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攻击他人？诱发因素包括厌恶事件、唤醒、媒体和群体氛围。
厌恶事件
能诱发攻击行为的事件通常不仅包括挫折，还有一些令人厌恶的体验：疼痛、令人不适的炎热、受攻击、过度拥挤等。
疼痛
内森·阿兹林曾经试图研究，切断足部电击，是否可以强化两只老鼠间积极的关系。他计划先对老鼠进行电击，一旦两只老鼠互相接近，就把带来疼痛的电流切断。但让他十分吃惊的是，这个实验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一旦老鼠感觉到疼痛，马上就开始互相攻击，实验者根本来不及把电流切断。电击（和疼痛）越强烈，攻击就越猛烈。
是否只有老鼠才这样呢？研究者发现，对于很多种动物，遭受的待遇越残酷，它们对同伴施加的行为也就越残忍。电击—攻击反应在多种生物中普遍存在。所有这些动物在电击下做出的攻击反应都迅速而稳定，和老鼠一样，仿佛是由“按钮操控”的。
这些动物不会挑剔攻击目标，不论同类还是异类的动物，甚至是充气娃娃和网球，它们都会发动攻击。
研究者还考察了其他形式的疼痛是否具有同样的作用。结果发现：不光电击会引发攻击，强烈的炎热和“心理疼痛”——比如，一只饥饿的鸽子在训练过程中，只要啄一个圆盘就可以得到食物作为奖赏，这次却突然没有获得食物——都可以带来相同的反应。当然，这里的“心理疼痛”就是我们所说的挫折。[现在的伦理准则限制了研究者对可以带来疼痛的刺激的使用。]
疼痛引发攻击行为。
1997年重量级拳王争霸赛，迈克·泰森在与霍利菲尔德前两回合的较量中受到挫败，处于下风。这时二人的头又意外地撞在了一起，在疼痛的驱使下，泰森咬下了霍利菲尔德的一块耳朵。
疼痛同样会提高人类的攻击性。大概我们每个人在头痛或者绊了脚之后，都曾有过那样的反应。伯克威茨和他的同事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以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为被试，让他们把手放在一杯微热的水，或者一杯冰凉刺骨的水中。结果，对旁边一个不断发出讨厌声音的家伙，那些将手放在冰水中的被试更为急躁和烦恼，并且更倾向于对此人表示强烈的不满。基于这些结果，伯科威茨认为，厌恶事件而非挫折才是敌意性攻击行为最基本的诱发因素，虽然挫折确实是一类重要的不愉快事件。事实上任何形式的厌恶事件，比如希望破灭、人身侮辱、躯体疼痛等，都可以激起情绪爆发，甚至沮丧状态造成的折磨也会增加敌意性攻击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炎热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认为气候对人类行为有着影响。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337）把当时文明的希腊人和现属德国、瑞士的地区未开化的野蛮人进行比较，他认为造成他们之间显著差异的原因是北欧严酷的气候。后来，英国人把他们“优越”的文化归功于英格兰理想的气候，法国思想家对他们的法国也有着同样的看法。但一个地区的气候总是稳定的，而文明的特性却会发生改变，因此文明的气候理论在有效性上显然有其局限性。
好迈邱西奥，咱们还是回去吧，
天气这么热，凯普莱脱家里的人满街都是，
要是碰到了他们，又免不了一场吵架；
因为在这种热天气，一个人的脾气最容易暴躁起来。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朱生豪译）
尽管如此，短时的天气变化还是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令人厌恶的气味、香烟味、空气污染都与攻击性行为有着某种联系，但得到最广泛研究的环境诱发因素还是炎热。威廉·格里菲特研究发现，相比那些在室温条件下回答问卷的被试，在炎热的房间里（高于32℃）完成任务的被试感觉更为疲惫，更富攻击性，对陌生人表现出更强的敌意。随后的实验发现炎热还可以引发报复行为。
实验室条件下如此，真实世界里令人不快的炎热是否也会增加人们的攻击行为呢？请看以下的材料：
当热浪侵袭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时，那些汽车里没有空调的司机更可能对堵住路口的车大按喇叭。
在全美棒球联赛1986～1988的几个赛季中，当比赛在30℃以上的气温下进行时，击球手被球击中的事件比在26℃以下进行的比赛多出三分之二。在炎热的天气里，投手不会为如何投球而迷惑犹豫。他们不再走来走去，犹豫着该投什么样的球。他们投出的球也更多重重地打在击球手身上。
1967～1971年发生在79个美国城市的暴动更多地发生在炎热的日子里。
在6个城市进行的研究都表明，天气炎热时更易出现暴力犯罪。
在整个北半球，不仅酷热的日子会发生更多的暴力犯罪，在一年中较为炎热的季节里，在更为炎热的那些夏季，更为炎热的年份、城市或地区，也都是如此。安德森等人认为，如果全球温度上升约2℃，那么仅美国每年就会增加至少5万起严重的袭击事件。
洛杉矶，1993年5月。在夏季炎热的天气里更易发生暴乱。
真实世界里的这些情况是否足以说明炎热带来的不适直接导致了攻击行为的发生呢？虽然这个结论看上去有道理，但温度和攻击行为之间的这些相关并不能证明这一点。在炎热潮湿的天气里，人们当然会更加急躁；在实验室里，高温的确能增强我们的情绪唤醒和带有敌意的想法。但也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可能夏季炎热的夜晚只是把人们从家里赶到了大街上，在那里，其他相关的群体因素发生了作用。
攻击
受到攻击或侮辱尤其容易引发攻击行为。日本大阪大学研究者的实验都证实蓄意的攻击将招致报复性回击。此类实验中，有两名被试在一项反应时测试中进行比赛；每组测验之后，由获胜者决定给失败者施加多大强度的电击。事实上，每个被试的对手都是一个设计好的电脑程序，该程序会稳步地、逐级增加电击的强度。我们真实的被试在反应上是否会比较仁慈呢？事实几乎都不是这样的，大部分的回应方式是：以牙还牙。
唤醒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种厌恶刺激可以唤起人们愤怒的情绪，是否其他形式的唤醒，如伴随体育锻炼或性兴奋的情绪唤醒，也有相似的效果呢？试想，塔娜在高强度的短跑锻炼后回到家，发现本来说好晚上约会的男孩来过电话，留言说他晚上另有计划。相比在小睡醒来时收到这样的消息，此时刚跑完步的塔娜是否会更容易发怒呢？或者，刚做完运动之后，她的攻击倾向会被削弱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些关于我们如何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解释分类的有趣实验。
