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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20年代的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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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萌芽阶段。

(2)形成阶段。

(3)发展阶段。

(4)深入渗透和蜕变的“后发展阶段”。

存在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至20年代初萌芽的。在这一时期,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的萌芽出现在这个时期的德国并不是偶然的。

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德国处在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德国是在19世纪末,靠普法战争的胜利所取得的大量赔款迅速地发展成为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当时的德国野心勃勃,想要同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霸权。从20世纪初开始,德皇威廉二世(1859-1942)就下令内阁及国防部积极准备发动战争。德意志帝国的这种狂妄的掠夺性和侵略性,反映了“暴发户”所特有的那种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的冒险心理。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德国是战败了。上述冒险性和狂妄性一下子就变成极度的悲观和绝望。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国内经济崩溃,社会紊乱,人心惶惶;在国际上,它被彻底地孤立起来。再加上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更使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倍加失望。所有这些心理和思想特征:战前的狂妄——不顾一切地想成为主宰全世界的“霸主”以及战后作为一个战败国的那种特有的情绪——悲观、失望、孤立感等,都很自然地成为当时的存在主义哲学意识的最适宜的土壤。正是在这样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条件的基础上,雅斯贝尔斯等人建立了存在主义的萌芽形态。

实际上,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笼罩于德国社会的那种忽而狂妄、忽而悲观颓废的心理和情绪,并不只是反映在当时的存在主义哲学当中。在哲学以外的文学、历史学、宗教等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也有反映。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不妨以当时的德国文学中出现的颓废文学和德国神学界中出现的所谓“危机神学”作为例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文坛上流行着很多颓废文学的流派,其中主要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象征主义以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868-1933)和莱尔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为代表;而表现主义风靡一时的时候主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格奥尔格和他周围的作家早在1892年就创办了《为艺术的篇页》(Blatter für die Kunst)。这个刊物登载他们的作品,发表他们的纲领。他们认为,真正的艺术就是反理性主义哲学家尼采所主张的那种“为艺术的艺术”;在这些艺术家们看来,人民是一群愚笨的“群氓”,他们自己乃是“超人”,而“超人”的王国乃是“深沉的梦境”。因此,他们的作品歌颂黑夜,害怕光明,反对理性,强调感觉。在他们看来,诗人应想到自己,而不是想到别人,应该写个人的细腻的病态心理感情,而不应关心周围的一切。格奥尔格写的《颂歌》(Hymnen)和《阿尔加巴尔》(Algabal)就是这种“超人”的艺术的典型。在格奥尔格的作品中已经包含了许多与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所反映的狂妄而颓废的心理相类似的东西。格奥尔格所写的《阿尔加巴尔》所歌颂的,是一个只有自己的“存在”的目中无人的罗马暴君赫利奥加巴尔(Heliogabal)。正因为格奥尔格的文学作品歌颂了狂妄、冒险、目中无人的“超人”;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时期,希特勒的党徒们曾经把盖欧尔格推崇为“伟大”的诗人,就像他们当时推崇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那样。

里尔克有一首歌颂关闭在铁笼中的豹的诗。他所歌颂的那种豹,同当时的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及稍后一些时候的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所描述的狂妄的“此在”,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之间的基本相似点在于:我就是一切;我就是宇宙;尽管我被关在铁笼中,但“此在”以外的一切都可以“化为乌有”。请看看里尔克的这首歌颂《笼中豹》的诗:

它的目光因为经过这些铁栏,

变得这样疲倦,什么也把握不住。

它觉得,好像有千条的铁栏,

千条的铁栏后面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步履迈出柔软的步容,

这步容在极小的圈中盘转,

好像力的舞蹈围绕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只有眸子的帘幕时而无声地

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像侵入,

侵入四肢的紧张的静寂——

这图像在心里化为乌有。

据作者自己说,他为了写这首诗,在巴黎公园里亲自在铁笼外对豹作了三天的观察。但是,他观察豹的时候,他心情是矛盾的:既狂妄又悲观。他把自己的心情强加于豹之上,使豹成为类似于存在主义者的“狂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表现主义文学家瓦尔特·哈森克莱维尔(Walter Hasenclever,1890-1940)、剧作家格奥尔格·凯撒(Georg Kaiser,1878-1945)、小说家弗朗兹·魏尔菲尔(Franz Werfel,1890-1945)等人的作品,也表现了类似的思想倾向。

在宗教界,德国人的那种妄想统治世界的野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出现的悲观、失望而不甘心失败的情绪也集中地反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形成的“危机神学”(Theology of Crisis)当中。“危机神学”又名“辩证神学”(Dialectical Theology),最初发端于1919年。在思想和理论方面,这一派神学尤其继承齐克果关于“人”在上帝面前的孤独性和恐惧性的思想观念,强调“人”在“无”面前的“孤寂性”(Einsamkeit des Menschen vor dem Nichts)及其与“恐惧”的基本情态的内在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存在必然导向“自我存在”(Selbstsein)和“自由”的公开化趋势。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籍的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等人。巴特的第一篇著作《论致罗马人信》发表于1919年。接着,巴特等人创办了《两代之间》(Zwischen der Zeit)杂志作为危机神学的喉舌。这派神学认为,人类已陷入危机,世界已进入“末世”;人性败坏,犯了“原罪”的人只能静候上帝的最后审判。

所有这些思想情绪同当时刚刚出现的存在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它们都有共同的基调——否定人性,否定社会,狂妄自大而又悲观孤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形成的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存在主义的所有那些基本特征。但是,在第一阶段,存在主义还没有形成体系。它的主要思想比较零散地表现在雅斯贝尔斯的当时著作中。

作为这一阶段存在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作的,是雅斯贝尔斯发表于1919年的一篇书名为《世界观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的著作。

雅斯贝尔斯的这本存在主义著作奠定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内容和方法论基础。如前所述,存在主义以一种特殊的人生哲学的姿态出现,它的中心论题是人的生存的问题;而它的基本方法则是把人一个一个地割离开来,抛弃人的一般属性和特征,只承认个人的“存在”及其独一无二的“自我存在化”的特性。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心理学》就是以这个内容和这个方法写出的当代存在主义的第一部著作。

雅斯贝尔斯这本书探索了个人的存在问题,分析个人在自己存在中所体现的自我创造,以及人所不可避免的痛苦、罪恶、奋斗、死亡等等。正如雅斯贝尔斯自己所说的:这本书“成为我未来思想的根基”② 。其实,雅斯贝尔斯的这本书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个人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