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斯穆里安（Raymond Smullyan）是一位逻辑学家，也是一位道教信徒，佛陀的故事还讲得特别好。有一次佛祖来到镇上，给了每个人一个发问的机会。有个人不想浪费这次机会，想了又想之后问：“最好的问题是什么，答案又是什么？”佛祖回答：“这就是最好的问题，同时这也是答案。”
受这则谜语的启发，我也编了个故事：
问：它通常给问句做开头，但也能给答句做结尾。它是什么？
答：什么。
这就是答案，“什么”这个词通常是问句的开头，但在这则谜语中也是答案。
在纳粹哲学家中，我最喜欢马丁·海德格尔。有一次他做出了这样的定义：人类，就是会拿“这是什么”当回事的生物。他将人类称为Dasein，在德语中代表“此在”（there being）。也许他应该称我们为“何在”（where being），因为在阿里的观念中，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我们不会去下定义，而是会不断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我是什么”也不是随随便便说出口的，根据定义来看，我们就是那种会问“这是什么”的生物。
阿里将智慧称为“Chochmah”，卡巴拉学者将其拆分为“koach ma”，意为“‘什么’的力量”。目前为止我们讲了原质，讲了无限，讲了我生活中快乐和悲伤的故事。现在书读到这里，这些故事也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你会抛出一个大问题：“那又能说明什么？”
我们要怎样看待“无限”呢？也可以换个方式表达，如果现实真的是无限的，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是在和界限搏斗，有时候能跨越界限，有时候会被绊倒，那我们该怎么做呢？要怎样去看待界限这个问题呢？心理学上，我们通常都是在认知层面上认识局限的：它是我们思维或大脑中的小模块，会导致我们对时间产生错觉，听到两种相似但完全不同的声音。再换个角度，如果我们去看动物，它们是一个被划在人类界限之外的群体；如果去看精神病患者，他们是一个被划在精神健康的人类界限之外的群体。这些都是界限，那么它们的界限又是什么呢？我们又是什么呢？
“什么”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什么存在？什么是重要的呢？来看看这个很简单的句子：“我们面对的是‘什么’。”这里面包含了三个关键点。一是“我们”是什么？关于这一点，前面我讲了一些自己发疯的小故事，有些可能会引起你的共鸣，有些不会，这样就组成了一个“我们”。二是“什么”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哲学和科学的范围内探讨过了。阿里真正关心的是第三点：面对。既然是问题“什么”在面对我们，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张脸的问题好了。
我们可以这样说吗，说无限其实有张脸？这是不是既侮辱了现代思维，又侮辱了古代犹太教反对偶像崇拜的戒条呢？这样说是不是在开倒车，又退回去讨论隐形超人在空中飞翔的问题了呢？我们是不是已经彻底放弃现代思维，重新拥抱神话传说了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拥抱”这个词。头脑是用来想象的，手臂是用来拥抱的，“想象”这个词听起来就是精神层面的，“拥抱”这个词听起来就是身体层面的。人们会说，我们的手臂可以拥抱现实，我们的头脑可以进行想象。这也就是十个原质会排成人形的原因：比如说，“付出”和“划定界限”就是这个人的两只胳膊，可以用来拥抱他人，“付出与得到”就是那颗心脏。顺带一提的是，“想象”这个词在拉丁语中就是“抓在一起”的意思。“无限”是无限的，这之间的距离就像认知能力与四肢之间的距离那样遥远。换个方式来看，如果无限真的是无限的，那它肯定能给自己划定界限。如果划不出来，只能说它也有局限。
那么脸呢？来看看戴维斯女士所画的这幅树的插图。
在天空中有一张脸，在树干上也有一张脸。这些脸是不是都是幻觉呢？这棵树是真的吗？不，这棵树不是真的，它只是涂在纸上的墨水而已。这两张脸其实也一样不是真的。