在斯坦利·沙克特和杰尔姆·辛格的著名实验中，发现人们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体验到机体的唤醒状态。实验以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为被试，给他们注射肾上腺素，使其达到唤醒状态，这种药物可以使人脸红、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如果告诉被试注射的药物会产生这些效果，即使和一个充满敌意或者欢快的人一起等待，人们的情绪波动也会很小。显然，他们会把自己的躯体感觉归因于药物作用。但另一组被试被告知药物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同样，他们被安排和一个充满敌意或者欢快的人待在一起，他们又是如何反应的呢？和不友好的人在一起，被试会被激怒；而和欢快的人在一起时，被试则过得很愉快。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总结出这样的原则：一种躯体唤醒状态会引发怎样的情绪，取决于人们对这种唤醒的解释和分类。
但另一些实验却显示，唤醒并非像沙克特相信的那样，在情绪上无所差别。躯体的兴奋状态确实可以强化几乎所有情绪。例如，如保罗·比内所报告的，在被明亮的灯光唤醒时，被试对无线电广播中的静电噪声尤其反感；多尔弗·齐尔曼、詹宁斯·布莱恩特及其合作者发现，刚刚参加完自行车锻炼，或者刚刚看完有关披头士摇滚音乐会的电影，人们都会更容易错误地把他们的唤醒状态归因于挑衅，然后用更强烈的攻击行为进行反击。虽然我们可能想当然地认为，剧烈运动会消耗掉塔娜攻击性的紧张压力，让她可以平静地接受坏消息，但以上实验证明，唤醒的状态只会强化情绪。
因此，性唤醒和愤怒等其他各种形式的唤醒状态之间是可以相互增强的。性爱只有在打完架或者受到惊吓之后才最富激情。在实验室条件下，那些刚刚受到惊吓的被试被色欲刺激唤醒的程度更高。类似的，坐一次过山车引起的唤醒状态也可能使人深深陷入对伴侣的浪漫感觉之中。
图14 敌意性攻击行为的要素
厌恶性情境可以激起人们敌对性的认知、敌对情绪和唤醒状态，继而引发攻击行为。这样的反应使我们更容易将他人意图理解成恶意的，并报之以攻击。
挫败、炎热或者侮辱性的情境都会提高我们的唤醒水平。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唤醒状态就会与敌对的想法和情绪一起，促成攻击性行为（图14）。
攻击线索
如前所述，当攻击线索“拔掉瓶塞”，胸中怒火喷涌而出时，攻击行为最容易发生。伯科威茨等人发现，看到武器就是这样一种线索，尤其是当它被看做一种暴力工具而非消遣时。实验中，刚玩过玩具枪的小朋友更愿意推倒另一个小朋友堆起的积木。在另一个实验中，相比附近只有羽毛球拍的情况，当附近有来复枪或者左轮手枪（被试以为这是上一个实验遗留下来的）时，愤怒的威斯康星大学被试对给他们造成痛苦的人施加了更为强烈的电流刺激。所见即为所思。枪支会启动敌对性想法和惩罚性的判断。因此，伯科威茨认为：美国一半的谋杀是用手枪完成的，而家藏的手枪杀死家庭成员的可能性远高于杀死入侵者这样的事实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他认为：“枪支不仅使暴力成为可能，还可以刺激它的发生。手指扣动扳机，但扳机同样可以拉动手指。”
伯科威茨同样认为，禁止持有手枪的国家谋杀率较低是合情合理的。英国人口为美国的1/4，但谋杀案只有它的1/16。美国每年有1万起手枪枪杀案件；澳大利亚约有10起，英国20起，加拿大100起。在华盛顿特区通过了限制人们持有手枪的法律后，与枪有关的谋杀案和自杀事件都迅速降低了25%。但其他形式的谋杀和自杀案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该法案适用范围之外的邻近地区也都没有发生类似的下降。
研究者还考察了持有或不持有枪支的家庭发生暴力事件的危险性。由于这些家庭在相关的背景上都有可能不同，因此这项研究受到质疑。一项由疾病控制中心发起的研究中，对相同性别、种族、年龄和住所的枪支持有者和非枪支持有者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带有讽刺和悲剧意味，那些家中藏有枪支（通常是为了自卫）的人被谋杀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2.7倍——几乎都是被家人或者密友杀死的。同样，藏有枪支的家庭发生自杀的可能性也高出5倍。与相同性别、年龄、种族的其他人相比，家有枪支者被杀的可能性要高出41%，而自杀的可能性则高出3.4倍。家中有枪与否，往往意味着这样的区别：是争斗还是葬礼，是忍受折磨还是饮弹自尽。
枪支并不只是提供攻击线索，它们还拉大攻击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就像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告诉我们的那样，与受害人的远离使我们更加残忍。刀也可以杀人，但远远地扣动扳机要比持刀发动攻击容易得多（图15）。
图15 2002年美国发生的谋杀案所用凶器
媒体影响：色情文学和性暴力
1960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暴力犯罪案件的增多，特别是在青少年中，这促使我们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导致了暴力的迅速增加？
