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永远的追问
我想谈一谈我对哲学的理解。我十七岁读哲学系，毕业后在一个小县城工作了十来年，然后又回到北京，也回到了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哲学可以算我的终生事业，我对哲学应该有一种理解了。当初报考哲学系，是出于一种比较幼稚的想法。我在中学里最喜欢两门课，一门是数学，一门是语文，也就是解习题和写文章。报志愿时，两样都不肯舍弃，就来了一个折中。我相信哲学可以让我横跨文科和理科。当然这也有一定道理，数学使人享受纯粹思维的乐趣，文学使人关注人生，这两样东西在哲学里都有。不过，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我觉得自己对哲学的性质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概括地说，它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一种永远的追问。
一、哲学开始于惊疑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都说过，哲学开始于惊疑。惊疑，严群译为疑讶，包含惊奇、惊讶和疑惑、困惑两层意思。为了便于讲述，我想把这两层意思拆开来讲。相对地说，惊奇（惊讶）面对自然，由惊奇而求认知，追问世界的本质，形成了哲学中的世界观、本体论、形而上学（在这里是同义词）这一个大领域。疑惑（困惑）面对人生，由困惑而求觉悟，追问生命的意义，形成了哲学中的人生观、生存论、广义伦理学（在这里也是同义词）这另一个大领域。
所以，我们可以概括地把哲学看作世界观和人生观。当然，哲学还有其他一些领域，例如知识论（认识论），这是因为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问题，便转而对我们认识的能力、性质、过程进行审视，尤其近代以来，这方面的内容在哲学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此外还有历史哲学、美学、狭义伦理学等等。但是，从源头看，哲学主要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他则是派生的。
古罗马哲学家奥古斯丁（在《论上帝之城》中）说，智慧的研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沉思性的，即对自然的起源及纯粹真理的研究，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另一种是积极性的，关注生活行为和道德，以苏格拉底为代表。柏拉图是两者的融合。康德说：世上最使人敬畏的两样东西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们说的都是类似的意思。哲学所思的问题无非两大类，分别指向我们头上的神秘和我们心中的神秘。总之，哲学是灵魂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根本性追问，所探究的是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
哲学是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个提法一点也不新鲜，我们不是一直被这么教导的吗？这个提法本身没有错，过去的问题是对它做狭隘的理解，把世界观等同于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把人生观归结为为谁服务了。而这就意味着把哲学等同于政治，并且是一种很狭隘的政治。其实，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内容要广阔得多。
哲学和政治是不同层面的东西，因此，不能从政治角度、阶级利益角度去解释世界观和人生观。要正确理解其含义，最好的办法是回到源头上，不要忘记哲学开始于惊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这种惊疑的经验，不妨回想一下，对我们理解哲学的本义会大有助益。这多半是在童年时期，也许是在夏天的夜晚，当我们仰望满天星斗的苍穹，隐约感觉到世界在时间上的无始无终、在空间上的无边无际，不由自主地惊奇于世界的神秘，这时候我们头脑中一定曾经朦胧地产生过一个问题：世界究竟是什么？这正是一个十足哲学性质的追问。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哲学追问也是从对天空感到好奇开始的，包括泰勒斯在内的好几位古希腊早期哲学家同时也是天文学家。另一方面，许多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一般是在青少年时期，会对人生产生一种困惑。最大的困惑往往是由想到死引起的，当一个人确凿无疑地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也会不可挽回地死去，他就会对生命意义产生疑惑和发出追问。在哲学史上，这一追问同样十分古老，以至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哲学称作预习死亡的活动。
在哲学的两类追问中，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是更根本的。对世界本质的思考并非出于纯粹求知的兴趣，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人生问题，要从整体上把握人生的底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这个问题隐藏在一切哲学本体论的背后。无论世界观还是人生观，都是我们灵魂中的活动，而不是一套现成的意识形态。凡哲学的根本问题皆无最终答案，哲学的价值不在提供确定的答案，而在于使我们始终保持对世界和人生的惊疑和追问。
二、在宗教和科学之间
哲学要追问世界的本质，而世界的本质是无法证明的。可是，两千年来，哲学却一直在努力做一件事，就是试图对世界本质是什么的问题给出一个可靠的答案。它实际上是在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这是哲学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和困难。
要对哲学的这个特点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最好的办法是把哲学与宗教及科学做一比较。
