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总说，无论别人要求你做什么——参加聚会、做演讲或者出手相助，都不要急着答应，哪怕你是真心愿意也别急着答应。阿莫斯说，拖上一天，你会惊讶地发现，经过一天的深思熟虑，那些你之前很有可能接受的邀约中有一大半是你现在会拒绝的。在关乎时间安排的事宜上，他一贯以一种但凡不喜欢就直接抽身而退的态度来应对。当不得不参加一个无趣的会议或是鸡尾酒会时，人们往往不好意思中途退场。阿莫斯的原则是，只要他不想继续待下去，就直接走人。阿莫斯说，一旦迈出这一步，你会吃惊地发现自己突然间创造力爆棚，并且能在几秒钟之内就编出一个离场的理由。阿莫斯对待生活琐事的态度与他处理社交生活的方式完全一致。假如你没有因为割舍掉什么东西而一个月谴责自己一回，那只能证明你割舍的还不够多。凡是阿莫斯认为不够重要的事务，都会被他搁在一边，因此，凡是被留下来的，必定是经历了他无情筛选后的幸存品。其中，一个原本不太可能被他保留下来的幸存品，是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的一张纸片，上面是他和丹尼尔在1972年即将离开尤金时说过的一些话。不知为何，阿莫斯把它留了下来：
人们通过编故事来预测。
人们预测得少，解释得多。
不论是不是心甘情愿，人们总是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中。
人们相信只要竭尽全力，就能预测未来。
人们能够接受任何合乎事实的解释。
写在墙上的字迹，不过是隐形的墨水。
人们总是努力想得到他们已经得到的知识，对未曾拥有的新知识却退避三舍。
人是一种带有确定性的生物，被扔进了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宇宙。
在人和宇宙的较量中，结局一定出乎意料。
已经发生的事是那些原本就不可避免的事。
乍看起来，这挺像是一首诗，但其实这是丹尼尔和阿莫斯酝酿的又一篇论文中的零星观点。在这篇新作中，他们将首次尝试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去呈现自己的想法，以使它的影响触及心理学之外的领域。返回以色列之前，他们就已打算围绕人类预测这一主题撰写相关论文。说起判断与预测之间的差异，没有人比阿莫斯和丹尼尔更清楚。在他们看来，判断（“他看上去像一个骁勇善战的以色列军官”）意味着预测（“他今后会成为一个骁勇善战的以色列军官”）。同理，预测中也隐含着判断——没有判断，何来预测？他们认为，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当判断中夹杂了不确定成分时，判断就变成了预测。“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这句话就属于判断。而“阿道夫·希特勒日后会成为德国总理”这句话则属于预测，至少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数。他们给接下来的这篇论文取名为《论预测心理》。文中写道：“在不确定状况下做预测或者做判断时，人们似乎并没有遵循统计理论来行事。相反，他们依靠的是有限的几种启发式，有时能因此做出合理的判断，有时又会因此出现严重的系统性偏差。”
事后看来，这个议题似乎早在丹尼尔于以色列军中服役时就被提上日程了。当时，负责对以色列适龄青年的信息进行数据核查的人们预测不出哪些人能够成为优秀的军官，士官培训学校的负责人也预测不出面前的军官中哪一个能在战斗中，或者在日常的带兵演练中技高一筹。有一回，丹尼尔和阿莫斯随意预测起了朋友家的孩子未来的职业，结果发现，他们在这件事上表现得竟然信心十足、游刃有余。如今，他们试图去验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去呈现——人们是如何利用所谓的代表性启发式去进行预测的。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得给被试布置预测任务。
最终他们决定，在只提供部分性格特征的前提下，让被试去预测哪些学生将来会攻读研究生，以及学生会在9门主课中选修哪门课？第一步，他们要求被试对选修每一门课的学生比例做出预测。以下是被试给出的答案：
商务类：15%
计算机科学：7%
工程类：9%
人文科学及教育类：20%
法律：9%
图书馆学：3%
医学：8%
物理及生命科学：12%
社会学及社会工作：17%
要预测某个学生会专攻哪一个领域，你可以利用上述百分比来作为你的预测基准率。也就是说，当你对某一个学生的情况一无所知，只知道全体研究生中有15%的人在专攻商务，而你又要对该学生专攻商务的可能性做出判断时，你能给出的答案就应是“15%”。在看待基准率时，一条奉行不悖的原则就是：当你对事实一无所知，预测无从谈起时，基准率就是你的答案。
那么，人们在已知某些信息时又是如何进行预测的？丹尼尔和阿莫斯想将这个过程演示出来。但是，该提供给对方哪些信息？在俄勒冈研究所，丹尼尔围绕这个问题苦思冥想了一整天。在不知不觉熬完一个通宵之后，他终于构建出了一个专攻计算机科学的研究生原型，他给取名为“汤姆W”。
汤姆W智商不低，但创造力平平。他喜欢井然有序、清晰明了的生活，愿意将每一个细枝末节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他的文字乏味刻板，但偶尔也会因双关语的巧妙使用或者科幻小说般的奇思妙想而泛出一丝生气。他渴望成为能力出众的人，但是对他人的疾苦却漠不关心，也不喜欢与他人打交道。他虽说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却极有原则。
