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那些倾向于将公正视为正义而非正理的人怎么来描述这种区别，他们都会有某种忧虑，即专注于社会现实是否会容易忽略包括个体义务与责任在内的社会过程。我们可能做了正确的事，但并不一定能成功。或者说，出现一种好的结果可能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甚至是偶然性，而我们却误以为正义得到了彰显。仅仅关注现实而完全忽略过程、付出及行为显然是不够的。强调义务和道义论所关注的其他要素的哲学家尤其可能会认为，制度与现实之间的区别跟以前的道义论与后果论之间的区别十分相似。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但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对现实的全面界定本就应该包括导致最终状态的完整过程。十多年前，我发表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上的一篇文章，将之称为包含相关过程的“全面结果”（comprehensive outcome），需要将它与“终极结果”（culmination outcome）区分开来。[1]举例而言，武断地拘捕某人并非只是简单地捕获与拘留该人，它就是字面上所说的，武断地拘捕了人。与此相类似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完全着眼于后果，而忽略人的能动作用。例如，人们因为不可控的情况而饿死和由于有人蓄意而为导致的饿死是有根本区别的（尽管两者都是悲剧性的，但它们和正义的关联不一样）。或者举另一个例子来说，如果某位总统候选人准备在竞选中表示，重要的不是赢得这场选举，而是公平地赢得这场选举，那么其所追求的结果其实就是全面的结果。
再来看一个不同类型的例子。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的“薄伽梵歌”（Bhagavadgita，或简称“梵歌”（Gita）），讲述了在某次重要战役的前夜，而该决战是《摩诃婆罗多》的重头戏，万夫莫敌的勇士阿朱那对领导这次势必会导致无数杀戮的战役表达了深深的怀疑。他的军师克利须那告诉他，他必须忠于职责，也就是不顾一切地去战斗。这场著名的辩论常常被解读为道义论与后果论之争。道义论者克利须那劝诫阿朱那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坚定的后果论者阿朱那则为战争可怕的后果而感到忧虑。
至少从宗教的角度上看，克利须那对于职责要求的尊崇理应使他赢得这场辩论。事实上，《梵歌》已成为印度哲学中一部极具宗教价值的论著，它关注的是“打消”阿朱那的困惑。克利须那的道德立场也得到了世界各地许多哲学和文学评论者的支持。T.S.艾略特在《四季》（Four Quartets）中就曾以格言的形式总结了克利须那的观点：“不必考虑行动的后果，向前行进吧。”为了使我们不至于错解其意思，艾略特阐释道：“不是永别，而是扬帆前行，航海的旅人们。”[2]我在其他地方（《惯于争鸣的印度人》（The Argumentative Indian））曾谈到，如果我们跳出《梵歌》末尾部分辩论的局限，来看该书前面部分中阿朱那的言论，或者从整体上来把握《梵歌》，则克利须那视角的局限性十分明显。[3]事实上，在《梵歌》的结尾处，当“正义战争”获得胜利后，满目疮痍，到处可见焚烧尸体的火焰，女人们在为至亲的离世而哭泣。看到这里，恐怕很难再认为阿朱那更为全面的观点必然会输给克利须那了，可能也会有“永别”，而不只是“前行”的感觉。
尽管从广义上看，上述对比可被视为一种后果论与道义论之间的区别，但这里重要的是必须超越这一简单的对比，去进一步考察为什么阿朱那要努力避免永别的情景。阿朱那所关注的并不仅仅在于，如果他带领手下为正义而战，将会产生很多杀戮。当然那也是他关注的一部分内容，但在《梵歌》前面的部分，阿朱那还表达了这样的忧虑，即在这样一场家族两派之间的战斗中，他本人也将杀人无数，而被杀的人中很多都会是他的亲友，同时还会有许多双方都熟识的其他人。事实上，阿朱那真正担忧的远远不仅是似乎与过程无关的战争结果。要恰当理解社会结果，即正理正义观的核心，也必须将过程纳入全面的考虑范围。[4]我们不能认为社会现实视角是一种狭隘后果论，忽略了道义所关注的问题，而对其不予考虑。
[1] Amartya Sen，‘Maximization and the Act of Choice’，Econometrica，65（1997）
[2] T.S.Eliot，‘The Dry Salvages’in Four Quartets（London：Faber and Faber，1944），pp.29-31
[3] Amartya Sen，The Argumentative Indian（London and Delhi：Penguin，2005）.
[4] 我将在第10章“现实、后果与主体性”中重新谈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