哲学和宗教都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两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之性质是相同的，即都是终极关切。和哲学一样，宗教所关心的也是世界和人生的最根本问题，要对世界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给出一个完整的说明。但是，它们寻求解答的手段完全不同。在宗教看来，世界和人生的整体是一个神秘，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将它弄明白，唯有靠神的启示来接近它。因此，人在神面前应知谦卑，满足于不容置疑的信仰。相反，哲学不肯像宗教那样诉诸天启权威，对终极问题给出一个独断的答案，而是只信任理性，要求对问题做出理由充足的解答。在这一点上，哲学又和科学一样。
如此看来，哲学的追问是宗教性的，它寻求解决的方法却是科学性的。哲学家有一个宗教的灵魂，却长着一颗科学的脑袋。灵魂是一个疯子，它问的问题漫无边际，神秘莫测。头脑是一个呆子，偏要一丝不苟、有根有据地来解答。疯子提问，呆子回答，其结果可想而知。
关于哲学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康德最早做了明确的揭示。他指出：由头脑（他所说的知性）来解答灵魂（他所说的理性）所追问的问题，必定会陷入二律背反。他因此而断定，只能把此类问题的解答权交给信仰。不过，在罗素看来，哲学面向宗教，敢思科学之不思，渴望对宇宙和人生有一种普遍理解，又立足科学，敢疑宗教之不疑，寻求确切的知识，正是这一结合了两种对立因素的品格使之成为比科学和宗教更加伟大的东西。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哲学所追求的目标——把宗教和科学结合起来，用头脑解答灵魂的问题——注定不能实现，它的努力岂不徒劳？这种看法未免肤浅。从目标不能实现看，也许可以说徒劳，但这个徒劳向目标前进的过程却是富有生产意义的。对人类精神发展来说，科学理性与宗教渴望是两种不可或缺的动力，正是在哲学中，它们由于彼此发生的紧张关系而同时得到了激励。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在历史上，凡大科学家都怀有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宗教渴望，凡大神学家都具备寻求可靠根据的科学理性，而他们往往也都是大哲学家。
三、哲学不可能成为科学
用理性手段把握世界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试图把哲学建立成一门科学，这是两千年来西方主流哲学奋斗的目标。然而，近代以来，哲学家们越来越对理性有无这种能力提出怀疑。到了康德，就明确否认了这种能力。
从古希腊开始，哲学追问世界本质的基本思路是世界二分模式，即把世界分为现象界和本体界。这一模式认为，现象是不断变化的、多种多样的，但现象背后必定有一个不变的、统一的本质，哲学的使命就是要寻找变化背后之不变、多背后之一、现象世界背后之本体世界。也就是说，万物皆变，变应该有一承担者，世界必定有一个本来的样子，是它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样子，哲学就要把这个本来的样子找出来。这一思路默认了一个前提，即感觉是不可靠的，只能感知可变的现象，唯有理性才能认识现象背后那个不变的本体界。应该说明，对感觉不信任是古希腊哲学家的共同特点，并不限于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也认定世界有一个感觉不能触及、必须靠理性去把握的终极本质。
这个思路存在着以下疑点：
第一，感觉是我们感知外界的唯一手段，既然感觉只感知到现象，我们凭什么说在现象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本质？至少凭感觉不能证明这一点。近代哲学家中，有三位清楚地论证了这一点，提出三种说法。贝克莱认为：只存在所感知的现象，不存在本质。休谟认为：我们只知道所感知的现象，是否存在本质不可知。康德认为：我们只知道所感知的现象，但我们必须假定现象背后有本质存在，这一点无法证明，仅是必要的信念。
第二，假定变动不居的现象背后有一不变的本质，这只能是理性之所为，是理性（逻辑）追求秩序（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产物。但是，理性同样不能证明它所追求的秩序是世界本身所固有的。这种秩序从何而来？有三种可能的回答。一是从感觉经验中归纳而得，但有限的经验不能提供必然性和普遍性。休谟说：所谓必然性只是经验之重复形成的“习惯性联想”。二是理性与世界本质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一致性，莱布尼茨称之为“前定和谐”，但这种东西即使有，也无法证明。三是理性本身所固有的，理性把自身所具有的先天结构投射到世界上了。这是康德首先提出、胡塞尔加以发展的看法。在这种情形下，秩序都仍然属于现象范围，而与世界本来面目无关。
那么，第三，世界究竟有没有一个本来面目？在现象界背后，究竟有没有一个不受我们的认识干扰的本体界？在康德之后，哲学家们已经越来越达成共识：不存在。世界只有一种存在方式，即作为显现在意识中的东西——现象。康德把本体界（“物本身”）作为一个必要的假设保留下来，这一点遭到了现代哲学家的尖锐批评。其中，尼采和胡塞尔的批评尤为有力。尼采指出，对世界的认识都是透视，必有一定的视角，因而得到的都是现象。即使我们能够穷尽所有的视角，所得到的现象之总和也仍然是现象。所谓本质的假设是以无视角的认识为前提的，而这个前提是荒谬的。胡塞尔指出，实在论也承认在意识中显现的东西是现象，但断定现象背后还有一个引起该现象的原因，即一个“物本身”。其中，朴素实在论认为现象与“物本身”在本质上是相符的，批判实在论则把“物本身”看作我们人类的意识不可达到而唯有假定的上帝的直观才能达到的本体。但任何对象只要进入认识，从而显现在意识中，就必然只能作为现象而存在，这一点对于被假定为绝对认知的理想代表者的上帝也不例外。实在论把在意识中显现的东西解释为外部实在对象的形象表现或记号表现，然而，要知道现象是实在的形象或记号，就必须有一种更高的统觉，可以同时观照现象和实在并加以比较，但我们并无这样的统觉。所以，形象论和记号论都是没有根据的。
哲学从追问世界的本体始，经过两千多年的探索，结果却是发现世界根本就没有一个本体，这不能不说是哲学的惨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哲学的危机”。但是，这只是哲学的某一种思路的失败，它说明哲学不可能成为科学，我们不可能靠理性手段去把握或构造哲学原本想要追问的那个本体，而必须另辟蹊径。
四、出路：沉默和诗的领域？
倘若一个古希腊哲学家来到现代，他一定会大惑不解，因为他将看到，现代的哲学家们都在大谈语言问题，而对世界本身却毫无兴趣。据说哲学家们终于发现，两千多年来哲学之所以误入歧途，原因全在受了语言的误导。于是，他们纷纷把注意力转向语言，这种转向还被誉为哲学上的又一次哥白尼式革命。我本人对之评价不高，怀疑是另一种迷途，偏离了哲学作为根本性追问的真谛。
关于语言如何误导哲学，又有两种相反的看法。
一派哲学家认为，弊在逻辑化的语言，是语言的逻辑结构诱使人们去寻找一种不变的世界本质。因此，哲学的任务是解构语言，把语言从逻辑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哲学真正应该寻找的那个本体世界不是与人无关的世界，而是作为人的生活意义之源泉的世界。这是一个情绪体验的领域，不可凭逻辑手段把握，而只能靠一种诗意的思。持这一看法的有尼采、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哲学、解释学、后结构主义。
