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们必须超越经济增长，来认识发展和追求社会福利更全面的要求。必须注意这样的大量事实，即至少在许多情况下，通过赋予受到剥夺的和处于弱势的人群表达的机会，民主与政治以及公民权利会提升其他形式的自由（如人类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与民主在公共理性和形成“协商式治理”中所起的作用密切相关。民主在预防饥荒方面的成功是民主在促进人类安全所作出的众多贡献中的一种，但是民主也有许多其他的应用领域。[1]
民主在维护安全方面的保护力实际上要比其在饥荒预防方面广泛得多。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当繁荣的韩国或者印度尼西亚的所有人的财富都在不断增加时，穷人并没有怎么去思考民主问题。但是当90年代末经济危机到来时（他们陷入了分裂），那些财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人们开始怀念起民主以及政治和公民权利。民主在那些国家突然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其中韩国在这方面采取了重大的改革举措。
毫无疑问，印度受益于民主的保护作用。当自然灾害发生时，它使统治者受到极大的政治激励而采取支援措施。然而印度民主的实践和范围也还相当不完善，尽管其成就已毫无疑问地展现出来。即使这一问题是慢性长期的，而不是像饥荒问题那么急性突发，民主也使反对者有机会去寻求政策的改变。印度在学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儿童营养、基本的土地改革和男女平等等方面的社会政策相对滞后，这反映了缺乏旨在政治参与的公共理性和社会压力（包括来自反对党的压力），而不仅仅是政府的考虑不充分。[2]的确，在民主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未充分利用民主制度所提供的机会从而导致某些方面的失败上，印度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有充分的理由超越选举的正义走向民主的正理。
[1]见联合国和日本政府联合建立的人类安全委员会（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的报告：Human Security Now（New York：UN，2003）。我有幸和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卓有远见的绪方贞子（Sadako Ogata）博士一起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See also Mary Kaldor，Human Security：Reflections on Globalization and Interven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07）.
[2]对于永久性而非临时性的严重剥夺问题的涉及不足，也是印度新闻媒体的一个重要缺陷。印度最著名的编辑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见N.Ram，“An Independent Press and Antihunger Strategies：The Indian Experience”，in Jean Drèze and Amartya Sen（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也见Kaushik Basu，The Retreat of Democracy（Delhi：Permanent Black，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