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汉·刘向《说苑·杂言》
毫无疑问，一小群有思想、有责任感的公民能够改变整个世界。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托娜即将跑完每日长跑的全程时，已经累得不行了。尽管她脑子里想着要坚持跑完，可身体却向她央求说还是步行回家吧。最后，她选择了折中的办法，用极慢的速度跑回了家。第二天，除了有两个朋友和她一起跑以外，情况还是和前一天一模一样。但是托娜却比上一次少花了2分钟就跑完了全程。她觉得很奇怪：“我能跑得更快就是因为和她们一起跑吗？和别人一起我总是能跑得更快吗？”
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群体中。我们的社会不仅仅由70多亿个体组成，它同时包括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400万个地方性社区、2000万个经济组织，以及几亿个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群体——比如，恋人、家庭、教派、班级等等。那么，这些群体是如何影响个体的呢？
群体互动常常会产生引人注目的效果。贤者云集的群英会能激发大家智慧的火花。而臭味相投的失足青年在一起只会增加彼此的反社会倾向。不过，群体是如何影响其内部成员的态度呢？哪些因素有利于群体作出明智的决策呢？
个体也会影响他们所在的群体。1957年的一部美国经典影片《十二怒汉》是这样展开情节的：审理谋杀案的12名警觉的陪审员列队走进陪审室。那天天气很热，陪审员们疲惫不堪，急于裁定一位少年弑父罪名成立。在他们就快达成一致意见时，其中却有一个人特立独行，拒绝投票。接下来，随着讨论的继续进行，陪审员们一个接一个地改变了自己的裁决直至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无罪。”虽然在真实的审判中，单一个体极少能够支配整个群体，然而，历史就是由能撼动多数人的少数派创造的。到底是什么因素令少数派——或者有效的领导者——如此具有说服力呢？
我们将逐一来探讨这些有趣的群体影响现象。不过，首先要思考：什么是群体？群体为什么会存在？
什么是群体？答案好像不言自明。但是，一旦有几个人互相比较他们所给出的定义时，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一起长跑的运动伙伴是群体吗？飞机上的乘客是群体吗？群体是否指彼此认同，感觉应该在一起的一群人？群体是否指具有相同目标，相互依赖的一群人？是不是当个体变得有组织时，就形成了群体？什么情况下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会长期持续下去？社会心理学对群体的定义涉及所有这些问题。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群体动力学家马文·肖认为所有的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点：群体成员间存在互动。因此，他把群体定义为两个或更多互动并相互影响的人。另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特纳认为，群体成员把同一群体中的人看做是“自己人”而不是“陌生人”。所以，就此而言，一起长跑的同伴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群体。而群体的存在可能有许多理由——为了满足归属的需要，为了提供信息，为了给予报酬，为了实现一定的群体目标等等。
如果按照肖的定义，在计算机房上机，各自做自己事情的学生不能称作群体。虽然他们也是在一起，但他们只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互动的群体（不过，他们也可能是某一网上聊天室无形群体的一员）。计算机机房里松散个体的集合与由互动个体组成的更具影响力的群体之间的区别有时候是模糊不清的。仅仅是有其他人在场有时也会对个体产生影响。就好像在一场体育比赛中，人们会把那些和自己支持同一个参赛队的人看做是“我们”，相形之下，把那些支持其他队的人看做是“对手”。
我们将先考察有关集体影响的三种实例：社会助长作用，社会懈怠和去个性化。这三种现象都可以在互动很少的情况（我们称之为“低限群体情境”）下发生。然后我们将探讨在互动的群体中社会影响的三个例子：群体极化，群体思维和少数派影响。
10 社会助长作用：他人在场的影响
让我们从社会心理学最基本的问题开始：纯粹他人在场会不会影响我们？“纯粹在场”是指，在场的他人实际上只是被动的观众，并不具有互动性和竞争性，也不会实施奖励或惩罚。他人在场是否会影响当事人的长跑、用餐、打字或考试成绩？寻找该问题答案的过程就是科学揭秘的过程。
纯粹他人在场
一个多世纪以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心理学家特里普利特（1861—1931年）注意到：自行车手在一起比赛时，他们的成绩要比各自单独骑行时的成绩好。在把自己的直觉发现（他人在场能提高作业水平）公布于众之前，特里普利特首先对此进行了实验室研究。在实验中，他要求儿童以最快的速度在渔用卷轴上绕线，结果发现，当儿童在一起绕线时要比单独绕线快得多。
随后的实验发现他人在场能够提高人们做简单乘法和划销字母等任务的速度，同时证实了他人在场能提高简单动作任务（比如保持一根金属棍与一个在转盘上转动的硬币大小的圆盘接触）的准确性。这种社会助长作用也同样会发生在动物身上。当有同类在场时，蚂蚁能挖掘出更多的沙子，小鸡会吃更多的谷物，交配中的老鼠会表现出更多的性活动。
不过现在就下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另一些研究发现，在完成某些任务时，他人在场会妨碍当事人的成绩表现。有同类在场时，蟑螂、长尾小鹦鹉、金丝雀学会走迷宫的速度都比较慢。这种干扰效应在人类中也会发生。他人在场会降低人们学习无意义音节、走迷宫游戏以及演算复杂乘法问题的效率。
如果说他人在场有时能提高个体的作业成绩，有时却会妨碍作业成绩，这些研究结果似乎自相矛盾。到1940年为止，这个领域的研究几乎停滞不前，并且一直沉寂了25年，直到心理学家扎荣茨提出新理论，学界对社会助长的研究才再度兴起。
社会助长作用：当与很多人一起骑车的时候，你会不会骑得更快？
扎荣茨想把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发现融合到一起。正如科学界常有的灵光一闪一样，扎荣茨（1965）善于借力打力，触类旁通。他受到了实验心理学著名定律的启示：唤醒[1]能够增强任何优势反应的倾向。唤醒会提高简单任务的作业成绩，因为在这些简单任务中“优势”反应往往是正确反应。人们在唤醒状态下，完成简单的字谜任务——辨别出打乱了字母顺序的单词，比如“akec”，是最快的。而在复杂任务中，正确答案往往不是优势反应，所以，唤醒增强的是错误反应。因此，在更难一些的字谜任务中，处于唤醒状态的参与者成绩会更差。
仅仅是社会接触就可以引发……刺激人类好斗的动物本能，从而提高每个工人的工作效率。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
扎荣茨提出的理论能够解开社会助长作用之谜吗？假设人们会因他人在场而被唤醒或激活似乎很有道理，而且现在也有许多证据证实这一假设是正确的。（我们都能回想出面临一群听众时自己的紧张或者兴奋感。）如果社会唤醒能促进优势反应，那么它应该会提高简单任务的作业成绩，并且会降低困难任务的作业成绩。至此，我们可以对以前令人迷惑不解的结果做出比较圆满的解释。在渔用卷轴上绕线，做简单乘法题，或者吃东西都是一些简单任务，这些任务的正确反应都是人们掌握得非常好的反应或很自然的优势反应。毫无疑问，他人在场会提高这些任务的作业成绩。而学习新材料，走迷宫游戏，或者解复杂的数学题都是一些较难的任务，这些任务的正确反应很难一下子就做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在场就会增加个体错误反应的次数。可见，同一个规律：唤醒能促进优势反应，在两种情况下都有效了（见图18）。突然之间，先前看起来互相矛盾的结果也不再矛盾了。
罗伯特·扎荣茨（Robert Zajonc，1923—2008年），波兰裔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曾先后在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任教。1994年退休，并成为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研究领域主要有态度和信念、归因、社会认知等。其提出的主要理论有曝光效应、汇合模型理论、移情和表情特征等。扎荣茨因其卓越的研究工作曾获得实验社会心理学会的杰出科学奖，APA的杰出科学贡献奖。
图18 社会唤醒效应
扎荣茨提出：他人在场可以增强个体的优势反应（正确反应仅仅出自简单或掌握得非常好的任务中），这一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研究结果。
扎荣茨的解决方案是如此的简单而出色，这令其他社会心理学家们想到了赫胥黎第一次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的想法：“怎么以前从来就没这样想过呢，我是多么的愚蠢啊！”当扎荣茨指出来之后，这个道理就似乎显而易见了。然而，也有可能是因为戴着有色眼镜，产生后见之明偏差，所以那些矛盾的结果看起来融合得如此完美。扎荣茨的这个解决方案能经受住实验的直接检验吗？在对25000个志愿者参与者进行了差不多300项研究之后，证实这个解决方案仍旧有效。
