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考察了攻击的本能论、挫折-攻击理论以及社会学习理论，我们也详细考察了影响攻击行为的各种因素。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减少攻击行为呢？理论和研究可以提供控制攻击行为的方法吗？
宣泄
“年轻人应该学会排解他们的愤怒。”安·兰德斯建议。如果一个人“压抑了自己的愤怒，我们就要找到一个出口。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排遣愤怒”。杰出的精神科医生弗里兹·珀尔斯这样主张。沙利文在《纽约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则主张，“一些偏激的言论……帮助释放了愤怒……它通过言语转移了冲突，避免见诸行动。”两个观点都采取了“水压模型”——聚集的攻击能量就像用坝拦住的水，需要一种释放。
宣泄的概念一般认为是由亚里士多德创造的。虽然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攻击的内容，但他确实提到，我们可以通过体验情绪来摆脱它们，通过观看经典悲剧而达到一种对怜悯和恐惧情感的宣泄（“净化”）。他相信，让某种情绪兴奋，就是让那种情绪得到释放。宣泄假设已经扩展到不仅仅包括观看戏剧，也包括回忆、重新体验往事、表达情绪和各种行动。
在攻击行为或幻想耗尽了被压抑的攻击能量这一假设下，一些临床医学家和群体的领导鼓励人们通过攻击行为来疏导受压抑的攻击能量——用泡沫塑料球棒互相痛打，或一边尖叫一边用网球拍打被子。如果人们相信宣泄能够有效地改善情绪，那他们在面对侮辱时，将会表现出更强的敌意，来释放不良的情绪。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宣泄具有心理治疗作用，并建议家长鼓励孩子在攻击型游戏中释放他们的情绪压力。实际上布什曼指出：通过发泄来减少愤怒的情绪，如同火上浇油。
很多普通民众接受了这种观点，反映为三分之二的民众赞同这样的观点：“性内容为禁锢的冲动提供了出口”。但是之后其他的全国性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同样赞成“性内容引发人们强奸。”那么，宣泄理论到底有效吗？
如果观看色情作品为性冲动提供了出口，那么性期刊订阅率高的地方强奸率应该很低，而且人们在看了色情作品以后，对性的欲望应该消失了，男人应该不会把女人看作和当作发泄对象。但是研究显示，事实完全相反。录影带中露骨的性描写是一味春药；它诱发性幻想，继而催生各种性行为。
社会心理学家一致认为，与弗洛伊德、洛伦兹及其追随者的猜想正相反，暴力并不能实现宣泄。例如，罗伯特·阿姆斯和他的同事报告说，加拿大和美国的足球、摔跤和曲棍球比赛的观众在观看了赛事之后表现出更多的敌意。乃至战争似乎也没有减少人们的攻击情绪。战争过后，国家的谋杀率有蹿升的趋势。
在对宣泄假说的实验室检验中，布什曼安排已被激怒的被试击打沙袋，控制其中一组被试回想惹自己生气的人，另一组则想象通过击打使自己身体得到锻炼，并设置控制组不击打沙袋。接下来，实验者告知被试可以对惹自己生气的人大声吼叫，结果显示：击打沙袋并进行回想的那组被试的行为最具攻击性。由此可见，也许什么都不做反而比“发泄怒火”能更有效地减少人们的攻击倾向。
在一些真实生活情境的实验中，同样发现攻击行为增强了攻击性。埃贝·埃伯森和他的研究伙伴在100个工程师和技师收到解雇通知并被此激怒后的很短时间内采访了他们。先询问一些问题，给他们提供向其雇主或主管表达敌意的机会——例如，“你认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公司对你的不公正待遇？”之后他们回答了一个问卷，评价对公司和主管的态度。之前“发泄”或“排出”敌意的机会减少了这个评价里的敌意了吗？相反，他们的敌意增加了。表达敌意导致了更多的敌意。
惯于摆出暴力姿势的人，只会增加自己的愤怒。
——达尔文，《动物和人类的情绪表达》，1872
轻微的攻击行为可以为自己找到正当理由。人们贬低受害者，从而使进一步的攻击合理化。即使有时（在短期内）合理化降低了压力，最终也会降低抑制。即使当愤怒的人们击打一个沙袋，相信这样能够宣泄，但影响是相反的——导致他们表现得更残忍，布拉德和他的同事这样报告。“这就像那个老笑话，”布什曼说道。“如何走向事业的成功?实践，实践，再实践。如何成为一个愤怒的人?答案是一样的，实践，实践，再实践。”