另一派哲学家则认为，弊在语言在逻辑上的不严密，是语言中那些不合逻辑的成分诱使人们对一个所谓本体世界想入非非，造成了形而上学假命题。因此，哲学的任务是进行语言诊断，剔除其不合逻辑的成分，最好是能建立一种严密的逻辑语言。哲学应该运用逻辑手段把握真正能把握的东西——经验事实，没有本体论的容身之地。持这一看法的是逻辑经验主义（分析哲学）。
不管这两派的观点如何对立，拒斥本体论的立场却是一致的。可是，没有了那种追问世界之究竟的冲动，哲学还是哲学吗？因为理性不能把握神秘，我们就不再思考神秘了吗？难道哲学从此要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无动于衷，仅仅满足于做逻辑的破坏者或卫士？
有两位哲学家分别代表上述两个对立的派别，然而，与其大多数追随者不同，他们心中仍然蕴藏着那种追思神秘的冲动。他们不愧是现代最伟大的两位哲学家。
作为逻辑经验主义的开创人之一，维特根斯坦也主张只有经验对象是可思考的，哲学只研究可思考的东西，其任务是通过语言批判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但是，他懂得的确存在着超验的领域，例如那种“从永恒观点来直观世界”的本体论式的体验，只是因为它们不属于经验范围，因而是不可思考的，而不可思考的东西也就是不可说的。“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这是神秘的东西，甚至是最深刻的东西，却无法作为问题来讨论。针对此他写道：“真正说来哲学的方法如此：除了能说的东西以外，不说什么事情，也就是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即与哲学没有关系的东西之外，不说什么事情……”真正的哲学性体验只能封闭在沉默的内心世界，作为一门学术的哲学只能谈论与真正哲学性体验无关的东西，这是多么无奈。
海德格尔却试图冲破这无奈的沉默。在他看来，他名之为“存在”的那个超验的领域，乃是作为意义之源泉的神秘领域，的确不是理性思维所能达到的。但是，他相信这个领域“总是处在来到语言的途中”，是可以在语言中向人显现的。不过，这不是沦为传达工具的逻辑化语言，而是未被逻辑败坏的诗的语言。在诗的语言中，存在自己向人说话。于是，海德格尔聚精会神于他所钟爱的荷尔德林、里尔克等诗人，从他们的诗中倾听存在的话语。
当然，沉默和诗都不是哲学。可是，在维特根斯坦的沉默中，在海德格尔的诗思中，古老的哲学追问仍在百折不挠地寻找栖身之地。
哲学的出路何在？对此我也感到迷茫。我不相信所谓哲学已经终结的论调。我宁可相信，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就会有人对世界的神秘进行理性的沉思，因而哲学就会继续存在。也许在经历现在的危机之后，它将更加回避谈论本体，但不可能放弃灵魂的追问，更多地向艺术和宗教学习，但不可能放弃理性的思考。哲学的本性原本就包含着矛盾，它不可能摆脱这种矛盾，否则就不成其为哲学了。我宁可相信，哲学将带着它固有的矛盾向前发展，一代又一代的人将不可阻挡地去思考那些没有最终答案的根本问题，并从这徒劳的思考中获得教益。
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
哲学的精神
我认为哲学的精神远比哲学的学说重要，它是学说的灵魂，具体的学说、观点会过时，比如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永恒轮回”这些观点，现在很少有人谈论了，但哲学的精神会永远活着。
要理解哲学的精神是什么，必须从西方哲学中去理解。我同意王国维的说法，西方哲学是纯粹的哲学，也就是形而上学。中国以前没有哲学这门学科，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影响了一批中国学者，使他们知道了什么是哲学，就以此为参照对中国经学、理学进行整理，这才有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
一、西方哲学的历程：一个失败的努力
我想首先对西方哲学的历史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回过头去看，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的那种追求基本上是失败的。它的追求是什么呢？就是试图用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去把握世界的本质，对世界做一个完整的解释。从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史看，现在大家都承认，这种努力基本上是失败的。但是，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取得了伟大的成果，西方哲学的精神就是在这种看似徒劳的追求中生长起来的，而整个西方文明就是建立在这样生长起来的精神传统上面的。
西方哲学的主流是要依靠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去把握世界的本质，这个主流叫作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就是要从现象背后寻找那个永远存在的不变的东西。为什么要寻找这个东西呢？一是出于好奇心，当好奇心指向整个世界时，就会追问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背后到底有什么永恒的东西。好奇心是理性觉醒的征兆，而理性的觉醒必然伴随着对感觉的不信任。所以，哲学可以说是从对感觉的不信任开始的。在哲学产生之前，古希腊人是通过神话来理解和解释世界的，神话给世界描绘的是一幅感性的图画。随着理性的觉醒，神话作为一种朴素的信仰就衰落了，对感性世界的信任被对理性的信任取代。
事实上，最早的哲学家都是不相信感觉的。那些古希腊的哲学家，不管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都把意见和真理区分得很清楚，认为凭感官只能得出意见，意见只关系到现象，所以是不可靠的，只有靠理性思维才能把握本质，而对本质的认识才是真理。当然，其中也有区别，大致上唯物主义认为理性必须借助感觉才能认识真理，唯心主义则认为理性必须摆脱感觉才能认识真理。但是，不管怎样，对感官的不信任是一致的。可以说，没有对感官的不信任，就不会有哲学。感官所感知的这个世界中，万物都在不断变化，变化应该有一承担者吧，世界必定有一个本来的样子吧，是它在变来变去，哲学就是要把这个承担者、这个本来的样子找出来。如果世界背后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这个世界岂不是太虚幻了，人生岂不是太虚幻了？所以，哲学之产生，根本的动机是要为世界和人生寻找一个实在的本质。