酒精可以引发攻击行为，但是酒精的使用自1960年以来并没有改变很多。其他的生物因素（睾丸激素、基因、神经递质）同样影响了攻击行为，但无法解释文化的巨大改变。暴力事件的急剧增多难道说是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膨胀导致的吗？还是由于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是由于双亲家庭的减少与无父家庭的增多？还是因为媒体中越来越多的暴力形象和对性的大肆渲染？最后一个问题的产生，源于暴力、性攻击的增长同媒体混乱、对性的渲染是同时发生的。这种历史上的一致性纯属巧合吗？色情文学（《韦氏词典》的定义：用以提高性兴奋水平的性爱描写）的社会效果是什么？电视和电影中的暴力榜样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在当今的美国，色情行业迅速发展，其规模大于职业橄榄球、篮球和棒球的总和。每年用于色情业的投资达100亿，包括工业电缆和卫星网络的架设，提供相关服务的剧院、收费电影、酒店室内电影、色情杂志、性服务电话，还有预计40万的收费色情网站等等。在一项对大学生的调查中，57%的男生和35%的女生报告自己曾经搜索过与性有关的网页，6%的男生和1%的女生报告他们经常登陆此类网站。
社会心理学对色情文学的研究着重于对性暴力的描写。一个典型的性暴力场景中，一个男人强制和一个女人性交。最初她会抵抗并试着击倒袭击她的人。但逐渐地，她被性唤醒，也停止了抵抗。最后她完全进入了欣快状态，并不断地要求更多。我们都看过或者阅读过对这一场景的非色情的描写：她反抗，他坚持。精力充沛的男人抓住并强吻抗拒的女人。不一会儿，女人本来一直推搡着男人的手已经紧紧地抓住了他。她的抗拒已经被他释放的激情压倒了。在《飘》一书中，斯佳丽被带到床上的时候还是抗拒和踢闹的，但是当她醒来，就又放声歌唱了。
社会心理学家提出，观看这样的虚构场景（一个男人制服一个女人，激起她的性兴奋）可以：（1）歪曲其关于女人对性攻击的真实态度的认识；（2）增加男人对女人的攻击行为。至少实验室情境下是如此。
对性现实的歪曲理解
观看性暴力是否可以强化所谓“强暴谬论”：女性会欢迎性骚扰——女性在说“不要”的时候并非真的意味着“不要”？为了找出答案，马拉默斯和切克给曼尼托巴大学的男生观看两个与性无关的电影或是描写性的电影（一个男人制服了一个女人）。一个星期以后，做另外一个主试的实验时，看过有适度性暴力描写电影的被试更容易接受对女人施以暴力的行为。另外也有相关研究显示：接触色情信息会增强人们对“强暴谬论”的接受度。在马林和林茨的实验中，连续看了3天的性暴力的电影后，男性被试对强奸和砍杀的焦虑水平逐渐降低了。和其他没有观看这种电影的被试相比，他们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表现出更少的同情心，对受害者受伤害的程度估计偏低。正如唐纳斯坦等人所说，要使人们接受一个邪恶的角色、面对受到折磨与摧残的女性无动于衷，恐怕没有什么方法比给他们看逐步升级的暴力影片效果更好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性启示（即“许多女人喜欢被征服”）是非常微妙、不大可能招致反驳的。媒体常常把性攻击描述为：女性的抗拒融化在男性有力的臂膀中。我们不难理解，甚至许多女性也会相信：或许其他女性喜欢被征服——而实际上没人认为自己会是这样。“我被一个攻击我的男人激起性欲？下辈子的事儿吧！”
针对女性的攻击
有证据表明，色情文学也会导致男性对女性的实际攻击。相关研究提出了这种可能性。约翰·柯特指出，由于20世纪60、70年代色情文学的蔓延，世界各地报告的强奸案发率陡然上升——除了那些色情文学得到控制的国家和地区。（与这一潮流相反的例子，如日本，暴力色情文学比较普遍而强奸案发率却较低。这提醒我们，其他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在夏威夷，报告的强奸案数目在1960～1974年增长了9倍，实行了对色情文学的限制措施后下跌，措施取消后再次回升。
特德·邦迪在其因为一系列奸杀案而被处决的前夜，承认色情文学的毒害，抑或是一种自我开脱：“色情文学中最有破坏性的种类（是）性暴力。就像上瘾，你不断地渴望得到某种更难得到的东西，这种东西能给你带来更兴奋的感觉。等你看到了色情文字所能达到的极致，这时候你会开始想：也许真正去做会给你带来超越阅读和观看所能带来的快感。”
在另一项相关研究中，拉里·巴伦和默里·斯特劳斯发现，露骨的色情杂志（如《好色客》和《花花公子》）在50个州的销售量与该州的强奸案发率存在相关，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如各州的青年男性人口比重）之后仍然如此。阿拉斯加在色情杂志销量和强奸案发率上均排名榜首，内华达州则在两项指标上均列次席。
在采访中，加拿大和美国的性罪犯普遍承认了色情文学的作用。例如，威廉·马歇尔报道说：安大略省的强奸犯和猥亵儿童的罪犯看的黄色书刊，要远多于非性罪犯的男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项研究也报道了连环案的凶手对黄色书刊的使用，洛杉矶警察局则是发现了对儿童性虐待的犯人和黄色书刊间的相关。
虽然实验室研究仅适于短期行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相比相关研究的优越之处在于能够揭示现象间的因果关系。21位主要的社会科学家对研究的成果做了总结：暴力色情刺激增加了对女性的惩罚性行为。其中之一的唐纳斯坦做了这样一个实验：给威斯康星大学的120名男生观看中性、色情和色情暴力（强奸）的影片各一部。然后，这些学生作为另外一个实验的部分被试，需要教他们的一个男性或女性同伴学习一些无义音节，并由他们控制对同伴的错误答案给予多强的电击。看过强奸电影的男生倾向给予同伴更强的电击（图16），尤其当他们感到愤怒而且同伴为女生时。
如果你为此类实验涉及的伦理问题而担忧，那么请放心，这些研究者已经考虑到了他们给予被试的这些体验可能引起的争议及其影响。实验必须是在被试知情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而且实验完成后，主试会针对影片传达的荒谬说法对被试进行矫正。
图16
在观看了一个色情暴力片后，男大学生选择了比以前更强的电击（对别人），尤其是对女性。
进行此类实验，不仅是为了科学研究，也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在一项细致的全国性调查中，22%的妇女报告曾被男性强迫与之发生与性有关的行为。
另一项研究中，18%的妇女报告曾有过符合强奸定义的经历。七分之六的作恶者是她们认识的人。
玛丽·科斯及其同事对全国范围内6200名大学生和2200名俄亥俄州职业女性的调查发现，28%的女性报告曾有过符合法律上强奸或强奸未遂定义的经历（但其中的多数发生在约会时或是发生在与熟人之间，并未将它说成强奸；女性对强奸的描述，通常包括陌生人施予的暴力行为）。
