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部分民主的捍卫者，在民主本身是否会推动发展和提升社会福利上都十分谨慎。他们大都认为两者皆是好的目标，但是彼此之间是不同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另一方面，民主的批评者似乎很想指出他们所看到的民主与发展之间的严重对立。持这种二分法——“你来决定：是要民主，还是要发展”——的学者们通常来自，至少最初一些学者是来自东亚国家，并且其影响不断增强，因为这一地区的多个国家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甚至之后，都在没有推动民主的情况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这样的一些例子的观察使人们很快得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与专制政体所能做到的相比，民主在促进发展方面表现不佳。难道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不是在没有满足民主治理的基本要求的情况下（至少在其早期）取得了快速的经济进步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特别关注发展的内涵和对民主的诠释（尤其是投票制和公共理性各自的作用）。对发展状况的评价是与人们的生活及其真正享有的自由密不可分的。不能仅仅依据硬性指标的提升，比如国民生产总值（或者个人收入）的增长，或者工业化的进步来看待发展，尽管它们是实现目的的重要手段。它们的价值必须取决于它们对相关人的生活和自由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发展理念的核心。[2]
如果从关注人类生活这样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发展，那么以下这一点会立即变得非常清晰，即需要通过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建构性的关联，而不是仅仅通过它们的外部联系来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虽然政治自由是否“有助于发展”这个问题经常被人问起，但是我们不能没有这样的关键性认识，即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是发展的“构成部分”，并不需要通过其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这一渠道间接地建立它们与发展之间的联系。
然而认识到这一核心的联系之后，我们也需要对民主的后果进行分析，因为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其他类型的自由（除了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之外）。例如，我们要关注经济贫困，我们确实有理由对哪怕仅仅只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产生兴趣，因为提高实际收入能够为取得真正的重要成就扫清道路。例如，在合理分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之间的一般性联系，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认同。除了提高人们的收入之外，经济增长过程也会增加公共税收，而这些税收可用于社会目的，如教育、医疗服务和卫生保健，以及直接改善人们生活和提高人们可行能力的其他设施。的确，有时由于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公共税收的增加速度要比经济增长本身快得多（例如，最近几年，印度经济每年以7%、8%或者9%的速度增长，而公共税收却大概以9%、10%或者11%的速度增长）。公共税收使得政府有机会让人们更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当然，这只是潜在的可能，因为增加的公共税收的实际用途是极为重要的另外一个问题，但是经济增长确实为政府负责任地作出上述决策创造了条件。[3]
对民主和快速经济增长之间兼容性的常见的怀疑，是基于一些选择性的跨国比较。这些比较一方面特别关注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又特别关注印度在很长时间内其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都以3%的速度温和增长。然而更有价值的（至少比基于一小部分国家之间的选择性比较而得出重要结论的普遍做法要有价值）全面的跨国比较，并没有为民主不利于经济增长这种认识提供任何经验性的支持。[1]尽管印度过去常常被当作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来说明民主国家的增长注定要比专制国家慢得多，但现在印度的经济增长明显加快（这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90年代经济改革之后得到巩固，之后继续以高速增长），很难再把印度当作民主统治下经济缓慢发展的典型例子。然而与60年代或70年代相比，今天印度的民主并没有减少。[4]的确，显而易见，推动经济增长的是良好的经济氛围，而不是残酷的政治制度。[5]（
[1] See，for example，Adam Przeworski et al.，Sustainable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Robert J.Barro，Getting It Right：Markets and Choices in aFree Society（Cambridge，MA：MIT Press，1996）.
[2]第11章“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关注过这一问题。
[3]关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对于资源的各种利用和浪费之间的重要对比，见我与让·德雷兹合著的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
[4]为了稳定民主制度，一个国家必须保证一定水平的人均收入。对于这样一个有时受人推崇的观点，印度也是一个反例。
[5]这里也要注意的是，尽管印度的经济政策几十年来都是一团乱麻，但是民主制度本身使得一些加快经济增长的必要改革成为可能，也为其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