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把科学知识分为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创制知识。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实践知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知识”包括讨论个人的“伦理学”、讨论家庭的“家政学”和讨论城邦的“政治学”。我们在此只讨论他的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伦理学著作是《尼各马科伦理学》，如果他遗留下来的著作中有哪一部是出自他自己之手，那一定是这部著作。
希腊语中的“伦理”（ethike）出于“习惯”（ethos）。亚里士多德说：“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一类是伦理的。理智德性主要由教导而生成、由培养而增长，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伦理德性则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因此把‘习惯’（ethos）一词的拼写方法略加改动，就有了‘伦理’这个名称。由此可见，对于我们，没有一种伦理德性是自然生成的。因为，没有一种自然存在的东西能够改变习性。例如，石块的本性是下落，即使你把它向上抛一万次也不行，同样不能使火焰下降。凡是自然如此的东西，都不能用习惯改变它。所以，我们的德性既非出于本性，也非反乎本性生成，而是自然地接受了它们，通过习惯而达到完成。”（注19：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第27—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伦理道德既不是完全由教育产生，也不是完全由自然产生，而是从自然接受过来又通过习惯使它完善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并不否认教导的作用，但更强调习惯的影响，这种习惯不同于习俗，而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行为规范。（注20：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三卷，第908页以下诸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
伦理学的主题不是以认识为目的，而是为了实践：“我们探讨不是为了知道德性是什么，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注21：《尼各马科伦理学》，第29页。）。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其一是，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其二是，当情况不明显的时候，我们怎样确定什么是应该做的？（注22：参见〔美〕加勒特·汤姆森、马歇尔·米斯纳：《亚里士多德》，第79页，中华书局，2002年。）
亚里士多德把最好的生活方式称为“幸福”（eudaimonia）。万物生长自有其目的，所有目的之总称就是“善”（agathon），亦即完美的“好”的东西，因而我们可以说，万物在本性上都是追求好的东西，因而都是向善的。人的行为都有其目的，在所有的目的中，应该有某种首要的或者最高的目的。这是一种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它，而它却不以其他东西为目的的目的，即其自身就是目的的目的，这就是最高的善。在描述人类的善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探讨的是作为理性存在的人的行动的终极目的，所以他所说的“幸福”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概念。从词根上说，所谓“幸福”就是有一个好的（eu-）的守护神（daimon），对希腊人来说，幸福就是一个人在各个方面都是成功的，就像一棵大树枝繁叶茂，兴旺发达，从而成为所有人的楷模。一个人出身高贵、家庭和美、吉星高照、一帆风顺、人丁兴旺、事业成功、寿终正寝……这就是幸福。遇到这样的人，我们会说：做人就要像他那样。
不过，虽然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说幸福是最好的事物，但是在究竟什么是幸福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注23：《尼各马科伦理学》，第15页。）。
我们在讨论苏格拉底哲学的时候，分析过“德性”这个概念。在希腊语中，“德性”（arete）的本义指的是一种事物的本性、特征或功能，不同的事物其“德性”是不一样的，例如马会跑，鸟会飞，织布梭子能织布……人的“德性”，亦即人不同于其他东西所特有的才能和品质。人除了一般生物所共有的营养功能和一般动物所共有的感觉功能之外，还有人所特有的理性活动。人的功能是一种生命，是灵魂按照理性的现实活动（energeia）。显然，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人所具有的德性，但是当我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有德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他的行为，这就是说，道德是一种实践活动，不能空谈理论，必须身体力行。既然人的幸福是合乎人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幸福并不排斥快乐，不过快乐并不等于幸福，只有合乎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活动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幸福就是最好、最高尚、最快乐的活动。
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看法与一般人是大相径庭的。对希腊人来说，幸福意味着幸运和机遇——你的命好，碰巧有一个好的守护神。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命运是常变的，而幸福应该是牢固不变的。一个人若是听凭命运的摆布，只能是一会儿快乐，一会儿倒霉，身不由己。而幸福作为本身就是目的的最高目的，乃是“自足”（autarkeia），亦即自我完善。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是幸福的，相反的活动则导致不幸，这种合乎德性的活动贯彻在生活之中，是最持久最有价值的。
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把人的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从伦理学的角度讲，幸福就是合乎伦理德性的活动。那么，什么是伦理德性？在灵魂中有三种东西：情感、能力和品质。情感本身无所谓善恶，而且是被动的。德性也不是指能力，自然赋予我们的能力亦无善恶之分。因此，德性既不是情感也不是能力，而是一种品质（hekseis）。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品质乃是德性的“种”（genos）。当一个人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尽力去做良好的、合理的、高尚的行为，我们就说这个人的“人品”好。所谓“品质”就是这样的“人品”。问题是，什么样的品质是好的、合乎德性的呢？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选择行为的“中道”。一个事物或者概念的定义是由“种加属差”构成的，伦理德性的“种”是品质，“属差”就是选择中道。
伦理德性是处理情感和行为的，在这里存在着“过度”、“不足”和“中间”。例如在恐惧和自信之间的中道是勇敢，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怕，过于自信，就是莽撞。如果过度恐惧且自信不足，则是怯懦。易怒与麻木的中道是温和，挥霍与吝啬的中道是慷慨，献媚与傲慢的中道是友爱，狡诈与天真的中道是明智……所以，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是不同的。理论知识的对象是不变的东西，对于不变的必然的东西，我们只能认识它而不能对它有所作为，而实践知识的对象则是那些在生活中经常变动的事情，我们需要对之深思熟虑，以便判断什么是对自己有益的。
这就是“实践智慧”（phronesis）。
