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夏日，当唐纳德·雷德梅尔被叫去给那位年轻女子做检查时，对方依然处在惊魂未定的状态。据他所知，就在几个小时前，这位女士所驾驶的车辆和另一辆车迎头相撞，是救护车火速将她送到了桑尼布鲁克医院。经医护人员检查，她全身多处骨折——有些是他们当时就查出的，有些则是后来才发现的。她的脚踝、足部、髋骨、面部等处都出现骨折（肋骨处的骨折被他们遗漏了）。直至她被送进桑尼布鲁克医院的手术室，医生们才发现她的心脏也出了问题。
桑尼布鲁克医院是加拿大第一家也是最大的一家区域性创伤急救中心，红砖青瓦，坐落在多伦多市郊。起初，它的使命是救治那些来自“二战”战场的伤兵，随着老兵们的离世，医院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转移。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政府修建完成了横跨安大略湖的最宽处达24车道的公路，这条路后来也成为北美地区交通量最大的公路。该路段的其中一条恰好途径这所医院。自此，救治来自401公路交通事故中的伤患就成了桑尼布鲁克医院的新使命。俗话说得好，“是金子总会发光”，由于在这一领域表现出色，医院很快就声名鹊起，其他类型的创伤诊治也不可避免地成了它的一项工作内容。截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桑尼布鲁克医院已经不仅是车祸伤患的集结之地，也成了抢救自杀未遂者、出警受伤者、不慎摔倒的老人、患有严重并发症的孕妇、施工中受伤的建筑工人，以及灾难性雪地机动车撞击事故中的幸存者的不二之选。（最后一类病患主要来自加拿大北部山野地带，事故发生率高得惊人。）在创伤诊治过程中，医生们往往还会发现一些疑难杂症。很多进入桑尼布鲁克医院接受抢救的病人通常都不止有一种疾病。
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把话题拉回到雷德梅尔身上。他原本是个全科医生，后来接受了内科方面的专业训练。在桑尼布鲁克医院创伤急救中心，他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审查医学专家们的心因型诊断错误。“虽然没有明说，但大家都知道，他是在审查别人的思维。”桑尼布鲁克医院的流行病学专家罗布·福勒这样说，“他是在探查人们是如何进行思考的。在他面前，你不得不坦诚应对。初次与他交流后，人们总会有一种惊愕的感觉：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会给我反馈？但不管怎么说，至少当你再次与他产生交集时，你会觉得他挺招人喜欢。”雷德梅尔发现，桑尼布鲁克医院的医生们已经认识到了将自己的思维交由别人去审核的重要性，这说明这个行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他初入这一行时，医生们总是以一贯正确的权威身份自居；而如今，在加拿大顶尖的区域性创伤急救中心，检查医生是否存在误诊已然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在人们眼中，现在的医院已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场所，还是一个用以应对不确定因素的大机器。“凡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地方，必然会涉及判断。”雷德梅尔说，“而凡是涉及判断，也必有可能出现人为的失误。”
在整个北美地区，医院接收的病患不治身亡者中，更多是死于可预防性事故，而非死于交通事故——这很能说明一些问题。雷德梅尔经常说，当伤者在缺乏悉心照料的情况下被转院时，往往会经历二次伤害。有时候，当医护人员忘记洗手就去看护病人时，常常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按动医院的电梯按钮同样也会招致交叉感染。事实上，雷德梅尔曾就此问题与他人合作撰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医院电梯按键与细菌传播的相关性研究》。为了完成这项研究，他曾用医用棉签在多伦多市三家大医院的120个电梯按键和96个马桶盖上取样，结果表明，电梯按键导致疾病感染的概率极大。
但是，人们在医院所经受的一切不幸遭遇中，最触动雷德梅尔的当属临床误诊。医生护士也是肉身凡胎，有时候，他们意识不到病人提供的信息有可能不准确。比如，病人总爱说自己感觉身体好些了，会真的以为自己在逐渐康复，但实际情况是他们的病情并无任何改善。而医生们总是关注那些要求他们关注的细节，却很容易忽略大的方面。桑尼布鲁克医院的住院医师主管乔恩兹·帕斯卡说：“唐纳德教会我很多，其中一条就是，要学会观察病人外出时病房的样子，看看他们的餐盘，是不是都吃完了？看看他们的行囊，是打算常住还是短住？病房里是整齐还是凌乱？有一回，我们走进病房时病人在睡觉。我正打算叫醒他，唐纳德拦住了我。他说，观察就足以让你发现问题。”
医生看问题总是惯于从职业角度出发，而这也恰恰是给病人带来危险后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病人接受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他所患的疾病，而开展治疗的专家也许对于病人身上其他一些潜在的疾患并不知情。有些时候，隐匿的危险更能致命。
401公路上的交通事故常常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伤者所受的最主要的创伤往往是医护人员关注的焦点。但是，当那位因两车相撞而全身骨折的女士被送进桑尼布鲁克医院创伤急救中心时，实施抢救的医生们却发现她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她的心跳极其不规律，有时几乎停跳，有时又加速猛跳。可以断定，她的麻烦还很大。