要有所发现不仅要见人之所见，更要思人之未思。
——奥尔贝特·圣捷尔洁，《沉思的科学家》，1962年
随后的实验也以不同的方式验证了这个规律：无论优势反应是正确反应还是错误反应，社会唤醒都会促进这种优势反应。心理学家亨特和希勒里发现：他人在场时，学生们学习走简单迷宫所需的时间会变少，而学习走复杂迷宫所需的时间会增加（和蟑螂是一样的！）。迈克尔等人发现：在一个学生社团里面，优秀的台球选手（在隐蔽观察条件下击中71%的选手）在有四位观察者来观看他们表现的情况下，他们的成绩会更好（80%的击中率）。而差劲的选手（先前平均击中率为36%）在被密切观察的条件下表现更差（击中率只有25%）。
由于运动员们所表现的都是熟练掌握的技能，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观众的支持性反应常常能够激励他们表现出最佳状态。在对加拿大、美国、英国举行的总计8万项大学体育赛事或专业体育赛
表4 大型群体体育比赛中的主场优势
事的研究显示：主场队会赢60%的比赛（棒球和橄榄球会少一些，篮球和足球会多一些——见表4）。这种主场优势有可能源于运动员对主场环境的熟悉，较少的旅途劳顿，源于对领土控制的优越感，或者是源于观众狂热的喝彩而激起的更高的团队认同感。
拥挤现象：众多他人在场
综上所述，人们的确对他人在场有所反应。但是，观察者的在场真的会激发人们的唤醒状态吗？当面临压力的时候，身边拥有一个伙伴可能会让你感到安慰。可是，他人在场时，人们的出汗量会增加，呼吸加快，肌肉收缩次数增加，血压升高并且心跳加速。在完成有挑战性任务时，甚至一群热心观众的在场也可能会使个体的表现比平时更差。你在第一次钢琴独奏会上的表现不会因为亲友团的到场而有所改善。
他人的影响效应会随人数的增加而递增。有时候庞大的观众群体所激起的唤醒状态和有意注意，甚至会干扰熟练掌握的、自动化的行为，例如讲话。在极大的压力情境下，我们很容易结巴。当口吃者面对一大群听众时，会比只对一两个人讲话时口吃得更加厉害。大学生篮球运动员在球场座无虚席的情况下会处于高度唤醒状态，这时，他们罚球投篮的准确率会稍差于球场几乎无人的情况。
正如这些坐在能容纳2000人的大礼堂里听詹姆斯·马斯心理学概论课的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们所体验的，坐满人的屋子就是好屋子。如果只有100名学生来这里听这门课，那么他们会感到乏味得多。
“处在人群之中”对个体的积极或消极反应都会有增强作用。当人们在一起坐得很近时，友善的人会更受人欢迎，而不友善的人会更令人讨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弗里德曼及其同事对该校学生以及安大略科学中心的访问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他们让一个研究助手和其他参与者一起听搞笑的磁带或者看电影。当所有人在一起坐得很近的时候，助手更容易诱导参与者发笑或者鼓掌。正如戏剧导演和体育迷们所认为的那样：坐满人的屋子就是好屋子，这一点也已经得到研究的证实。
在拥挤房间里的高唤醒趋向于给个体增加压力。然而在分隔成许多空间的房间里，个体能够退回到其私人领域，故而拥挤所带来的压力会小一些。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一个35人的班级坐在正好能容纳35人的教室里会比散坐在一个能容纳100人的教室里感觉更温馨更活跃。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我们和别人坐得很近时，我们会更容易注意别人并且融入他们的笑声和掌声中去。另一方面，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埃文斯教授发现拥挤也会增强唤醒状态。他对马萨诸塞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一些测试。学生们每10人为一组，每组人会呆在一个20×30英尺大小的房间或一个8×12英尺大小的房间。结果发现呆在拥挤的房间里的参与者比呆在宽敞房间里的参与者心率更快，血压也更高（唤醒的指标）。纳格和潘迪对印度大学生做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拥挤使人在完成复杂任务时更容易出错。由此可见，拥挤能增强唤醒状态，而唤醒能够促进优势反应。
他人在场引起唤醒的原因
在他人面前时你会受到激励而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得更好（除非你已经过度唤醒或者处于自我意识状态了)。然而在同一情境下，你原本觉得困难的事情就会显得更不可能实现了。那么，他人在场是如何引起人们唤醒的呢？有证据表明可能是以下三个因素：评价顾忌、分心以及纯粹在场。
评价顾忌
社会心理学家科特雷尔猜测观察者在场使我们焦虑的原因在于我们想知道别人怎么样评价我们。为了证实评价顾忌是否存在，科特雷尔及其同事给观察者蒙上眼睛，结果发现与可以自由观察的观众所引起的效应不同，仅仅是这些蒙上眼睛的人的在场并没有提高优势反应。
其他实验也证实了科特雷尔的结论：如果人们认为在场的观察者正在评价自己，那么他们的优势反应就会明显改善。有这样一项实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长跑者在跑道上跑步时会遇到一位坐在草地上的女士。如果这位女士是面对着他们的，那么与她背对着他们相比，长跑者跑步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评价顾忌也有助于解释以下问题：
●为什么与比自己稍微优秀一点的人一起工作时，人们的表现会最好？
●为什么一个高层领导小组的唤醒状态会在意见无关痛痒之人加入时有会所降低？
●为什么那些最担心别人对自己评价的人往往最容易受他人在场影响？
●什么在场者是密切注意人们行动的陌生人时，社会助长效应最大？
他人评价引发的自我意识也会干扰我们熟练掌握的自动化行为。如果篮球运动员在进行非常关键的投篮时自觉主动地分析自己身体的运动，那他就很可能无法命中。
分心
心理学家桑德，巴伦和穆尔等人对评价顾忌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参与者在考虑共事者在做什么或者观众会怎么反应的时候，我们已经分心了。这种注意他人和注意任务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认知系统负荷过重，于是就引起了唤醒。一些实验表明，不仅他人在场会引起社会助长效应，有时其他分心物的出现，比如光线的突然照射，也会产生这种效应。这就证实了人们会“受分心的影响”。
纯粹在场
然而，扎荣茨认为即使在没有评价顾忌或没有分心的情况下，他人的“纯粹在场”也会引发一定程度的唤醒。例如，他人在场情况下让参与者判断对颜色的喜好，他们的好恶程度会有所增强。在这个任务中，答案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别人也无从评价，也就没有理由去关注他人的行为反应了。但是，这种情况下，他人在场还是有唤醒作用。
前面提到过在动物身上也存在社会助长效应。这暗示社会唤醒机制在动物界也是十分普遍的。（动物也许并不能有意识地关注其他动物对自己的评价。）在人类社会中，许多长跑者都会因为有人跟他们一起跑而得到激励，即便那些一起跑的人既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不会对他们进行评价。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我们提出科学理论的目的。正确的理论能精确简约地概括客观现实：它能简化并且归纳总结各种各样的观察资料。社会助长理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它是许许多多研究结果的简单概述。完善的理论也应该能提供明确的预期，这些预期会（1）有助于该理论的验证和修正；（2）引导全新的探索；（3）对实际应用提出建议。社会助长理论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前两种预期：（1）理论基础（他人在场会引发唤醒，并且这种社会唤醒会提高个体的优势反应）已经得到证实了，而且（2）这个理论给这一沉寂已久的研究领域带来了勃勃生机。
图19 开放的办公室
在“开放办公室计划”里，人们都在他人在场的情境下工作。这会如何影响工作者的效率呢？
它是否也提出了实际应用的建议呢？我们可以对可能的应用做一些有根据的推测。如图19所示，在许多新写字楼里，用一些低矮的隔离物划分出的宽敞、开放的办公区域已经替代了私人办公室。意识到他人在场是有助于个体提高熟练任务的作业成绩，还是会干扰其对复杂问题的创造性思维？你还能想到其他可能的应用案例吗？
小结
他人在场问题是社会心理学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对于该问题的早期研究发现，观察者或者共事者的存在会提高个体的作业成绩。另一些人则发现他人在场会降低个体的作业成绩。扎荣茨用一个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定律把这些发现融合了起来。这个定律即是：唤醒能促进优势反应。由于他人在场能引发唤醒状态，所以，观察者或共事者在场，会提高简单任务（其优势反应是正确的）的作业成绩，但会降低复杂困难任务（其优势反应是错误的）的作业成绩。
然而，我们为什么会因为他人在场而唤醒呢？实验表明：这种唤醒部分来自于评价顾忌，部分来自于分心——注意他人和注意当前任务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另一些实验（包括一些动物实验）表明，即使我们不存在评价顾忌或者分心，仅仅是他人在场也会引起唤醒。
