视的思想与写作上的自由，它让我能继续追寻我的疑问。
多亏了这种自由度，我可以不再去维护那些破坏自己孩子未来的父母。同时这也意味着我触犯了一个大禁忌，因为不只在精神分析圈内，连同在我们的社会之中，父母与家庭都绝对不能被指为暴力与苦痛的根源。对于这种认知的惧怕，可以明显地在大部分以暴力为主题的电视节目中观察到。
对儿童虐待现象的统计调查，以及许多在心理治疗时诉说自己童年经历的个案，促使了新型心理治疗形式的创立。它们不同于普通的精神分析，而将焦点集中在创伤的治疗上，并且在许多医院中已经付诸实践了。但就算是这些心理治疗（尽管完全出于善意，并以同理心陪伴病患），一个人真正的感觉以及其父母真实的本性也可能遭到掩饰，特别是借助于想象与认知的练习或心灵慰藉。这种所谓的心理治疗的介入，是将焦点从个案的真实感觉和他们在童年经验的现实转移开。然而个案恰恰需要这两者帮助他通往感觉的入口，并借之进入他的真实经历，以便找到自我真相并能解除忧郁症。否则某些病症虽然可能消失，但只要过去的那个孩子的现实遭到了忽视，那些病症又会以生理病痛的形式浮现出来。这种现实也可能在身体疗法中遭到忽视，尤其是当心理治疗师也恐惧着自己的父母，还强迫地将父母理想化时。
如今已有许多母亲（在论坛上也有些父亲）会诚实地自述，她们自己童年所受到的伤害妨碍了她们去爱自己的小孩。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并停止继续将母爱理想化。接着，我们便不需要再透过分析将婴儿视为一个尖叫的怪物。而且我们会开始去理解婴儿的内心世界，领会孩子的孤独和无力感。这些孩子在拒绝与之温柔沟通的父母身旁长大，因为父母们也从没有经验过这种沟通。如此一来，我们便可在尖叫的婴儿身上找到一种符合逻辑的、合理的反应，这种反应针对的是父母那些多半无意识但真实的残忍行为，但社会大众并不认为父母的这些行为是残忍的。个人对自己受损的人生感到绝望，是一种同样自然的反应，有一些创伤治疗会透过“正面思考”来缓和这种绝望。然而正是这种强烈的“负面”情绪使人能够认知到孩子过去曾被父母忽视。为了最终能够克服这些创伤的痛苦效应，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知。
父母的残忍行径不全是发生在身体上（即便现今的世界人口当中大约有九成的人小时候都挨过打）。它包含了缺乏亲切的照顾与沟通、遗忘孩子的需求与心灵痛楚、无意义的变态处罚、性侵、压榨孩子无条件的爱、情感勒索、破坏自我感觉，以及不计其数的权力剥削形式。这份清单是列不完的，其中最严重的是：孩子必须学习将所有这些行为当成非常正常的，因为他们不认识其他的行为。无论父母曾对孩子做了什么，孩子都会一直慷慨地爱着父母。
动物行为研究学家康拉德·罗伦兹(60)曾非常感同身受地描写了他的一只鹅对他的靴子死心踏地的依赖。因为这双靴子是小鹅出生时第一眼看到的东西，这种依附遵循的是本能。但如果我们人类终其一生都遵循着这种在生命之初的自然本能（一开始很有用），那么我们将永远是那个听话的小孩子，无法享受成年人的优势。这些优势包含自觉、思想自由、进入自己的感觉以及比较的能力。众所周知，妨碍这些发展以及让人们停留在依赖父母形象的状态下，是教会与政府所感兴趣的。却很少有人知道身体会因此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么，如果我们看穿父母的恶行，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如果父母形象的权力行使不再有效，那么这些父母形象又将何去何从呢？
这就是为什么“父母”这个角色至今依旧享有绝对的豁免权。如果有一天发生了改变（就像这本书假设的那样），那么我们便能去感觉父母的虐待对我们做了什么。如此一来我们就会更了解自己身体的信号，并且能够和谐地与身体生活在一起，但不是以被爱着的孩子的身份，不是那个我们从来不曾当过、未来也不可能变成的孩子，而是一个坦率、有自觉、以及或许是有爱的成年人，他因为了解了自己的故事而不需再害怕这些故事。
在我读到的那些反对的意见之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是严重忧郁症案例中与施加伤害的父母之间的距离，另一个则是与我个人故事有关的问题。
首先我必须指出，我在书中一再提到的是内化的父母，很少提到实际的父母，而且从未提到“邪恶的”父母。我不是在给童话《糖果屋》里汉斯与葛蕾特兄妹建议，他们当然要逃离邪恶的父母。但现实中的孩子是无法那么做的。我的主张是要正视真实的感觉，这些感觉自孩提时代就被压抑了，一直在心灵的地窖里苦熬。我能理解一些评论家可能不熟悉这类内在工作，认为我在煽动读者去对抗他们的“邪恶父母”。但我希望有一点精神觉察的读者不要忽视我强调的“内化”一词。
如果我童年故事的分享可以遇到细腻而不草率的阅读态度，我会非常高兴。自从我开始研究儿童虐待的议题，我便遭到了批评，他们指责我眼中之所以只能看到儿童虐待，是因为我自己曾遭到虐待。我起先很诧异，因为当时的我对自己从前的故事所知仍甚少。如今我突然明白，正是我那受到阻碍而产生的苦痛敦促我去研究这个课题。但当我开始深入这个领域，我不只发现了自己的真相，也看到了许多人的宿命。事实上，他们都是我的导师，他们的故事使我开始拆除自己的防御，开始回顾我自己的人生，并从对儿童苦痛顽固又普遍的否认当中获得了结论，帮助我了解自己。因此，我非常感谢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