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应该感谢谁，以及该不该说出我想感谢谁。不是因为无人可谢，而是因为需要感谢的人不胜枚举。很多人曾给过我帮助，因而不知该从何说起。但是，有一些人是本书赖以成稿的根本，所以我将在此重点表达一下对他们的谢意。
首先要感谢丹尼尔·卡尼曼和芭芭拉·特沃斯基。2007年年底初遇丹尼尔时，我并未奢望能以他为主角写一本书。等我真的产生这个念头后，又花了将近5年的时间去说服他。即便最后终于首肯了，他也依然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我不认为你在描写我们两个人时能够做到不删减、不加工，能够做到不夸大我们的性格差异。”他曾对我这样说。“当然，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删减、加工和夸大，我很想看看你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但我更想早日看到这本书。”芭芭拉那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机缘巧合，20世纪90年代末，我曾经给她的儿子奥伦当过老师。当时我还没听说过阿莫斯·特沃斯基，所以也就完全没有留意到他就是阿莫斯·特沃斯基的儿子。不管怎么说，拜访芭芭拉时，我已经从这个昔日学生的身上揣测到了他爸爸的一些性格特征。芭芭拉给我看了阿莫斯的论文，还给了我很多建议。三个孩子，奥伦、塔尔和唐娜也聊了很多他们父亲的往事，提供了很多我从别处无从得到的素材。对特沃斯基一家，我始终深怀感激。
每次讲述别人的故事，我都是在扮演闯入者的角色，这一次也不例外。感谢马亚·巴–希勒尔和丹妮拉·戈登，若不是他们，我可能会迷失在以色列。在这个国度，我不止一次地产生这样一种感觉：那些接受采访的人不仅比我有趣，而且比我更清楚哪些东西有必要解释。这个故事需要的也许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速记员。我想特别感谢帮我做口授记录的几位以色列人：沃里达·奥泽尔，阿维沙·玛格里特、瓦尔达·利伯曼、鲁文·盖尔、鲁玛·福尔克、鲁丝·巴耶特、伊坦·舍新思奇、鲁丝·舍新思奇、阿米拉·克罗德尼以及耶舒·克洛德尼、格申本·沙克哈尔、塞缪尔·萨塔奇、迪斯塔·派因斯，以及祖尔·夏皮拉。
我对心理学的了解并不比我对以色列的了解更多，所以也得依靠心理学家来做我的引路人。在此特别感谢达奇·凯尔特纳，埃尔达·沙菲尔，以及迈克尔·诺顿。阿莫斯和丹尼尔从前的学生和同事也为此花费了宝贵的时间，并且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特别要感谢保罗·斯洛维克、里奇·冈萨雷斯、克雷格·福克斯、戴尔·格里芬，以及戴尔·米勒。史蒂夫·格利克曼带我在心理学的历史长河中做了一次奇妙之旅。迈尔斯·肖尔则为我完成本书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如果没有他，如果不是因为他在1983年对阿莫斯和丹尼尔做的访谈，也许我很难完成这部作品。迈尔斯·肖尔一定觉得把思维推倒重来是件很痛苦的事。
完成一本书意味着做出一系列决策。我还想感谢的，就是帮助我在这一过程中做出决策的那些人。塔比莎·索伦、汤姆·佩恩、道格·斯顿夫、雅各布·韦斯伯格以及佐伊·奥里弗–格雷等人在阅读本书初稿后，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珍妮特·伯恩对本书进行了审校使之渐臻完善，她的文字润色能力堪称一流。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斯塔林·劳伦斯，若非他的激励和监督，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动笔写，即便是动笔，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付出如此多的心血。最后，我要感谢比尔·鲁辛，每每想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将作品交给他去发行，我都会飞快地坐回写字椅继续工作，以便配合他早日创造奇迹。当然，我绝不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