11 社会懈怠：群体中的个体减少努力
8个人一队的拔河比赛中队员们使出的力气，与他们各自参加个人拔河比赛所使出的最大力气的总和一样大吗？如果不是，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对于工作群体中成员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应该抱何种期望呢？
社会助长作用经常发生在人们为个人目标努力时，比如绕渔线或解数学题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可以对个人作出的努力做出单独的评价。上述情境和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工作情境十分类似，而与大家为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的情境迥然相异。因为后者的个人努力是无法单独评价的，比如，群体拔河比赛、集资筹款（共同经营糖果生意赚钱支付班级旅行的费用）、计算班级总分的比赛项目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在这样的“群体加总任务”（即小组成绩有赖于成员个人努力之总和的任务）中，团队精神是否会提高产出呢？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时，泥瓦匠们会比他们单独工作时更快吗？实验室模拟研究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人多未必力量大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工程师林格曼发现，选手在群体拔河中所付出的努力仅有个人单独努力之总和的一半。这表明，与“人多力量大”的普遍观念恰恰相反，实际上，在群体任务中小组成员的努力程度反而较小。也许，糟糕的表现源于糟糕的合作——人们一起拉绳子的时候，用力的方向和时间可能稍有差异。由英厄姆领导的一个马萨诸塞研究小组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让参与者认为自己在和其他人一起拉绳子，而实际上是参与者一个人在拉。蒙在鼓里的参与者们被排在如图20所示装置的第一个位置，并且要求他们：“尽你的全力去拉。”结果是，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人在拉，那么使出的力气比以为身后还有2~5个人和自己一起拉时多出18%。
图20 拉绳装置
拉绳装置里，站在第一个位置的人如果认为后面有人和自己一起拉，那么他使出的力气就比较小。
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拉坦、威廉姆斯和哈金斯等研究者同时也注意到了社会懈怠现象的其他方面。他们观察到：6个人一起尽全力叫喊或者鼓掌所发出的喧闹声还没有1个人单独所发出喧闹声的3倍响。就像拔河比赛一样，制造喧闹声的任务也很容易受群体无效率的影响。所以拉坦及其助手们沿袭了英厄姆的方法，他们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为参与者，也使大学生认为自己是在和其他人一起叫喊或者鼓掌，而实际上他们是独自做这件事。
他们的方法是这样的：让6个学生蒙上眼睛坐在一个半圆形中，给他们戴上耳机，从中他们可以听到别人叫喊或者鼓掌的声音。这样，如果学生听不见自己的叫喊或鼓掌声，那别人的声音就更听不见了。在不同轮的实验中，或者要求他们单独叫喊或鼓掌，或者要求他们整组一起做。有些知道这个实验的人猜测，和他人一起做的时候参与者会叫得更响，因为这时候社会抑制会降低。而真实的结果却证实了社会懈怠：参与的学生认为自己正和其他5个人一起叫喊或鼓掌时所发出的喧闹声要比他们认为自己正单独做时少三分之一。甚至高中的拉拉队队长也会发生这种社会懈怠现象。
有趣的是，那些单独鼓过掌也和他人一起鼓过掌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懈怠；他们认为在两种情况下自己的努力程度是一样的。这和学生们一起完成某一个共同的项目时发生的现象很相似。威廉斯说道，所有人都同意发生了懈怠——但是没有一个人承认是自己制造了懈怠。
政治学家斯威尼对社会懈怠的政策性含义很感兴趣，在得克萨斯大学所做的一项实验中，他观察了其中的现象。当学生知道要对自己单独评价（以电量的输出来计量）时，与认为自己的成绩要与其他骑手的成绩加在一起相比，他们踩自行车练习器时要更加卖力。在群体条件下，人们就会受到搭集体便车的诱惑。
从这项以及其他160项研究（图21）中，我们可以看到，引发社会助长作用的心理力量，即评价顾忌，受到了扭曲。在社会懈怠实验中，个体认为只有在他们单独操作时才会受到评价。群体情境（拔河，喊叫等等）降低了个体的评价顾忌。当人们不单独为某事负责或者并不对其努力程度进行单独评价时，所有小组成员的责任感都被分散了。相形之下，社会助长实验则增强了个体的评价顾忌。一旦成为注意的焦点，人们就会自觉监控自己的行为。所以规律还是一样的：一旦受他人观察，个体的评价顾忌会有所增强，这样社会助长作用就发生了；一旦消失在人群中，个体的评价顾忌就会减小，社会懈怠就发生了（图22）。
图21 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大个体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在减小
对包括4000多名参与者的49项研究所做的统计性摘要表明，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大，个体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在减小（社会懈怠增加）。每个点代表其中一项研究的全部数据。
图22 是社会助长还是社会懈怠？
如果无法对个体进行评价或者个体无需为某事单独负责时，更可能发生社会懈怠。
激励小组成员的一种策略是使个体作业成绩可识别化。有些橄榄球教练通过录像和对运动员进行个别评价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无论是否在一个小组中，当个体的行为可以单独评价时，人们会付出更大的努力：大学游泳队的队内接力赛中，如果有人监控大家并且单独报出每个人所用的时间，那么整体游泳的速度会有所提高。一项对流水线工人所做的小实验发现，一旦可以对个人的行为进行单独评价，即使没有额外的报酬，工人们生产的产品仍然增加了16%。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懈怠
社会懈怠很普遍吗？在实验室中，此现象不仅在拔河比赛，蹬自行车，叫喊和鼓掌等任务中发生，同时也出现在排气或排水，评价诗歌或社论，发表观点，打字和信号侦察等任务中。那么这些结果能够推广到工人的日常生产中去吗？
前苏联集体农场里的农民们今天耕作这片土地，明天耕作另一片土地，对任何一块特定的土地都没有直接的责任感。因为农民们自己只有一块很小的私有土地。调查分析发现，虽然农民的私有土地只占全部耕种面积的1%，但其产出却占全苏维埃农场产出的27%。在匈牙利，农民的私有土地只占农场总面积的13%，但其产量却占了总量的三分之一。自从中国开始允许农民在上交公粮后，可以出售富余的粮食，其粮食产量以每年8%的速度暴涨——是前26年的年增长率的2.5倍。
在北美，不向工会或行业协会交会费也不参加义务劳动的那些工人，却往往非常乐于接受工会带来的福利。那些不响应公共电视台基金筹款动员的观众们同样也是如此。这暗示了对于社会懈怠的另一种可能解释。如果不管个人对群体做出多少贡献，都是平均分配报酬，那么付出单位劳动所得报酬多的人就等于是搭了集体的便车。因此，人们就会想在自己的努力没有人单独监控或者单独评价的时候偷懒。用一个公社成员的话来说，能很方便地搭便车的社会就是“寄生虫的天堂”。
比如，在泡菜厂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从传输带上挑出大小合适的半块头莳萝泡菜塞进罐子里。不幸的是，因为无法识别出这些产品分别是谁做的（所有的罐子都会在接受质量检查之前进入同一个斗车），工人们常常会随便把任何大小的泡菜都塞进罐子。威廉姆斯等人提出，有关社会懈怠的研究建议“使个人的产出可识别化，并且提出问题说：‘假如工厂只按包装合格的泡菜付给工人相应的工资，那么一个工人会包装多少泡菜呢？’”
当然，群体性的工作也不总是会引发个体的偷懒行为。有时候，群体目标极具吸引力，又十分需要每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这时团队精神会维持并且增强个人努力的程度。在奥运会划艇赛中，选手在参加8人一组的群体划艇赛时会比单人组或双人组时更不卖力吗？
有证据表明答案是否定的。当任务具有挑战性、吸引力、引人入胜的特点时，群体成员的懈怠程度就会减弱。面临挑战性的任务时，人们可能会认为付出自己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假设人们认为小组中的其他成员靠不住或者没有能力做出多少贡献，那他们也会付出更大的努力。对群体实施激励性措施或者让群体为一个有挑战性的目标而奋斗也可以提高整体的努力程度。只要群体成员坚信付出更多的努力就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并且会带来回报，他们就会努力工作。
