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思考以下场景：
杰森凯是个无家可归的14岁男孩，生活在美国某大城市。他生性腼腆，不爱与人交往，但鬼点子很多。早年间，杰森的父亲被人杀害，母亲染上毒瘾，他是自己一个人长大的。有时他会在朋友家的沙发上过夜，但多数时候是在大街上。他常常是饿着肚子去上学，勉强读到了九年级。2010年的一天，他受当地一个贩毒团伙的教唆，逃学去兜售毒品。几周后，在他15岁生日的前一晚，他在火并中被击毙。当时他身上没有携带武器。
我们来对杰森凯之死做一个反事实想象。请将下列情况按照其可能性进行排序。
1.杰森的父亲当年没有死。
2.杰森当时带着枪，可以自卫。
3.美国联邦政府有专项法案，无家可归的孩子可以享受到免费的早餐和午餐。杰森不会因为饿肚子而逃学去兜售毒品。
4.一位读过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著作的律师在2009年就职于联邦政府。他根据阿莫斯和丹尼尔的学说，推行制度变革，使无家可归的儿童不再需要参加学校的用餐项目，而是可以直接享受免费的早餐和午餐。杰森不会因为饿肚子而逃学。
假如你认为选项4比选项3的可能性更大，那你有可能违背了概率学中最简单也最基本的一条原则。但同时，你也看到了一个关键词：律师。这位律师名叫卡斯·桑斯坦。
阿莫斯和丹尼尔共同完成的研究影响面甚广，尤其是让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看到了心理学的重要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德这样评价二人的研究：“我变成了他们的信徒，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这个结论不是在实验室里得出来的，而是依据现实分析出来的，它对经济学影响重大。我用了几年时间思考该如何把它应用于经济学，但是一直未能如愿。”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多人都认为应该让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互通有无，增进了解。但事实证明，这两个阵营并不愿意增进对彼此的了解。经济学家刚愎自用，心理学家则缜密多疑。心理学家丹·吉尔伯特说：“一般来说，心理学家只有在需要澄清某个问题时才打断对方，经济学家却往往为了显示他们的高明而打断对方。”经济学家乔治·洛温斯坦说：“在经济学领域，粗犷放达的做派再正常不过。我们曾经试着召集一场双方都参与的跨学科研讨会。第一场研讨结束后，心理学家溃败而散，后续议程就不了了之了。”20世纪90年代初，阿莫斯以前的学生史蒂文·斯洛曼邀请了同等数量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参加在法国举办的一次会议。斯洛曼说：“向上帝发誓，我差不多用了四分之三的时间来提醒经济学家闭嘴。”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埃米·卡迪说：“问题在于，他们彼此瞧不上对方。心理学家认为经济学家不道德，经济学家则觉得心理学家没脑子。”
在丹尼尔和阿莫斯的研究引发的学界大战中，阿莫斯发挥了一个军师的作用。至少在某些方面，他是理解经济学家的。他的想法往往和大部分心理学理念相冲突。他不喜欢研究情感，但对无意识思维很感兴趣，只是这份兴趣仅限于想要证明无意识思维的不存在。他就像是一个穿着条纹图案上衣的流浪者，误入了由方格和圆点图案一统天下的领地。和经济学家一样，他喜欢整齐划一的模型，不喜欢心理学那种不知道下一颗巧克力是什么口味的感觉。同样，他也认为粗犷放达再正常不过。除此之外，他和经济学家一样，也有一个很入世的抱负，那就是将自家学说推而广之。经济学的影响力已经波及金融、商业、公共政策等领域，而心理学却连个边儿都没挨到，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丹尼尔和阿莫斯都认为，将心理学渗透进经济学的做法是没有用的。经济学家不会搭理任何入侵者。现在需要的，是那些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仿佛是上天有眼，他们刚抵达北美，就发现了这样的人选，乔治·洛温斯坦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接受过经济学专业知识的熏陶，但是心理学对经济学模型的解构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学科。在读过阿莫斯和丹尼尔的著作后，洛温斯坦想：等等，也许我该去研究心理学！巧的是，他的曾祖父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我一直希望能摆脱家族的影响，”洛温斯坦说，“我发现自己从来没上过一节我自己感兴趣的课。”他主动找到阿莫斯，想听听他的建议，看看自己该不该从经济学转向心理学。“阿莫斯说，‘你应该继续研究经济学，我们需要你留在那儿’。那是1982年，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将开创一个时代。他需要有人在经济学领域接应他。”