其他工业化国家中进行的调查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表2）。3/4的陌生人强奸和几乎所有的熟人强奸都未曾报告警方。因此，报告的强奸案发率严重低于实际的强奸案发率。
有8项不同的调查，都是询问男大学生，“如果你确定绝对不会有人知道，而且绝对不会因此被惩罚，那么你是否有可能强奸女性？”。一个令人担忧的比例——1/3左右的人——承认至少有微小的可能会这样做。和表示绝对不会强奸的人相比，他们在许多方面与强奸犯有更多共同之处，如相信“强暴谬论”，很容易被强奸片段的描写引起性兴奋，以及对女性采取攻击性行为（在实验室情境中和在约会中）。在那些接受了色情文学所宣扬的赞同强奸的态度的人中，这种攻击是最强烈的（图17）。
表2 五个国家中女性报告有被强奸经历的比例
图17 性侵犯的男性
对女性施以性胁迫的男性，常常既有不涉感情的性经历，又有男性特有的暴力征服倾向。
媒体意识教育
正如二战时，大多数德国人已对大屠杀中充斥的可耻的反犹行径熟视无睹；今天，对于媒体中充斥的对妇女的骚扰、虐待、强迫的画面，人们业已司空见惯。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对媒体中贬低、侵犯女性的内容进行限制呢？
在对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的比较中，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倾向于认为个人权利高于集体权利。作为媒体监管制度之外的另一种方法，很多心理学家都喜欢使用“媒体意识训练”。以往对色情文学的研究中，研究者成功地教育被试并使他们重新认识女性对性暴力的真实态度；那么同样地，教育者能够促使人们对色情作品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吗？通过增强人们对色情作品中“女性主导”的观点和存在的性骚扰、性暴力等问题的警觉性，我们或许可以揭穿女性喜欢受胁迫的谬论。正如唐纳斯坦等人所说，“我们理想主义乃至天真的愿望，就是科学所揭示的真理终将胜利；公众将会相信，这些作品不仅贬低了其中的角色，也贬低了它们的观众。”
这个愿望天真吗？试看：在没有禁止香烟的情况下，美国的烟民从1965年的42%降到了本世纪初的23%。在没有对种族歧视进行审查的情况下，一度常见的非裔美国人在媒体中的形象：单纯、迷信的小丑形象已近乎绝迹。随着公众意识的改变，剧本作者、制作人以及媒体监制开始觉得丑化少数民族是不合适的。最近，他们开始认为药物没有20世纪60、70年代的歌和电影里所描绘的那样迷人，却非常危险，不过高中生在过去一个月中吸食大麻的比率已经从1979年的37%降到1992年的12%。由于社会上反对毒品的呼声有所缓和，1996年又反弹至23%，于是一些音乐电影又开始渲染毒品的使用。将来有一天，当我们回顾起当年的电影通过丑化黑人、血腥残杀、性暴力来取悦观众时，是否会备觉尴尬？
媒体影响：电视
我们已经知道，观看一个攻击者可以引发孩子的攻击欲望，并教给他们实施攻击的新办法。我们还知道，在看过性暴力影片后，很多愤怒的男性会对女性更加暴力。那么观看电视是否会有类似的效应呢？
我们来看看与看电视有关的一些研究结果。1945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曾调查美国人，“你知道什么是电视吗？”。今天在大多数工业国家，基本上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机（如在澳大利亚，电视机的普及率为99.2%），超过了电话的拥有率。大多数家庭拥有不止一台的电视机，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家长报告他们的孩子看什么，与孩子自己报告他们看什么之间的相关很低。随着MTV在140个国家普及，CNN的势力跨越全球，电视正在创造一种全球的流行文化。
在一般的家庭中，电视机一天开7个小时，平均每个家庭成员要看三四个小时，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可以活到80岁，那么他有10年都花在了看电视上面。女性比男性看得更多，非白人比白人看得更多，学龄前儿童和退休的人比上学的和工作的人看得更多，教育程度低的比高的看得更多。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人在观看习惯上的这些特点同样也存在于欧洲人、澳大利亚人和日本人。
在这7小时中，哪些社会行为被模仿了呢？从1994年到1997年，国家电视暴力研究中心的职员日夜不停地对来自各大网络和有线频道的约一万个节目进行调查。他们发现了什么？10个节目中有6个包含暴力内容（“以身体上的胁迫造成伤害和杀害的威胁，或是造成实际伤害和杀害”）。在格斗中，占下风的人往往摆脱掉对手，再回来的时候变得更强了——不像真正的格斗那样，最后一击决定结果（其下场往往是伤到下巴或手）。73%的暴力情景中，攻击者没有受到惩罚。58%的受害者没有表现出疼痛。在儿童节目中，只有5%的暴力情景显示其有长期的后果；2/3只是拿暴力描写取乐。
结果是什么呢?正如专家所言，电视发射的电磁波吸引了孩子的眼球，以至于他们花在电视上的时间甚至多于花在学业上的。实际上，比花在任何一项清醒状态下的活动上的时间都多。到了小学毕业，平均每个儿童在电视中看了8000个谋杀案和10万种其他的暴力行为。格布纳在经过了长达22年的对暴力节目的统计以后，悲叹道：“人类曾经有过许多更嗜血的时代，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像现在这样暴力影像无处不在。我们被暴力作品的潮流所淹没，这个潮流是前所未见的……它用经过专业编排的残忍画面淹没了每个家庭。”
黄金时段播放的犯罪节目会刺激类似行为的产生吗？还是说，观众通过观看节目间接地参与了暴力行为，从而释放了其攻击性的能量？
后面的那个观点，是宣泄[1]假说的一个变体，这个理论主张，观看暴力节目可以让人们释放他们被压抑的敌意。为媒体辩护的人经常援引该理论，并提醒我们，暴力行为是先于电视出现的。倘使和批评电视的人进行一次想象中的辩论，维护媒体的人会争辩说：“电视没有参与对犹太人和印第安人的灭绝性屠杀。电视仅仅反映和迎合了我们的口味。”“这个我同意，”批评者回答，“但是你无法否认，自从有了电视以后，美国报告的暴力犯罪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人口的增速这一事实。显然你不会这样认为：流行文化只是被动地反映公众意识却对其没有任何影响，或者说，广告商所信赖的媒体的力量只是一种幻觉。”辩护者回答：“暴力泛滥的原因很多。通过让人们待在家里而不是街上，以及为他们发泄攻击能量提供无害的机会，电视可能反而在减少攻击行为。”