如果小组成员彼此都是朋友而非陌生人或成员都很认同自己的群体，那么懈怠就会有所减少。甚至是有想与合作队员再见面的愿望也能提高团队的效率。在班级中与常常见面的同学之间的合作就比与那些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再见面的人之间的合作动机水平更高。拉坦指出，以色列集体农场的产量实际要比个体农场的产量高。凝聚力提高了努力程度。那么集体主义文化中是否存在社会懈怠呢？为了查明真相，拉坦及其同事们前往亚洲，在日本、泰国、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重复了他们的制造喧闹声音实验。他们发现了什么？结论是社会懈怠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同样非常显著。
不过，在亚洲进行的17个后续研究显示：集体主义文化下，人们表现出的社会懈怠的确不如个体主义文化下强烈。对家庭和集体的忠诚在集体主义文化国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女性不如男性个人化——其社会懈怠也不如男性强烈。
波士顿查尔斯河赛舟会中的团队合作。当人们结成小组工作而个人的努力又无法单独评价时，就会产生社会懈怠——除非任务具有挑战性、吸引力或引人入胜的特点或者小组成员彼此都是朋友。
上述研究结果有些与对日常工作群体对象的研究相吻合。当赋予群体挑战性的目标任务时，当群体成员会因成功而获得奖励时，当他们有一种把自己的队伍看做“团队”的信念时，成员们就会努力工作。保持较小规模的工作群体并使构成群体的成员实力均衡，也有助于使成员们相信自己对群体的贡献必不可少。因此，假如小组成员在一起集体工作，而个人的成就又无法单独评价的话，那么社会懈怠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情况下，就未必是人多力量大了。
小结
社会助长研究的是个人作业成绩能得以单独评价的条件下人们的行为表现。然而，在许多工作情境中，人们要集合个人的努力以实现共同的目标，而个人的努力却无法单独评价。研究表明群体成员在完成这样的“集体任务”时，就不会那么努力了。这正如我们平常所见的：如果个人的责任被群体分散了，那么就容易导致个体成员搭群体便车的现象。
12 去个体化：群体中的个体失去自我感
群体情境可能会使人失去自我觉知能力，并导致个体丧失自我身份和自我约束。什么样的情境会引发这种“去个体化”呢？
2003年4月美军抵达伊拉克后，从萨达姆的高压政策下“解放”出来的掠夺者活动猖獗。在这场“疯狂的掠夺”中，医院损失了床位，国家图书馆损失了上万册珍贵的手稿，大学也损失了大量的电脑、椅子，甚至灯泡。巴格达的国家博物馆在48小时内几千件珍品遭人抢掠——尽管大部分珍品在这之前就已运送到安全的地方。《科学》杂志报道说：“自从西班牙征服者劫掠阿兹台克和印加文明之后，还从没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抢掠行为。”一位大学院长这样描述：“暴徒成群地涌进来，来了50个，又走了，然后又来了一群。”这样的报道让人迷惑：这些抢劫者的道德感哪儿去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行为呢？
法不责众：群体失控
社会助长实验表明群体能引发人们的唤醒状态。社会懈怠实验表明群体能扩散责任。一旦唤醒和责任扩散结合到一起，常规的约束就会变小，后果可能令人震惊。从轻微的失态（在大餐厅里扔掷食物，怒骂裁判，在摇滚音乐会上尖叫）到冲动性的自我满足（集群破坏公物，纵酒狂欢，偷窃），甚至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暴力（警察暴力，暴动，私刑），人们都可能干得出来。1967年发生过这样一起事件，200多名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围观一个声称要从塔顶跳下来的同学。下面的人起劲地同声呼喝着：“跳！跳！……”最后那个学生真的就跳下来了，当场身亡。
这些失控行为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群体引发的。群体能产生一种兴奋感，那是一种被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吸引住的感觉。很难想象，单独一个摇滚迷会在一个私人摇滚音乐会上发狂地叫喊，单独一个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学生会试图诱劝他人自杀，或者，单独一个警察会暴打一个手无寸铁的乘客。在某些群体情境中，人们更可能抛弃道德约束，以致忘却了个人的身份，而顺从于群体规范——简言之，也就是变得去个体化。什么环境会引发这种心理状态呢？
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对伊拉克各种机构进行掠夺的人们很明显丧失了他们的道德意识。
群体规模
群体不仅能引发其成员的唤醒状态，也能使成员的身份模糊化。尖叫的人群遮蔽了尖叫球迷的个体身份。一个滥用私刑的暴徒组织会使成员坚信自己不可能遭到控诉；他们把自己的个体行为看做是群体所为。处在一群暴民之中而不必暴露自己姓名的暴动者们会任意地抢掠。经过对21起人群围观跳楼或者跳桥事件的分析，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列昂·曼发现：如果人群规模小且曝于公众之下，人们通常不会诱劝当事者往下跳。但如果人群规模比较庞大或夜幕遮蔽了人们的身份，使其获得了匿名性，那么，人群中的大多数人会诱劝当事者往下跳并且加以冷嘲热讽。
一群暴徒是由一群自愿剥夺自己理智的人组成。
——爱默生（1803—1882年，美国著名的思想家、
文学、诗人），《爱默生文选》， 1849年
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马伦指出，在使用私刑的暴徒中也存在类似的效应：暴徒团伙的规模越大，成员越有可能失去较多的自我意识，他们就更乐于去实施诸如纵火、砍人、肢解等暴行。从体育观众到滥用私刑的暴徒，所有这些例子中，个体的评价顾忌都降到了最低水平。因为“每个人都如此行为，”因此，所有的人都会把其行为的责任归因为情境而不是自己的选择。
著名心理学家津巴多推断仅是城市人山人海这一特点就足以产生匿名性的效应，从而使损坏公物成为个体道德中所许可的行为。他买了两辆已使用过十年的旧车，然后把它们的牌照拆掉，把引擎盖掀开，他把其中一辆车放在纽约大学布朗克斯校区附近，另一辆放在斯坦福大学的帕罗奥托校区附近，这是一个比前者小得多的城市。结果发现在纽约，第一批“汽车清理者”在十分钟之内就到达了；他们拿走了电池和散热器。在三天的时间内，发生了23起偷窃和破坏事件，最后汽车成了一堆被敲碎的没用的废铜烂铁了。相反，在帕罗奥托观察到的惟一一个碰过那辆车的人，是一个多星期之后，一个过路人在天要下雨的时候把引擎盖合上了。
身体匿名性
我们怎么能断言布朗克斯和帕洛奥托两地区之间关键的差别就在于布朗克斯的匿名性更大呢？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就匿名性设计一个实验，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减少抑制性的行为。津巴多从他学生那里获得了实验的灵感，那个学生问他，在戈尔登的《蝇王》中，那些本来很善良的男孩为什么会在脸上涂上东西以后突然间变成了恶魔呢？为了实验考查这种匿名性，津巴多让纽约大学的女学生穿上一样的白色衣服和帽兜，这和三K党（Ku Klux Klan）成员（图23）非常相似。然后让她们按键对另一个女性实施电击，结果发现她们按键的时间要比那些可以看见对方并且身上贴着很大名字标签的女生长一倍。
互联网也提供了类似的匿名性。几百万惊愕于巴格达暴徒掠夺行径的人自己却在利用网上的共享软件制作盗版光盘。因为这样做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们几乎不会认为下载别人版权所有的音乐到MP3播放器里有什么不道德，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因此而被逮捕。网络聊天室、新闻工作组的匿名性也使其中敌对而激进的行为比面对面交谈中要多得多。
图23 津巴多实验中拥有了匿名性的女学生
匿名女生针对无助的受害者实施的电击强度要比非匿名女生实施的大。
为了在街上证实这种现象，美国马里兰大学心理学教授埃利森、戈文等人雇了一个司机当研究助手，让她遇到红灯时先暂停一会儿，并且当后面有一辆敞篷车或者有一辆4×4轮子车的时候等上12秒钟再开。在等待的时候，她记录后面在等待的车辆所发出的喇叭声（一种轻微的攻击性行为）。相对于敞篷车的司机，那些把顶盖放下来的4×4轮子车司机是匿名的，他们鸣喇叭的速度要比前者快1/3，而频率是前者的两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几乎是前者的两倍。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教授迪纳领导的研究小组以巧妙的研究设计分别在群体情境中和身体匿名情境中都发现了这种效应。在万圣节前夕，他们在西雅图观察了1352个孩子玩“不请吃糖，就恶作剧”的游戏。那些孩子或单独或结伴，他们走访了全城1/27的家庭，有一名研究者也热情地招待了他们，并邀请他们“从这些糖果里拿一粒，”然后就离开了房间。隐藏在暗处的研究者注意到，结伴的孩子们比单独的孩子多拿糖的可能性要大一倍。而且，那些匿名的孩子比那些被问及姓名和住处的孩子违规的可能性也要大一倍。如图24所示，违规率随着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大部分孩子会因群体的掩盖和匿名性而去个性化，因此会偷拿额外的糖果。
图24 不同情境下儿童违规多拿糖果的人数比例
结伴或者匿名时，尤其是当群体性和匿名性条件都具备时，孩子们更可能违规去偷拿额外的万圣节糖果。