我们在这里看到哲学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面对的问题关系到世界的本质，想要解释整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另一是要靠理性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哲学与神话、宗教做一个比较，那样就更清楚了。柏拉图把人的精神能力区分为理性、感性和意志这样三种，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神话、哲学、宗教都是对世界的解释，那么，哲学靠的是理性，神话靠的是感性，宗教靠的是信仰也就是意志。这三者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解决的方式则完全不同。
哲学想要把握世界的本质，这种努力的潜在动机是为了给人生一个解释，为了解释人生到底有什么终极的意义。也就是说，不是出于纯粹的思考乐趣，而是为了给属于现象世界的我们的人生在本质世界里找到一个终极的根据。
西方哲学试图用理性手段把握世界的本质，这个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呢？应该说结果是失败了。
首先的问题是，哲学家们不管是经验主义的还是理性主义的，都承认人的感官只能感知现象，不可能感知现象背后的本质，那么凭什么说现象背后还有本质呢？感官本身不能提供这个证据。关于这一点，英国经验论谈得很多，比如贝克莱、洛克、休谟，谈得最透彻的是贝克莱。他说，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的感觉，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是通过我们的感觉而被我们知道的，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存在就是被感知。以前我们把这看作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一棍子把它打死。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贝克莱的思路对哲学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教科书里经常提到贝克莱的一个例子，说我走路时踢到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踢到了它。这听起来好像很荒唐，你会说，这块石头即使是在一个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地方，它也是存在着的。那么，贝克莱就会接着问你，你有什么理由说它是存在着的。你一定会说，如果有人走到了那个地方，就能够看见它。好了，贝克莱会说，你还不是因为它能够被感知到才说它存在的，所以，被感知是存在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贝克莱提出这个命题，启发了康德和很多现代哲学家。所谓被感知，也就是在我们的意识里呈现出来，这就是现象这个概念的含义。现象是存在唯一可能的方式，这一点已经成为现代哲学的基本共识。
其次，理性能不能证明现象世界背后有一个本质世界存在着呢？也不能证明。关于人的理性能力，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经验主义观点，认为理性能力无非是对感官所提供的经验用逻辑进行整理的能力，所涉及的永远是现象而非本质。还有一种是有些理性主义哲学家所主张的，比如莱布尼茨、笛卡儿，认为人的心灵世界——包括理性能力与外部世界——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都来自上帝，两者之间有一种前定的和谐，所以人的理性能力能够认识世界的本质。这种说法只是一个信念，是无法证明的。在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康德提出来一种新的说法，我认为他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他说，我们对理性能力经验进行整理后得出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实际是理性本身的先天形式投射在理性能力经验上的，仍属于现象世界，对本质没有丝毫触及。自从康德提出这一说法后，哲学家们都服了，基本上都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提供一个不受我们的认识干扰的本体世界，所能提供的永远只是现象世界。这样，原来被认为是哲学中最重大问题的本体论、形而上学问题，现代哲学家普遍认为那是假问题，纷纷把它抛弃了。
现代哲学家好像都得了形而上学恐惧症，生怕沾形而上学的边，我觉得大可不必。其实，西方哲学用理性去把握世界的本质，这条路到头来被证明为此路不通，这是由哲学的本性决定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哲学有其内在的矛盾，理性无非是用逻辑整理经验的能力，而世界的本质是一个超验的问题，存在于经验的范围之外，当然为理性所不及。像世界本质、生命意义这样的问题本来是属于灵魂的，是信念而不是知识，哲学偏偏要让头脑来做出清晰的有根有据的解答。所以，可以说，西方哲学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我认为，给自己提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试图去解决一个无解的问题，这正是哲学的伟大之处，这种徒劳的努力是一种有意义的徒劳。正是在这样一个对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的执着追求之中，在头脑与灵魂之间、理智与情感之间、理性与超越性之间、思想与信仰之间、知与不可知之间、爱智慧与智慧本身之间、康德所说的Verstehen（了悟）与Vernunft（理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紧张和张力，使得两方面的力量都发挥到了极限，理性和超越性都得到了最大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生长起了西方的伟大精神传统。
二、从西方哲学中生长起来的精神传统：伟大的成果
我所说的“哲学的精神”，就是指在西方哲学两千年来似乎不成功的发展过程中生长起来的伟大的精神传统。在这个精神传统里，可以相对地区分出三种精神，即宗教精神、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我上面说到，西方哲学在其造成的头脑与灵魂的紧张关系中，一方面超越性得到了发展，形成的就是宗教精神，另一方面理性得到了发展，形成的就是科学精神。与此同时，因为理性和超越性的发展，强烈意识到人作为精神性存在的尊严，对人性价值尤其是人的精神性价值予以尊重，这就是人文精神。我认为，这三种精神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比较缺乏的，因而是特别需要向西方学习的。
