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包括道德伦理在内的任何领域中，要使理解成为可能，显然都需要遵循某种形式的传统。但是获得理解的事物能否得到接受，则是另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政治激进分子，葛兰西想去改变人们的思考与偏好，但这也要需要接受人们共有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因为要实现沟通，我们必须像前面葛兰西所讲的那样，是“某种成规的遵循者，总是大众中的人或集体中的人”。这是一种双重任务，通过遵循规则让语言和想象实现顺利有效的交流，同时也用这种语言来表达与传统规则不一致的地方。目的是表述和讨论新的事物，而这一事物又必须通过旧有的表达方式来被人们理解。
我们在研究已有的公正思想，同时又提出公正理论需要考虑到的其他方面内容时，很容易看到这种双重任务的存在。由于公共理性和辩论是实现公正的核心（其原因已经讨论过），这种双重任务对于本书的主题极为重要。在研究一项道德主张的正确性时，尤其应该关注的是该主张所基于的推理，以及这种推理方法的可接受性。正如前面（第1章中）谈到的，客观性是这一问题的核心。前面提到，道德客观性的要求与经受公共推理的能力密切相关，而这反过来又与该主张及其论据的中立性紧密关联。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对伯克的批评包括：首先，确认了伯克在为美国要求独立进行辩护的过程中，的确支持奴隶制度“在永久的基础上”无条件存在。随后，沃斯通克拉夫特谴责伯克所持的排他性立场，因为这不符合中立和客观的原则。例如，这违背了罗尔斯的要求，即要使“一个政治信念具有客观性”，必须“有合理的且为人所知的政治观念所指明的缘由，能使所有理智的人认为它是合理的”。[1]
首先是交流和公共推理的语言提出了对于客观性的需求，接着道德评价对于客观性产生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在上述任何一种意义上，客观性都在公共推理中发挥着作用，两种情况下的作用相互联系，而又不尽相同。
[1]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1993），p.119.尽管罗尔斯的表述方式似乎将人们分成理智的和不理智的两类，但是这并未妨碍他的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涵盖愿意参与公共讨论、研究已有的论据和证据，并以一种开放的方式来对其进行理智思考的所有人（关于这一点，参见第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