这些实验使我想知道制服的效果。为了准备作战，一些部落的斗士（像一些狂热的体育迷一样）会用油彩或者面具装扮自己的身体和脸孔，使自己去个性化。战斗结束后，有一些部落会虐待或杀死幸存的战俘；而另一些部落会让战俘活着。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心理学教授沃森仔细研究了一些人类学档案后发现，那些去个性化的部落斗士几乎都会对敌人施以暴行。那些殴打罗德尼·金[2]的穿制服的洛杉矶警察被他反叛性的拒绝停车行为惹怒并且唤醒了。他们享受着彼此之间的友爱之情从而对外界将会如何看待他们置之度外。就这样，他们忘记了社会的常规，完全受情境左右。
英国东伦敦大学心理学教授西尔克发现，在北爱尔兰的500例暴力事件中，有206例袭击者都头戴面具、头巾或其他面部伪装物。与未伪装的袭击者相比，这些匿名的袭击者表现出更严重的袭击行为。
身体匿名性是否总能引发人们释放最邪恶的冲动呢？所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在所有这些情境中，人们显然是对一些反社会的暗示线索作出了反应。美国加劳德特大学约翰逊和唐宁教授指出津巴多实验的参与者类似三K党成员的装扮可能会怂恿敌意行为。在佐治亚大学进行了这样一项实验，要求女参与者在决定给别人实施多大程度的电击之前穿上护士制服。在实施电击时，这些穿护士制服的参与者如果得以保持其匿名性，那她们的攻击性就远不如说出自己名字和身份时的情况大。佐治亚大学的专家波斯特梅斯和斯皮尔斯对60项去个体化研究做了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匿名性使人们的自我意识减弱，群体意识增强，更容易对情境线索作出回应，无论线索是消极的（三K党制服）还是积极的（护士制服）。一旦提供利他的线索，去个体化的人甚至会施舍更多的钱财。
1985年的球迷暴乱中，一面墙倒塌，其中39人丧命于布鲁塞尔。图中是暴乱发生后的英国足球迷。足球流氓们在一个人单独出现时通常非常可爱，但是一旦群集起来就如同恶魔一般——一名追踪他们8年之久的记者如此评论。
自我控制的作用正如火车的刹车一样。如果你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那它是非常有用的，不过，如果你所走的方向是正确的，那它会起阻碍作用。
——罗素，《婚姻与道德》，1929年
唤醒和分心活动
群体表现出攻击性之前常常会发生一些较小的引发人们唤醒状态或者分散其注意力的事件。集体喊叫、高歌、鼓掌、跳舞既可以令人们热情似火又能减少其自我意识。一位文鲜明统一教团的目睹者回忆起“choo-choo”歌就是这样使人们去个体化的：
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手拉着手热情地高唱，choo-choochoo，Choo-choo-choo，CHOO-CHOO-CHOO！YEA! YEA! POWW!!!这样的行为使我们组成了一个群体，似乎我们一起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来体验某种重要的东西。Choo-choo的力量令我震惊，但它使我感觉很舒适而且令我很放松。
迪纳的实验表明，像扔石头、小组合唱这样的活动可能会成为其他更放肆行为的前奏。当人们看到别人和自己做出同样的行为时，会对自己做出冲动性的举动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愉悦感。当看到别人和自己做的一样时，我们会认为他们也和我们想的一样，因而这又会强化我们自己的感受。而且，冲动性的集体行为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当我们冲着裁判大喊大叫时，并不会想到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而只是对情境做出一种即时的反应罢了。有时，当我们事后停下来反省自己所做过的事和所说过的话时，会觉得很懊恼，但这只是有时候而已。还有一些时候，我们会主动寻找去个体化的群体体验——跳舞，宗教体验，群体交流等等，从中我们能体验到强烈的积极情感以及与他人亲密无间的关系。
在哥特式大教堂里参加某种仪式时，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自己被包围在浑然一体的世界中，信徒群体使我们强烈的自我感觉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段义孚，美籍华裔地理学家，
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倡导者，1982年
弱化自我意识
能弱化自我意识的群体体验通常能分离个体的行为和态度。迪纳以及邓恩和罗杰斯所做的实验表明：无自我意识、去个体化的人更难自控，更难自律，更可能毫不顾及自己的价值观就做出行动，对情境的反应性也更强烈。
自我觉察是去个体化的对立面。自我觉察的人，以站在镜子或者摄像机面前的人为例，会表现得更加自控，这时他们的行为也能够清晰地反映他们的态度。比如，如果人们在镜子面前品尝各种奶油干酪，就会挑那些低脂肪的品种来吃。这样看来，也许节食者们应该在厨房里安一面镜子。
自我觉察的人也不太可能做出欺骗行为。那些一直坚信自己是独立而与众不同之人也不太可能做出欺骗行为。自我意识的个体，或仅是受他人驱使而产生暂时性自我意识的个体，他们在情境中会表现出更大程度的言行一致性。这些个体也会越来越理智，因此，也就不太可能受有悖于自己价值观的情境所影响。
喝酒之类的情境会降低个体的自我觉察，从而增强个体的去个性化。而能够增强自我觉察的情境，比如：镜子和摄像机，明亮的光线，醒目的姓名标签，凝神静思，个性化的着装和房屋等情境都可以降低个体的去个性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去参加聚会时，父母可能会这样说，“玩得开心，还有要记住你自己的身份。”这是父母在孩子临行前给出的最佳忠告。也就是说，和大家伙一起享受欢乐的同时要保持自我觉察；保持自己的身份而不被去个性化。
小结
高水平的社会唤醒与责任扩散的结合有可能使人们放弃自己的道德约束或者丧失自己的个性。当个体处在一个大的群体之中或者身穿有隐蔽作用的服装时，会被唤醒，或者分心，进而体验到一种匿名性，在这样的情境中，尤其可能发生去个性化现象。其结果就是自我觉察和自我约束减弱，而对积极或消极的直接情境因素的反应性增强。
13 群体极化：群体对个体观点的强化
许多矛盾都是因为我们总和思想观念相似的人交流而产生的。这种互动是否会加强我们原本的态度呢？如果是的话，其原因何在？
群体互动通常会产生什么效果呢？积极抑或消极？警察暴力和团伙暴力都证明了群体互动潜在的破坏性。但是另一方面，支持型群体领导、管理顾问和教育理论家都肯定了它的益处，而且社会活动和宗教活动也激励其成员通过和持有相同想法的其他成员建立联系来加强自身的信念。
这方面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效应。我们对小群体的研究得出了一条准则，它有利于我们对积极和消极的结果都作出解释：群体讨论通常可以强化其成员最初的意向。群体极化的研究体现了科学探索的过程——有趣的科学发现是如何导致研究者草率地做出错误的结论，而最终这些结论又为更准确的结论所代替。作为研究者，这是一个我能够与大家直接讨论的科学谜题。
“风险转移”的案例
一篇涵盖了300多项研究的文献在其开篇就引用了一项惊人的发现，它的提出者斯托纳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在他的工业管理硕士论文中，斯托纳对人们普遍认同的一种看法——群体比个人在决策时更为审慎——进行了研究。他设计了一些决策时的两难情境，参与者的任务是建议假想的人物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担风险。假设你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名参与者，你会在以下的情境中给该人物提供什么样的建议呢？
海伦是一名很有创作天赋的作家，但是迄今为止她都是依靠写通俗的西部小说过着还算舒适的生活。最近她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想要写一部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长篇小说。如果这部小说能够完成并且得到人们接受的话，可能会在文坛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她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她的想法最终没能实现，又或者这部小说是一部失败之作，那么她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得不到任何回报。
设想你正在给海伦提建议。你认为她会尝试写这部小说的最低可能性是多少。
当这部小说取得成功的概率至少为_____时，海伦会尝试写这部小说？
____1/10 ____7/10
____2/10 ____8/10
____3/10 ____9/10
____4/10 ____10/10（选择这一项是指你认为海伦
____5/10 只有在认为这部小说绝对会成功的情况
____6/10 下才会尝试写。）
当你做出决定后，猜猜这本书的所有读者平均而言会提出怎样的建议。
在对很多类似的问题给出自己的建议后，会安排5个人左右在一起进行讨论，并就每一个问题达成共识。你认为群体决策与讨论之前所有人单独决策所得的平均值相比，会有什么差别呢？群体会倾向于冒更大的风险？还是更为审慎？又或是与个体没有差别？