先说宗教精神。我说的是广义的宗教精神，也就是超越性，即不满足于像动物那样仅仅是活着，要寻求超出生存以上的意义，要过一种有更高意义的精神性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不满足于仅仅过肉体的、物质的生活，还要过灵魂的生活。超越性的反面是世俗性，就是满足于过肉体的、物质的生活。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宗教精神，沉溺在世俗生活中，对灵魂生活没有要求，那是很可悲的。西方宗教的历史是从基督教传入开始的，但是，实际上宗教精神一开始就隐含在希腊哲学对世界的追问里，这是希伯来民族的宗教能够被改造为西方本土宗教的基础。
人的灵魂生活是从困惑开始的，无论民族还是个人都是这样。当然，这是指那种大的困惑，对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发出的根本性的困惑。也许最让人困惑的问题是死亡的问题，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必然会死以后，他就会对生命有无意义感到困惑了。有困惑的人，其实他的灵魂是认真的，他不能容忍人生没有意义、没有根据，一定要问个明白、想个明白。这是一种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态度。认真的结果，就会特别看重灵魂的生活，把内在生活看得比外在生活重要得多。你的外在生活很好，有美满的家庭、理想的职业，有很多钱，但是内心生活空虚、迷茫，你仍然会觉得没意思。相反，内心充实，外在生活差一些就没有太大关系。
总的来说，我觉得西方哲学是重视和鼓励灵魂生活的，形而上学实质上是终极关切，是要为人的灵魂生活寻找一个可靠的来源和归宿。灵魂生活从困惑开始，经过认真的探索，最后要落脚在信仰上。我很喜欢史怀泽的一个说法，就是“与世界整体建立精神联系”，这个说法简洁地说明了灵魂生活和信仰的实质。首先，灵魂生活是指向世界整体的。人的其他生活，包括物质生活、认知活动、社会活动，都具有经验性质，只和周围的环境有关，都不是指向世界整体的，只有灵魂生活、信仰生活是超越有限的经验世界、指向世界整体的。其次，相信世界整体具有一种精神性的本质。西方哲学就一直致力于证明这一点，最后虽然还是证明不了，但是，不屈不挠的求证过程贯穿着并且促进了这样一种信念，就是人类的精神生活一定是有某种非物质的神圣来源的，它的价值是不可用物质来衡量的。其实，相信世界是一个整体，这个信念本身就包含了对它的精神本质的认定，因为如果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宇宙，就只是无秩序的混沌，不成其为整体。最后，凭借对宇宙精神本质的信念，我们的灵魂生活与世界整体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根本的联系。这样，我们就会相信并且感觉到，我们的任何精神性努力都是有根据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在当下的世俗世界里有无实际效果，都绝不是徒劳的。
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哲学是不鼓励灵魂生活的。儒家也讲个人的精神修养，但注重的是道德。道德可以是灵魂生活，也可以不是，就看有没有超越性的指向。在西方哲学中，哲学家们往往是先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体系，再谈伦理学。西方人最看重两极，一极是个人的灵魂生活，另一极是宇宙的精神本质，也可以称作上帝，在这两极之间建立联系。道德属于个人的灵魂生活，它的根据来自上帝，用康德的话说叫作绝对命令，所以完全是自律的，是要对自己的灵魂负责，对上帝负责。儒家的道德不讲形而上的根据，没有超越性的指向，它的根据是社会秩序，是政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为治国、平天下服务的，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社会的政治功利不可分，目的是建立或维护一种稳固的社会等级秩序。这里面也有可取的成分，因为毕竟还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不是一味追求事功，你搞政治也罢，经商也罢，做学问也罢，都要讲道德。可悲的是，现在比儒家时代更差，连这个传统也没有了，功利至上，不要道德，更不用说灵魂生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也是没有灵魂生活的。欧洲的知识分子也很关心社会，但他们往往是把对社会的关心与对自己灵魂的关心统一起来，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解决自己灵魂中的问题。可是，中国的学者中有几人是把学术与自己的灵魂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有几人是有真正的灵魂问题和灵魂生活的？
科学精神是对理性和知识的推崇，尤其表现为对非实用性的纯粹智力生活的热爱。我本人认为，非实用性是科学精神的最重要特征，也就是把人的理性能力本身、人对世界的认知能力本身看作价值，从这种能力的运用和发展中获得最大的乐趣。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具有这个鲜明的特征，它的出发点是对世界万物的强烈的好奇心，而不是实用。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讲得最清楚，他一再说，哲学是最不实用的学问，非实用性是由哲学的爱智慧的本性决定的，非实用性是哲学优于其他一切学问的地方。他指出，“思想纯粹为了思想而思想，自限于它本身而不外向于它物，才是更高级的思想活动”，而这一特征使得哲学成了“唯一的自由学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西方的科学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它骨子里仍保持着哲学的非实用性品格，这一点在许多大科学家身上有充分的体现。凡是大科学家，都不会满足于纯粹的经验研究，内心都始终怀着解开宇宙之谜的渴望，爱因斯坦把这种渴望称作宇宙宗教感情，认为它是科学研究的最高动机。当然，事实上西方科学产生了许多实用性的成果，不过，无论实用性的成果多么伟大，技术如何进步，那都是科学精神的副产品，而且正因为有那种陶醉于探索过程、不问结果的科学精神，才会结出这样丰硕的成果。这是科学研究的辩证法，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结果，如果目标是渺小的，孜孜追求实用，反而在实用方面就收获很小了。所以，我们向西方学习科学，最重要的是要学人家的科学精神，如果只是引进一些实用性的成果，就永远不可能出大师，永远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走。