我们应该因此而禁锢愤怒和攻击的欲望吗？生闷气显然不是更好的办法，因为它让我们在头脑中对话的同时仍不断发着牢骚。幸运的是，我们可以用非攻击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感觉和告知别人，他们的行为是怎样影响了我们。在不同文化情境中，那些能够把对
“你”的指责重组成“我”的信息的人——“我很愤怒”或者“你把脏盘子留在那里让我很不愉快”——以一种能使别人更好地做出积极反应的方式交流他们的感受。我们可以不采取攻击性的方式，而仍然坚持自己的利益。
社会学习观点
如果攻击行为是习得的，那么就存在控制它的希望。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影响攻击行为的因素和思考如何消除它们。
厌恶体验，如期望的破灭、人身攻击等都会导致敌意性攻击。所以避免给人们以错误的、不可达到的预期是明智的。预期的回报与代价会影响工具性攻击。它建议我们应该奖励合作性的非攻击的行为。在实验中，当看护者忽略他们的攻击行为，并强化非攻击性行为时，儿童的攻击性降低。惩罚攻击者的效果不那么稳定。只有当惩罚措施严厉、及时并且确定，当它和对期待的行为进行奖励结合起来，而且接受者不愤怒这样的理想条件下，威胁性惩罚才能消除攻击行为。若缺少这种威慑力量，可能导致攻击行为的爆发。这一点在1969年和1992年都被证实。1962年，蒙特利尔警察进行了一场持续16小时的罢工；1992年，对洛杉矶暴动进行的直升机电视报道显示，部分地区没有警力。在两种情况中，直到警方返回时，爆发性的破坏和掠夺才停止。
但是惩罚的有效性也是有限的。大多数致命的攻击是一时冲动、激烈的攻击——因争辩、侮辱或受攻击而引起。所以我们必须在攻击发生之前阻止它。我们应该学会用攻击之外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除非这种致命的攻击是冷静的工具性攻击，我们才能期望等到它发生之后，通过严厉的惩罚来杜绝此类行为。在这样的世界中，实行死刑的州谋杀率会低于没有死刑的州。但在我们这个世界，杀人多是一时冲动，情况就不同了。
体罚同样能产生消极作用。惩罚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刺激；它为我们尽力防止的行为提供了榜样。而且它是强迫的（回想一下，我们很少因为很强的外部理由而强迫内化某种行为）。暴力少年和虐待孩子的家长大多出自以严酷体罚来管教孩子的家庭，便不足为奇了。
为了创造一个温和的世界，我们可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出榜样并奖励敏感性和合作，或许可以通过训练家长用非暴力的方式教育孩子达到此目的。训练计划鼓励家长强化期待的行为，积极地表达观点（“清理完你的房间以后，你就可以玩了”而不是“如果你不清理你的房间，你哪儿也别去”）。一个“替代攻击项目”通过教给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交流的技巧、训练他们控制自己的愤怒并提高他们道德推理的水平，已经降低了青少年罪犯和团伙成员的再犯率。
如果观看攻击榜样可以降低抑制和引起模仿，那么我们也可以减少电影和电视上野蛮、缺乏人性的表演——这些步骤相当于已经在使用的减少种族主义和大男子主义表演的措施。我们也可以让儿童不受媒体暴力的影响。我们对于电视网络“面对现实，并更改节目”已不抱任何希望。埃伦和休斯曼训练来自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的170名儿童：电视描述的世界是不真实的，攻击并不是像电视说的那样常见和有效；实际上，我们并不提倡攻击行为（利用态度探讨法，研究者鼓励儿童自己做这些推理，从而把对电视的批评归因为自己的信念）。在两年后的再次研究中，这些孩子比没有受过训练的孩子受电视暴力的影响要小。在一项最新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用了18个学时来说服儿童，只是减少他们看电视和玩电视游戏的时间。他们看电视的时间下降了1/3——而且他们在学校的攻击行为和控制学校的儿童相比，下降了25个百分点。
攻击性的刺激也会引发攻击。这提示我们应该增大武器（例如手枪）的获取难度。牙买加于1974年施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反犯罪计划，包括严格的枪支控制和对电视电影中枪战场面的审查制度。在之后的一年中，抢劫下降了25%，非致命的枪击降低了37%。在瑞典，玩具产业不再销售战争玩具。瑞典新闻署表明了国家的态度：“拿战争当游戏，意味着学习用暴力手段解决争端。”