就在雷德梅尔被请进急救中心手术室后不久，医生们就得出了诊断结论——或者说他们以为是自己诊断出的。这位年轻女子神智还很清醒，她自述曾经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会引起心律不齐，因此，医生们已经无须雷德梅尔来帮他们分析病人心律不齐的原因了，他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症下药。此时，假若雷德梅尔下令把治疗甲亢的药用在病人身上，估计没有一个人会反对。可雷德梅尔没有这样做。他要求大家少安毋躁，思考一下再做决定，检视一下自己的判断，以确保自己没有牵强附会地去解释整件事。
正如他事后所言，自己被某种东西给困扰住了。“甲亢的确是导致心动不齐的一个常规因素，但并不是导致心律不齐的常见因素。”当急救室的医护人员听闻该女士曾经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时，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得出了结论，认为甲亢就是引发心律不齐的罪魁祸首。他们甚至都没有多想想，根据统计数据，哪些诱因更容易引发心律不齐？按照雷德梅尔的经验，医生们很少从统计学的角度去考虑问题。“80%的医生都认为概率并不适用于自己的病人，”他说，“同理，95%的已婚夫妇都不认为高达50%的离婚率会和自己有关。据统计，酒后驾车出事故的概率要远远高于未饮酒驾车时的概率，但95%的醉驾司机都认为这个概率与己无关。”
因此，雷德梅尔要求急救室全体医生从统计数据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哪些因素有可能引发心律不齐。正是此时，他们发现病人的肺部已变得面目全非。X光片已经无法将她支离破碎的肺完整地呈现出来。断裂的肋骨尚可复合，但是破损的肺却有可能致命。雷德梅尔没再考虑甲亢的干扰，而是把精力都放在了修复她的肺这项工作上。很快，女病人的心跳恢复到了正常节奏。到了第二天，她原先的甲亢检查报告也送到了：指标完全正常，这说明她压根儿就没有甲亢。“这是代表性启发式的一个经典案例，”雷德梅尔说，“当某种诊断径直闯入你的脑海，并且能让你对现象做出看似合理的解释时，你就得格外当心了。这个时候，别急着下结论，一定要检视一下你的思维。”
当然，并不是说最先出现的想法就一定是错误的想法。只是这种想法会让你过分确信某种结论的正确性。雷德梅尔说：“在急救中心遇到一个有酒精中毒病史的精神狂躁的病人时，一定得多留个心眼儿。因为你一定会想，‘他就是喝多了’，结果忽略了对膜下血肿的诊治。”上述那位女病人的主治医生也是根据她的病史直接做出了诊断，而没有考虑过基准率这回事儿。丹尼尔和阿莫斯早就指出，一个人在做预测或是做诊断时，除非他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否则就不能不考虑基准率。在医院里也罢，在其他场合也罢，雷德梅尔从来不会对任何事抱百分之百的把握，而且他认为，其他人也不该如此。
雷德梅尔在多伦多市一所祖辈传下来的老房子里长大，父亲是个股票经纪人。作为家中三个男孩里最年幼的那一个，雷德梅尔常常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两个哥哥似乎无所不知，也总喜欢给他指点一二。此外，雷德梅尔还有些口吃——他不遗余力地在弥补这个缺陷（打电话预约餐厅服务时，他会把自己的名字简化为“唐·雷德”）。口吃使他不得不放慢说话的速度，而拼读障碍则使他不得不放慢写字的速度。他的四肢协调性并不是很好，而且在小学五年级时，他就戴上了近视眼镜。但他也有优点，一是脑子好使，二是脾气温和。在数学方面，他极有天赋。他热爱数学，还能在其他同学有疑问时给他们当小老师做讲解。而做讲解又离不开他的好脾气。他对旁人的体谅和关照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这一点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显露无遗：但凡和别人在一起，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照顾对方。
然而，即便是在他游刃有余的数学课上，不确定感也总是会困扰他，他会认为自己很有可能出错。数学领域往往只有正确或错误这两种答案，不存在模棱两可的中间项。“有时候你能预感到会犯错，”他说，“但就算这样，错误还是会步步逼近，直至最后你完全被错误的念头主宰。”他所经历的人生充满着一连串由错误构成的事件。事后他想，没准儿正是因为这样的人生经历，他才能把那篇晦涩难懂的文章看了进去。那是1977年年底，他最喜欢的中学老师弗莱明先生推荐他去读刊登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当天晚上，他就坐在家中的书桌前读完了这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与偏见》。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启发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对于年仅17岁的雷德梅尔来说，有些专业术语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这篇文章描述了人们在不确定情况下做判断的三种方式。作者给这三种方式所起的名字——代表性、可得性、锚定性——很古怪，却很有吸引力，它们所反映的现象因此而显得神秘感十足。在雷德梅尔看来，两位作者的话千真万确，因为他也和多数人一样，在判断那个被他们虚构出来的名叫“迪克”的男子的职业时，即便明知他来自律师居多的群体，可还是认为他是律师和工程师的可能性各占一半。当面对一些无用信息时，他也和别人一样，做出了与信息为零时截然不同的判断。而且，他也认为，在一篇英文散文中，以字母K打头的单词数要超过K位于第三位的单词数，因为K打头的单词更容易被回想起来。他也会仅凭对某个人的描述，就用没道理的自信去对这个人做判断——这让不自信的雷德梅尔也变得超级有信心。在被要求快速说出1×2×3×4×5×6×7×8的答案时，他发现自己也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得数一定比8×7×6×5×4×3×2×1的得数小。