令人吃惊的是，群体决策往往会更加冒险。这一现象称为“风险转移”，它推动了一股研究群体冒险性的浪潮。这些研究发现，风险转移不仅发生在需要达成共识的群体中，在某一次短暂的讨论之后，个体也会改变他们以前的决定。此外，研究者选取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不同国家的参与者，都得出了与斯托纳的发现相同的结果。
在讨论中，不同的看法会趋于统一。但奇怪的是，人们趋于统一所得出的观点往往比他们各自原来的观点所得出的平均值更倾向于冒险。这是个令人振奋的谜题。风险转移效应是可信的，也是意料之外的，并且无法立刻找到任何明显的解释。群体影响的什么因素可以产生这种效应呢？这种效应的作用范围有多大？陪审团、商业委员会以及军事机构中所展开的各种讨论是否也会促进人们的冒险行为呢？如果以死亡率作为衡量标准，在有另两名同伴的情况下，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鲁莽驾车的可能性几乎是车上没有任何同伴情况下的两倍，这是否也能用上述效应来解释呢？
在数年的研究之后，我们发现，风险转移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在我们所设计的某些两难情境中，人们在讨论之后会变得更为谨慎。其中一个情境的主人公叫罗杰。罗杰是一名已婚的青年男子，他有两个正值读书年龄的孩子，有一份稳定但是薪酬不高的工作。他能负担得起必需的生活用品，但对豪华用品就不敢奢望了。他听说一家不怎么有名的公司的新产品如果销路很好的话，那这家公司的库存品价值会迅速升值为以前的三倍，但是如果新产品卖不出去的话，那库存价格就会下跌。罗杰没什么积蓄，为了投资这家公司，他正考虑卖掉自己的人寿保险。
你能找出一条一般性的规律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讨论了海伦的情境之后会倾向于冒进，而在讨论了罗杰的情境之后却会倾向于谨慎行事吗？
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就会建议海伦冒更大的风险而不是建议罗杰去冒风险，即使在和其他人讨论之前也会如此。事实上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会加强人们最初的看法。
群体讨论对个体观点的强化
由此我们意识到，这种群体现象的结果并不是一味地朝冒险的方向偏移，但是群体讨论却倾向于使群体成员的初始观点得到加强。这种观点促使研究者们提出一个被法国心理学家莫斯科维斯和扎瓦罗尼称为群体极化的概念：讨论通常可以强化群体成员的平均倾向。
群体极化实验
群体讨论会引发个体观点的变化，这启发了研究者，他们在实验中组织人们讨论大多数成员都赞同或反对的观点。在群体中进行的这种谈话会像在两难决策情境中那样，加强成员最初的倾向吗？在群体中，是否冒险者会表现得更加冒险，顽固者会更为顽固，乐于助人者会更加乐善好施呢？因为这些正是群体极化理论所预言的（图25）。
很多研究证实了群体极化现象的存在。
图25 群体极化
群体极化理论预测讨论会强化群体成员的共同态度。
●莫斯科维斯和扎瓦罗尼观察发现，讨论可以加强法国学生本来就对总统所持的积极态度，同时也可以加强他们原本对美国所持的消极态度。
●矶崎新发现，当日本的大学生集体讨论了一宗交通事故案例以后，他们对“有罪”有了更明确的裁定和判断。
●怀特指出，群体可以加剧“投资过多难以抽身而退”的现象，使许多商业活动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加拿大的商学院学生想象自己必须做出决定：是否为了避免在某些濒临失败项目上的损失，而对这些项目追加投资（比如，是否应该为了保护之前的某项投资而冒很大的风险去贷款），他们表现出了典型的群体极化效应：72%的人都表示会追加投资，但是，如果这是一个全新的项目，在考虑该项目自身优缺点的条件下，他们几乎都不会对其投资。当他们是在群体中作相同的决策时，94%的人都表示会追加投资。
另一种研究方法是选择一些观点存在分歧的事件，然后把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分隔开，把观点相同的人们安排在一起。观点相似的人们在一起讨论的结果是否会加强他们所共同认可的观点呢？讨论是否会加深两种不同态度之间的鸿沟呢？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毕晓普教授和我对此都很好奇。因此，我们选择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相对而言有种族偏见和无种族偏见的高中生。我们要求他们在讨论之前和之后对某些有关种族态度的问题做出反应，例如财产权和居住条件。我们发现在观点相似的学生群体里进行的讨论确实可以加深两个群体之间观点的差距（图26）。
图26 高中生讨论种族偏见时出现的群体极化
在具有高种族偏见和低种族偏见的两个匹配的高中生群体中，讨论加深了极化程度。谈论与种族相关的问题增强了高偏见组的种族偏见，降低了低偏见组的种族偏见。
日常生活中的群体极化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和观点相似的人进行交往。（看看你自己的朋友圈就知道了。）与这些观点相似的朋友之间的日常交流是否会强化大家共同认可的观点呢？这样是否会令讨厌的人变得更为可憎，纯真的人变得更为纯真呢？
的确如此。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麦科比提出，男孩群体和女孩群体的性别隔离能够加强他们最初中度的性别差异。男孩们在一起游戏时，会渐渐变得更加富于竞争性并做出行动取向。而女孩们在一起则会越来越倾向于做出关系取向。斯凯德和森斯坦发现，在美国联邦法庭里，“共和党任命法官会挑选那些更像共和党的人，而民主党任命法官则倾向于挑选那些更像民主党的人。”和观点相似的法官在一起又会强化这种倾向。“一个共和党法官和其他两个共和党成员在一起时，比和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民主党成员在一起时审判更保守，而民主党法官也表现出这一倾向。”学校中的群体极化 与实验室的结果相一致的现实生活中的群体极化现象是“加剧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生群体之间最初的差异会扩大。如果某甲大学的学生最初就比某乙大学的学生善于思考，那这种差异多半会在大学期间扩大。类似地，和各种群体以及姊妹会的成员相比，无党派人士更可能持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这种差异即是在大学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研究者认为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群体成员会强化他们彼此共同的态度倾向。社区中的群体极化 极化现象也发生在社区中。在社区冲突中，想法相似的人们会逐渐联合起来，使他们共同的倾向得以加强。在相邻团伙相互强化的过程中，犯罪团伙便产生了，他们的成员往往具有共同的品质和敌意性人格。“如果，在你的街区住进来了第二个无法管束的15岁少年，”莱肯总结道，“他们作为一个团伙所带来的破坏性可能并不仅仅是第一个不良少年破坏性的两倍……团伙的危险性远远大于其成员个体之和。”确实，根据维齐和梅斯纳的报告，缺乏监管的同龄人群体是预测社区犯罪率的最有力指标。而且，实验发现将未成年违法者和其他违法者放在同一个群体中——不出任何一个群体极化的研究者所料——会增加问题行为的发生率。
在两次审判中，南非法庭在了解了社会心理学现象之后，懂得群体极化（包括去个性化）怎样使人群犯下杀人罪行，减轻了对他们的判决。你是否同意法庭应该考虑社会心理学现象并将其作为可能的减刑条件？
在对全世界的恐怖组织进行分析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麦考利和西格尔教授指出，恐怖主义并不是突然间爆发的，而是拥有相同不满情绪的人们走到一起而产生的。他们摆脱了缓和因素的影响，彼此之间相互交流，逐渐变得更加极端。社会放大器将信号变得更为强烈。结果是，个体成员表现出了在远离群体时决不会做的暴力行为。
举例来说，9·11恐怖事件就是由一群有共同目的的人在长期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极化效应造成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专家称，成为恐怖分子的过程可能就是把个体和其他信念系统隔离开，使潜在的目标失去人性，而且令其不能容忍任何异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麦若瑞教授是一位中东和斯里兰卡自杀性恐怖主义的研究者，他认为制造自杀性恐怖事件的关键因素就是群体过程。“据我所知，还从未出现过因个人一时的兴致而导致的自杀性事件。” 大屠杀都是杀人者相互怂恿而造成的群体现象。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 电子邮件和电子聊天室为群体交流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新媒介。在新世纪之初，85%的加拿大青少年平均每周会有9.3小时使用互联网。互联网上数不胜数的群体使得和平主义者和新纳粹主义者，杂耍演员和野蛮人，阴谋家和癌症患者都能找到与之具有相同的关注点、兴趣和疑问的人。没有了面对面接触的非言语差异，这样的讨论会产生群体极化吗？和平主义者是否会变得更加反战，而主张战争的成员是否会变得更有恐怖主义倾向？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怀特教授指出，电子邮件、搜索引擎和网络聊天室“提供了一种便利条件，使相同目的的人集结起来，令分散的敌意更加明确，也能够动员致命的武装力量”。随着宽带的普及，由互联网产生的极化也越来越多，他推测，“（恐怖分子）是否都看过拉登的招兵录影带？这非常有效，利用宽带网，它们能够更方便地抵达目标人员。”
