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 BIRTH
上个星期，在医院的产房里，产科医师给我看了一个新生儿，他脖子上有鲨鱼一样的鳃裂，还长着一条袋鼠一样前粗后细的尾巴，只有无毛细嫩的皮肤让他看起来还算像个人类。艾斯伯格护士在走廊上轻声告诉我，尾巴卷在婴儿的两腿间，小儿科主治医生掰了许久才知道婴儿的性别。我问她：“婴儿现在怎么样？他的家人呢？”她看着我，扬起细细的眉毛，转身走开，按了一串密码打开门，然后挥手对我再见。
贝克在《拒斥死亡》里评论道，这类诞生“不为大众所知”，他还说“彻底拆穿人类的处境，只会让人疯狂”。
德日进有这么一句很像谜语的话：“某种程度上人类的灵魂是一种嵌入天主之中的、表层炽热通红的物质。”世间万物中，只有人类拥有灵魂，这是德日进思想的核心。同样很关键的还有物质的炽热性——宇宙被由内而外迸散的高热物质填满，以致容不下一切精神与灵魂。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沙 SAND
尘土洒遍万物。如果你一直站着不动，不管你是否设防，尘土都会把你掩埋。盖在你脚上或鞋上的碎沙会渐渐变厚，随后沙尘在四周堆积，你的双脚很快就会被埋住。然后地面盖过你的足踝，升至你的小腿。如果部队里的队长命令他的士兵们长久地站立，他和他的队伍就会像秦始皇的军队一样，被直挺挺地埋进地里。
如果你有耐心，微陨石尘也足以埋葬你：每小时有一吨微陨石尘落到地球上。或者你可以扎进蝗虫堆。在蒙大拿州库克峰11,000英尺的高度，可以看到山侧堆积了一层蝗虫。1907年，这群蝗虫因为飞错路线而受冻，最后撞上了山壁。直到其中某块堆积物剥落并掉进溪中，然后被带到下游，人们才知道有此一事。
尘土埋葬我们的速率不一。纽约市的地平线，每个世纪都在上升。科尔特斯所走过的墨西哥城如今已在地下30英尺，若不是墨西哥城本身也在下陷，它还会在地下更深处。在开挖地下铁路线时，工人曾经掘出一座神庙。碎屑以每世纪4.7英寸的速率把地面抬高。2,000年前大希律王在耶路撒冷重修第二圣殿；圣殿中那面著名的哭墙，修建于摩利亚山顶一面古老的挡土墙之上，现在墙底距离岩床有60英尺深。
回答这个问题：何不掸尘？不管生活在哪一个大陆板块，我们扫地擦桌不只是为了保持整洁，也是为了避免被掩埋。
空气中飘浮的残骸很有意思。意想不到的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蜘蛛的脚及其碎屑。蜘蛛的脚很脆弱，那是因为蜘蛛脚是中空的，牛津大学的大卫·波德尼斯这么解释。蜘蛛脚的残骸中没有肌肉，风一吹就飘走，因此很容易折断，也很容易被吹散。另一种意想不到的空中废屑来源于轮胎。用显微镜观察过的人说，乳胶碎片从腐蚀的轮胎剥落下来的速度快得惊人。农场尘埃、（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硫酸液滴，以及撒哈拉沙漠吹来的沙，聚合起来，形成了掩蔽山谷和海岸的夏日尘霾。
波德尼斯说，我们的“每一次呼吸，都吸入了数百颗微粒”。空气挟带着各种碎屑，除了我们熟悉的那些，譬如毛毯、粪便、尸肉、树叶、珊瑚、煤炭、皮肤、汗、肥皂、淤泥、花粉、藻类、细菌、孢子、油烟、氨和唾沫——还有“来自大海浪花的盐晶，从远方高山刮来的尘埃，火山岩浆冷却后的微粒，以及热带森林火灾的微小炭屑”。那么多，累积起来可真不少。
黄昏薄暮时，悬浮微粒碰到上升的水汽，凝结后一起下落，这就是它们埋葬你的时刻。土中的细菌会吃尽所有能吃的，没被吹走的便留在原地。三十年后，就能积成一英寸厚的表土。（但同时会有好几英寸的表土已被冲刷入海。）