打动雷德梅尔的并非作者提出的人会犯错这一观点。人当然会犯错！令他震撼的是，文中指出，错误是可以预测的，而且是系统性的。它们似乎是人性中固有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上的这篇文章让雷德梅尔回想起了他在数学问题上犯过的所有错。如今看来，那都是些明显的错误，因为大部分人犯的都是此类错误。文中有一小节给他留下的印象格外深，是有关“可得性”的那部分讨论，涉及人在犯错时想象力扮演了何种角色。作者写道：“例如，人们在预测远航探险的潜在危险时，总会去想象那些超出他们应对能力的一些意外事件。如果此类艰险被形象地勾画在脑海中，即便它们并不一定真的发生，可还是会让这次远航显得凶险叵测。相反，如果某些困难不容易被人们联想到，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那么这项任务的风险性极有可能被大大地低估。”
这不仅仅关乎英语词汇中有多少是以字母K打头，这是涉及生死的大事。“我是个电影迷，”雷德梅尔说，“但这篇文章比电影更让我心神激荡。”
至于文章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雷德梅尔以前并未听说过，只是从作者简介处知道这两位都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两个哥哥也没听说过他们二人。“哈哈，总算有他们不知道的人了。我超过了他们！”他心想。卡尼曼和阿莫斯所做的研究，就像是对思维过程投去的隐秘一窥。读他们的文章，就好比躲在魔术师的帘帐后面，偷看着戏法的奥妙。
在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这个问题上，雷德梅尔从未有过太多纠结。孩童时期，他迷恋过电视剧里的医生，比如《星际迷航》里的莱奥纳多·迈克·科伊尔，还有《陆军野战医院》里的鹰眼皮尔斯。“我多少有些英雄主义情结，”他说，“但我不可能在运动场上一展风姿，也没机会在政坛大施拳脚，更不会在电影中完成我的英雄梦。从医是唯一能让我实现雄心壮志的途径。”想要从医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19岁时，也就是上大学二年级时，就向医学院提交了申请。一年后，刚刚过完20岁生日的他开始了在多伦多大学的学医生涯。
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医学院的医生和莱奥纳多·迈克·科伊尔或者鹰眼皮尔斯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里的医生大多很自负，有些甚至很傲慢，他们的所作所为让雷德梅尔产生了一些抵触情绪。他回忆道：“以前，医学院的某些教授做出错误结论时，我不敢有半点微词。”他们把错误结论讲了又讲，就好像那都是些终极真理。面对同一个病症时，不同医科领域的专家有时会给出截然相反的诊断。从事泌尿学研究的教授告诉他们，血尿意味着肾脏癌变的可能性极高；而研究肾脏学的教授则认为，血尿意味着血管球性肾炎——肾脏炎症——的高发性。“双方都有着基于专家经验的高度自信，”雷德梅尔说，“双方也都仅仅看到了与他们所学领域相关的东西。”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知道什么，或是不知道什么，而在于他们对确定性的渴求，或者说至少是对表层确定性的渴求。站在幻灯片放映机旁，他们与其说是在教学，不如说是在布道。“他们的普遍特点就是傲慢，”雷德梅尔说，“什么叫你没有用类固醇？？！！”在雷德梅尔看来，这些医学界的权威并没有认识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医学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
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承认不确定性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有可能出错。整个医疗行业都在拼命把自己打造成智慧的化身，风气使然。比如，但凡病人痊愈，医生总会将此归功于他的治疗方案，哪怕没有确凿证据表明病人的康复的确得益于他的治疗。“我实施治疗后病人有所好转，这不一定意味着病人的好转源于我的治疗。”雷德梅尔心想。“很多疾病都是可以自愈的，”他说，“它们会自行消失。人们出现不适时想要寻求治疗，这个时候，医生会觉得有必要采取些措施。用水蛭来给病人排毒，病情有了缓解，结果这个病人余生都得靠水蛭来排毒，余生都得过量使用抗生素。只要耳部感染，就得给他实施扁桃体切除术。你采取了上述措施，病人的情况次日就得到了改善，这使你忍不住会将这种做法继续下去。接受完心理医生的治疗后，你的抑郁症状有所减缓，这使得你对精神治疗法的效能深信不疑。”
雷德梅尔还注意到了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医学院的教授们往往只关注数据的表面价值，而没有对其深层意义进行思考。一个患有肺炎的老年人前来就诊时，医生会测他的心率，当发现他的每分钟心跳都在75次这个正常标准上下时，会开展后续治疗。但是，很多老年人死于肺炎，其关键原因在于肺炎的感染性极强。被感染后，免疫功能降低，会出现发热、咳嗽、畏寒、多痰等症状，还有就是心跳加速。当人的身体和病菌感染做斗争时，需要通过心脏以更快的速度向身体各个部分输送血液。“所以，患有肺炎的老年人的心跳不应该是正常值！”雷德梅尔说，“应该心跳加速！”如果得了肺炎的老年人心率依然正常，那说明他的心脏出了大麻烦。但是，关于心率监控的大部分文献资料却给医生们造成了一个错误印象：这样的症状完全正常。而恰恰是在一切都看似正常的情况下，医学专家会忘记要“三思而行”。