对看电视与攻击行为关系的研究，旨在发现比吸引公众眼球的偶发的“照猫画虎”式谋杀案更为微妙、也更为普遍的效应。它们想要知道的是：电视怎样影响观众的行为和观众的思想？
电视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它把凶杀带回它本来的家。观看电视中的凶杀是一种很好的治疗。它能帮助消除一个人的对抗（情绪）。
——希区柯克
电视对行为的影响
观众会模仿暴力榜样吗？大量的例子表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重演着电视上的犯罪。在一项对208例判刑罪犯的调查中，10人之中有9人承认他们通过观看犯罪节目学习到新的犯罪技巧。10人之中有4人说他们曾经尝试在电视中看到的那些犯罪行为。
看电视与行为的相关研究 犯罪故事不能算是科学的证据。因此研究者用相关和实验研究来检验观看暴力节目的效应。一种经常用于学龄儿童的技术可以用来检验，观看电视是否可以预测他们的攻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预测是可行的。一个儿童看的电视节目中包含越多的暴力内容，那么他的攻击行为就会越多。这种相关不高，但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都存在。
由此我们是否能够得出结论，观看暴力电视会助长攻击行为？也许你早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相关研究，反方向的因果关系可能也是存在的。或许是攻击性强的儿童喜欢暴力节目。还可能是某些潜在的其他变量（如低智商），使得有些儿童既喜欢暴力节目同时又表现出较多的攻击行为。
研究者们发展了两种方法来检测这些可能的解释。他们用统计方法去除某些可能因素的影响，以考察“潜在变量”解释。例如，威廉·贝尔森对 1565个伦敦男孩进行了研究。与那些没观看多少暴力的孩子相比，看了大量的（尤其是现实中的而不是动画中的）暴力节目的儿童，在过去6个月中多表现出了50%的暴力行为（例如，“我破坏了电话亭里的电话”）。 贝尔森还检查了22个可能的干扰因素，比如家庭规模。在控制了干扰因素后，看得多和看得少的被试间仍旧表现出了差异。所以他推测，看得多的人的确是因为看了更多的电视，而增加了暴力行为。
类似地，伦纳德·伊侬和罗威尔·霍斯曼发现在875个观看暴力电视的8岁儿童中，即使在统计上剔除了一些明显可能的干扰因素，也能发现两者间存在相关。而且，当这些人19岁时再次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8岁的时候对暴力的接触能够中度预测他们在19岁时的攻击性，但是在8岁时的攻击性并不能预测19岁观看暴力的多少。攻击行为随着观看出现，但是反过来却不能成立。此外，到了30岁，童年看了大量的暴力电视的人因罪判刑的可能性更大（图18）。
图18 儿童看电视的频率与随后的犯罪行为在8岁时观看暴力可以预测其30岁时的严重犯罪行为
休斯曼和他的同事对芝加哥地区的青少年进行的追踪研究，再一次证实了上述结论。研究者发现：8岁时观看暴力电视最多的前20%的男孩，15年后，承认自己有过推、抢或是殴打妻子行为的人是其他人的两倍。相应地，8岁时观看暴力电视最多的前20%的女孩，报告自己曾对丈夫扔东西的是其他人的两倍。
杰弗里·约翰逊和他的合作者对700名个体进行的追踪研究结果显示：青春期时，对暴力电视的接触也可以预测其成年之后的攻击行为。14岁时，每天看电视少于一个小时的个体，在16～22岁之间，有6%的人报告曾经参与攻击性活动（如殴打、抢劫、威胁恐吓），而每天看电视多于3小时的个体，有29%的人报告参与攻击性活动，是前者的5倍。
目光敏锐的读者这时可能会提出质疑：这些相关关系，只是源自于那些最初观察时已富于攻击性的，或者受教育、智力水平较低的个体所表现出的较高水平的攻击性（受教育和智力水平较低者，的确会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看电视上）。事实上，当休斯曼和约翰逊小组对这些因素进行有效控制后，仍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事实是：哪里有电视，暴力便随之增多，乃至于谋杀率也是随着电视的出现增长。在加拿大和美国，1957～1974年，杀人案发生率随着暴力电视的传播增长了2倍。在人口普查地区内，电视出现得晚的那些地方，杀人率的攀升也出现得晚些。在南非白人聚集的地方，电视直到1975年才被引进，而这种类似的杀人率的翻倍也直到1975年才出现。一个对电视出现得很晚的加拿大乡村的严密的研究，结果表明：运动场上的暴力行为在电视出现后很快翻了一番。
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显示了研究者现在是怎样利用相关研究的结果来间接推论因果关系的。然而，仍旧可能是那数不清的潜在变量造成了看暴力节目与攻击行为之间纯属巧合的联系。幸运的是，实验方法可以控制这些无关的因素。如果我们随机的选择一些儿童来观看一个暴力电影而另外一些看非暴力电影，之后两组在攻击行为上表现出来的什么任何差异都应归因于他们之间惟一不同的因素：他们观看的是什么。
看电视的实验研究 艾伯特·班杜拉和理查德·沃尔特斯所做的开拓性试验中，有时让幼儿观看成人重击一个充气娃娃的电影而不是亲眼观看这个场面——发现两者产生了几乎一样的效果。之后，伯科威茨和吉恩发现，观看了一部暴力电影的愤怒的大学生比观看一部非暴力电影的同样愤怒的大学生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这些实验室实验，加上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促使美国医事总署在20世纪70年代初批准了50项新的研究项目。随着这些研究及后来100余项研究的开展，逐渐证实了观看暴力导致攻击增加的结论。
难道我们会允许我们的孩子听随便什么人任意编造的故事，等他们长大时脑子里想的与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想的完全背道而驰吗？