我们活在死人们的头上。最近，考古学家在圣路易斯市郊区挖掘时发现了13个聚落，一个叠在一个上头，有些聚落存续的时间比圣路易斯市的历史还久。在挖掘法国的康贝·格林纳尔洞穴时，古人类学家发现了足足60层的人类居住遗存。
在青铜时代，懒惰的特洛伊人倒是很配合被埋葬的进度。他们从不扫地，而是把垃圾和污物用泥土掩盖然后踩平。不久之后，他们就得弓着身子在屋里行走，于是他们把房门和屋顶加高，然后重复这个过程。侵略者如果打赢了，往往也会在夷平的屋顶上盖起房子。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掘了足足24英尺才找到罗马广场的古迹。
130年前，施里曼在挖掘一处他认为是特洛伊的遗址时，足足挖了16英尺深的壕沟才发现了加工过的石头。其实当时他挖到的仅仅是一堵20英尺的高墙的顶端。经过多年的挖掘，他才知道在这堵墙的基础下还有一堵墙，然后一堵又一堵。考古学家们至今仍在挖掘特洛伊城。
在其他地区，古代近东的金字塔并不是被沙土掩埋，而是沉到地下；它们陷进软土里，然后被分解掉。“每过几年，祭司就得把金字塔筑高数个阶梯，以弥补沉到地下的高度。”达尔文曾经指出，蚯蚓所挖的隧道也会造成建筑物沉陷。纽约市圣约翰大教堂的驻堂作家威廉·洛根写了一本有意思的书《泥土》。他表示，沉重的教堂近年也在下陷。大教堂的基础“已在地下水位之下”，地窖中有股“活泉”涌出。
在加州的圣莫尼卡，每天早晨会有工人驾驶着推土机，在沙滩上翻搅前一天留下的垃圾。我亲眼看到他就像农夫在田里搅动去年的草叶一样，把垃圾推到沙下。最后，他在表面铺上一层沙，让已被纸屑和泡沫塑料垫高了的沙滩看起来变得干净。
根据平哈斯拉比所引述的古谚，死亡分成两种。一种很难，像把绳索穿过桅杆顶端的铁环一样难；一种很容易，像把掉进牛奶里的头发挑出来那样简单。
中国 CHINA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日进从持续30个月的前线烽火中幸存了下来。他的任务是在猛烈的炮火下救助伤患。有人说他“脸庞粗犷如格列柯的画作”，还说他“丝毫不拘泥于教规”。一位和他共事过的军官写道：“他拥有两种显而易见的特性：勇气与谦卑。”一个和他同团的穆斯林突尼斯狙击兵，神秘兮兮地述说道：当他在火线下抢救死伤者时，有一层“神的护罩”保护着他。他为自己能在前线默默付出而欣喜。少有人能活着走出伊珀尔战役，遑论带着满腹满足感走出，更别说是带着欣喜了：
“身历其境的人，才能拥有那种满载惊奇的回忆：在1915年4月的伊珀尔平原上，佛兰德斯的空气中飘着有毒的氯气，伊贝勒运河两岸的白杨木被炮火撕裂；又如1916年7月的索维里，焦黑的山丘上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些超越凡人经验的时刻，就像一股紧紧纠缠且挥之不去的气味，注入人的生命，使人开悟升华，把人带到绝对之境。”那“紧紧纠缠且挥之不去”的气味可能是泥浆的味道——英联邦有20万人死在伊珀尔的泥地里，其中9万人消失在泥浆中。
他喜欢行动。他相信天主指派任务给人类，就是要人类建造世界并赋予其神性，要人类协助天主的救赎行为，让活着的每一刻充满意义——正因为这个缘故，战场深深吸引着他。“身在前线……个人本身只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成为破浪前进的船首的一分子。”他甚至把一篇文章题为《怀念前线》：“东方的所有魅力、巴黎的一切精神温暖，都比不上杜奥蒙的泥浆。……发现自己很少会背负着一个有待完成的使命，一个可以毫无保留全身心投入的使命，这是多么让人心碎啊！”
他上战场时已经是神父了。1918年的一个清晨，他所属的轻步兵兵团在瓦兹的森林里扎营，没有面包和酒可以供他弥撒使用。他把当时的想法记录了下来。