发端于丹尼尔和阿莫斯的心理学与经济学之争后来还波及法律和公共政策领域。经济学变成了心理学渗透进这些领域的一个推手。理查德·塞勒是第一个误打误撞走进丹尼尔和阿莫斯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家，自那以后，他开始一心一意探索心理学理论对经济学的影响，并帮助创立了一个新学科，名为“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在问世之初的头10年极少被学者引用，到了2010年，却已成为经济学期刊中被引用频率高居第二的热词。塞勒说：“有的人还是不愿接受，老派经济学家的想法从来都没有变过。”截至2016年，每10篇刊发的经济学论文中就有一篇包含行为经济学视角。这意味着丹尼尔和阿莫斯的研究至少会以引文的形式出现。届时，理查德·塞勒可能已经从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位子退下来了。
当塞勒首度为心理学振臂高呼时，卡斯·桑斯坦还是芝加哥大学一个资历尚浅的法学教授。他碰巧读到了塞勒发表的《消费选择中的积极策略》一文（他心里面原本管它叫《人们干过的蠢事》），借助它的参考文献，桑斯坦又找到了丹尼尔和阿莫斯发表在《科学》杂志的那篇介绍“前景理论”的文章。“对一个律师来说，两篇文章都很难懂，”桑斯坦说，“我读了不止一遍，但我清楚地记得初读时的感觉：就像看到一堆灯泡在眼前炸裂。读过之后，先前脑海中的一些想法瞬间清晰起来，真是太让人兴奋了。”2009年，桑斯坦奉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命，进入白宫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履职。他的职责就是对那些影响美国人日常生活的民生大计进行评估和监控。
桑斯坦的工作多多少少受到了丹尼尔和阿莫斯研究成果的影响。不能说总统奥巴马是因为丹尼尔和阿莫斯的研究才推出禁令，禁止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开车时发短信，但至少这二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如今，联邦政府对于损失规避和框架效应高度敏感，因为人们不是在选择事物本身，而是在选择对此事物的描述。在从前，新车说明书上的耗油情况只会提到每一加仑汽油能跑多少英里，而现在，取而代之的描述是百英里耗油量。在从前，美国人利用食物金字塔来指导饮食，而如今依靠的是“我的餐盘”——餐盘被分成5个区域，每个区域代表着相应的食物类别。借助这样的图片，人们忽然间发现营养饮食原来可以如此轻松便捷。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桑斯坦还主张，联邦政府应该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之外，再设立一个心理顾问委员会。这个倡议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待到2015年桑斯坦从白宫离任时，心理学家的重要性，或者至少是心理学思想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地多个国家政府的认可。
桑斯坦最感兴趣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选择构架”问题。人们做何种选择，取决于这种选择以何种形式被呈现出来。有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他们会从背景中提取某种暗示。他们“构架”出了自己的偏好。在此过程中，他们会选择一条最顺畅的道路，即便这条路要让他们付出高昂代价。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员工和政府职员不再需要通过个人申请去加入退休保障计划，而是被自动纳入了这项计划。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小的变化使得加入退休保障计划的人数增长了将近30%。这就是选择构架的威力。桑斯坦进入美国政府供职后，对社会选择构架做出了很多调整，其中一项就是让无家可归的孩子能享受到学校的免费餐食。在他离开白宫后的那个学年里，能够享用免费餐食的学生人数比没有推行改革时增加了40%以上。改革之前，这些孩子必须靠他们自己或者为他们呼吁的大人费力争取才能得到这个待遇。