——柏拉图，《理想国》（约公元前360年）
例如，分别由美国的罗斯·帕克和比利时的雅克·莱恩斯所领导的研究小组给收容的美国和比利时少年犯男孩观看攻击性或非攻击性的商业电影。结果一致表明：“观看暴力电影……导致观众的攻击性增加。”与看电影前一个星期相比，观看暴力电影的男孩们在小屋里出现身体袭击的数量暴增。与之相类似，多尔弗·齐尔曼和詹姆斯·韦弗给男性和女性被试在连续的4天内观看暴力或非暴力的电影。第5天，当他们参与另外一项研究时，看暴力电影的人对研究助手表现出了更多的敌意。
这些实验激发出的攻击并不是袭击和殴打；它更多地表现为买午餐排队时的推搡、出口伤人和威胁性动作这一水平。无论如何，这些证据的一致性还是令人吃惊的。“不可辩驳的结论，”美国心理学会青年暴力委员会1993年这样表示，“是观看暴力节目导致了暴力的增加。”对于有攻击倾向的人尤其如此。当一个有魅力的人因正当理由而实施了适度的暴力，而这种暴力未受惩罚且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时，观看暴力节目的效果是最为显著的。
总而言之，布拉德·布什曼和克雷格·安德森总结道，观看暴力之于攻击行为的影响，要胜过被动抽烟之于肺癌，钙的摄入量之于骨质密度，以及家庭作业之于学业成就。正如抽烟之于癌症，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表现出这种影响——因为其他因素也有重要作用。值得担忧的是这种影响的长期累积可能会使公众忽视其存在。但是，现在这种证据已经是“压倒性的”，布什曼和安德森指出，“观看媒体中的暴力会导致攻击行为的显著增加。”一项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项目中，主要的媒体暴力研究者均认为，研究的基础是广泛的，方法是多样的，而总的发现则是一致的。“我们深入的回顾发现，有明确的证据显示，观看媒体中的暴力，无论是即时的还是在长期的情况下，均会增加攻击行为和暴力行为的可能性。”
处于过多的媒体暴力之中，是当今美国社会暴力事件比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社会心理学家 克雷格·安德森
鉴于相关研究与实验研究结论的一致性，研究者探索了为什么观看暴力节目会有这种效果。考虑三种可能性。其一，导致社会暴力行为的不是暴力内容本身，而是由它造成的唤醒状态。而如前所述，唤醒状态容易引发其他行为。
另一些研究显示，观看暴力使人们降低抑制。在班杜拉的实验中，成人对充气娃娃的重击似乎使这种发泄方式显得合理，从而减低了儿童的抑制。观看暴力内容通过激活与暴力关联的想法，进而引发了观众的攻击行为。听歌词中含有性暴力的音乐似乎有类似的效果。
媒体内容同样引起模仿。班杜拉实验中的儿童模仿了他们之前看到的特定行为。商业电视对于电视导致人们的模仿行为很难辩驳：它的广告商引导了消费。然而，媒体的主管声称，电视只是对这个暴力社会的镜像反映；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因此胶片上的世界向我们展示了真实的世界。这些说法是对是错?事实上，电视节目中，攻击行为远远超出爱抚行为，二者比例为4∶1。同样地，电视在其他方面也塑造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表3）。
表3 美国电视中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 黄金时段的电视剧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周围的世界？比较一下电视剧中与现实/r/n中的人和行为的比例。电视也许反映了文化的假象，却扭曲了现实。
有一种对电视的批评认为，如果现实生活中的人按电视里的速度被谋杀的话，那么50天之内人就会被杀绝了。
不过这里也有好消息，如果电视上塑造的联系和问题解决的方式真的导致了模仿，特别是在年轻的观众中，那么对亲社会行为[2]的塑造对社会就将是有利的。好消息是：电视微妙的影响在于，它确实可以教孩子学习积极的行为。
长时间看电视的人会认为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
电视对思维的影响
我们之前关注的是电视对行为的影响。研究者同样也考察了观看暴力对认知的影响：持续的观看是否让我们对残忍的行为麻木了？它是否歪曲了我们对现实的觉知？它是否引发了攻击的想法？
脱敏作用 重复呈现一个激发情绪的刺激，例如一个猥亵的词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会发生什么？一般常识告诉我们情绪性反应会“消失”。在看了上千遍残忍的行为后，我们有同样的理由相信会发生类似的情绪麻痹。最通常的反应也变成“一点也不困扰我”。这样的反应正好是维克托·克莱因和他的同事们从121个刚看了一场野蛮的拳击赛后的犹他州男孩那里所观察到的结果。和很少看电视的男孩相比，这些男孩的反应更多的只是耸耸肩，而非关注。
当然，这些男孩也许在别的方面也存在差异。但是在考察观看性暴力的影响的实验中，观看暴力影片的年轻男性出现了类似的情绪敏感度降低——一种心理麻痹。此外，罗纳德·德拉布曼和玛格丽特·托马斯证实：看完这类暴力影片之后，再看打闹的电影或是真实地观察两个孩子在打架，更易使人产生厌烦的反应。
一项对5456名中学生的调查发现，观看暴力电影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三分之二的学生看到过痛苦的尖叫。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盖洛普青年调查中，尽管有那么多极端暴力的镜头（或者毋宁说正是由于它们），调查结果却显示13～17岁青少年中感到电影中有太多暴力的人所占比例在下降，由1977年的42%下降到了2003年的27%。现在电影中，有关性的镜头更加暴露，却已经不能再吸引青少年的眼球。盖洛普研究员马祖卡指出：如今，有关暴力和性主题的影像描写对孩子的吸引力远远低于他们父母的那个时代了。
改变知觉 难道电视虚构的世界也塑造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觉知吗？格布纳和他的同事猜测这是电视最强烈的影响。他们对成年人和儿童所作的调查结果显示，看电视多的人（每天看4个小时以上）比看电视少的人（2个小时或更少）更容易夸大周围世界暴力发生的频率，更害怕遭到人身攻击。南非女性在观看了对女性使用暴力的节目以后也产生了类似的脆弱感。一个在全美国7～11岁的儿童中进行的调查发现，看电视多的人比看电视少的人更容易承认他们害怕 “一些坏人可能会闯入你的家”或者“当你外出，别人可能会伤害你”。