上面谈的是，从西方哲学中生长起了两样最宝贵的东西。一个是具有超越追求的灵魂。人是有灵魂的，人不应该满足于物质性的世俗生活，而应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就是宗教精神。另一个是具有思考能力的头脑。人是有头脑的，人不应该把思考的目标局限在狭小的实用范围内，而应该能够享受思考本身的快乐，这就是科学精神。实际上，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告诉我们的是同一件事，就是人是一种有灵魂、有头脑的精神性存在，这是人的尊严之所在。那么，人文精神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要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的尊严要有自觉的意识，人文精神的核心概念是人的尊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都可以落脚在人文精神上，都可以包括在人文精神里。人生在世，第一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灵魂，在对人生的态度上自己做主并且负起责任来；第二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头脑，在对世界的看法上自己做主并且负起责任来。在这两方面都意识到并且体现出人的尊严，社会则要为这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建立起一种保护人的自由（包括精神自由）、维护所有个体的人的尊严的秩序。在我看来，西方社会之所以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西方哲学功不可没，这是从西方哲学两千年来看似徒劳的追求中产生的最伟大的成果。
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
哲学的价值何在
哲学有没有用？尤其在今天这个注重实用的时代，哲学的价值何在？这是人们议论得很多的问题，我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哲学没有实用价值
在一般人眼中，哲学是一种抽象、玄奥、枯燥、无用的东西，哲学家则是一些怪人，在实际生活中十分无能，差不多是呆子（与科学家相似）和疯子（与艺术家相似）的双料货。这个印象大致是不错的。事实上，哲学探讨世界的本质、生命的意义之类大而无当的问题，确实没有实际用处；哲学家对抽象思想本身入迷，对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不甚关心，不同于常人，确实怪。
其实，对哲学的这种看法不自今日始。早在哲学发源的古希腊，哲学家已是人们嘲笑的对象。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六卷中说：在人们眼中，哲学家是“怪人”“对城邦无用的人”。阿尔西拜阿底斯《筵话篇》讲了一个故事：苏格拉底服兵役时，有一天，他站在同一个地方想事情，从清早到中午，又到傍晚。有几个人搬来铺盖，想看他会不会站一整夜，结果果然站到了第二天早晨。
说到哲学无用，如果用是指实用价值，这个说法百分之百正确，哲学的确是一切学科中最没有实用价值的一门学科。因此，在当今这个最讲求实用价值的时代，哲学受到冷落也就是当然的事情了。常常有人问我，报考哲学系好不好，我一律劝阻。从哲学系出来，难以找到工作，这是明摆着的。现代社会特别讲求实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变了。我上大学时，学科越不实用就越吃香。譬如说，理科比工科和医农科吃香，那时候有一句话，叫作“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文科中，文史哲都算好专业，没本事的才读财经之类。现在反过来了，越实用就越吃香，例如计算机专业、医学、文科中的财经类专业和法律专业。西方也是这样，会计师、律师、医生可以算现代社会里的铁饭碗，挣钱比一般人多，并且是体面而稳定的职业。在我们国家，热门的专业还要加上外语，因为学外语的人出国或者到外资公司谋职的机会多。
在中国，哲学曾经吃香过一阵，不过那种情况并不正常。那时候，哲学是被等同于政治的，读哲学系差不多是通向仕途的一条捷径。报考哲学系的多半是中学里的学生干部，他们以为搞哲学就是当干部，事实上毕业后也真能当上干部，哲学系的分配方向主要是各级党政机关。现在，机关精简，公务员下岗，这条路也断了。在我看来，这倒是一种正常化。哲学系本来就不应该是培养官员的地方，想当官的人应该进党校或者行政管理学院。我很赞成收缩哲学系的规模，减少哲学从业者的人数。作为一门学科，哲学应该只由对哲学真正有兴趣、有能力的极少数人去研究。从社会分工看，让绝大多数人拥有一技之长并从事务实的职业，专业的务虚人员要少而精，我认为是合理的。哲学正因为没有一点实用价值，专业上的要求就更高。搞文学艺术的，包括写小说、画画、作曲、演戏等，才能差一些，搞出的东西多少还有娱乐的价值。可是，哲学本身不具备娱乐的价值，搞得差就真是一无价值了。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大众需要差的文学艺术，那是一种文化消费，但没有人需要差的哲学，因为哲学无论好坏都成不了消费品。一个人要么不需要哲学，一旦他感到需要，就必定是需要好的哲学。
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不需要许多职业的哲学家，但是否就不需要哲学了呢？一个人可以不必读哲学专业，但是否就不必关心哲学了呢？哲学没有实用价值，是否就等于没有任何用处了呢？
二、不实用正是哲学的价值
哲学没有实用价值，在这一点上，哲学家与一般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分歧在对之的评价。在一般人看来，不实用是哲学的缺点。相反，在哲学家看来，不实用正是哲学的价值之所在，是哲学的大用。
哲学家的兴趣在思想本身，能够从思想本身获得最大的快乐，而不关心其有没有实用价值。这是哲学家的必备素质，不如此就不成其为哲学家。
为什么说哲学的不实用恰恰是它的价值所在呢？可以从两个方面看。第一，哲学所研究的问题，诸如世界的本质、生活的意义之类，的确是最不关实用的，但对它们的关心恰恰体现了人的神性。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注意实用，但如果停留于此，就与动物相去不远。人有灵魂或曰理性，能够关注这些不实用的问题，是人比动物最高贵的地方。第二，哲学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任何实际的手段，靠金钱、权力、革命、社会活动等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唯一的手段是思想。正因为如此，哲学就是一种最为自足的活动。你要解决物质问题或者社会问题，离不开种种实际的手段，你要解决哲学问题，就只需自个儿在那里沉思就可以了。