碰巧，一个名叫“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运动当时正好在多伦多市初露端倪。其核心理念是，要凭借确凿无疑的数据，去对医学专家的直觉判断进行检验。当把一切放置在科学检验的放大镜下时，人们发现某些曾被误认为是医学智慧的东西原来竟错得离谱。例如，雷德梅尔在1980年进入医学院学习，那个时候，如果心脏病患者出现了心律不齐的症状，医生们的普遍做法是用药物来控制。7年后，也就是在雷德梅尔从医学院毕业时，研究人员已发现，因心律不齐而接受过药物治疗的心脏病患者的死亡率要高出未接受过治疗的同类病人。没人能说得清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医生们会一直选用这样一种会致命的治疗方案，尽管“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运动倡导者已经开始从卡尼曼和阿莫斯的著作中寻找答案。但是很显然，医生们依靠直觉做出的判断有可能错得离谱：医学检验中得出的证据必须在做诊断时被考虑在内。雷德梅尔对于证据极其敏感。“我开始意识到有些问题被掩盖了，有大量的判断是由所谓的专家论点杜撰而来的，”雷德梅尔说，“我看到了因思维的偏误而导致的误诊，也发现人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这让我有了一丝忧虑，一些不满，我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
在《科学》杂志那篇论文的尾声处，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指出，根据统计数据，尽管经验老到的人有可能避免犯常人易犯的简单错误，但他们依然会犯错，再聪明的人也概莫能外。正如他们所言：“直觉判断常使人们在面对错综复杂、形势不明的问题时陷入相似的谬误。”雷德梅尔觉得，这一精妙的论点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卓越的医生也会犯错。他回想起自己在做数学题时犯过的那些错。“医学领域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他说，“解答数学题时，你会反复检查每个步骤。而在行医时，你却不会这样做。数学的答案是固定不变的，假如我们在这样一个领域都会犯错，那么在答案并不唯一的其他领域，我们犯错的可能性是不是会增大很多？”犯错是人之常情，不必为此感到羞愧。“他们描述了人们在思考时容易陷入的误区，并阐述了其间的逻辑关系。如今，错误也可以被拿来讨论。他们并不是在否定错误，或是将错误妖魔化。他们只是让我们认识到了错误的存在，让我们明白，犯错不过是人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子，雷德梅尔并没有把自己内心的疑虑和不满流露出来。他从未想要去质疑权威或是挑战常规，他也不具备这方面的禀赋。“我还从来没有对什么事情大惊小怪或是心灰意冷过。”他说，“一般情况下，我都很中规中矩。我遵纪守法，会为各类选举投票。大学员工会议从不缺席，也从来没有和警察发生过摩擦。”
1985年，雷德梅尔进入斯坦福大学附属医院，成了一名住院医生。在那里，他开始间或地表达自己作为职业医生的那份怀疑。工作第二年的一个晚上，他被派去重症监护室，任务是尽可能延长一个年轻病人的生命，以“获取”他的器官（“获取”是美国人惯用的一种婉转表达，这在他听来有些奇怪。加拿大人管这叫“器官回收”）。这个年仅21岁的病人因骑摩托车撞上树而生命垂危，目前已确认为脑死亡。
这是雷德梅尔平生头一次面对一个比他年轻却不久于人世的生命。他见证过老者的离世，但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苦恼。“生命因灾祸而被折损，”他说，“假如他当时戴着头盔，一切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人类在判断风险方面表现出的低能，让雷德梅尔深受触动。有时候，人们的误判甚至会致命。做判断时，你显然可以依靠某些外力，比如要求人们在骑摩托车时必须戴头盔。后来，雷德梅尔对自己的一个美国同学也说了相同的话。“你们这些崇尚自由的美国人怎么看？”他问对方。“要么自由自在地生，要么痛痛快快地死？我可不想这样。我选择‘适度的规矩’，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他的同学回答道，“不光很多美国人与你意见相左，而且你的医生同行们也没站在你这一边。”同学告诉他，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心外科权威诺姆·沙姆韦就曾积极地参与游说，反对以法案来强制摩托车驾驶人佩戴头盔。“这真是让我大跌眼镜，”雷德梅尔说，“一个聪明人怎么会在这个问题上如此愚昧？这更进一步证明，人是会犯错的。而人会犯错这个事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27岁时，雷德梅尔在斯坦福大学医院的住院医师任职到期。之后，他开始创立自己的学说，其中融入了两位以色列心理学家的相关思想，这些思想是他早在少年时期就曾接触过的。自己的学说前路何在，他并无把握。他估计，在返回加拿大之后，自己有可能直接前往拉布拉多北部地区。当年还在医学院读书时，他曾在那里进行过一个暑期的实践，为一个村子里的500位村民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我没有超群的记忆力，也不是特别聪明，”他说，“我估计自己成不了伟大的医生。假如我无法成就伟业，那还不如去一个医疗条件落后的地方做点贡献。”实际上，在遇到阿莫斯·特沃斯基之前，雷德梅尔一直都认为自己最终会中规中矩地走在行医路上。
