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的兴起，为研究“政治社会对有创新见解的思想家的观点有何种影响”这个问题提供了材料。一方面，相比于实际事务，更熟悉书本知识的绅士们总是对哲学家的影响估计过高。实际上，哲学家只是碰巧主张了政党肯定要做的事，才赢得了这份对政治社会的“影响”。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新的错误，即理论家几乎是对社会发展没任何影响的被动产物。以我之见，真理应该在这两个极端中间。但我不准备在这个抽象的问题上浪费精力。我要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从十七世纪末到现在，自由主义及其支派的发展。
带有明显特征的初期自由主义是英国和荷兰的产物，它属于天主教派的新教，维护宗教宽容，认为宗教战争是愚蠢的；它支持商贸和实业，进而倾向于支持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它尤其尊重凭劳动获得财产的权力；它赞成“至少在起始阶段，一切社会都有选择政体的权利”。显然，经财产权调剂过的民主主义是初期自由主义的总体趋向。当时的社会有一种模糊的信念，即人人生而平等，后来的不平等是后天环境造成的。基于此，当时人们很重视后天的教育。当时，国王或贵族把持着几乎所有的政府，而这些当政者们总是不了解（或者是无视）商人们的需求，因此，社会上充斥着反政府的偏见。
初期自由主义乐观而充满生机，但也不缺乏理性和冷静。它代表着一种不断增强的力量，看上去这种力量会很容易就获得胜利，而且能用胜利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利益。由于中世纪的思想曾被用来认可教会和国王的权力，阻碍科学的发展；因此，但凡是中世纪哲学和政治领域的东西，不论好坏良莠，初期自由主义统统反对；不过，它也反对当时还算是近代的狂热主义。总之，它希望能了结政治和神学领域的斗争。
十七世纪欧洲的市民生活。随着新航线的开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欧洲西部的城镇繁荣起来，与此相随的是人们越来越渴望打破宗教的樊笼，自由主义思潮兴起了
当时，整个西方世界都充满了开明精神，所有的阶级都蒸蒸日上，最高的愿望似乎也有了实现的保障。然而，这些愿望终究还是导致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产生了，神圣同盟出现了。这一番折腾之后，自由主义需要歇息片刻，才能再次迎来十九世纪的复苏。
在详细论述之前，应该先考察一下十七至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运动的大体形式。起初，这些形式很简单，后来就变得极其复杂了。按某些广义的说法，整个运动最显著的特征是个人主义。在我要讲的意义上，希腊哲学家（指亚里士多德及其前辈）不是个人主义者。亚历山大时代之后，希腊丧失了政治自由，以犬儒派和斯多葛派为代表的个人主义发展了起来。
斯多葛派说，无论在何种社会状况下，人都可以善良地生活。但在中世纪，包括大部分哲学家在内的人的思绪都受教理、法律和风俗的统一体支配，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善良的，都由宗教会议的智慧决定，个人不得通过独立思考决定。后来，基督新教宣称教务总会也有犯错误的可能，此话一出，这个体系便被破坏了，决定善恶真理成为个人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决定，于是便发生了斗争，主教会议里再也找不到神学的定案了。后来，由于双方谁也没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就设法调和这一堆矛盾。初期自由主义就致力于解决这个主要问题。
于此同时，哲学领域也出现了个人主义的身影。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观点改变了认识的基础，对个人而言，认识的出发点不是整个社会或者他人的存在，而是自己的存在。这种思想上的个人主义或多或少地体现在笛卡尔以来的哲学上。通常来说，思考方式带有个人主义的大多是科学发现者，如果他依据一般公认的真理标准得出新结论，那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按本质讲，科学领域里个人与社会都是暂时的冲突，大致原因在于，科学家们认可的是同样的标准，因此最终总能达成一致。
在与知识和经济有关的问题上，初期的自由主义都是个人主义，但在情感和伦理方面却不是这样。
逐渐发展起来的另一个运动成了自由主义的宿敌。在这个运动中，个人主义扩张到了过分热情的地步，无政府主义表现得更明显了。但是，不能人人都当领袖或者英雄，也不能人人都尽情舒展个人的意志；因此，如果采用了这种哲学，势必要出现“英雄”独裁的局面。
洛克的著作是最早的关于自由主义哲学的详尽论述。洛克是近代哲学家里影响最大的一位。在探讨洛克的哲学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十七世纪英国的一些背景。
关于从内战爆发到克伦威尔自立为“护国主”的过程，在当时来看是空前的。在“普莱德大清洗”之后，国会中的多数议员被克伦威尔改造成了唯命是从的胆小鬼。所以，当他索性要取消国会制度时，据称是“狗也没叫一声”。的确，战争的结果，使人们开始藐视宪政形式，觉得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在克伦威尔生前，英国一直实行军事独裁。
在王政复辟时，国王查理二世发誓再也不参与逃亡了，于是，他被迫接受了某种妥协：不要求征收被国会否决的赋税；颁布“人身保护条例”，被剥夺了任意逮捕臣民的权力。也就是说，查理一世的政敌原本提出的限制王权的要求在王政复辟时代大部分得到了满足。
尽管詹姆斯二世打算和非国教会和解，以便能够藐视国会，但由于他执著地信仰旧教，所以他反倒成了国教会派和非国教会派共同的敌人。为了避免在战时征收必要的税务，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先后对西班牙和法国屈膝媚外。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英国人几乎是人人都想除掉詹姆斯二世，但他们也不想再回到内战的年月和克伦威尔独裁的年月。于是，他们酝酿了一场高难度的革命：为了不让破坏势力得逞，革命必须尽快完成；革命之后，国会的权力必须得到永久巩固；詹姆斯二世退位，改立一个国王；要保全依赖立法裁决和国会的君主制政体。由于贵族和大企业主团结到了一起，革命在瞬间就完成了。
新国王从他的祖国荷兰带来了商业和神学上的聪明才智。旧教徒和非国教会派虽然依然要接受“信教自由令”的种种限制，但也脱离了实际迫害。英国反对法兰西的政策几乎一直持续到了拿破仑失势。
1653年克伦威尔解散了议会，就任护国主，建立了独裁统治。图为克伦威尔解散议会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