认知启动 最后，有新证据表明，观看暴力录影带可能会激活与攻击有关的概念网络。在观看了暴力节目之后，人们对他人的行为会作出更富敌意的解释（推搡行为是有意的吗?），解释同音异义字的时候选择更具攻击性的意义（把“punch”解释为击打而不是一种饮料），而且对攻击性词语的识别更加迅速。
任何一代人在性格形成时期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越长，公共活动参与度就越低（投票、参加组织、集会、捐助和志愿活动）。
——罗伯特·普特南，《一个人打保龄》，2000
也许，电视的最大影响是间接发生的，每年电视代替了上千小时或更多其他活动的时间。如果你跟别人一样，每年花费上千小时的时间看电视，试想一下，你将如何度过没有电视的日子。为了寻找20世纪60年代后期市民活动和组织成员数减少的原因，普特南报告说每一点增加在电视上的时间都是在与市民参与活动竞争。电视从俱乐部会议、志愿活动、教堂祷告和政治活动那里偷走了时间。
媒体影响：电子游戏
“科学界关于媒体传播暴力对人们是否有影响的争论已渐渐平息，”金泰尔与安德森这样认为。研究者现在将注意力转向了电子游戏。电子游戏作为一种娱乐产品正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而且其中暴力血腥内容愈来愈多。金泰尔与安德森指出，教育研究表明“电子游戏是一种良好的教学工具。如果健康的电子游戏能够使人们学会健康的行为，模拟飞行的电子游戏可以教会人们如何飞行，那么人们从模拟谋杀的游戏中会学到什么呢？”
儿童电子游戏
2002年，电子游戏工业成立30周年。如表4所示，自从1972年推出第一个电子游戏以来，已经由电子乒乓游戏发展到暴力游戏。
这些暴力游戏很流行。据统计，本世纪初，一年的游戏销售量达2亿，2～17岁的未成年人，平均一周玩电子游戏的时间为7小时。在一项对四年级学生的调查中，59%的女生和73%的男生报告，暴力游戏是他们最喜欢的游戏。虽然游戏会以“M”（成年人）为标志，以示其只对17岁以上的成年人出售。但在市场上，却常常对未成年人出售。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发现，未成年儿童尝试购买暴力游戏的成功率为五分之四。
电子游戏对儿童的影响
在肯塔基州、阿肯色州和科罗拉多州，十几岁的青少年模仿他们在屏幕上玩的暴力恐怖游戏，这一现象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暴力游戏的关注。人们开始担心：当年轻人在游戏中体验对人进行袭击和对人体进行肢解，他们习得的某些东西是否会一直伴随他们?
表4 暴力电子游戏发展史
大多数烟民并不是因为心脏病死掉的，大多数受过虐待的儿童也没有因之变得残忍，虐待他人。大部分在凶杀模拟器上花掉数不清的时间的人，其实过着文雅的生活。所以暴力游戏的支持者可以宣称，和人们对烟草、电视感兴趣一样，暴力游戏是无害的。交互数码软件协会主席洛温斯坦指出：“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玩暴力游戏可以导致攻击行为。”金泰尔和安德森却给出了一些理由，证明为什么玩暴力游戏有可能比观看暴力电视更容易诱导人们做出攻击性行为。在玩电子游戏时，游戏者：
认同暴力人物的身份并进行角色扮演。
积极地演练暴力行为，而不是被动地观看。
参与扮演暴力活动的全过程——选择刺杀对象，购买枪支弹药，靠近目标，进行瞄准，扣动扳机。
参与持续武装暴力活动并进行威胁恐吓。
不断地重复暴力行为。
从有效攻击中获得奖赏。
基于上述原因，军队为使战士在战斗中英勇射击（据报道，二战时许多士兵显得动作迟疑），常常训练他们玩模仿攻击游戏。
但实际中，科学的研究结果又有怎样的发现呢？克雷格·安德森对36个研究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五种一致的效应。与非暴力电子游戏相比，玩暴力电子游戏更容易：
提高唤醒水平——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
引发攻击性思维——如布什曼和安德森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玩一组暴力游戏后，请其对汽车尾部受到撞击的司机的行为进行预测时，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司机会做出攻击性反应，如言语辱骂，打架，踢破窗子。安德森和同事发现含暴力内容的歌词也会启动人们的攻击性思维：学生在进行补笔测验时，更容易将“h_t”补成“hit”而不是“hat”。
唤醒攻击性情绪——挫折体验增强，表达出的敌意也更多。
诱发攻击性行为——玩过暴力游戏的儿童，在与同伴相处时，更容易表现出攻击性倾向，与老师争执，喜欢集群打架。无论是同伴、教师还是家长报告，无论是实验室内还是实验室外，这一效应均普遍存在。原因见图19。
减少亲社会行为——人们在玩暴力游戏之后，在帮助在走廊上哭泣的人或自己的同伴方面反应变得迟钝。
图19 暴力游戏攻击倾向的影响
此外，玩暴力游戏的时间越长，这种效应越明显。现在，电子游戏中的暴力不断升级，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新的研究所揭示的影响是最大的。还有更多影响机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就目前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宣泄假说相反，过多地模拟暴力行为只会促使其攻击性倾向增强，而不是宣泄暴力情绪。
安德森忧心忡忡地向家长呼吁，父母应该关注孩子周围的媒体，并保证其接触健康的媒体。至少在家里，应该完全做到这一点。虽然家长不可能完全得知孩子在其他地方的行为，但是最起码在家里，应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鼓励其参与健康的游戏。也可以与其他父母进行交流，共同为孩子建立良好的成长环境。学校应该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媒体意识教育。