预见思维偏误并对其加以纠正，这是雷德梅尔长久以来刻意养成的一个习惯。他深知记忆不可靠，所以无论去哪儿，都会带着一个小本子，把所思所见随时记在上面。每当在晚间被医院的急诊电话吵醒，他总是会骗对方说电话信号不好，以便让线路那一头语速急促的住院医生能把刚才的话重新说一遍。“你不能对住院医生抱怨他们语速太快。你得把过错揽到自己身上——这样不仅能帮助对方，也能帮助我自己理清思路。”如有客人在雷德梅尔的换班间隙去他办公室造访，那他一定会用计时器定好时间，以确保自己不会谈起话来把自己的病人忘到九霄云外。“雷德梅尔一高兴起来就会忘了时间。”他自己说。出席任何社交场合之前，他都会不厌其烦地去修正他所能想到的各种失误。做报告时——由于口吃，当众演讲对他来说依然是个不小的挑战——他会把报告厅检查个遍，还会提前将整个过程模拟一次。
时间就这样推进到了1988年春。那本是一个对雷德梅尔来说再寻常不过的日子。两天后，在斯坦福大学员工俱乐部的餐厅里——两天前他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约定在此会面——两人第一次共进了午餐。这一天，为了不使突发事件干扰此次会晤，他特地将巡查病房的时间从早上6点30分调整到了下午4点30分。平时他不吃早点，但在这一天他吃了，就是为了在用午饭时不至于因为只顾着填饱肚子而有所分心。此外，他像往常一样，提前写下了备忘录——一些可供交谈的话题——以免出现冷场。他倒并不打算在饭桌上喋喋不休。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师兄哈尔·索克斯——他也会去参加这次午间会晤——告诉他：“少说话，尽量什么也不说。也别插话，就静静地坐着听。”与阿莫斯·特沃斯基会晤，哈尔·索克斯说：“就像是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他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顶尖人物，无人能比。”
机缘巧合，阿莫斯撰写头一篇有关医学的论文时，合作对象就是哈尔·索克斯。文章因阿莫斯抛给索克斯的一个问题而起：人们在玩赌钱游戏时表现出的选择倾向会以何种方式影响医生和病患的思维？具体地说，面对一份确定收益和双份风险收益时（比如，要么稳赚100美元，要么在只有50%胜算的情况下冒险去赢得200美元），阿莫斯对哈尔·索克斯解释道，人们倾向于选择确定收益。到手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在面对一份确定的损失时，即要么损失100美元，要么冒险下赌注，50%的可能是分文不损，50%的可能是损失翻倍，人们往往会选择赌一把。在阿莫斯的帮助下，索克斯与另外两位医学界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系列实验，他们想看看，在面对既定损失而非既定收益时，医生和病人的选择倾向会有什么不同。
肺癌显然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病例。20世纪80年代初期，医生和病人面对肺癌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手术，要么化疗。手术更有可能延长病人的生命，但是，和化疗不同的是，手术存在少量风险，有可能导致病人即刻殒命。当医生告诉病人，接受手术后存活率是90%时，82%的病人都会选择手术。但如果医生告诉他们，接受手术后死亡率是10%——这显然只是换了一种表述方式，那么只有54%的病人会选择手术。在面对关乎生死的选择时，人们的关注焦点并不在概率本身，而在概率的表述形式上。病人如此，医生亦是这样。索克斯说，与阿莫斯合作后，他对自己职业的观感都发生了变化。“在医学领域，认知问题还从来没有被摆上桌面。”他说。他禁不住猜想，在告知病人手术的风险时，究竟有多少医生会有意无意地强调90%的存活率，而非10%的死亡率，就因为他本人更倾向于实施手术？
在初次见面的这顿午餐中，雷德梅尔只是做了索克斯和阿莫斯的忠实听众。尽管如此，他还是注意到了一些东西。阿莫斯灰蓝色的眼睛扑朔不定，说话时还有些结巴。他的英文很流利，但带着很重的以色列口音。“他有些过分警觉，”雷德梅尔说，“人很活跃，精力充沛，完全不像有些享受终身教授资格的人那样漫不经心。90%的时间都是他在讲话，而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值得一听。他对医学知之甚少，却对医学领域的决策判断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让我深感震惊。”阿莫斯给两位医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大部分问题都涉及不合逻辑的医疗行为。看着哈尔·索克斯尽力解答问题时的样子，雷德梅尔意识到，就在这一顿饭的工夫，他对自己这位学长的了解就已超出了之前三年时间的所有了解。“阿莫斯提的问题很到位，”雷德梅尔说，“完全没有令人尴尬的冷场。”
午餐将尽时，阿莫斯邀请雷德梅尔去他的办公室小坐。接下来，阿莫斯就像对待哈尔·索克思那样，把关乎人类思维的一个个想法抛向雷德梅尔，并请他找出医学领域的对应项。以“萨缪尔森的赌注”为例。“萨缪尔森的赌注”得名于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阿莫斯解释说，单次下注时，若有50%的机会能赢得150美元，也有50%的机会会输掉100美元，人们往往会拒绝参与。但是，如果让同一批人进行100次这样的选择，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赌一赌。为什么在有100次下注机会时，他们会估算预期收益并对有利于他们的概率给予更多关注，而在只有单次下注机会时却不这样做？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胜算较大时参与游戏的次数越多，最终的损失就会越低；但参与的次数越多，资金损失总量也会越大。不管怎么说，在解释完这个悖论后，阿莫斯说：“来吧，雷德梅尔，你来告诉我医学界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雷德梅尔很快就有了答案。“不管其他领域如何，医学领域的例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让我意外的是，阿莫斯止住了话头，开始专心地听我说。”雷德梅尔认为，医学界的“萨缪尔森赌注”体现在医生的双重角色上。他说：“医生既对病人负责，又对社会负责。医生一次只能看一个病人，而作为医疗制度的制定者，他面对的又是所有人。”