即便是远在加拿大，唐·雷德梅尔的耳边依然会响起阿莫斯的声音。从斯坦福大学回到这里已有数年，可阿莫斯的声音是那么清晰洪亮，以至于他常常会忘记倾听自己的声音。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雷德梅尔忽然觉悟到他与阿莫斯一起完成的工作中也有自己的功劳——不只是阿莫斯一个人的。让他最终意识到自身价值的，原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事关无家可归者。这个群体是地方医疗体制背负的重担。不管是否必要，他们总是频繁出入医院的急诊室，大量消耗着医疗资源。多伦多每一家医院的护士都清楚，一旦看见这些人在医院里晃荡，必须在第一时间赶他们出去。雷德梅尔觉得这未必是明智之举。
为此，他在1991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他招来一批有志于医疗事业的大学生，帮他们争取到进医院见习的机会，并在医院急诊室外给他们准备了休息室。当有无家可归者来看急诊时，这些学生需要悉心照料他，给他递果汁，拿食物，坐下和他说话，帮他取药。大学生全都是义务劳动，但他们的参与热情很高，因为可以扮一扮医生。只不过按照雷德梅尔的计划，在来到医院的无家可归者中，只有一半人能享受到这个待遇，另一半还是会被护士们三言两语地打发出去。实验结束后，雷德梅尔对这些人进行了跟踪调查，想看看他们对多伦多医疗资源的使用情况是否有改变。不出所料，享受过优质引导式服务的无家可归者再次来到这家医院的次数要略高于另一组。但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去其他条件更好的医院看病的次数却减少了。当他们觉得在这家医院能得到关照时，就不再会选择别家医院了。他们说：“这是我能得到的最好的治疗。”对待无家可归者的不当态度，让整个多伦多医疗行业付出了代价。
所谓好的科学，不仅是要看见别人业已看见的，还要思考别人未曾说出的。阿莫斯曾经说过的这句话已经印在了雷德梅尔心里。20世纪90年代中期，雷德梅尔以一种惊人的方式践行着这个原则。有一次，他接到一个艾滋病患者的电话，对方说服药后产生了副作用。通话还没结束，这个病人就打断他说：“抱歉，雷德梅尔医生，我得挂了，出事故了。”原来这个家伙打电话的时候正在开车。雷德梅尔想，是不是开车时打电话会增加出事的风险？
1993年，他与康奈尔大学的统计学家罗伯特·蒂博施朗尼一同开展了一个复杂的研究，期望能解答以上问题。1997年，他们撰文将研究结论公之于世：开车打电话和酒后驾驶的风险一样高。边打电话边开车的人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是一般人的4倍，不管是不是手中拿着电话。他们开先河地揭示出了移动电话和交通事故二者间的显著关系，继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交通规则的进一步完善。要想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因此而幸免于难，也许还得开展一项更复杂的研究。
此次之后，雷德梅尔又对驾驶员的思维活动产生了兴趣。桑尼布鲁克医院创伤急救中心的医生们认为，只有当交通事故的伤者从401公路附近被送进急诊室时，他们的工作才算开始。可雷德梅尔觉得，医疗救治应该从分析病情的根源做起，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全世界每年有12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更有好几百万人因此而终身残疾。雷德梅尔说：“世界范围内每年120万，相当于在日本每天发生一次海啸。若是倒退100年，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伤如此惨重的情况是根本不会出现的。”手握方向盘时，人的判断失误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想到这一点，雷德梅尔兴奋不已。人的大脑是有局限性的，而我们的注意力也是存在缺口的。大脑会遮蔽那些缺口，让我们看不见它们。我们自以为知道，但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以为安全，但其实我们并不安全。“这是阿莫斯最关注的议题之一，”雷德梅尔说，“并不是因为人们想得不对。不是，不是。人是会犯错的。真正的原因是，人们不清楚自己会错到什么地步。‘我喝了三四杯，大概有5%的可能会不在状态’。不对！你有30%的可能会不在状态。使美国每年发生一万起致命交通事故的，正是这种思维误判。”
改造世界有时比证明你曾改造了世界更容易。
这也是阿莫斯说过的话。“阿莫斯常提醒我们，要接受人的错误。”雷德梅尔说。虽然无法证实，但阿莫斯的确是以这种方式改造了世界。他的思想已经渗透在雷德梅尔的各项研究中。那篇有关开车时打电话会增加出事风险的文章，阿莫斯就曾读过并且点评过。也正是在完成那篇文章的过程中，雷德梅尔从电话中得知，阿莫斯过世了。