五年后，在北平以西的鄂尔多斯沙漠的峭壁旁，他坐在帐篷里的行军椅上，摊开纸重新回顾他当时萌生的那个想法：如果牧师两手空无一物，他可以在每天日出时，把新一天的进程作为祭品：这千变万化的世界即将产生和获取的一切，以及它即将因衰竭和磨难而失去的一切，都是牧师们可以高举起来作为祭品的。
四年后，同样在中国，他骑马北上来到蒙古草原，调查第四纪堆叠层。在那里，他仍然念诵着他所谓的以世界为祭坛的弥撒，“为新的一日赋予神性”：“我的上主，如今虽不是在埃纳的森林而是在亚洲大草原，但因我再一次没有面包没有酒，也没有祭坛，所以我要超越表征，直抵纯粹和庄严的真实本身。我，你的司祭，要以整个大地为祭坛，献上这世界的苦痛和哀愁。”
云 CLOUDS
博尔赫斯笔下最迷人的虚构人物，要数《博闻强记的富内斯》里的少年伊雷内奥·富内斯。富内斯既不会做归纳，也不会做摘要，“在他的世界里只有细节”。“他能清楚记得1882年4月30日清晨时南方朝云的形状”，他把云朵的形状比喻为他只见过一次的书籍环衬的石纹图案，比喻为凯布拉卓战役前夕船桨在内格罗河所拍起的水花。这位虚构的乌拉圭人富内斯，是在他14岁的清晨看到那些云的。
地质学家给14,000种不同土壤命名。
有一些流浪的哈西德信徒走上自我放逐之路，为的是要“和舍金纳一同承受流亡之苦”。舍金纳即是上帝在这世上的形显——而你必定已经注意到，他若不是处于迷失之中就是正四处游荡。“凡是以此形式疏离于世的，都是上帝的朋友，‘因为陌生人就是陌生人的朋友，因为人的本质就是陌生于世’。”
数 NUMBERS
地球上有1/10的陆地是冻原。任何时刻，地表上只有3%的面积在下雨。闪电大约每秒击中地面100次。每个活人，包括此刻刚出生的婴儿在内，大约每人可以分配1000磅的活白蚁。鸡的数量是人的数量的4倍。
我们中有1/5是伊斯兰教徒。我们中有1/5住在中国。我们中近1/10的人住在活火山或休眠火山的范围内。我们中3%以上有心智障碍。我们每天要喝掉10亿杯以上的茶。我们有10,000种语言。
我们中有1亿人是流落街头的儿童。有1亿2,000万人住在非原出生地的国家。有2,300万人是难民。有1,600万人住在开罗。有1,200万人驾小船捕鱼为生。有750万是维吾尔族人。有100万人在冷冻拖网渔船上。我们中每天有2,000人自杀。
“这些令人头晕目眩的数字导致我们思维迟钝。”《哈特福德新闻报》如是说。但是我们不能思维迟钝。如果思维迟钝，怎么保持思路清晰？我们都希望自己能保持清晰的思路。
构成每个人亲友圈的那群人，几乎比所有的抽样误差都小，比所有的取整误差都小。他们是如此微不足道，即使他们消失，世界也不会眨一下眼。每年有200万以上的儿童死于腹泻，80万死于麻疹。我们可曾为之眨眼？二十世纪前半叶有700万乌克兰人一年内被饿死，二十世纪下半叶有200万柬埔寨人死于非命，有2,100万到2,200万的人死于1917至1918年间的流行性感冒……
那位古生物学家说，他苦于觉得自己像“宇宙中一粒迷失的原子”，对个体的感受变得不再敏感了。新闻记者们称之为“怜悯疲劳”。贝克认为这种漠视死亡的态度是某种对现实的疲劳。你有这种感觉吗？人数多到什么地步就会让人对个体的感受变模糊？变得没有感觉？而且，我们的忍耐力不只因文化而异，也随年龄而不同。儿童很少会为陌生人哀伤——“蓝蓝的水里，有很多很多的黑点。”
德日进称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一支庞大无边的无名部队……这一大群骚动不止的人，或混乱或有序，其数目之大令人惊恐；这由人类组成的缓慢单调的波浪，让信仰最为坚定的人们都觉得心烦意乱”。