他们将请一组被试——他们称之为“相似”组——来对汤姆W和任意一个学科领域研究生的相似性进行评估。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确认哪一个领域更能“代表”汤姆W。
接着，他们会给第二组——他们称之为“预测”组——提供以下附加信息：
上述关于汤姆W的人格描述是在汤姆上高中三年级时由心理学家依据一份投射测试完成的。如今，汤姆已经是一名研究生。请根据你的判断，对汤姆目前可能专攻的领域进行一个概率排序。
此外，他们还告知被试，有关汤姆W的描述并不一定可靠。首先，这个描述是由心理学家做出的；其次，这份性格评估报告是在几年前完成的。阿莫斯和丹尼尔担心的是——他们已经在自己身上验证了这份担心——人们会直接从相似性判断跨越到预测，（“那家伙听起来像个电脑高手！”）从而忽略了基准率（仅有7%的研究生专攻计算机科学）和性格描述那令人生疑的可信度。
丹尼尔将性格描述构思完结后的那个早晨，第一个来到研究所的人是罗宾·道斯。道斯是统计学领域的专家，以治学严谨而闻名。丹尼尔让他看了汤姆W的性格描述。“读完之后，他露出了狡黠的笑意，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丹尼尔说，“接着他说：‘电脑高手！’这话等于给我吃了定心丸，我知道，这个性格描述应该能让俄勒冈的学生们上钩了。”
俄勒冈的学生们在拿到这个测试题后，仅凭直觉就断定汤姆W专攻的领域是计算机科学，对于那些客观数据，他们并没有关注。这说明，人们会任由模式化的人物形象来干扰他们的判断，这引出了阿莫斯和丹尼尔的下一个疑问：假如人们会基于相关信息做出非理性的预测，那么在完全无关的信息基础上，他们又会做出怎样的预测？在推敲这个主意——通过提供各种无关信息来增加人们的预测信心——的过程中，二人所在的屋子门窗紧闭，里面常常传出压抑不住的笑声。最终，丹尼尔塑造出了另一个人物形象，他给取名叫“迪克”。
迪克是个年届30的成年男子，已婚，没有孩子。他能力超群，积极进取，有望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极大的成就。他深受同事们的喜爱。
接下来，他们开展了另一项实验。阿莫斯和丹尼尔曾在希伯来大学丹尼尔的研讨课上围绕书袋和袋中筹码的那个小测试发生过争执，而眼下这个实验恰恰就参考了那个测试。他们告诉被试，有一个100人的群组，其中70%是工程师，30%是律师，假如他们从这100人中挑出一人，那么这个人是律师的可能性有多大？被试的答案是30%，回答正确。假如这100人中有70人是律师，30人是工程师，那么被挑中的这个人有多大可能是律师？被试又一次给出了正确答案：70%。但是，当他们把被挑选的这个人具体到“迪克”身上，并且将丹尼尔对迪克的描述——全都是些无关信息，根本无从判断他以什么职业谋生——读给被试听后，被试给出的答案是50%，也就是说，他们把有关两种职业构成比例的信息抛在了一边，基于无关信息得出了结论，认为迪克从事这两种职业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很显然，在缺乏具体依据和掌握无用信息这两种情况下，人们的反应会有所不同，”丹尼尔和阿莫斯写道，“缺乏具体依据时，人们会依赖先验概率（基准率）；而当他们掌握无用信息时，先验概率就会被抛在一边。”[1]
他们在《论预测心理》这篇文章中还探讨了其他一些问题，例如，能够增强人们预测信心的那些因素同样也能导致预测准确性的降低。文章结尾处，作者又将话题转回到丹尼尔在以色列军中服役时思考过的那个问题：如何选拔并培训新兵。
飞行学校的教官们采纳了心理学家极力推荐的做法，对新兵始终给予正强化。每当士兵成功地完成一次飞行任务，他们都会对其进行口头表扬。实施一段时间后，教官们反映，这种做法并没有带来心理学家所宣称的良好效果，相反，对学员在复杂的试飞训练中的优异表现进行表扬，往往会导致他们在下一次试飞中成绩下滑。对此，心理学家该做何解释？
面对上述问题，被试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他们推测，教官的表扬之所以不能起到激励作用，是因为学员们会在表扬声中变得过分自信。还有人认为，教官们的表扬言不由衷。只有丹尼尔发现了问题的关键：就算教官什么也不说，学员们的表现照样会忽高忽低，这一次飞得差强人意，下一次就一定会有所好转；这一次飞得完美无缺，下一次肯定会漏洞百出。当人们意识不到趋均值回归的存在时，他们就无法洞察周遭世界的本质。我们终其一生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因为惩罚他人而获得奖励，又因奖励他人而遭到惩罚。