但是，这两种角色也是互相冲突的。比如，治疗某一个病人时，最安全的做法是使用抗生素；但从全社会的层面来说，一旦抗生素被过量使用，导致病菌产生抗药性从而使病情难以控制，那将无疑是一场灾难。负责任的医生不能只考虑单个病人的利益，而应把所有罹患此类疾病的人的利益都纳入考量。这个问题甚至比公共医疗政策更为重要。医生会一再地遇到相同的病患，选择治疗方案就像是下赌注，但他们不是下单次注，而是一遍又一遍地在下同样的赌注。当他们需要重复做同一个选择时，其行为是否和只需做单次选择时有所不同？
阿莫斯和雷德梅尔后来在合写的文章《针对个体和群体的医疗决策之差异研究》（1990年4月刊载于《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中指出，在对个体开展治疗时，医生们的做法有别于针对患有相同病症的群体采取的标准化治疗方案。他们会要求病人做一些额外的检查，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但是不太会主动询问病人是否愿意在不幸离世后捐献器官。面对个体时，医生们往往会做一些针对群体制定普遍性治疗方案时不认可的事情。他们承认，若是法律有此规定，那么他们会把那些被诊断患有癫痫、糖尿病或其他一些病症的病人名单统统上报，因为这些病症会导致他们在驾驶时突然失去意识。事实上，他们从未这样做过，因为这有损当事人的利益。“其结果不仅再一次证明病人利益和全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冲突，”阿莫斯和雷德梅尔在给《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主编的信中这样写道，“也说明医生在对待群体和对待个体时，态度是不一致的。我们需要对这种不一致采取行动。在个体病案中选择这种治疗方案，在群体病案中又选择另一种治疗方案，这无疑是不合情理的。”
问题不在于医生对某一个病人的治疗是否正确，关键是，他不能对患有相同病症的个体和群体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案。两种方案有可能都是错的。这一点显然很令人苦恼，至少那些就此文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寄去读者反馈的医生们是这样想的。雷德梅尔说：“大部分医生总是竭力想表现得有理性、懂科学、讲逻辑，但这不过是个弥天大谎，或者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谎言。导致我们相信这个谎言的，是希望、梦想，还有情感。”
雷德梅尔与阿莫斯合写的这第一篇文章为二人后续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没过多久，他们碰面的地方就从阿莫斯的办公室延伸到了阿莫斯的家，时间也从下午延展到了晚间。与阿莫斯共事不能算是工作。“纯粹是一种乐趣。”雷德梅尔说。在内心深处，雷德梅尔很清楚，对面的这个人有可能改变他的人生轨迹。阿莫斯金句不断，每句话都让雷德梅尔印象深刻：
所谓好的科学，不仅是要去发现别人业已发现的，还要去思考无人曾经说起的。
聪明绝顶和愚蠢至极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很多问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在该恭顺时拒绝恭顺，该创造时却无力创造。
要做一个成功的研究者，秘诀在于始终保留一些专业之外的爱好。舍不得在业余兴趣上花时间，最终只能是虚度年华。
有时候，改造世界要比证明你曾改造了世界更容易。
雷德梅尔曾经以为，阿莫斯之所以有这么多时间和自己消磨，是因为自己依然单身，唯愿将午夜至凌晨4点的这段时光当成工作时间。阿莫斯的作息异于常人，但对于时间的管控却和大部分人一样。“他需要用很具体的事例来检验自己的观点，”雷德梅尔说，“在有些观点上他表现得极其坚定，而我的任务就是在医学这个特定领域里找到具体事例。”比如，阿莫斯清楚地知道，人们看待随机性的方式是错误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在随机的一组事件中，实则存在着一定的内部规律。人们在从原本并无意义的规律中发掘意义时，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才能。阿莫斯告诉雷德梅尔，观看NBA的任何一场球赛时，你都会发现无论是解说员、球迷，还是教练，似乎都相信“神投手”的存在。仅仅因为某个球员刚刚进球得分，人们就会认为他继续投中的可能性更大。阿莫斯曾经收集过有关NBA球员投球特点的数据，以便从统计学的角度看看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神投手”。结果已经揭晓：不存在。技艺较为高超的球员固然比一般球员更易命中篮筐，但是，解说员和球迷，包括球员自己，他们所观察到的投球特质不过是一种幻觉。阿莫斯要求雷德梅尔在医学领域寻找对应项，看看是否有人像篮球比赛的解说员那样，会从随机事件中得出错误的结论。