阿莫斯只对极少的几个人说了自己的病情，而且他也告诉这几人，不要和他过多谈论这件事。他是在1996年2月从医生那儿得到这个消息的，自那之后，在说起自己的人生时，他就开始用过去时态了。“他给我打来电话，说医生告诉他他活不长了，”阿维沙·玛格里特说，“我去看他，他还来机场接了我。在返回帕拉奥图的途中，我们把车停在路边，看着风景，聊了一会儿，聊的都是生与死。他觉得能提早知道死之将至是件好事，那种置身事外的淡然神态好像是在说别人，而不是在说他自己，难免让人惊讶。他说，‘生命就是一本书，薄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够不够精彩’。”阿莫斯似乎觉得，作为一个斯巴达战士，英年早逝也许是他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5月，阿莫斯在斯坦福做了最后一次讲座，主题是职业篮球界的统计失误。他从前的研究生及合作伙伴克雷格·福克斯问他需不需要录像。“他想了一会儿，说：‘不必了。’”福克斯回忆说。阿莫斯一如既往地生活着，甚至与周围人的交流也一如既往，唯一不同的是，他开始说起自己的战争经历。他对瓦尔达·利伯曼讲起了自己是如何从炸药桶边救出一个晕倒的士兵。利伯曼说：“他认为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说，‘自那之后，我觉得自己必须维系一个英雄的形象。因为我曾经做过英雄，所以时刻都得努力达到英雄的标准’。”
大部分和阿莫斯有来往的人都没有发现他身患重症。一个研究生问阿莫斯能不能当他的博士生导师，阿莫斯只是回答说“接下来的几年我会很忙”，然后就送这个学生回家了。去世前几周，他给以色列的老朋友耶舒·克洛德尼打了电话。克洛德尼回忆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不耐烦，以前从没有过。他说，‘听着，耶舒，我要死了。我不觉得这是个悲剧，但是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请你告诉我们的朋友，告诉他们别打电话，也别来看我’。”他依然会让瓦尔达·利伯曼来看他——两人正在合作完成一部教材。另一个能见到他的人是斯坦福大学的校长格哈德·卡斯珀，因为阿莫斯听到风声，说斯坦福大学正在筹划他的身后事，准备开办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系列讲座和学术会议，以示悼念。利伯曼回忆说：“阿莫斯告诉卡斯珀，‘你做什么都行，但是我求你，不要以我的名义来举办会议，不要让一群平庸之辈拿着他们的文章来喋喋不休，还非说和我有关系。把我的名字刻在大楼外，留在屋子里，或是刻在长椅上，只要是留在固定的东西上，都行’。”
他几乎不再接听电话。只有一次，他接听了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的电话。“我听说他病重，”戴蒙德说，“也知道他不接电话。可我刚刚写完提交给诺贝尔奖评委会的报告。”戴蒙德想要告诉阿莫斯，他是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数不多的几个被提名人之一。但是诺贝尔奖只颁给在世的学者。戴蒙德记不清阿莫斯是如何回应的，但是瓦尔达·利伯曼当时就在阿莫斯身边。“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她听到阿莫斯说，“请放心，我并不打算错过诺贝尔奖。”
生命的最后一周，他是在家中度过的。陪着他的只有妻子和孩子。他手边有药，如果觉得没有再撑下去的必要，他可以随时终结自己的生命。关于这一点，他也曾婉转地向孩子们透露过。（“你怎么看安乐死？”他随口问过儿子塔尔。）最后几天时，他的嘴唇开始发紫，身体开始浮肿，但是他没有服用止痛药。5月29日，以色列举行总理大选，好战派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击败了西蒙·佩雷斯。“看来我有生之年是见不到和平了，”这是阿莫斯的第一反应，“不过我也从来没指望这辈子能见到和平。”6月1日深夜，孩子们听到了父亲房中传来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他可能又在和自己对话，又在思考。1996年6月2日清晨，当阿莫斯的儿子奥伦再次走进父亲的卧室时，发现他已经去了。
他的葬礼让人们有种模糊而不真实的感觉。参加葬礼的人也许能想象到很多种结局，但唯独难以想象阿莫斯已经不在了。“不敢相信他真的死了。”他的朋友保罗·斯洛维克说。当丹尼尔出现在人群中并且缓缓走向前排时，斯坦福大学阿莫斯的同事们吓了一跳。他就像是个来自遥远过去的幽灵。“他看起来心神恍惚，甚至有点儿受了惊吓的样子，”阿维沙·玛格里特回忆道，“那感觉好像是一件事还没做完，就突然被叫停了似的。”一屋子人都穿着黑西装，丹尼尔却穿着衬衫——按照以色列葬礼的风俗。这让所有人感到意外：丹尼尔好像忘记了身处何地。但毫无争议的是，所有人都认为该由丹尼尔来致悼词。“很显然，他是最合适的人选。”玛格里特说。
两人的最后几次谈话内容大多是围绕他们的工作，但也不全是谈工作。阿莫斯还有话要告诉丹尼尔。阿莫斯告诉丹尼尔，没有人曾给他带来这么多的痛苦。丹尼尔不敢回应，他怕一开口会黯然神伤。阿莫斯还说，即便到最后，丹尼尔还是他最愿与之交谈的人。“他说和我谈话时他最放松，因为我是个不畏惧死亡的人，”丹尼尔回忆说，“他了解我，任何时候死神光顾我都不会怕。”