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所说的伦理的理性，即人寻求对他自身好（善，有益）和坏（恶，无益）的理性的品质和行为的能力，也就是辨别和选择善恶、利害的能力。当然，实践智慧是通过谋划、了解、谅解以及聪明这些精神能力来进行的，而这些能力既可能产生好的（善的）行为，也可能产生坏的（恶的）行为。不过，如果没有实践智慧，我们就不可能在两个极端之间选择中道。所以，实践智慧类似自由选择的能力，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它的背后有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品质。只有具备好品质的人才能以善为目的，才是真正具有实践智慧的人。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什么是幸福以及什么是最高的幸福？幸福是合乎德性的活动，而人的德性就是人的善，所以最高的幸福应该是符合最高的善的，它是最好的东西，而且是自满自足的。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思辨（theoretikos）就是最高的幸福。我们在介绍亚里士多德的神学的时候，讨论过理性的思辨活动。既然努斯（理性）是人的本性，按照努斯进行思辨活动就是人的最高幸福。因此，哲学智慧是比实践智慧更高的智慧。
从巴门尼德将存在确立为哲学的研究对象，经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对“是什么”亦即本质问题的探索，到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可以看做是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形成过程，他们是思考为整个西方古典哲学定下了基调。不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一哲学）虽然对后世影响非常大，但是其中许多深刻的思想（例如形而上学以实体为核心的范畴体系确立了世界的逻辑结构、潜能与实现的生成论动态因素等等）迟至黑格尔才真正得到发扬光大。
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哲学中的影响和地位是起伏不定的。亚里士多德生前从来没有达到过像柏拉图那样声名卓著的地位，而在整个晚期希腊和罗马时期，影响哲学发展的主要还是柏拉图，无论是斯多亚学派还是新柏拉图主义等，都只是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某些思想。在中世纪，教父哲学和早期经院哲学亦以柏拉图哲学作为理论基础。公元6世纪初，东罗马帝国（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认为亚里士多德哲学有违教义，遂下令禁止研究。幸运的是，他的学说在东方遇到知音，其著作先后被译为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行。直到12世纪，欧洲才重新发现他的著作的希腊语原本。13世纪时著名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为重建基督教神哲学体系，致力于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取代柏拉图作理论依据并逐渐获得了成功。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亚里士多德哲学才由异端邪说一变而成为中世纪哲学的最高权威。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了西方近代哲学家们批判经院哲学的“替罪羊”。直到18世纪以后，人们才逐渐心平气和地和公正地评判亚里士多德哲学，于是就有了柏林科学院的贝克尔本亚里士多德全集，有了汗牛充栋的考订、注释和评价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恩格斯曾经称亚里士多德为“古代的黑格尔”（注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我们也可以称黑格尔为“近代的亚里士多德”。以后我们将看到，就形而上学而论，亚里士多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确是西方哲学史上两座遥相呼应的丰碑，它们虽然相隔两千多年，但是却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
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可以说是希腊哲学的顶峰或鼎盛时期。他们的思想不仅体现了希腊哲学的最高水平，而且对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西方哲学就是由此而奠基的。苏格拉底对“是什么”问题的探索、柏拉图关于两个世界的划分以及他的体系框架、亚里士多德的推理分析方法等等，以理性主义的基调为西方哲学确立了基本的观念和方向，当然也暴露出种种新的难题，从而吸引着哲学家们不断地变换角度和思路，展开了无穷无尽的探索。
无论哲学家们的初衷是什么，这一时期的哲学家都非常关注知识的问题。尽管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目的也在于知识，但是他们大多是武断地宣称本原是什么，至于知识的可能性等问题则尚未进入他们的视野。经过自然哲学的衰落和智者诡辩的泛滥，知识问题成了哲学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因而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这三代哲学家的思考基本上都是围绕知识问题而展开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很不发达，哲学家们还没有自觉地深入思考诸如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对象等问题，这就决定了知识问题在此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虽然哲学家们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探索，在许多方面形成了极其深刻的思想。
如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早期希腊哲学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一与多的关系问题，亦即自然万物统一的本原与千变万化多种多样的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可以说，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则由于知识问题的重要性，更加关注的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争就是明证。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中古哲学中的经院哲学，构成了唯实论与唯名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当然，如前所述，由于在古代哲学中认识论的问题尚未进入哲学家们的理论视野，因而从早期希腊哲学到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主要是从宇宙论过渡到本体论，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形成时期。无论知识问题多么重要，它毕竟还没有脱离本体论而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就限制了它的深入发展。
参考书目
1.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十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2.苗力田笺注：《亚里士多德选集·形而上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3.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
4.汪子嵩：《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三联书店，1982年。
5.靳希平：《亚里士多德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