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则采取了完全决定的观点。在他的模型中，一切都是按照宇宙不可改变的规律发生的，这包括了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决定论意味着没有自由意志这类东西，即使人类相信自己是自由行动的。实际上，“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欲望，而并不知道决定（那些欲望）的原因”，所有的机械模型都倾向于决定论，因为如果身心遵循自然规律，那么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会与一条不可分割的链条相联，这条链条是身心同时协调不可避免的结果。
然而，这种决定论有着严重的后果。如果所有的心理事件和活动都是被决定的，我们没有自由，那么我们怎么能让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斯宾诺莎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使用“责备”和“赞扬”之类的词是完全不合适的，因为每个人都在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唯一的自由就是看到自己被约束的自由，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认为道德观念（如善与恶）必须在心理学中有其根据。后来的许多心理学家（尤其是唯物主义或者行为主义者）认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但出于不同的原因，任何由我们过去的经验或与生俱来的冲动决定的行为模式移除（或最优化的妥协）了我们的自由意志和责任。
（宇宙）是有形的实体，也就是说，实体及其每个部分都是一样的。总的来说，宇宙的每一部分都是实体，如果不是实体，也就不是宇宙的一部分；因为宇宙就是一切，如果某种事物不属于宇宙的一部分，那它就什么都不是，最终将无处安置。
托马斯·霍布斯（1651年）
心智的机制就像电脑
责任和自由意志问题也困扰着法国数学家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年—1662年）。他认为思维类似于计算机之类的机器［帕斯克（Pascal）发明了一种早期的机械计算器］，这种机器能进行复杂的运算，但最终只能归结为信息处理的逻辑和规律。这种观点得出的一个结果是人类的思维与动物的思维并没有什么不同，帕斯克并不满意这个结果。为了推翻这一结论，他寻求自由意志而不是理性，这是人性的显著特征。不幸的是，他对自由意志的描述与关于上帝恩典的功效观点并不一致，而最终得出了一个观点：不管上帝是否赋予人们不可抗拒的冲动去做正确的事情，他们都不会因此而被拯救或被诅咒，毕竟他们并不是很自由。
20世纪60年代，随着计算机的兴起，思维作为一种计算机或信息处理机的观点开始流行起来。大脑可能在像计算机那样工作，或者人们有一台像大脑一样的计算机，这些成为认知科学的主要关注点。除了心理学之外，认知科学还结合了计算机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AI）］、语言学、心理学、神经学、人类学、哲学以及其他能够产生有用方法或见解的学科。它关注的是人类与动物的大脑和计算机的本质以及其中的工作和认知过程，包括信息如何在思维（感知）、加工（理解和储存）和转化（例如，回忆和创造性行为）中进行表达。
神经病学的出现
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1621年—1675年）是一位英国解剖学家和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成员。他对心智/身体问题的看法牢牢植根于自己具备的解剖学和神经学的知识之中，这使他得出了现在在精神病学和哲学中普遍接受的关于心智的结论。威利斯将现在所谓的“伴随”模型描述为：心智的每个心理组成部分必然伴随着（依赖于）一个相对应的神经结构。因此，每种精神状态或行为都是大脑神经元一次特定的激活或联接的结果，或是由某种特定的化学反应产生的。心智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大脑神经系统工作的产物。这与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瑟尔（John Searle，生于1932年）提出的观点非常类似，他认为，意识是神经元活动自然产生的结果。
婴儿认为寻求乳房是自己的自由意志；愤怒的男孩认为希望复仇是自己的自由意志；胆小的人认为逃离是自己的自由意志；醉酒的人认为是大脑的自由命令自己说出一些事情，而当他清醒时，他会希望自己没有说过这些事情……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的发言是出于自由意志，而事实上，他们没有压制自己说话冲动的能力。
巴鲁赫·斯宾诺莎（1677年）
一点也不特别
现代研究心智的哲学家在关于降低人类地位方面并没有什么内疚感。美国哲学家丹尼尔·第奈特（Daniel Dennett，生于1942年）认为，所有的精神活动完全是大脑的生理结果，甚至说，人的心智和一台非常复杂的计算机的“心智”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他声称，如果我们能制造出一种像人类一样聪明的计算机，那么它实际上就像人类一样聪明。人类和机器的智能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就像一台没有灵魂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