阿里认为，“脸”是“无限”这个概念在人类意识中的一种呈现方式。和老派的卡巴拉学者相比，这是阿里的一个创新，为此他也备受启蒙主义者和传统犹太人的质疑。用韦伯的话来说，他们各有更深层的含意。对启蒙主义者来说，如果说现实有一张“脸”，它就是我们婴儿时期需求和欲望的一种投射。对传统犹太人来说，如果说上帝有一张“脸”，那就违反了十诫中的第二诫。在涉及上帝实体化问题的时候，卡巴拉学者们就要非常小心了。
有个几乎要被逐出教会的意大利翻译、拉比摩西·哈伊姆·卢扎托（Moshe Chaim Luzzatto）认为，阿里并不是在搞偶像崇拜：
（原质）既可以发散光束，也可以收拢光束。虽然它没有实质的形态，但却能以多种不同的形态显现出来，看到的人会以为这就是它本来的模样，但其实它根本就是视观察者而定的。“在先知的手中，这即是众生画像。”（《何西阿书》）从实质上来看，原质只是按顺序排列起来的不同力量，它们之间相互倚仗，相互影响，根据目标的不同加以排列。
卢扎托认为，在我们试图理解“无限”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并不是它的本来面目，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形状。无限本身是具有无限性的，但“看起来像某某”就是一种局限，会受到某种特殊的思维或是特殊的视觉系统的局限。
神经科学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对脸做出反应，有时候又不会呢？在多层迷走神经理论（The Polyvagal Theory）中，史蒂芬·伯吉斯（Stephen Porges）进行了记述，并提出一套名为迷走神经悖论（vagal paradox）的理论。神经科学认为复杂的大脑皮层进化的时间比较短，在它的下面还覆盖着一层更古老的神经系统，从头到屁股全都在它的控制范围内。其中最长的一根分支神经就是迷走神经，它将颅骨、脸部、喉部、心脏和肠道勾连在了一起。迷走神经会在“休息和消化”时降低心率，甚至会造成心率过缓。多层迷走神经能够从头延伸到各器官，它分为两条不同的分支：一条的反应速度比较快，神经细胞的轴突与髓鞘是分离的（有髓迷走神经）；另一条反应比较慢，轴突与髓鞘没有分离（无髓迷走神经）。
再把交感神经算进来，我们就有了三条神经通路，在平时的生活中每一条都有不同的功能。
首先是无髓迷走神经，它会在我们遭遇终极危险时启动。比如说有一条时速40英里的大白鲨朝我们游过来，眼看就要把我们吞下去了，这时我们会尽可能地降低新陈代谢，以期用装死的方法度过这段恐怖的时间。当然，如果我们是缓慢的爬行动物，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是哺乳动物，对能量的要求很高，新陈代谢突然降低很可能会导致死亡。
其次是交感神经，也是在受到威胁时启动。我们会在“斗争还是逃跑”之间选择，不会直接拉闸断电。到了这个时候，思维会变得混乱，容易想不清前因后果，同时面部表情会变得僵硬，没办法表达内心微妙的情感，也察觉不到别人脸上的细微变化。此外，我们会失去分辨人声的能力，对自己的声音也会失去控制，放声尖叫或完全失声都是有可能的。有时候所谓政治的艺术就在于把人聚在一起，然后让他们用交感神经来思考。
最后是有髓迷走神经，它是交感神经上的一个“刹车装置”。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和声音声调，可以玩耍、欢笑、交流。有髓迷走神经就是掌控吸收能力的，根据艾萨克的解释，有位卡巴拉学者在阿里之前一百年提出，最高级别的原质不是知晓的能力，而是吸收的能力。有髓迷走神经还会牵制耳骨，将轰隆隆的巨响减弱，将高分贝的声音放大。我们是很胆小的哺乳动物，这是我们秘密进化出来的一套收音机装备，恐龙一类的动物是听不到的。
哺乳动物进化出了中耳，交流的时候不易被其他爬行动物察觉，而且还能听到更低频率的声音。耳部肌肉缩紧会扯动听骨链，这样就可以听到低振幅、高频率的声音。这种机制既能屏蔽掉频率过高的声音，也能屏蔽掉人声之外的背景声音。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扯动中耳的耳骨，自动切换这套收音装备了。
为了进行正常的社会活动，我们的听骨链缩紧，中耳改变了声音的传导方式，在抑制低频声的同时提高获取人声的能力。但这种选择也是有代价的，要捕捉到低频食肉动物的声音就很难了。
有髓迷走神经只会在安全状况下启动，比如待在屋里或洞穴里，而看到恐龙吓得魂飞魄散的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在有髓迷走神经模式下，我们可以分辨声音，看清面庞，但模式切换后，我们就听不见也看不到了。