雷德梅尔很快就给了他答复。在医学界，人们普遍认为关节痛与天气变化有关。这一观念沿袭数千年，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00年希波克拉底所写的著作，其中提到了风雨对疾病的影响。时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医生仍然会建议患有关节炎的病人迁往气候温和的地方居住。与阿莫斯合作后，雷德梅尔找到了一大批关节炎患者，让他们描述自己的关节疼痛程度，并将这些描述与天气情况结合在一起加以分析。很快，他和阿莫斯就得出结论，虽然病人自述其关节疼痛会随着天气变化而加剧或者减缓，但是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两人并未就此罢手。阿莫斯还想看看，为什么人们会将疼痛和天气联系在一起。雷德梅尔挑了几个病人做访谈，之前他已证实，这几人的关节痛与天气并无关系。除一人之外，其他所有人都坚持认为自己的关节痛确实与天气有关，而且，他们还用一些随机事件来证实自己的观点。篮球专家把球员投球时随机表现出的某些特征归纳为莫须有的规律，关节痛患者也从疼痛中归纳出了莫须有的关联。阿莫斯和雷德梅尔在1996年4月发表于《国家科学院院刊》的《关节痛与天气相关之信念研究》一文中写道：“我们把这种现象归因于选择性匹配，……对关节痛患者而言，当疼痛加剧时，选择性匹配会导致他们从天气变化中寻求答案，而当疼痛不明显时，他们却极少关注天气。若是在某一天疼痛剧烈，又恰逢天气恶劣，那病人很可能终其一生都认为关节痛与天气有关。”
也许在关节痛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什么潜在关联，但是，在雷德梅尔看来，他与阿莫斯的合作却绝对预示着某种关联。阿莫斯对于人类在不确定状况下做决定时易于陷入的思维误区有着高屋建瓴的认识，这些认识在医学领域被深入探究的程度还远远不够。“有时候，我觉得阿莫斯就像是在我面前做先导实验，”雷德梅尔说，“他就是想看看自己那些想法是否能与现实世界发生关系。”雷德梅尔禁不住觉得，医学在阿莫斯眼中不过是“他广袤的兴趣森林中的一棵小树苗”。他与丹尼尔·卡尔曼一道，还研究了人类的另一种行为，从中探究了思维偏误会导致何种具体的后果。
就在彼时，丹尼尔本人出现了。1988年年底，也可能是1989年年初，阿莫斯在自己的办公室介绍两人相识。之后，丹尼尔主动打电话给雷德梅尔，表示他也有意向对医生和病人的决策制定过程做相关研究。事实证明，丹尼尔有一番独到见解。“打电话给我时，丹尼尔是一个人在工作，”雷德梅尔说，“他想介绍的是另一种启发式，一种他所独有的、未受阿莫斯影响的启发式。这已经是第四个启发式了，因为仅有三个显然是不够的。”
1982年的一个夏日——当时已是丹尼尔进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的第三个年头，他走进实验室，宣布了一个让研究生们大吃一惊的决定：从现在开始，研究幸福。人究竟能不能预知自己在经历某件事之后的情感状态？关于这个问题，丹尼尔一直很好奇。如今，他打算着手去研究它。确切地说，他想去探究一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因为他曾有过亲身体会：一是人们通过直觉所认定的幸福，二是的的确确令他们感受到的幸福。他首先想让人们预测一下，倘若要求他们连续一个星期每天都到实验室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吃掉一碗冰激凌，或者听最爱的歌曲，他们会因此产生多少幸福感。接下来，他会将人们所预计的幸福与他们实际感受到的幸福做一个对比，再然后，将他们所感受到的幸福与他们所记得的幸福做一个对比。他指出，二者之间显然存在有待发掘的差异。当你最喜爱的球队赢得了世界杯冠军时，你喜不自禁；6个月之后，这件事不过是过眼云烟。“好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找被试，”丹尼尔的研究生戴尔·米勒说，“他只是完成了实验设计。”丹尼尔认为，人们不一定擅长预测自己的幸福感。他在实验初期只选择了少数几个被试，但结果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一个在众人眼中与幸福无缘的人，如今却在揭示幸福的法则，这令那些熟悉他的人大跌眼镜。
兴许，他只是在那些自以为懂得何为幸福的人心中播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不管怎么说，在阿莫斯介绍他与雷德梅尔相识时，丹尼尔已经离开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的研究兴趣也从关注幸福转向关注痛苦。此时，他已不仅在探究人对幸福的预期和所体验到的幸福之间的差异，而且开始探究人所体验到的痛苦和他们所记住的痛苦之间的不同。当人们对某件事可能引发的痛苦做出推测时，假如这种推测不同于人们真实体验到的痛苦，或者，假如人们对痛苦经历的记忆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那意味着什么？丹尼尔以为，其中大有深意。大部分度假都是喜忧参半，但当人们结束假期回到家中时，津津乐道的全都是些开心事儿；一段甜蜜恋情画上句号后，就因为结局不圆满，所以当事人在回忆过去时满心都是悲戚。人们并非真的经受了这么多的幸福或者不幸，而是因为他们体验的东西与他们记住的东西是两码事。
认识雷德梅尔时，丹尼尔已经在伯克利分校实验室展开了研究。他要求将被试的胳膊放进一桶冰水内，让他们体验两次不同的痛苦经历，然后要他们回答更愿意重复哪一种经历。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被试所记住的痛苦与他们真正感觉到的痛苦是不一致的。他们记住了最痛苦的时刻，尤其记住了痛苦终结的那个时刻，但是他们没怎么记住痛苦持续的总时长。如果你将他们的胳膊在冰水中浸泡3分钟，然后在第4分钟将水温略微升高，之后才放他们走，那么比起将他们的胳膊在冰水中浸泡3分钟，在痛苦已达极值时就放他们离开，他们在回想两段经历时，会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好受。如果让他们选择再体验一次，那他们一定会选前者。这也就是说，哪怕一段痛苦经历持续的时间更长些，只要其结局有所好转，那就更易被人们接受。