洛杉矶机场有25,000个停车位。每一个车位，可以分给一个死于1985年哥伦比亚火山爆发的人；或者分给近两年里因为误触战场残留地雷而死的人。如果5人乘一辆车，几乎全世界的因纽特人都能塞进洛杉矶机场的停车场里。同样的，如果你在一辆车里摆进或叠起4具尸体，那么这个停车场可以装进1945年3月东京空袭里所有的死尸，或是全世界死于两颗原子弹的人，或是死于伦敦瘟疫的尸体，或是布隆迪自1993年以来死于内战的人。然而，那里容纳不下美国的游民，即使一辆车装18人、19人也不行。
撒迦利亚看见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里的香桃木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撒迦利亚问道：“大人啊，这是什么意思？”
那人回答：“这些是奉主之命在遍地走来走去的。”
那是在大流士一世2年11月24日的夜里。
以色列 ISRAEL
在耶路撒冷旧城的拥挤巷道里，一个推着独轮车穿梭其中的巴勒斯坦人大喊：“Yo hablo Espa?ol! Yo hablo Espa?ol!”（我说西班牙语！）
每个时代的欢宴和战争都发生在这里，全世界的苦吟和祈祷也都源自这里。以赛亚说：万民都要流归于她。我们从世界各地涌来，跌跌撞撞来此敬拜——为的是把自己磨圆。
在阿克萨清真寺，我看到广阔的空间中一位老人孤单地倚着柱子而坐。他的胡子很长，裹着黑色的阿拉伯头巾，把大开本的《古兰经》高举到面前。我把视线移开，三角测量和逻辑推论的知识告诉我这个老人的袖子里塞了很多很多糖果，而且他打算偷偷把糖送给那些赤脚的孩子们。每次我回头看他，他都在专心研读《古兰经》，一副好几个星期都不曾挪动过的模样。
《古兰经》的《黄牛章》：“他们问你他们应该怎样费用，你说：‘多不胜数。’”
我曾经和画家乔·雷米瑞兹在耶路撒冷的某个屋顶上写生。依照希腊正教历法，那天是复活节周日的早晨。一位巴勒斯坦妇人撩起她蓝色的裙摆，从屋顶上的门走出来。太阳很大，她眯着眼，饱满的额头闪闪发亮。她跨过屋顶，来到我和雷米瑞兹身边，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复活节蛋。一个蛋染着红色，另一个染着橙色。
我们是大地的器官和四肢，我们是上帝从口中吐出的音节。
圆顶清真寺将摩利亚山的顶峰包围住了，峰顶甚至穿破了寺庙的地板。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走了三天三夜才来到这光裸的岩石上，准备在这里割开他的喉咙。大卫在这里建造祭坛，所罗门又来此建造圣殿。巴比伦人毁掉圣殿，流亡归来的希伯来人再重建圣殿。它矗立了970年，直到2,000年前被罗马人所毁。穆罕默德与大天使吉卜利勒从这里出发，乘飞马彻夜驰往七重天。之后不久，一位阿拉伯哈里发命人筑寺以荣耀此地，他的人马挖了一层又一层的碎石残砾才找到了峰顶石。他们在那里建了一座八角形建筑，此后1,300多年，这座建筑鲜有改变。它的金顶倒覆在峰顶石上，一如真正的天穹覆在大地之上。
现在，我们隔着高墙凝视它，像是在看一个稀世奇玩——地球在一幢建筑里裸露了出来。它是如此珍稀，而来看它的人也是：因为这里明明白白呈现了我们的处境，而我们大费周章前来看它。
邂逅 ENCOUNTERS
只有某种根深蒂固且完全悖谬的上帝观，才能理解以下这个想法：上帝认识而且爱我们59亿人里的每一个。
在那个希腊正教复活节周日的稍晚时分，我手中拿着那颗染红的蛋，坐在耶路撒冷一家饭店的大厅里。一群壮硕的希腊妇人进来，坐在我身边的椅子上。随后又有一人进来，于是我把我的椅子让给她，自己坐在地上。进来的人越来越多，都是些骨骼粗大、身穿黑衣的壮硕妇人，不是祖母辈就是曾祖母辈的。最后她们都离开了，只剩下最年长、也是最胖的一位。她没办法从椅子上站起来，为了帮她，我放下那个彩蛋，抓住妇人裹在黑袖里的上臂，想拉起她，但是没用。