在现代神经科学的体系下，这张“无限”的脸，就是在有髓迷走神经模式之下感知到的。我们说上帝也有一张脸，并不是说你向窗外望去，就能看到一张巨人的脸正盯着你看。
那样就太奇怪了。我是想说，生活中的事物都能以第三种方式相互连接起来，这是一种含蓄而温和的情绪潮。我们能听到上帝的声音，却无法理解其中的含意。我们能感知到这种存在，就像是看到一间空屋子，但你知道主人还在。我们冥冥中能感受到宇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洞穴、我们父母的衣橱。
在我看来，现代神经科学和16世纪犹太密教虽然谈不上雷同，但也绝对有相似之处。之所以相似，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人类想要了解自己，都想避免笛卡尔式的错误。他们都认为人是统一体，认为知识就是记录生活的演进，认为自觉是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只不过阿里的理论体现在意识的增进上，神经科学则是从物质结构的角度进行解释，说明我们机体的左右两侧（两个脑半球）是如何运转工作的，比如在与环境进行交互时，哪条是高反馈回路，哪条是低反馈回路。
伯吉斯是一名无神论者，他可能会说：“动用有髓迷走神经时，认识事物就像识别人脸一样，这其实是一种错觉。这明明是用来感受现实存在的器官，我们却要用它来感受不存在的东西，在本质上就是错的。”但艾萨克·卢里亚会回应说：“为什么通过大脑皮层认识世界就更合适，通过大脑边缘系统就不行呢？如果说认识事物是人脑与生俱来的功能，那我们到底要怎样读取这张脸上的表情呢？是去分辨安全还是危险吗？还是读取二进制？还是识别三维物体在时空中的排列次序？我们怎么知道这张脸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和我们闹着玩，什么时候皱眉头，什么时候是在和我们说话呢？”
如果没有大脑和眼睛，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没有大脑和耳朵，我们什么也听不见。但每个人使用这些器官的方式不同，即便有了大脑，我们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也千差万别。处在受惊的状态时，我们是不会对人脸和人声做出反应的。如果像笛卡尔解剖狗那样残忍，我们就不会对动物的脸做出反应。如果我们沉浸在恐惧之中，不光对动物的脸，对人脸也不会有反应。那些身患孤独症的人也不会对他人的脸做出反应。阿里认为信仰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在这个问题上与孤独症患者类似。他们屏蔽掉了生活中“无限”存在的各种征兆。
如果你说“无限”和人压根儿没有相似之处，那我有一个问题：要怎样才能像个人呢？我们像人吗？狗像人吗？假设我想找个人滚床单，将它视为单纯的体力休闲活动，那么我不过是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垫圈而已。连这样都算人的话，为什么不能将宇宙拟人化看待呢？这里所说的拟“人”指的是机体方面的人。假如我就把自己当作纯粹的动物看，这时将宇宙拟人化是不是说它就和动物一样呢？“无限”和动物有相似之处吗？如果这样说，动物的一生都在不断探索进化，那么“无限”当然算是动物了，为了得到“有限”，最好的方法也是去不断探索。如果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对我而言其他人都是谜题，那么“无限”就是谜题。如果伴侣就是和我一起探索世界的同伴，那么拟人化的“无限”也是我探索世界的同伴。
可能有人会说，我不认为自己与事物、生活、宇宙有什么联系，在面对现实时不是斗争就是逃跑，我们不会用有髓迷走神经去交流、去嬉闹、去倾听、去对面部知觉做出反应。只有人类才有脸，事物是没有脸的。
但人类真的有脸吗？我们确实有肌肉和皮肤，脸上也有几个洞能吸收光线和食物。但只有在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时候，脸才是存在的。同理，“无限”的脸也只有在和人类意识互动的时候才存在。可能你想画条线记录一下，但得出的结论是“无限”总是毫无计划、完全随机地出现。为什么呢？因为随机会受到更多的限制，随机性和秩序性是人类意识演进中的两种不同结构。