完成早期论文时，丹尼尔和阿莫斯并没有想过读者会是哪些人。也许只有少数几个碰巧订阅了心理学专业期刊的学者才会在其中读到他们的文章。截至1972年夏，他们已经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来研究人类判断和预测背后的谜团。被他们用来阐释观点的那些事例要么是直接取自心理学领域，要么是面向中学生和大学生所开展的那些由他们自己设计的看似奇怪的测试。但他们确信，自己的研究结论适用于涉及概率判断和决策制定的所有领域。他们意识到有必要为自己的研究寻找更广泛的受众。“下一阶段的首要工作重心是将这一研究推广并应用到高水平的专业活动中，比如经济规划、技术预测、政治决策、医疗诊断以及法律依据的评定。”在研究方案中他们这样写道。他们希望，上述领域的专家们“由于意识到偏见的存在，继而能成功地摆脱偏见，减少偏见，最终在决策制定中取得更出色的表现”。他们想要将周遭世界通通变成自己的实验室。充当实验室小白鼠的将不再只有学生，还将有医生、法官和政客。可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在尤金逗留的日子里，他们对研究工作的兴趣与日俱增。丹尼尔回忆道：“就是在这一年，我们真正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其他人开始用敬佩的眼光看我们。”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厄夫·比德曼当时在此地做访问学者，1972年年初，他听到了丹尼尔在斯坦福大学就启发式和偏见所做的报告。比德曼回忆道：“听完报告回家后，我对妻子说，这项研究可以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在用心理学理论研究经济，我不认为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厉害。他解释了人们为何会做出不理性的或者错误的判断。一切都源于人脑的内部运行机制。”
比德曼与阿莫斯在密歇根大学就读期间就已相识，如今，他在位于布法罗市的纽约州立大学任教。他所认识的阿莫斯，总是把精力消耗在兴许很重要但可能完全无解的、晦涩无比的统计测量问题上。“我是绝不会邀请阿莫斯来布法罗讲他的统计测量的。”比德曼说，因为不可能有人感兴趣，也不可能有人听得懂。但是，阿莫斯与丹尼尔·卡尼曼联手开展的这项新研究却让他眼前一亮。该项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比德曼的看法：“大部分科学进步并非源自灵光乍现的神奇时刻，而是来自一些有趣的念头和好玩的想法。”他说服阿莫斯在1972年夏从俄勒冈返回以色列的途中，去布法罗稍作停留。在为期一周的逗留中，阿莫斯围绕他与丹尼尔的合作项目做了5场不同主题的学术报告，每一场都针对不同的学术领域，每一场都听者云集。15年之后，当比德曼于1987年离开布法罗前去明尼苏达大学时，人们说起阿莫斯的讲座时依然会赞不绝口。
阿莫斯在讲座中介绍了他和丹尼尔总结出的各种启发式，还谈到了预测问题。给比德曼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第五场和最后一场讲座。“历史的视角：不确定情况下的判断”，这是阿莫斯的讲座题目。面对一屋子历史专业的学者，阿莫斯轻扬手腕，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如何从他和丹尼尔的视角出发，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检视人类的行为。
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经常会出现乍看起来令人感到不解的情形。我们看不懂为什么某某先生会这样做或者那样做，也不理解为什么实验结果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呈现，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然而，通常情况下，我们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为此找出一个解释，提出一种假设，或者对事实进行一番诠释，从而使其条理清晰、易于理解、合乎常情。在感知外部世界时，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人类极善于从随机数据中寻找出固定的模式或趋势。我们能够轻松地勾勒场景，提供解释，做出说明，但是，与这方面的高超技能相反，在评估事件的可能性或者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事件时，我们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一旦接纳了某种假设或者某种解释，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将其放大，从而很难再用另一种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
在表述观点时，阿莫斯的措辞还是相当委婉的。他没有像以往那样，犀利地指出“历史书的枯燥乏味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因为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纯属杜撰”。然而，他最终说出的话也许更令他的听众震惊：历史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会出现他和丹尼尔所提出的认知偏见。他说：“有关历史的判断，从宏观角度来衡量，也是一种依托数据进行的直觉判断。”历史判断同样受到偏见的影响。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阿莫斯特意提到了希伯来大学一个名叫巴鲁克·菲施霍夫的研究生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当时，理查德·尼克松宣布出访中国和苏联，导致四座皆惊。