“Sorry。”她说。我把双手穿过她腋下，在她肩后握住，把她的胸拉向我，膝盖顶住她的椅子，我使出了浑身的力气，但仍然没用。
“Sorry。”她说。她挣扎着抓住我的背，上身靠在我的双臂上，两脚用力踏地。
“Sorry。”我们又试了一次。终于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她向我道谢：“Sorry。”我想那是她懂得的唯一英文。
有时候我们会碰触陌生人，有时候我们彼此一言不发。我们旅人——我们与我们同时代各自艰辛行进的伙伴——就像云朵一样聚散。我们会偶然拥抱多少陌生人？我曾在高速公路的公厕里遇见一位美丽但因久病而孱弱的年轻女子，我把她抱在怀里，帮她上下轮椅，帮她穿脱牛仔裤。
阿拉伯半岛上以前有个叫做北也门的国家，我曾经拜访过那里的一个南部小镇。当地部落的居民鲜少见过西方人。数以百计的行人穿越十字路口。在一个拥挤的街口，我看见一辆摩托车停在那里，驾驶座上没有人，后排的特殊座椅里坐着一个婴儿，一个好看又结实的宝宝。我对他打招呼，他慷慨地伸出手递给我一个钥匙圈。我注意到几百名也门人全都停下来围观，其中无疑包括婴儿的父亲或哥哥。
我接过钥匙圈仔细端详，并向婴儿道谢，就像我们平常会做的那样。我注意到那些也门人都在屏息以待，我故意延长时间，直到婴儿的眉间显现出不解，才把钥匙圈交还，这时我听到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思想家 THINKER
为巴·申·托夫领唱诗歌的人说，巴·申·托夫讲经时，听众能从他口中所领受到的，“犹如人们在以色列一度从西奈山顶透过雷与号角的声响所领受到的上帝的言语。在那时候，上帝的声音犹未沉寂，仍流传于世得以听闻”。
强烈的流放感使得以撒·卢利亚用更阴暗的方式来理解神圣火花的概念：因为上帝被坚硬的外壳所囚禁，所以他的身影在任何迷失之地都逐渐凋零。善于推陈出新的巴·申·托夫则不然，他把这个阴郁的想法翻转过来，看到它的光明面：如果外壳可以囚禁上帝，那么我们所见的一切也都可保有神性。卢利亚因为硬壳和四散在外的碎片而绝望，巴·申·托夫则因为火花与其中的上帝而喜悦。这不只是泛神论，而是超泛神论：超验的上帝创造了宇宙，他的身影存在于宇宙的每一粒微尘中。土里裹着煤炭。鸟儿飞越房顶。火苗烧热泥罐。
“当你怀着一颗圣洁之心穿越田野时，所有石头、所有庄稼和所有动物释放出来的灵魂火花都会附在你的身上，然后它们会得到净化，化为你内在的神圣之火。”一位巴·申·托夫的传人如是说。
巴·申·托夫的教导，结合了卢利亚的卡巴拉思想和传统哈西德教派的虔诚。不过他抛开了卢利亚的禁欲观，他说：“不要否认你的肉体，这是上帝所不允许的”——尽管他自己每月坚持守戒一周。他跳过了卢利亚不切实际的救世主思想，回避了卡巴拉僵硬而深奥的精英主义。他讲道，也把他祈祷的果实公开还诸众人。除了坚持传统教义，他还十分强调热情和快乐（“遵守戒条的快乐”），并且他坚信，每一个犹太人，不论有无学识，都可以在上帝面前祈祷。巴·申·托夫把祈祷的价值看得比研读《妥拉》还高。他说，借由虔诚的祈祷，借由牢牢抓住上帝，人们可以指认出天堂，向天堂进发，并最终融合其中。
巴·申·托夫的孙子多夫·贝尔，即大马吉德，是个四处漂泊的讲师。他将热情全部倾注于信仰上帝，认为人是靠着Devekut（虔信）才能站在上帝面前。大马吉德著有《狂喜论》。狂喜，我想是灵魂对神圣所激起浪潮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