在阿莫斯临终的那段日子里，丹尼尔几乎每天都会陪他说话。当阿莫斯表示自己希望按照老样子生活，而且已不再对新鲜事物感兴趣时，丹尼尔疑惑地问他为什么。“那我该怎么活？去波拉波拉岛？”阿莫斯回答。自那之后，丹尼尔连去波拉波拉岛的念头都不再起过。只要一提这个地方，他的心里就会泛过一阵不平静的涟漪。丹尼尔也曾提议两人合写点儿东西——为他们的论文集作个序。但是还没来得及写完，阿莫斯就离开了。最后一次谈话时，丹尼尔告诉阿莫斯，他担心阿莫斯会对有些内容不认可，因为毕竟署了他的名字。“我说，‘我对接下来该做什么没有把握’。”丹尼尔说。“他告诉我，‘你心里清楚我会怎么写，就按那个写’。”
丹尼尔当年为远离阿莫斯选择了普林斯顿大学，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阿莫斯去世后，他的电话陡然增多起来。虽然阿莫斯不在了，但他们的研究成果还在，而且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外界提起他们二人时，不再是“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而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2001年的秋天，丹尼尔应邀前往斯德哥尔摩出席会议并发言。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以及经济学领域的大腕悉数到场。他们和丹尼尔一样，也是冲着诺奖来的。“这是一次预演。”丹尼尔说。他花了不少心血来准备这份讲稿，因为他知道，这份讲稿除了要展示两个人的合作成果，还得有些新花样。他的一些朋友也觉得奇怪，吸引诺奖委员会的，居然是一项由两人合作完成的研究。“我因合作成果而受邀，”丹尼尔说，“但我必须证明，我本人也足够出色。问题不在于这个成果是否配得上诺奖，关键在于，我是否配得上？”
通常情况下，丹尼尔是不提前准备讲稿的。有一次，他在大学开学典礼上即兴发表了一番演说，所有人都以为他事先做了准备，但其实他是临时受邀。可这次不同，他精心打磨着这篇要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宣读的讲稿。“我不敢有一丝怠慢，就连幻灯片的背景色，我都花了很长时间来挑选。”他说。他要讲的主题是幸福，这是他最想和阿莫斯一起研究却一直未能如愿的主题。他谈到了人们对幸福的预期与他们真正体验到的幸福是如何的不同，以及它们与人所记住的幸福又是如何不同。谈到了如何去进行评测——比如，通过在结肠镜检查前、检查中和检查后三个阶段的问题反馈来实现。他还谈道，假如幸福具有如此大的可塑性和延展性，那么基于“人类会将‘效用’放在首位”这一前提而搭建的经济学模型就该受到质疑了。人们究竟是把什么因素放在首位？
会议结束后，丹尼尔返回了普林斯顿。他有一种感觉，如果说自己能获得诺贝尔奖，那应该就是这一次。评委会已经亲眼看到并亲耳听到了他的研究，至于这个人究竟配不配得奖，他们会做出判断。
2002年10月9日，诺贝尔奖揭晓的日子。所有候选人都知道，如果斯德哥尔摩方面传来喜讯，那么这个喜讯应该一大早就送到。丹尼尔和安妮待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的家中，既像在等待，又不像在等待。丹尼尔当时正在给他的一个优秀学生特里·奥丁写推荐信。坦率地说，他没怎么想过如果得奖他该怎么办。或者说，他是刻意不让自己去想这个问题。孩童时期经历战火时，他曾用想象来编织美好生活。他能设想出情节复杂的场景，而自己就是中心。比如，他想象过自己单枪匹马打赢了敌人，结束了战争。但是，鉴于他是丹尼尔，所以他对自己立有规矩：绝不去幻想那些有望成为现实的事。如果他对有可能实现的东西进行幻想，那他就会失去动力而放弃努力。既然在想象中它们是那么逼真生动，就仿佛已经为你所有，那又何苦再去费力争取？他没有能力结束那场夺走他父亲生命的战争，那么幻想一下自己单枪匹马消灭敌人又有何妨？
所以，丹尼尔也不允许自己去想象如果得了诺贝尔奖他该怎么办。这倒正好，因为电话并没有响起。不知什么时候，安妮站起身来，有点儿难过地说了声：“好吧。”失意的人年年都有，守着电话静候佳音的人也年年都有。安妮出门去健身，把丹尼尔一个人留在了家里。丹尼尔善于应对想得而不能得的结局，所以错失大奖对他而言并不算是过分沉重的打击。对于自己是谁，自己做了些什么，他完全能坦然以待。现在，他倒是可以放心大胆地想象一下如果得了奖他该怎么办了。他会带着阿莫斯的妻子和孩子一同去领奖。他会在得奖感言的结尾处附上他写给阿莫斯的悼词。他会带着阿莫斯一起去斯德哥尔摩。他会替阿莫斯做那些阿莫斯从没替他做过的事。但现在，他还有别的事要做。他坐回桌前，接着替特里·奥丁写那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然后，电话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