哲学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生活，满足的是人的精神需要。因此，哲学有没有用，归根到底取决于对精神价值的评价，亦即对个人和人类来说，精神生活有没有用。正是在对精神价值的看法上，中西文化传统显示出了重大差异。我们中国人历来把不实用看作缺点，对于哲学也强调要经世致用，这至少是儒家哲学的传统。据我所知，在中国，接受西方哲学的影响，明确认识到不实用是哲学的价值之所在，并站在这个立场上来批评中国哲学的实用传统的，王国维是最早的一个人。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刚刚传入中国，有的学校准备开设哲学课，当时大权在握的张之洞便抨击哲学无用，坚决反对。针对这一论调，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发表文章予以批驳。他指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所探究的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道理，这些道理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也就是说，哲学的不实用正是哲学的神圣之所在。他特别批评了中国的哲学家都太关注政治，太有政治抱负，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孔、孟、墨、荀，汉之贾、董，宋明理学家，骨子里都是道德家、政治家，其结果是把哲学贬为政治和道德的手段，忘记了哲学的神圣之位置和独立之价值。
我们一直有把哲学实用化的倾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谓“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实用化达于登峰造极，把哲学当作解决工作中、生活中一切具体问题的灵丹妙药，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只要“一分为二”或“抓主要矛盾”似乎就都迎刃而解了。从总体上说，是政治实用主义，把哲学当作政治的工具。现在是市场实用主义，流行营销哲学、卡耐基式的处世哲学之类，教人如何赚钱、如何公关等等。应当指出，这里所说的实用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是两回事，詹姆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毕竟是哲学，是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思考，而实用主义根本就不是哲学。哲学是智慧，不可与技巧、计谋、权术混为一谈。我常常遇到这种情况：讨论一个什么问题，便会有人说，你拿哲学观点分析一下吧。我一律婉谢，因为我不相信一种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插上一嘴的东西是哲学。哲学越是实用，哲学的含量就越少，就越不是哲学。
每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或说与哲学之关系密切的程度，取决于他对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精神生活在他的人生中所占的位置或比重。大致有三种情况：极少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哲学本身成为生活方式；重视生活意义和精神生活的人，哲学是精神生活的形式之一；不关注精神生活、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不需要哲学。
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
哲学在生活中不能派上实际用场，不等于它和生活没有关系。哲学与生活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的回答是：哲学本身就是生活，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此雅斯贝斯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哲学的生活是灵魂在世间生活的方式，这是哲学思考的最终意义之所在。
在古希腊，当哲学发源之初，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乃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其特征是爱智慧胜过爱其他一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西周把这个词译为“哲学”。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等把此译名介绍到中国。“哲”的意思是贤明、智慧（《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诗·大雅》：“其维哲人，告之话言。”“下武维周，世有哲王。”《小雅》：“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礼·檀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应该说比较贴切，但丢掉了“爱智慧”的“爱”这一层意思。
许多哲学家都强调，做一个哲学家就意味着以哲学为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从事理论研究。柏拉图说：“具备真正的哲学灵魂”的人，在他从事的无论何种职业活动中，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坚持哲学”，痛恨相反的“生活方式”（《第七封书简》）。爱比克泰德说：你想当哲学家吗？那么，“你必须舍弃一些爱好，同熟人疏远，受到你的奴仆的鄙视，受到你所遇到的人的嘲笑。你将事事都不如别人顺利——在任职方面、在荣誉方面、在法庭面前”。你必须牺牲这一切，以换得平静、自由和安宁。你不可能两者兼得：“你要么培养自己的理性，要么服从别人的理性；要么专心于内心世界，要么专心于外部——也就是说，你要么做哲学家，要么做群氓。”（《手册》4-8）康德说：哲学家的含义比学者的含义更深，他必须以自己为例显示哲学对他的正确影响（《实践理性批判》1-2-1）。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算爱智慧，才是过一种哲学的生活呢？把哲学家们的有关论述加以归纳，我认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大致有以下这些特点。