那么上帝存在吗？有一种信仰上帝的观点认为，你可以给世间的万物列个清单：沃尔沃、吉士汉堡、山丘、夸克、中子星等等，这张清单的最上方会有一个创造这些事物的人，也就是上帝。但阿里不信这套，他认为这是对上帝的一种限制，要想对上帝进行描述，最准确的说法是：上帝是无限的。他认为上帝不应该出现在这张清单上，这听起来好像更像个无神论者。还有一种信仰上帝的观点认为，有髓迷走神经适于对某些事物做出反应，其中就包括人类、动物以及生活经验。阿里更赞同这种说法。
如果“无限”确实有一张脸，那要怎样解释矛盾呢？阿里关注的是两张特殊的脸，直译过来就是“长脸”（Arikh Anpin）和“短脸”（Zer Anpin），在这里“长”是指“长期经受的痛苦”，所以我将它们翻译为“友善的面孔”和“挑战的面孔”。阿里用这两张脸解释了罪恶的问题：如果世间真的有无限的力量和善良的初衷，那么《纽约邮报》上那些惊悚的内容是怎么来的呢？甚至你会想向这种力量发问：“你怎么能这样？”
卢扎托认为，如果世界带来的只有快乐，我们反而会觉得羞愧不安。我们不希望受到牵制，如果外界手把手地将快乐交给我们，反而会徒增牵制感。可以说，我们想要的就是喜忧参半的生活，虽然这样说不太好，但生活中必须有点可以搞砸的事。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
我们需要重新发现、重新理解，需要对现实有充分的感知，需要远离生活中的闲言琐事，这是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我们很容易在对生活一无所知的状态下死去。
普鲁斯特是在提醒我们，生活就是一场冒险，我们有可能会琐事缠身，对真实的生活一无所知。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曾在《丛林猛兽》中警告我们，琐事并不是耗费生命的唯一途径。故事中的主角马切尔先生固执地认为，自己的生命中一定会发生不得了的大事，所以完全没有注意到最好的朋友终其一生都爱着他，而当他意识到的时候为时已晚。直到她去世，他才终于明白，为了等待这件了不得的大事，自己的一生都虚度了。
在我们担心自己虚度光阴的时候，就是“无限”在以“挑战的面孔”面对我们。并不是说有什么超现实的东西在生我们的气，而是为了防止一败涂地，我们在不断地对生活进行衡量。这种所谓的生气其实是一种失望。面对“挑战的面孔”就像面对脾气暴躁、疲倦不堪的父母，他们想让我们做好数学作业，想让我们不要欺负妹妹，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会失望、会愤怒。其实用不着想象出一个巨人像看虫子一样看着我们，只要还存在着碌碌无为的生活方式，总有一天我们会与“挑战的面孔”相遇；选择逃避，灵魂就会受到挑战。
但当我们闻到草地的清香、呼吸清新的空气、凝视他人的时候，其他什么也不用做。单纯的存在就已经足够美好了，不需要大费周章，也不必过关斩将，这就是“友善的面孔”。每当我们庆幸自己依然存在，对整个世界充满感恩的时候，就是在面对着“友善的面孔”。
“友善的面孔”与“挑战的面孔”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就像我们也有生气和高兴的时候一样，只不过是对事物的两种不同的情感表达。它们并不是分裂的，阿里从不认为事物在本质上是分裂的，因为有分裂就会有界限。就像诺斯替主义认为“天堂中只有一种力量”，母乳不可能一边好喝一边不好喝，上帝和撒旦不可能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生活中有充满挑战的瞬间，也有友善的瞬间，它们只是两种表达方式，（对比人类意识来解释的话）是“无限”的两种神态、两种面孔、两种态度。
但比起“挑战的面孔”，“友善的面孔”更贴近现实。这是什么意思？无限要怎么贴近呢？根据阿里的观点（或者说观察、想象），终极的现实就是去感受无尽的喜悦。“挑战”只是我们通向终极的手段。如果对孩子说：我们想要你获得成功，想让你变成一个好人，这个时候“挑战的面孔”就显露了出来。如果我们说：无论你做什么，我们都一样爱你，这就是在展示“友善的面孔”——后者更加真实，也更符合我们真实的愿望。
[1]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哲学概念。——译者注
[2]面对和脸为英语中face的一词多义。——译者注
[3]十诫其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译者注
[4]以上引自史蒂芬·伯吉斯《多层迷走神经理论：情感、连接、交流和自我调节的神经生理基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