丹尼尔希望雷德梅尔能在医学领域找出一个对应事例，以反映他所总结的这种“峰终定律”。雷德梅尔很容易就找出了一堆例子，只不过这些例子都是和结肠镜检查有关的。在80年代末期，病人对结肠镜检查可谓是谈虎色变。检查过程让人极度不适，那种滋味没人会愿意再尝一遍。到了1990年，每年因结肠癌而死亡的病患在美国达到了6万人。如果能在患病早期接受检查，其中很多人完全能够被治愈。导致结肠癌直至晚期才被发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在第一次结肠镜检查中感受到了太多的不适，所以他们拒绝做第二次检查。有没有可能改变他们的记忆，好让他们忘记检查过程中令人不快的那部分感受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雷德梅尔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差不多700人身上开展了试验。在给其中一组病人进行检查时，医生在结束检查后直接把结肠镜从病人的身体中抽了出来；而给另一组病人做检查时，医生在结束检查后将结肠镜在病人的直肠内又停留了三分钟左右。这多出来的三分钟并不会让病人有舒适感，只不过这段时间没有前序过程那样痛苦。第一组病人接受的算是草草了事的常规检查；而第二组病人则拥有了一个相对愉悦、不那么痛苦的结局，但是，他们所体验到的痛苦总量实则要更高些，因为他们不仅和第一组病人一样感受了整个检查过程的痛苦，还多承受了三分钟的煎熬。
结束检查一个小时后，研究人员进入病人休息室，要求他们对刚才的经历进行评价。结果显示，第二组病人——结束时不那么痛苦的这些病人——所记住的痛苦要比第一组病人少。更有趣的是，在后续研究中，第二组病人要比第一组更乐意再做一次结肠镜检查。未曾打算自讨苦吃的人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自己给愚弄了。正如雷德梅尔所言：“最后一刻的印象有可能定格成为永恒。”
与丹尼尔共事不同于和阿莫斯共事。在雷德梅尔心中，阿莫斯的个性鲜明而清晰。丹尼尔却个性复杂，让雷德梅尔有些捉摸不透。丹尼尔极少露出喜色，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抑郁。他会因工作而陷入痛苦，这就不免使那些与他共事的人也多多少少感到痛苦。“他喜欢挑工作中的毛病，而不是发掘其中的优点。”雷德梅尔说。然而，他所冒出的想法显然又让人心悦诚服。
静下来细想时，雷德梅尔发现自己竟对阿莫斯和丹尼尔的过去知之甚少，这不免有些奇怪。雷德梅尔说：“阿莫斯很少对我谈起他的私人生活，有关以色列，有关战争，有关过去，他只字未提。他倒并不是在刻意回避，而是因为时间有限，他只是在全力以赴做该做的事。”在一起时，他们的工作就是对医学领域的人类行为展开分析。雷德梅尔从来也没想过追问阿莫斯和丹尼尔的过去以及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始终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离开希伯来大学，离开以色列，来到北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整个80年代，阿莫斯会以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的身份在行为科学领域呼风唤雨，而丹尼尔却在大部分时候只是个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籍籍无名的学者。这两人看起来都很友善，但很明显他们并未开展合作。个中原因，雷德梅尔一无所知。“他们甚至不会谈论彼此。”他说。
他们似乎已经认定，单枪匹马而非携手并进会让他们收获更多。两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将他们曾经共同取得的成果应用在了现实领域中。“我觉得他俩就像一对好伙伴，而我就是他们的宠物狗雪纳瑞。”雷德梅尔说。
1992年，雷德梅尔回到多伦多。与阿莫斯的这段交集改变了他的人生。阿莫斯的想象力丰富异常，但凡有问题摆在他面前，你总不免好奇他会以何种方式去解决。但是，所有的重要思想似乎都是阿莫斯独创，他只不过需要一个人将这些想法与医学实践结合起来罢了。正因为如此，雷德梅尔觉得自己好像没做出太大贡献。他说：“从很多方面来看，我都像个出色的秘书，这种感觉困扰了我好多年。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是可有可无的。返回多伦多之后，我总在想：是不是全得归功于阿莫斯？还是说我雷德梅尔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但是，就在几年前，他还把自己的人生定位在拉布拉多省北部的某个小村庄，以一个普通医学从业人员的身份终其一生。而如今，他有了一个很具体的抱负：以研究者兼医生的身份，去探索医生和病人的思维偏误。他想结合丹尼尔和阿莫斯所从事的认知心理学，去分析医学领域的决策判断。至于具体怎么做，他一时还没有想好。他对自己依然没有十足的信心。他唯一能确定的是，和阿莫斯合作之后，自己的另一面被发掘了出来：一个以探寻真理为己任的人。他希望借助数据去找出人类行为中的固定模式，以此规避那些会决定人们生死的思维误区。“我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有这个能力。”在谈及自己的另一面时，雷德梅尔这样说，“阿莫斯也没有发现这一点，但他唤醒了我。他就像一个信使，将我送上了一片他无缘一见的未知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