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否总是——甚至只是——受到理智而不是激情或冲动的引导？如果人们的实际行为并不是按照理性行为的规范进行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对下面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作出相同的回答呢？对人们来说怎么做是理性的？人们实际上会怎么做？一般而言，我们怎么能够希望用同一个答案来回答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呢？难道我们不应该请那些对最大化进行双重使用的经济学家——无论通过直接的推理还是通过暗含的假设——对这个问题予以回答吗？
许多经济学家的确注意到人们在实际选择中对于理性的系统性偏离。对此，赫伯特·西蒙率先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解释。[1]他认为，人们可能无法在所有情况下作出完全理性的选择，乃是由于人们在寻找和使用完全理性所需要的信息的过程中，不能保持始终的集中、充分的坚定和足够的警醒。许多经验研究都表明，人的实际行为可能与其对目标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卡尼曼（Kahneman）、斯洛维克（Slovik）和特韦尔斯基（Tversky）都提出了有力的证据，表明人们可能没有充分认识不确定性的本质，而这种不确定性是在根据现有的信息判断某种情况下的预期结果时可能产生的。[2]
也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有时被称为“意志薄弱”（weakness of will）的情况，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引起了很多哲学家的关注，古希腊人称之为akrasia。某人可能十分清楚应该理性地去做些什么，却没有这么去做。人们可能暴饮暴食，而他们自己也会认为这是愚蠢的或不理性的，然而他们依然没能抵制住诱惑。这在经济学著述中有时被称为“有限的意志力”（bounded willpower）或“不充分的自制”（insufficient selfcommand）。许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18世纪的亚当·斯密到当代的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3]这个问题关注的是人们不能按照完全理性的方式行为，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实际行为的偏离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对理性的概念或其要求进行修正。[4]
理性选择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与经济学领域中一种长期存在的割裂相关。有些学者认为，人们的实际行为应该服从理性的引导。这一假设总的来讲是正确的，其他学者则对这个假设表示高度怀疑。然而对于人类行为基本假设的不同，尤其是对将实际行为看作完全理性的怀疑，并没有阻止现代经济学广泛地使用理性选择来作为预测方法。这种假设经常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被直接采用，而在对其合理性进行某种辩护时，则要么认为它作为一种总体原则已足够接近事实（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分歧外），要么声称这种假设对于问题的研究已经足够，但这些都不是最为真实的描述。
米尔顿·弗里德曼以极大的热情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即允许除了精确性之外的原因而产生的相对于真实描述的偏离，比如说，只要能用简单的模型和充分的数据来进行预测就可以接受。[5]弗里德曼认为，即使是我们所认为的“现实”描述也不应以描述的真实性作为基础，而应“通过观察理论是否可行，即是否产生了足够精确的预测”来判断。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关于描述现实主义的观点，已经受到强烈批判，尤其是保罗·萨缪尔森称之为“F扭曲”（Ftwist）。我不会介入这个争论或讨论其背后的问题，因为这与本书的主题相去甚远，但我曾在其他地方对这一争论（及其背后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过评价。[6]
在审思实际行为的理性时，也存在一些重要的认识上的问题，这有时使得我们对非理性行为过快地作出判断。[7]例如，对其他人来说是极其不理性甚至是完全愚蠢的行为，实际上也许并非那么疯狂。针对不明智行为作出的判断有时可能是因为没有看到某种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即使这些原因存在并且充分。
承认非理性行为的存在的确十分重要，但是对于非理性的判断也许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8]对于本书而言，重要的并不是“人们总是以理性的方式行事”这一假设，而是认识到人们并非完全不服从理性的要求（即使他们不时地做错事，或者在每件事上都没有按照理性的方式行事）。与人们在每个场合都毫无例外地按照理智的要求来行事的能力相比，人们能对其进行回应的理智的思考，其本质对于本书而言更为重要。人们不仅可以在日常的行为中，而且可以在思考更大的问题（如正义的本质和一个可接受的社会特征）时，进行理智的思考。本书会不断涉及人们对各种理智思考进行考量和作出反应的能力（其中一些是众所周知的，另一些则未必）。这些内容不会仅仅因为人们的实际行为与理性选择并不总是一致而与本书无关。对于本书的研究而言，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人们总体而言是能够对他们自己与他人的决定进行理智的思考和审思的，这里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1] 赫伯特·西蒙在“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69（1955）和Models of Though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中，详细研究了有限理性。
[2] See Daniel Kahneman，P.Slovik，and A.Tversky，Judge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See also B.P.Stigum and F.Wenstop（eds），Foundations of Utility and Risk Theory with Applications（Dordrecht：Reidel，1983）；Isaac Levi，Hard Choi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L.Daboni，A.Montesano and M.Lines，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Foundations of Utility and Risk Theory（Dordrecht：Reidel，1986）；Richard Thaler，Quasi-Rational Economic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1）；Daniel McFadden，‘Rationality for Economists’，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19（1999）.
[3] See 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1790）；republished and edited by D.D.Raphael and A.L.Macfie（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Thomas Schelling，Choice and Consequen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Chapters3（‘The Intimate Contest of Self-Command’）and4（‘Ethics，Law and the Exercise of Self-Command’）.
[4] 很多这种偏离都可以归结为一种理查德？塞勒称之为“准理性”（quasi-rational）的一般行为模式，见他的Quasi-Rational Economic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1）.
[5] See Milton Friedman，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6] Amartya Sen，‘The Discipline of Economics’，Economica，75（November2008）.
[7] On this and related issues，see Donald Davidson，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nd edn，2001）.
[8] 理性的要求和对理性的偏离可能有很多形式。我在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中有多篇文章对此有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