动物团伙。一群狼的力量大于各只狼的总和。
媒介的增多和社会的分化使人们能够更容易地与志趣相投的人集结。有人就生活在没有一个人喜欢布什总统的小镇，有人在收听反对克林顿的网站广播，在这些群体中，谣言流传开来并且夸大了。
——大卫·布普克斯，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者，
《扭曲的时代》， 2004年
对极化的解释
为什么群体会形成比个体成员的平均观点更为夸大的观点呢？研究者们希望通过解决群体极化的谜题来为此提供思路。解答小谜题有时候会为大谜题提供线索。
在提出的几种群体极化理论中，有两种理论已为科学实验所证实。其中一种着重于讨论中所提出的观点，另一种着重于群体成员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和其他成员。第一种观点恰好是前文从众主题所提到的信息影响（由于接受了事实的证据而产生的影响）的例证。而第二种观点是规范影响（基于人们希望被他人接受或敬仰的愿望而产生的影响）的例证。
信息影响
从最受支持的解释出发，群体讨论可以产生一系列观点，而大多数观点都和主导性观点一致。那些对群体成员而言就算是一般常识的观点也会进入讨论，这些观点即使没有提及，也会影响讨论。其他观点也许会包含一些群体成员在此之前并没有考虑到的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当讨论作家海伦时，也许有人会说：“海伦应该着手去做，因为她几乎不会有什么损失。如果她的长篇小说失败了，她仍然可以像从前那样去写通俗的西部小说。”这样的说法通常是将提出者的观点和他的立场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人们不了解他人的特定立场而只是听到相关的观点时，他们仍然会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就其本质而言事关重大。
但是，态度的转变并不仅仅决定于听到他人的观点。讨论中的积极参与会比消极聆听更容易导致态度的转变。参与者和观察者听到的是相同的观点，但是一旦参与者用自己的话语表达该观点时，言语的使用会扩大这种影响作用。群体成员对别人观点重复得越多，他们就越可能在不断的复述中认同这些观点。仅仅是在某一次网络讨论的准备中写下某人的观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态度极化。
这印证了前文说服主题所提到的一个观点。人们的大脑并非像白板那样由说服者填写，在中心路径的说服中，人们怎样看待某条信息很关键。事实上，仅仅对某一个观点思考几分钟也会使看法得以强化。（或许你会回想起，当你仅仅想起某个你不喜欢或喜欢的人时，你的感受也会变得极端起来。）甚至当人们只是设想将和一位持有相反观点的专家一同讨论某一事件时，他们也会充满动力去组织论证并且采取更为极端的立场。
规范影响
第二种对极化的解释涉及与他人的比较。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在其极具影响力的社会比较理论中提出，我们人类希望能对自己的观点和能力做出评价，为此我们可以将自己的观点与他人比较。我们常常被“参照群体”中的人们所说服。所谓参照群体就是与我们相一致的群体。而且，当我们发现其他人和自己持有相同观点时，为了使其他人喜欢我们，我们会将观点表达得更为强烈。
巴伦及其同事们发现，个体的观点得到社会化巩固后会产生极化效应。他们询问爱荷华大学牙科诊所的病人们认为牙科诊所的椅子是“舒适的”还是“不舒适的”。其中一部分参与者会听到研究者询问：“顺便问一句，医生，刚才的那位病人是怎么回答的？”然后牙科医生会把之前那位病人的回答重复一遍。最后，病人们会在一个150~250点的量表上对椅子的舒适程度做出评定。与没有听到自己的观点被证实的参与者相比，那些听到自己的观点被证实的病人断然地做出了更为极端的评定。
当我们要求人们预测在类似海伦困境一类的问题上其他人的反应方式（就像我之前要求你们去做的那样）时，他们通常会表现出人众无知：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他人会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社会普遍认同的倾向（在这个例子中，是指写长篇小说）。即使成功的机会只有4/10，一个典型有代表性的参与者也会建议海伦写那部长篇小说，而且他估计其他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5/10或6/10。（这个发现使我们想起了自利偏差：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要好于社会普遍所希望具有的特质和态度。）当开始讨论时，大部分人都发现自己的观点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出众。事实上，其他一些人比自己更为超前，对于写小说这件事采取了更为坚定的立场。于是他们不再受群体规范的错误约束，而是自由地更加强烈地表达自己的偏好。
或许你能回忆起曾经有一次你和其他人都希望外出游玩，但是你们每个人都害怕迈出第一步，以为其他人可能对此并没有兴趣。这样的人众无知会阻碍人际关系的发展。
又或许你会回忆起曾经有一次在一个群体中，你和其他人都很拘谨地沉默着，直到某个人打破沉默说道：“嗯，坦白说，我认为……”于是很快地，你们都惊讶地发现原来大家都强烈地支持彼此所认同的观点。有时，当教授问大家有什么疑问时，没有人会做出反应，因为每个学生都怕别人以为他或她是惟一一个没听懂的人。所有人都认为自己保持沉默是害怕出丑，而别人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已经听懂了教授的授课。
斯坦福大学米勒和麦克法兰教授从一项实验室实验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他们让人们阅读一篇很难理解的文章，并告诉他们在理解文章时遇到“任何确实难以理解的问题”时可以寻求帮助。尽管没有一个参与者寻求帮助，但他们却认为其他参与者不会和自己一样被害怕出丑的念头约束。他们错误地认为那些没有寻求帮助的人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任何帮助。为了克服这种人众无知，就必须有人站出来打破沉默，使其他人能够发现并且强化他们共同的观点和反应。
这种社会比较理论引发了一系列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人们面对的是他人的立场而不是观点。这大致上类似我们阅读一个民意测验的结果或是选举的最终结果时的体验。如果人们了解了他人的立场——在没有讨论的情况下——那他们是否会改变自己的反应来迎合一个被社会认同的立场呢？（见图27所举的例子。）这种基于比较的极化效应通常没有现场讨论所产生的极化效应那么强烈。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并不是简单地向群体平均值靠拢，而是比其更胜一筹。人们是否期望通过比规范更胜一筹来将自己与群体区分开来呢？这是否是我们需要体验到自我独一无二的又一例证呢？
群体极化的研究表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复杂性。尽管我们十分希望对某种现象的解释能尽量简洁，但一种理论很少能解释所有的数据。由于人类的复杂性，常常会有多个因素影响最终结果。在群体讨论中，有说服力的论点往往决定了那些涉及事实的问题（“她是否为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愧疚？”）。而社会比较会影响那些涉及价值判断的反应（“她应该被判多长时间的徒刑？”）。在很多既涉及事实又涉及价值判断的事件中，这两个因素会共同起作用。发现其他人具有和自己相同的感受（社会比较）会使每个人暗自赞成的那些观点（信息影响）被释放出来。
图27 在了解了他人的不同立场后所表现出的不同方向的群体极化
在“冒险”困境中（如海伦的例子），仅仅是观察到他人作出判断就会增强个体的冒险倾向。在“谨慎”困境中（如罗杰的例子），观察他人作出判断可以增强个体的谨慎性。
小结
潜在的积极和消极结果都来自群体讨论。在你试图理解群体讨论会加强个体的冒险性这一有趣的发现时，研究者发现实际上是讨论加强了原本的主导观点，无论是冒险的还是审慎的。在日常情境中也同样，群体交流会强化观点。群体极化现象为研究者观察群体影响打开了一扇明窗。研究者证实了两种群体影响：信息影响和规范影响。从讨论中收集起来的信息大多支持大家最初的观点，因此会强化成员起初的观点。而且，如果人们在比较了各自的立场后，惊奇地发现其他人都对自己最初的意向持支持态度，那他们就会表现得比以前的意向更胜一筹。
14 群体思维：群体对决策的影响
什么情况下群体影响会阻碍正确的决策？什么情况下群体会促进正确的决策，我们应怎样引导群体作出最好的决策？
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社会心理学现象是否同样会发生在公司董事会或者总统内阁这样复杂的群体中呢？他们是否会出现自我合理化行为？或者自利偏差？那种有凝聚力的“我们的感受”是否会引起从众或是拒绝异议的行为？公开承诺是否可以抗拒改变？是否存在群体极化现象？社会心理学家贾尼斯想知道这些现象是否能帮助解释20世纪的美国总统及其顾问所作出的群体决策。为此，他分析了几次严重的失败决策的过程：