菲施霍夫借此事件设计了一套测试题，请人们对尼克松此举可能带来的后果进行预测，比如，尼克松与毛泽东开展不少于一次的会晤的可能性有多大，美国和苏联联手开发太空项目的概率有多大，苏联籍犹太人因为试图与尼克松会话而遭到逮捕的概率又有多大。尼克松结束访问返回美国后，菲施霍夫再一次找到接受过测试的人们，请他们回忆一下当初对各种问题做出的概率判断。结果发现，他们的记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真实发生了的事件曾做出过极准确的判断，但事实是，他们当初并没有对此事做出过如此高的估计。也就是说，当结局已一目了然时，他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事态的发展就像他们预估的一样。阿莫斯的这个讲座过去数年后，菲施霍夫给这种现象取了个名字，叫“后视偏见”。[2]
讲座中，阿莫斯向这些历史学家指出了他们的职业风险：极易接受他们所看到的任何事实（而忽略他们没有或者无法看到的事实），并将这些事实打造成一个个听起来颇具说服力的故事。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当事情真的发生时，我们又表现得好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又会头头是道地去解释它。即便是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人们还是能对无法预料的东西做出解释，这种现象反映出了人类在逻辑推理方面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尽管这种缺陷表现得非常隐晦。它使我们相信，周遭世界并不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我们也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智力出众。原因是，假如我们在只知道结局却并不掌握其他信息的情况下，能对原本无法预测的事情做出解释，那说明这个结局是早就注定的，而我们本该能提前预料到。我们未能预料，这说明我们智商有限，与世界的不确定性无关。我们总是怪自己没能早一点预见那些事后看来必定会发生的事情。据我们判断，墙上的字迹可能一直就有，问题是，人们能看见这些字迹吗？
体育解说员或者政治评论家为了能自圆其说，让自己的点评和最终结局两相吻合，会不顾一切地调整叙事方式，转移叙事重心。历史学家也概莫能外。他们会把规律强加在随机事件的头上，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在做些什么。阿莫斯管这叫“爬行决定论”，还在笔记中草草写下了它的危害之一：“以一切都不出所料的心态看待昨天的人，终将面对处处都是意外的明天。”
错误地看待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使得人们更难预测未来。阿莫斯面前的这些历史学家们颇以他们的“建构能力”而自得，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凭借历史的碎片，对事情做出解释，从而令这件事在日后看来是可以预测的。一旦历史学家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做出了解释，那唯一待解的谜团就是，为什么当事人最初没有预见结局？比德曼回忆道：“学校的全体历史学家都去听了阿莫斯的讲座，结束后，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地离开了。”
阿莫斯提出，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认知方式，会让过往的事情表现出一种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但事实绝非如此。听完这一席话，比德曼对于阿莫斯和丹尼尔的研究了然于胸了。他确信，这项研究必定会对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影响，但凡需要专家来对不确定事件的概率做出判断的领域，都在此列。然而，丹尼尔和阿莫斯提出的观点尚局限于学术领域。只有教授、学者——多数来自心理学领域——有幸听到过他们的言论，此外再无旁人。至于在希伯来大学默默耕耘着的他们二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的重大发现传播到其他领域，这在当时还尚未可知。
1973年年初，在离开尤金返回以色列之后，阿莫斯和丹尼尔开始着手准备一篇长篇论文，将他们的所有发现全都汇总在内。他们希望把已经完成的4篇论文中的主要观点集中在一起，由读者自己去提炼领悟。丹尼尔说：“我们决定把它原模原样地呈现出来：就是一个单纯的心理学研究。至于其间包含什么样的启示，就交给读者去决定吧。”他和阿莫斯都认为，若要将他们的研究伸向心理学之外的领域，《科学》杂志是最可寄予希望的。