群体影响
前面我们已经考察了哪些因素会激发个体的攻击性。如果挫折、侮辱和攻击性榜样能够增强孤立个体的攻击倾向，那么这些因素也一样会对群体有类似的影响。当一场骚乱开始的时候，一旦有人开始对抗，便如同扣动了扳机，攻击行动迅速蔓延。看着别人肆无忌惮地疯抢，搬走电视机，守法的旁观者可能会违背道德，仿效前者的行为。
社会传染。当17头没有父母的年幼雄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迁移到一个南非的公园时，它们成了一个失控的幼年团伙，杀了40只白犀牛。1998年，公园的管理人员又迁进了6只年龄更大、更强壮的雄象，狂暴的象群迅速安静下来。其中的一头象（图左）降服了一些幼年象。
群体通过责任扩散使攻击行为增大。在战争中，进攻决策是远离前线的战略家做出的。他们下命令，但是由其他人执行。这种距离是否会让下命令发动攻击变得更为容易呢？
盖布兰和曼德在实验室中模拟这种情景。他们让自己学校——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大学的学生电击某人，或者是建议某人应该给予多强的电击。如果执行者还没有像攻击的受害者那样被激怒过，那么这些亲自执行的人会给予比所建议的小一些的电击，而那些建议者不会觉得自己应该对任何伤害负直接责任。
责任扩散随着距离的增大和人数的增多而变强。布赖恩·马伦对1899～1946年间的60起私刑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参与私刑的暴民越多，谋杀和残害就越残酷。
通过社会“传染”，群体能够放大攻击倾向，正如他们极化其他倾向一样。例如，青年团伙、足球球迷、抢夺的士兵、本地暴徒以及斯堪迪纳维亚人所说的匪徒——结伙的学生不断地骚扰和攻击没有安全感的软弱的同学。这是一种群体行为，单个欺凌弱小的人极少进行嘲弄和攻击。
具有共同的反社会倾向、缺乏紧密的家庭联系、对学业成就不感兴趣的年轻人，会在帮派中找到社会认同。随着群体认同的发展，服从的压力和去个体化在增加。自我认同随着成员把他们自己完全投入了群体而逐渐消失了，经常感到与他人融为一体而十分满足。通常的结果是群体唤醒、去抑制和极化。团伙专家阿诺德·戈尔茨坦解释道，直到团伙成员结婚了，年老了，找到了工作，进了监狱或是死了，他们才退出。他们确定自己的地盘，张扬他们的个性，挑战对手，有时也犯罪以及为了毒品、地盘、面子、女孩或者侮辱而打架。
20世纪超过1.5亿人的大屠杀“不是个体行为的集合”，罗伯特·扎伊翁茨指出，“种族屠杀不是杀人行为的重复。”大屠杀是被道德规范所强化的社会现象——一种集体思想（包括图腾、辩术和意识形态）动员一个群体或是一种文化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对卢旺达图西族人的大屠杀、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以及对美洲土著的屠杀都是集体现象，它需要广泛的支持、组织以及参与。卢旺达胡图族政府和商业领袖出钱购买并分发了200万把大砍刀“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
战争最残忍的是，它强迫人们集中在一起，干一些就个人而言谁都很反对的事情。
——艾伦·凯，《战争、和平和未来》，1916
以色列的杰夫和义农的实验证明群体可以强化攻击倾向。在一个实验中，大学男生被一个虚拟同伴激怒，他们在群体条件下决定的电击比独自一人时强度更大。在另一个实验中，人们单独或是在群体中决定对某人在ESP任务中回答错误的惩罚。如图20所显示的，随着实验的进行，个体使用的虚拟电击逐渐增大，群体决策增强了这种个体倾向。当环境激发了个体的攻击反应，额外的群体互动往往会增大它。当个体选择执行多大的电击作为对回答错误的惩罚时，随着实验的进行，他们选择的电击水平逐渐增高。群体决策进一步使这种倾向极化。
图20 群体增强攻击
我们可以以对攻击行为的研究为契机，探讨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室研究在日常生活中的适用性。导致人们采取电击的实验情境与现实中使得人们出口伤人或打人耳光的情境能有多大可比性呢？克雷格·安德森和布拉德·布什曼指出：社会心理学已经对实验情境和日常世界中的攻击进行了研究，而且结果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在两种情境下，攻击的增强可以被这些因素预测：
男演员 匿名
攻击性或A型人格 被激怒
酗酒武器的存在
观看暴力群体互动
实验室使得我们可以在控制条件下检验以及修订理论。现实事件给我们灵感并且为理论的应用提供了用武之地。攻击研究显示控制性的实验室研究和复杂的现实社会间的相互影响，可以增进心理学对人类福祉的贡献。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得到的灵感激发了理论，理论刺激了实验室研究，而实验室研究又深化了我们的理解和把心理学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能力。
小结
厌恶事件不仅包括挫折，也有不适、疼痛，以及身体、言语上的人身攻击。几乎由任何一种来源，甚至包括身体锻炼或性刺激导致的唤醒，都能被转化成愤怒。
电视表现了相当多的暴力。相关和实验研究得出一致的结论：观看暴力节目不仅会导致攻击行为出现一定的增长，尤其是在被激怒的人中，而且还会降低观众对攻击的敏感度和改变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觉知。这两个发现和对观看暴力色情文学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观看色情文学会增加男性对女性的攻击，并且扭曲他们对于女性对性胁迫的态度的知觉。反复玩暴力游戏则会引发更多的暴力攻击性的想法、情绪和行为。
很多攻击行为是群体发生的。激怒个体的情境同样可能激怒群体。通过分散责任和极化行为，群体情境能够增强攻击反应。
[1]宣泄（catharsis）：情绪释放。攻击行为的宣泄观点认为，当一个人通过表现攻击或想象攻击来“释放”攻击能量时，攻击动机会得到减弱。
[2]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积极的、建设性的、有益的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