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过头来看经济学，尤其是福利经济学（从学术或者政策的角度研究人的福利）中对于幸福的讨论。功利主义者，如边沁、埃奇沃思、马歇尔或者庇古，都将社会选择简单地视为个人福利的加总。他们用个人“效用”来代表个人福利，将效用等同于幸福，并倾向于忽视不同人之间福利和效用的分配不平等。因此他们依据各种状态和政策下幸福的总和，对各种可能的状态和可能的政策作出判断。
福利经济学的命题在20世纪30年代曾受到猛烈抨击。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等人（受“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t）哲学的影响）指出，不能随意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效用比较，因为这缺乏科学依据。而这对当时的经济学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认为，不能以任何方式将一个人的幸福与另一个人的幸福作比较。罗宾斯引用威廉·杰文斯（W.S.Jevons）的话说，“每一个人的思想对另一个人来说都是难以获悉的”，“而且共同的感觉是不可能的”。[1]
这种悲观的看法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对人生的快乐和痛苦作出比较和评价。即使对此存有怀疑和争论，我们还是不难看到，对于某些人际比较还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因此也就产生了一个部分排序（对于这个问题我已在其他地方作过讨论）。[2]这种共识可以从我们在描述不同人的幸福时所用的语言中得到反映。这些语言并未将人置于相互隔绝的孤立岛屿上。[3]如果不能进行人际比较，那么李尔王的悲剧将很难上演。
然而自从经济学家确信——以很快的速度——进行人际效用比较在方法论上存在错误之后，这种更彻底的功利主义传统很快就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被单纯依赖效用和幸福的狭义功利主义所取代。后者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new welfare economics）。其在形式上继续以效用作为唯一的依据（这被称为“福利主义”），但完全摒弃了人际比较。不仅福利经济学的“信息基础”（informational basis）被狭义地限制在效用的范围内，而且人际效用比较也遭到禁止。事实上，以没有人际比较的福利作为社会判断的基础，其信息量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可以对一个人在某种状态下是否比另一种状态下更加幸福进行讨论，却被告知不能将一个人的幸福与另一个人的幸福作比较。
[1] Lionel Robbins，‘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A Comment’，Economic Journal，48（1938）.
[2]（See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San Francisco，CA：HoldenDay，1970；republished，Amsterdam：NorthHolland，1979）.该书赞成在社会选择理论中以部分排序的方式系统地采用福利的人际比较。也可见我的论文“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Welfare”，in Choice，Welfare and Measurement（Oxford：Balckwell，1982；republish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还可见Donald Davidson，“Judging Interpersonal Interests”，in Jon Elster and Aanund Hylland（eds），Foundations of Social Choice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和Alland Gibbard，“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Preference，Good，and the Intrinsic Reward of aLife”，in Elster and Hylland（eds），Foundations of Social Choice Theory（1986）。关于相关问题，见Hilary Putnam，The Collapse of the Fact/Value Dichotomy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3]关于语言在反映客观世界某个方面的作用，在第1章“理智与客观”和第5章“中立与客观”中已有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