第一，关心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力求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世界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空间上是无限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却极其短暂，凡是对这个对照感到惊心动魄的人大抵就有了一种哲学的气质。那么，他就会去追问世界的本质以及自己短暂的生命与这本质的关系，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如果建立了这种联系，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一种永恒的终极的意义。否则，他便会感到不安，老是没有着落似的。这就是所谓终极关切。所以，要过哲学的生活，前提之一就是先得有这样一种气质，已经对世界感到惊奇，对人生感到疑惑了。当然，如果没有这种气质，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可以少受很多痛苦。
第二，除了理性的权威，不承认任何权威。哲学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手段是理性，因此坚持独立思考是哲学的生活的必有特征。对于一切既有的理论、观念、意见，哲学家都要追问其根据，经过自己的思考而决定取舍。任何形式的盲从，包括盲从既有理论、政党立场、公众舆论、流行观念等等，都是哲学的生活之反面。
第三，关注思想本身而非其实用性，能够从思想本身获得最大的快乐。古希腊哲学家都具有以思想为至乐的特点，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理，杀一百头牛庆祝，那心态何等天真、何等可爱。
第四，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哲学家对于社会现实可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完全不关心，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一间隔离的圣所，它的祭司必须远离俗世，潜心真理。另一种是有所关心，但他是站在永恒的立场上来看时代，从坚守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的角度来关心政治的。席勒说：在精神的意义上，摆脱特定国家和时代的束缚，做一切时代的公民，是哲学家的特权和责任。罗素引伯奈特对毕达哥拉斯伦理观的描述：“在现世生活里有三种人，正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三种人一样。”最低一等是做买卖的，其次是来竞赛的，最高一等是来观看的，哲学家相当于这最后一种人。在这一点上，柏拉图有些想不开。他在《理想国》第六卷中谈到：配得上研究哲学的人只有极少数，他们如同落入野兽群中一样，只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因此，哲学需要“找到如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由此提出了哲学家王的理想，试图通过赋予哲学家以最高权力来为哲学的生长创造一个最佳环境。在我看来，这只能是乌托邦。
第五，为了精神的自由而安于简朴的物质生活。古希腊许多哲学家为了过哲学的生活，自愿放弃权力或财产。现在这样的人少了，但仍然有，例如维特根斯坦放弃大笔遗产，并且不肯以哲学为职业。
把哲学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过一种哲学的生活，这是极高的境界，在全部历史上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达到，当然不能对一般人提出这个要求。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哲学当作精神生活的一种形式，在过世俗生活的同时，能够常常进行哲学的思考。
四、哲学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现代人的精神处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虚无主义，信仰普遍失落；二是物质主义，商业化潮流席卷天下，影响到生活方式、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各个方面。在此情形下，有精神追求的人感到困惑、苦闷、彷徨。而哲学一方面寻求信仰，另一方面又具有探索性质，它的这个特点也许能够使之成为处于困惑中的现代人的最合适的精神生活方式。
在精神生活方面，哲学至少能为现代人提供以下帮助：
第一，哲学使我们在没有确定信仰的情况下仍能过一种有信仰的生活。哲学使我们保持对某种最高精神价值的向往，我们不能确知这种价值是什么，我们甚至不能证实它是否确实存在，可是，由于我们为自己保留了这种可能性，我们的整个生存便会呈现不同的面貌。
第二，哲学使我们在信仰问题上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哲学所关注的是人类那些最基本的精神价值，而任何宗教信仰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也都是对这些基本价值的维护和坚守，教义之争或者发生于其他问题上，或者是由于违背了这些基本价值。哲学的思考有助于把人们的目光引导到哲学基本价值上来，促使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求同存异，和平共处。
第三，哲学的沉思给了我们一种开阔的眼光，使我们不致沉沦于劳作和消费的现代旋涡，仍然保持住心灵生活的水准。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竞争十分激烈，人们尤其青年人往往会面临精神追求与生存竞争之间的冲突，为此感到困惑。一个人在精神方面投入太多，必然会疏于物质的追求。在利益的竞争中，面对唯利是图的奸人，品行好的人也很容易吃亏。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拿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也许只能这样想：如果精神追求真正是出于内心的需要，那么，我们理应甘愿承担为此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包括物质利益方面可能遭受的损失。事情取决于你看重什么，仅仅是实际利益，还是人生的总体质量。在这方面，哲学能够使我们对人生的总体质量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力，对于世俗意义上的成败有一种比较超脱的态度，在竞争中为自己保留内在的自由。当然，这不妨碍在可能的情形下，对精神需要和生存需要尽量兼顾。我赞成哈耶克的意见：由市场决定报酬是公正的，不能根据品行来决定，品行无权索取物质报酬。不过，我相信，在现代的市场竞争中，综合素质是更加重要的，其中也包括精神素质。市场上的大手笔往往出自精神视野宽阔的人，玩弄小伎俩的人虽能得逞于一时，但绝没有大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