这个长篇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建构出来的（丹尼尔说：“一个句子就代表着美好的一天。”）。搭建文章的过程中，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清晰的路径，能让他们将自己的观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罗恩·霍华德参与撰写的文章《飓风操控中的决策问题》。霍华德是决策分析这个新领域的奠基人之一。这一领域的核心理念是，决策制定人必须给不同的结果赋予相应的概率，这要求他们在做出决策之前将思考过程明晰化。如何应对杀伤力极大的飓风就是一个例子，在此，政策制定者有可能要依靠决策分析师来帮他们解决问题。密西西比湾海岸地带的大部分地区刚刚遭受过飓风卡米尔的肆虐，而且这股飓风原本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如果当初它袭击的是新奥尔良或者迈阿密，结果将不堪设想。气象学家们以为自己掌握了一种新技术——将碘化银播撒进风暴中，不仅能降低飓风的威力，还有望改变飓风的走向。然而，操纵飓风可绝非易事。政府一旦介入，就会和但凡因风暴招致的灾害脱不开干系了。平安无事时，公众也罢，法庭也罢，都不会为政府说好话，因为没人能预知政府没有介入的话情形会是怎样。可一旦损失惨重，全社会都会要求执政者对飓风带来的任何破坏负责。在文章中，霍华德分析了政府可以采取的对策，其中就包括对不同结果的发生概率进行估计。
但是，在丹尼尔和阿莫斯看来，决策分析师借以从飓风专家的思考过程中推导出概率的那个方法有些吊诡。分析师会让政府内部那些飓风操控专家去玩幸运转轮，转轮上，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被涂成红色。他们会问对方：“你是把赌注押在红色区域，还是赌飓风会造成3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如果主管官员的答案是前者，那就意味着在他眼中，飓风造成300亿美元以上财产损失的概率是33%。如果这样，决策分析师会再让他转另一个转轮，比如仅有20%的部分被涂成红色的另一个转轮。这种调整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红色部分所占的百分比与主管官员心目中估计的概率两相吻合，即飓风会造成3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他们认定，飓风专家们能够对极其不确定的事件做出正确的评估。
丹尼尔和阿莫斯在先前的研究中已经证明，人在面对不确定状况时，大脑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从而影响人们判断概率的准确性。二人相信，借助他们在系统性偏差研究中取得的最新成果，人类的决策判断准确性有望得到提升。举例来说，若要对1973年大规模风暴登陆的可能性做出判断，那么任何一个人的答案都与其记忆的鲜活程度脱不开干系，也就是说，他的判断取决于他是否对飓风卡米尔记忆犹新。但是，确切地说，他的判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影响？“我们认为，决策分析有朝一日会成为主流，而我们能助一臂之力。”丹尼尔说。
权威的决策分析专家都与罗恩·霍华德一道，聚集在位于加利福尼亚门罗帕克市一个叫作斯坦福研究所的地方。1973年秋，丹尼尔和阿莫斯坐飞机前往此地与他们会晤。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把关于不确定性的理论应用在真实世界中，意想不到的状况就出现了。10月6日这一天，埃及和叙利亚组成的联军——凭借着来自多达9个阿拉伯国家援助的军队和飞机——向以色列发起了进攻。以色列情报局的军情分析专家万万没料到会遭遇外敌的进攻，更别说是联军的进攻了。部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戈兰高地上，百来辆以色列军队的坦克遭到了叙利亚方面1400辆坦克的围攻。在苏伊士运河沿岸，500名以色列军人组成的卫戍部队和三辆坦克遭遇了埃及方面的2000辆坦克和10万大军，在顷刻间被消灭殆尽。阿莫斯和丹尼尔当时正待在门罗帕克，在一个凉爽无云的好天气里，他们听到了以色列军队全线溃败的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二人连忙赶去机场，搭乘最早的航班返回了以色列，意欲投身到接下来的又一场恶战中。
[1] 截至该研究结束时，他们已经虚构出了若干个模式化人物，以供被试对其进行职业判断。以“保罗”为例。“保罗现年36岁，已婚，育有两子。他个性随和，同他人能友好相处。在团队中，他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同时又不刚愎自用，是个出色的合作伙伴。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尤其喜欢从一团乱麻中清理出头绪并顺利解决它。”
[2] 在一份纪要中，菲施霍夫回忆了这个想法是如何在他参与丹尼尔的研讨课时浮现在他脑海中的：“我们读了保罗·米尔（1973）的《我为什么不愿参加个案研讨会》这篇文章。在他的诸多观点中，有一条涉及临床医生。他认为，临床医生总是对病情的发展表现出一种早有预料的过分自信。”围绕米尔的这一说法，他们展开了探讨，菲施霍夫进而又想到了以色列人。对于不可预知的政治事件，以色列人总表现出一种先知先觉的样子。菲施霍夫想：“如果我们真能做到先知先觉，那为什么还要跟着大国的指挥棒转？”带着这个疑问，他开始研究人们究竟是不是像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对诸事都有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