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理智的思考都是黑暗世界中希望与信心的强大源泉。其原因不难理解。即便发现某事令人不快，我们依旧需要审思自身的这种反应，并自问是否应有这种反应，是否应被其左右。理智的思考所关注的是看待和对待他人、其他文化及其他观点的正确方式，并审思不同的道理，以寻求尊重与包容。我们也应理智思考自身的失误并避免重蹈覆辙，正如日本优秀作家大江健三郎那样，他希望日本能在认识自身的领土侵略历史的基础上，保持“民主理念，并坚持永不诉诸侵略的信念”。[2]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通过思考来辨别那些本无伤害他人之意，实际上却造成了这种后果的行为。例如，如果错误地认为不增加粮食供给饥荒就无可避免，那么由于增加粮食供给难以迅速实现，灾祸就有可能不断上演。上百万人可能会由于不理智的宿命思想和故作镇定地假装尊重现实与常识而不采取行动，甚至死于非命。[3]其实，饥荒是容易控制的，部分原因在于饥荒一般只波及一小部分人（很少超过5％，几乎不会超过10％），并且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比如创造紧急就业机会，以使灾民获得临时的收入去购买食物，来重新分配现有的粮食储备。诚然，食物越多事情就越好办（有助于食物的公共分配，而且市场上食物充足也能保证价格稳定），但这并不是一项救助饥荒的绝对必需的措施（常被视为理所当然以及在需要紧急救援时不作为的理由）。由于在灾难中失去所有收入是人们饿死的主要原因，因此可以通过提高这些人群的购买力，对食品供给采取较小规模的再分配，以避免有人饿死。[4]
再来看另一个终于开始得到应有重视的例子，那就是对自然环境的忽视与破坏。日渐明朗的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与人类行为的负面效果紧密相连的问题，但该问题并非源自当代人对后代人的伤害之意，或对后代人利益的刻意漠视。由于缺乏理智的思考与行动，我们目前仍未对环境采取足够的保护措施，对保障优质生活持续性的要求也缺乏足够的重视。为了防止人的无知或漠视而导致的灾祸，我们需要批判性的审思，而非仅仅对他人心存善意。[1].针对这一主题，目前已有大量著述，以及一些辩论。很早就有一些研究关注人类对于环境恶化所应负的责任。马克？萨戈夫（Mark Sagoff）的著作The Economy of the Earth Philosophy，Law and the Environ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对这方面的早期著述作了深刻评述。）
由此看来，理智的思考对我们是有益的，而不是一种威胁。但那些认为“依赖理智是有问题的”的人为何会持相反的观点呢？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对依赖理智持批评态度的人有可能是因为考虑到了如下的情况，即有些人会过分信赖自己的理智，而忽略了与之相左的观点以及可能导致不同结论的论据。这也许就是格洛弗所真正担心的。事实上，有这种担心也是很正常的。但问题的根源显然是草率且失当的自信，而并不是理智思考本身。针对不当理智的改进方法在于更好的理智。实际上，这一转变的过程也是理智审思的任务。此外，在某些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中，对需要审慎斟酌这一点可能也未给予足够的强调，但我们实在很难因此将一切责难都归咎于启蒙思想，或者质疑理智在公正行为或合理的社会政策中所起的作用。
[1] See particularly Nicholas Stern，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The Stern Revie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2]（Kenzaburo Oe，Japan，the Ambiguous，and Myself（Tykyo and New York：Kodansha International，1995），pp.118-119See also Onuma Yasuaki，‘Japanese War Guilt and Postwar Responsibilities of Japan’，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2002）类似地，在战后的德国，从过往的错误，尤其是纳粹时期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已成为当代德国首先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3]我在Poverty and Famines：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和在与让·德雷兹（Jean Drèze）合著的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中探讨过饥荒的原因以及预防饥荒的必要政策。这说明的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错误的理论会导致致命的后果。关于这一点，见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Knopf and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9）and Sabina Alkire，“Development：A.Misconceived Theory Can Kill”，in Christopher W.Morris（ed），Amartya S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See also Cormac Gráda，Famine：A Short Histo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4]进一步而言，既然绝大多数饥荒受难者经常罹患或死于常规疾病（由于饥荒蔓延导致虚弱无力与疾病传播），那么卫生保健和医疗设施应大有用武之地。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中超过五分之四的死亡人数直接与该地区的常见疾病有关，而单纯饿死的人数不到总数的五分之一（见本人的Poverty and Famin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中的附录D）。在其他饥荒中也能看到类似现象。尤其请见Alex de Waal，Famine that Kills：Darfur，Sudan，1984.1985（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也见其Famine Crimes：Politics and the Disaster Relief Industry in Africa（London：African Righ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1997）。我在The Oxford Textbook of Medici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的“人类灾难”（Human Disasters）这一条目中，对这一问题已有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