●珍珠港。1941年12月的珍珠港偷袭事件使美国也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发生之前的几个星期，夏威夷的军事指挥收到了一条可靠的消息：日本计划袭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某个军事据点。之后军事情报失去了与日本航空母舰的无线电联系，那时航空母舰正径直朝夏威夷前进。空中侦察队本来应该能侦察出航空母舰的位置或者至少发出几分钟的警报。但是自以为是的司令们完全无动于衷。结果是：直到日军开始对这个毫无防备的基地发动袭击，警报才被拉响。袭击后美军损失了：18艘舰艇、170艘飞机，以及2 400位军人的生命。
●入侵猪湾。1961年，总统肯尼迪及其顾问们试图用1 400名由中央情报局（CIA）训练过的古巴流亡者来袭击古巴，以此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几乎所有的袭击者都被杀或是被抓获，美国颜面尽失，而且古巴与前苏联更为团结了。在得知后果以后，肯尼迪大呼：“我们怎么做出了如此愚蠢的事呢？”
●越南战争。在1964到1967年期间，由总统约翰逊及其政治顾问组成的“周二午餐团”决定扩大对越南的战争，因为他们预测美国的空中轰炸、空降以及搜索捣毁任务会迫使北越政府接受和谈，而南越人民出于感激也会支持和谈。尽管政府的情报专家以及所有美国的盟国都对他们提出警告，但他们还是继续将战争扩大化。这场灾难使58000多美国人和100万越南人丧生，美国人变得极端化，总统被迫下台，庞大的财政赤字加速了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
贾尼斯认为酿成这些大错的原因是由于在群体决策中人们为了维护群体和睦而压制异议，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群体思维。在群体工作中，同志式的友情可以提高生产力。而且，团队精神有助于鼓舞士气。但是在决策时，紧密团结的群体可能反而不利。贾尼斯认为友善的、凝聚力强的群体，对异议的相对排斥，以及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做决策的支配型领导都是培养群体思维的温床。
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1918—1990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名誉教授，提出了著名的“群体思维”理论。
在计划那次不幸的猪湾袭击时，刚刚当选的肯尼迪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高兴地组成了一个极有团队精神的队伍。而对这次计划十分关键的反对观点都被压制或是排除了，总统本人很快就对这次袭击表示了认同。
群体思维的症状表现
从历史记录以及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回忆来看，贾尼斯列出了八条群体思维的症状表现。这些症状集中反映了对异议的排除，表面上看来就是群体成员在遇到威胁时，会努力保持他们的积极群体感。
前两条群体思维症状表现往往导致群体成员高估群体的力量和权利：
●无懈可击的错觉。贾尼斯所研究的群体都表现得过分自信，以至蒙蔽了眼睛，看不到危险警报。当珍珠港的海军总指挥基梅尔得知他们已经与日本航空母舰的无线电失去联系后，还开玩笑说或许日本人打算绕檀香山转一圈。事实上日本人确实这样做了，但基梅尔对这种想法的嘲讽使人们认为这不可能是事实。
●对群体道义无可置疑。群体成员接受了其所在群体内在的道义，却忽略了伦理和道义上的其他问题。肯尼迪等人知道基辛格顾问和富布赖特议员对于袭击一个小小的邻国在道义上持保留态度，但整个群体从没接纳或讨论过这些道义上的疑虑。群体成员还会在想法上变得越来越接近：
●合理化 群体以集体投票将决策合理化的方式来减少挑战。比起自省和重新考虑以前的决定，约翰逊总统的周二午餐团花了更多的时间来使扩大战争的决策合理化（对其进行解释和找出合理的理由）。每个行为都变成了掩饰和合理化。
●对对手的刻板印象 陷于群体思维的人们往往会认为自己的对手不是太难于协商就是太弱小愚蠢以至于难以抵抗他们的计划。肯尼迪等人自认为卡斯特罗的军事力量很薄弱，其支持势力也很弱，因此仅仅一个旅就能推翻他的政权。最后，群体会受制于追求一致性的压力：
●从众压力 群体成员会抵制那些对群体的设想和计划提出疑问的人，而且有时候这种抵制并不是通过讨论而是针对个人的嘲讽来实现。有一次，当约翰逊总统的助理莫伊斯抵达会场时，总统嘲笑他说：“噢，‘阻止爆炸的先生’来了呀！”面对这样的讥讽，很多人都选择了从众。
自我审查导致了一致同意的错觉。
●自我审查 由于异议往往会令人不舒服，而且整个群体似乎表现出一致性，所以人们往往会将自己的疑虑压制下来。在猪湾袭击之后的几个月，施莱辛格自我谴责说，他在“内阁进行的那些重要会议中保持了沉默。即使提出反对意见也无济于事，我仍将被人们厌恶，这样的念头压倒了我的愧疚感”。
人们自由地进行讨论时，并不一定能正确地解决问题。
——约翰·穆勒（1806—1873年，英国哲学家、
经济学家），《论自由》， 1859年
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前的群体思维。尽管有四条信息显示前方可能有冰山，而且一名守望人员提出需要借助于望远镜，但爱德华·史密斯船长——一位受人尊敬的支配型领导——还是坚持让船在夜晚全速前进。这其中有无懈可击的错觉感（“上帝自己也无法弄沉这艘船，”船长曾经这样说过。），还有从众的压力（其他船员都斥责那名不能用肉眼瞭望的看守，对他的异议置之不理。），同时工作人员也存在失职行为（一名泰坦尼克的电报员没能把最后也是最完整的冰山警报传递给船长）。
●一致同意错觉 不要去破坏一致性的自我潜意识压力会导致一致同意错觉。而且，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更坚定了群体的决策。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在上述的三次大失误中十分明显，在其他群体决策失误也是如此。希特勒的顾问斯皮尔把希特勒周围的氛围描述为，从众的压力压制了一切异议。异议的缺乏造成了一致同意错觉：
在正常的氛围中，背离事实的人们会很快被拉回正轨，因为他们会受到周围人的嘲弄或批评，这样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在第三德意志帝国，没有这样的矫正措施，尤其是对那些身处社会高层的人们而言。相反，每个人的自我欺骗都被放大了，就好像是身处一个摆满哈哈镜的大厅里，人们脱离了残酷的外界，梦幻世界般的图景被反复强化。在那些镜子里，除了不断复制的自己的脸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外界没有什么因素能干扰这许多不变的脸的一致性，因为那全都是我自己的脸。
●心理防御 有些成员会保护群体，使那些质疑群体决策效率和道义的信息不会对群体构成干扰。在猪湾袭击之前，肯尼迪把施莱辛格叫到一旁，告诉他说：“不要把话题扯远了。”国务卿腊斯克作为外交和情报专家所应提出的反对袭击的警告也就此打住。就这样他们完全服从于总统的“心理防御”作用，使他不会受到不同意见的侵扰，但却无法保护决策的正确性。群体思维的各种症状表现会阻止群体成员对相反信息以及问题的各种可能性的探寻以及讨论（见图28）。当领导主张某种观点而整个群体又排斥异议时，群体思维就可能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图28 对群体思维的理论分析
英国心理学家纽厄尔和拉格纳多认为群体思维还可能解释伊拉克战争。他们指出，无论是萨达姆还是布什，身边都有一大群和他们具有同样目的的进言者，这就迫使反对者闭嘴，而令其只过滤支持自己假定的信息——伊拉克的假定是对入侵者进行反抗，而美国的假定则是成功地入侵会带来短暂的和平占领和今后长期的民主统治。
对群体思维的批评
虽然贾尼斯的观点和观察结果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一些研究者仍对此持怀疑态度。贾尼斯的证据都是回溯性的，因此他可以挑出支持自己观点的例证。后来的研究也表明：
●支配型的领导方式确实和糟糕的决策相关，有时下属会认为自己太弱小或缺乏自信，因此不敢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群体确实倾向于支持极富挑战性的信息。
●当成员希望从群体中获得接纳、赞许和社会认同时，他们会压抑自己与他人不同的想法。
但是友情并不会滋生群体思维。安全而高度团结的群体（例如，一对夫妻）会为成员提供自由的氛围来提出异议。凝聚力比较高的群体规范既能够导致意见统一（从而造成群体思维），也可以进行批判性地分析，以避免出现群体思维。而一个组织严密的学术团体彼此分享手稿时，他们想要的就是批评：“尽你所能地来给我挑毛病吧。”在自由的氛围中，团结会提高团队工作的效率。
真理产生于朋友间的讨论。
——哲学家休谟（1711—1776年）
而且，当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系泰特洛克教授及其同事在各个历史时期大范围地搜集样本时，清楚地发现即使是良好的群体交流过程有时也会做出错误的决策。1980年，当卡特总统及其顾问们密谋营救在伊朗的美国人质时，他们一度欢迎大家提出各种观点，而且很现实地考虑到了行动的危险性。要不是一架直升机出了问题，营救行动可能已经成功了。（卡特事后回忆说，如果他当时能多派一架直升机，自己可能已经连任总统了。）有时候优秀的群体也会做出错误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