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存在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形成，20世纪20年代末逐渐体系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结束后一段时间内，进一步扩展到整个欧洲，20世纪50年代遍及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20世纪50年代是存在主义的顶峰时期。在那个时候，其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连那些一向对哲学不感兴趣的小市民、家庭主妇、小知识分子以及妓女、流浪汉等，都竞相标榜自己是存在主义的信徒。在当时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街道上，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听到人们指着那些光怪陆离地穿着奇装异服的人说：“他（她）是存在主义者！”“存在主义”成了一种时髦，充斥于报纸、小说、杂志、戏院和咖啡馆里。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存在主义哲学又慢慢地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前那种只限于在哲学界里存在的状态。但是，经历了50年代整整十年“高潮时期”的普遍传播，它在60年代后的回缩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它在50年代前的那种状况。恰恰相反，它在一般群众中已经留下很深的影响。因此，存在主义在60年代后的所谓“回缩”，只能这样来理解：人们不再口头上活跃地谈论它，但在思想上仍然遵循着它的原则。所以，迄今为止，就影响的深度而言，存在主义仍然堪称当代最流行的主要思潮之一。
存在主义从开始形成、发展，到它的全盛时期，经历四十个年头。再加上60年代以来，它仍然保持着在哲学界的重要地位和在群众中的重大影响，它的历史已经足足60年。
从1918年到1978年，整整60年中，存在主义的兴亡沉浮，始终与社会时代的脉搏息息相关。
简单地说，存在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的战祸中诞生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阴影中形成体系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酿成的人类空前大屠杀及其余波的恐怖气氛中传播开来的。由此可见，灾难、痛苦、不幸、恐怖和绝望，是存在主义哲学产生、发展、传播的客观条件之一。
所有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在谈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时，几乎都离不开一个“苦”字。海德格尔曾说，我们正处在“无家可归”的时代。在这“无家可归”的时代里，人们失去了精神的依托，感到孤独、空虚、苦闷、恐惧、绝望。萨特说，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被抛弃”（thrown）、“被谴责”（condemned）、“被丢弃”（abandoned），以致于使我们完全从这个世界中“解脱”（free）出来。马塞尔说，这是“破烂不堪的世界”（broken world）；尼古拉·别尔加耶夫（Nikolai Alexandrovich Berdyaev）说，现在，人类陷入空前的“大灾难”（catastrophe）；加缪把这个世界说成是“荒谬的世界”（absurd world）；梅洛-庞蒂则说，这是“颠三倒四的世界”（dislocated world）；如此等等。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了这么多存在主义者的千篇一律的厌世言论，是因为这些对当今世界的责难，不仅是存在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基调，而且也集中地反映了存在主义所由以产生的那个社会历史背景的特点。
当人类进入本世纪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存在主义的故乡——欧洲，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各资本主义列强相互争夺政治、经济霸权；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互视为仇敌，尔虞我诈到达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因此，欧洲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和主要战场。两次大战给人类，特别是给欧洲带来的苦难，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
主要在欧洲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到1918年，持续经历四年零三个月，双方参战国家33个，卷入战争漩涡的人口达15亿以上，动员兵力6，500万之多。战争结果，双方参战兵员中，有百分之六十伤亡，其中有900万人死亡。德国的伤亡人数是600万。而法国的伤亡人数达550万——相当于法国战前男性公民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939年开始，至1945年结束；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的人口卷入战争。在战争中，双方军民死亡人数达5，400万。在欧洲，仅波兰一国，在战争中就死去了6百多万人，占它的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
战争给德国和法国带来的灾难更是无法估量。德国两次成为世界大战的温床，两次又成为战败国。而法国，作为德国的邻国和敌国，两次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战争结果，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在这样的灾难面前，社会本身又拿不出医治创伤的药方。不仅如此，战争反而加剧了社会的矛盾。人们在遭受肉体上的苦痛和物质上的损耗的同时，又看到社会道德的堕落——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互不支持。正如法国存在主义者加缪所说：“在任何一条街道巷里，每个人都可以碰到荒谬绝伦的事情。”①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有些人就必然对生活失去信心，感到绝望；有的人不相信别人，甚至厌恨别人，觉得唯有自己是可靠的；有的人对社会感到绝望，只好诉诸自己；有的人感到生活是不可捉摸的，无规律可言，随时都有被毁灭的可能；……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产生和发展存在主义的最好的土壤和气候，是存在主义思想的最原始的自然材料。
所以，毫不奇怪，每当出现上述类似历史现象，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不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类似存在主义的那种悲观厌世、反理性主义、怀疑一切的思想情绪或思潮。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上述一般社会历史条件，只是为产生和滋长存在主义提供客观的条件；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只是存在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但还不是它的全部根源。
要说明存在主义何以在当时，而不是在另外一个苦难的岁月里产生和发展起来，必须更进一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具体环境，还必须深入分析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和哲学思想的发展水平。以下几节将逐步分析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