类似这样的建议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攻击。但是我们知道导致攻击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而且控制起来不那么容易，那么谁还能理解安德鲁·卡内基在20世纪做的乐观的预言呢：“杀一个人将会被认为是令人憎恶的，正如今天的我们认为吃人是令人憎恶的那样。”自从他1900年发表上述言论以来，已经有20亿人被杀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讽刺——尽管今天我们已经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攻击性，但是人性中的暴虐却依然如故。但是，文化是可以改变的，正如纳塔莉·安吉尔所言，“北欧海盗曾烧杀抢掠，而他们在瑞典的后裔近200年来却没有打过一次仗。”
小结
我们如何减少攻击？与宣泄假设相反，发泄攻击更多地引发攻击的产生，而非减少进一步的攻击 。社会学习观点建议通过消除引发攻击的因素来控制它——通过减少令人厌恶的刺激，奖励和塑造非攻击行为，以及引发与攻击行为不一致的反应。
作者后记：对暴力文化的改革
美国在1960年（首先向其他国家的读者表示抱歉，不过我们美国确实存在特殊的暴力问题）在平均每起报道的暴力案件中有3.3个警官负责。到了1993年，就变成了每个警官平均负责3.5起案件。从那时候起，犯罪率开始有轻微的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监狱监禁了相当于1960年时的6倍的人数，而且现在15～25岁的男性的人数有暂时的下降。然而，在我所在的这所大学里，在1960年不需要任何校警，而现在雇用了6个全职和7个兼职保安，而且我们提供了夜间班车，以护送住在校园周边的学生。
美国人对于自我保护的想法有：
买一把枪用于自我保护（我们有……2.11亿把枪支……这使得被谋杀的风险提高了两倍，经常是被某个家庭成员杀害，而且自杀的几率提高到了原来的5倍。更为有效的方式，应该是服
从国家的政策——禁止私人持枪）。
建更多的监狱[犯罪案件一直在持续增加，直到最近仍是如此。此外，社会和国库在监禁200万犯人上的支出（大多数是男人）相当庞大]。
利用“三振出局”（棒球比赛中，击球手若三次都未击中投球手所投的球，必须出局——编者注）的规则终身监禁那些犯了三次暴力罪行的人（但是，我们真的准备好了负担所有这些吗？新的监狱，以及监狱医院和护理病房，用以容纳和照顾这些昔日的暴徒）。
阻止野蛮的犯罪和消灭穷凶极恶之徒，像伊朗和伊拉克那样，枪决那些罪犯。为了说明杀人是错误的，杀掉杀人的人。（但是几乎所有拥有高暴力犯罪率的12个城市和州业已实施死刑。由于大多数的杀人行为只是一时冲动或是在药物或酒精的影响下进行，所以杀人者很少会考虑到后果。）
比惩罚的严重程度更重要的是它的确定性。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报告说，与将刑期加倍相比，拘捕率增加50%，犯罪量的减少是前者的两倍。尽管如此，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路易斯还是相信更强硬、更及时的惩罚措施才是最为根本的方法：“我们所面临的无视法律的程度是如此可怕，它更像一场瘟疫，已不是单纯的执法问题。绝望的贫民、缺少关爱的儿童、滥用毒品导致的犯罪与混乱的泛滥，不是单单靠无底的监狱、依法审判、增加警力就能解决的。”等犯罪发生后才有所反应，其社会效果就如同拿创可贴治疗癌症。
另一种观点来自于在急流中营救落水者的故事。在成功救起一个以后，帮助者发现另外一个挣扎的人，然后把她也拉了出来。如此反复发生数次后，救人者突然打住，跑开了，无视这时流水卷着另外一个溺水的人进入视线。“你不准备救那个家伙了吗？”有旁观者问道。“当然不，”救人者吼道，“我非要到上游看看，到底是什么见鬼的东西把这些人推到水里。”
为了得到保障，我们需要警察、监狱和社会工作者，以帮助我们对付这些困扰我们的社会病。打蚊子确实不错，但排干沼泽的水会更好——通过改造我们的文化，去除那些腐蚀年轻人的社会毒瘤和重建我们的道德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