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主 题
一 主题
海德格尔对早期希腊思想的阐释是一个不可不察的主题。
美国德·保罗大学荣休教授帕尔维斯·艾玛德（Parvis Emad）观察到，从1932年夏季学期讲课《西方哲学的开端（阿那克西曼德与巴门尼德）》（全集第35卷），到1966/67年冬季学期与欧根·芬克（Eugen Fink）合开的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讨论班（全集第15卷），海德格尔探讨早期希腊哲学跨度几近40年。[1]
的确，海德格尔对早期希腊做了长时间的深入阐释。如果把尺度放宽，往前算上1922年夏季学期讲授课上第一次解释巴门尼德教诲诗[2]，往后计入1973年在海德格尔家中举办的策林根讨论班对巴门尼德的讨论[3]，海德格尔解释早期希腊实际上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甚至在海德格尔过世前，在他为自己的全集所拟就的前言草稿中，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名字也再度被提及：
思想作为同存在——作为现身在场性（Anwesenheit）——的那种关联；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νοεῖν ［觉知］，λόγος ［逻各斯］。[4]
早期希腊一直伴随到海德格尔最后的日子。
不过，这都还只是平面性的事实，不具备思想上的充分说服力。海德格尔解释亚里士多德、解释德意志观念论、解释荷尔德林、解释尼采，跨度其实都长达好几十年，时间长度方面的计算并不等于深入到思想的内里。
在笔者看来，海德格尔的早期希腊思想阐释的重要性可从如下三个角度得到认识：
首先，从时代大势看，东西方的碰撞是当前时代的首要问题之一，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基本命运。对此，海德格尔早有预感和认识，将东西方对话称为一场“无可避免的”对话。[5]不过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场对话并不能立刻得到展开，因为有一个前提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是西方思想自身与希腊思想的对话。
为什么东西方对话的前提是西方思想与希腊思想的对话？为什么不是西方思想直接与东方世界对话？因为西方思想本身还是不确定的，不存在可同东方思想对话的、具有同一性的所谓“西方思想”。海德格尔相信，西方思想内部存在着尚未被发掘的可能，这些尚未被发掘的可能就蕴藏在早期希腊思想当中。因此，这里所谓的“西方思想”更准确地说是指自柏拉图以降的主流西方哲学（即海德格尔所判定的“形而上学”传统），而“希腊哲学”则特别指向早期希腊思想。“西方思想自身与希腊思想的对话”，其实质是主流西方哲学与早期希腊思想的对话。这样一场对话才是东西方对话的前提。
这场对话首先关系到西方思想的大方向。西方思想演化至今，流派纷呈，思潮更迭，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何去何从变得莫衷一是。西方思想目前的基调似乎是无基调——多种多样的音调此起彼伏。[6]如果海德格尔确曾为西方思想指出过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反省以柏拉图为轴心的主流西方哲学，重新接通早期希腊世界。自尼采以来，这一思想方向对西方思想史而言显得非常醒目。美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甚至基于自己科学哲学的立场，在文章标题中明确提出“回到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口号。[7]海德格尔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唯一在历史和思想两方面具有宏大气度的、堪与黑格尔比肩的哲学家[8]，其总体意图和具体实行不能不得到 关注。
其次，从西方哲学内部历史的角度看，海德格尔当然不是阐释早期希腊的第一人，在他之前，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尼采都曾对早期希腊思想家做出过解释。[9]
亚里士多德是抱着进步论的立场来看待早期希腊思想家的。在《形而上学》第一卷中，他从自己的四因说体系出发，对早期希腊思想家的哲学观点进行了吸收与评论。更重要的是，对亚里士多德这个希腊人而言，并不存在思想往何处去的历史纠结。当时的西方哲学正处于富有创造力的、历史的无忧无虑之中。
而给哲学带来一种历史的自我意识的黑格尔，在论至巴门尼德时说：“这里可以发现进入到观念物之王国的提升，就此而言真正的哲学思考随巴门尼德开始了。”在黑格尔看来，从巴门尼德开始西方世界才有了“真正的哲学”。巴门尼德的地位在黑格尔这里似乎得到极高肯定，但他转而继续说：“当然，这一开端还是模糊不清的、未经规定的，还不能进一步去说明其中蕴含着什么；但恰恰这种说明乃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此处还没有出现。”[10]连续的几个“还”（noch）字表明了巴门尼德的位置实际上相当低。在黑格尔基于绝对精神的、辩证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早期希腊思想家只是希腊哲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它是“潜在的、直接的、抽象的、一般的”[11]。开端在这整个历史运动中是最抽象的环节，它不具有绝对精神在历经辩证发展之后所获得的绝对确定性：“尊重它是这个神圣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但也只是一个环节。”[12]
黑格尔之后，西方思想进入了一个大幅度解放、同时也意味着巨大混乱的时期。主流传统遭到多方持续围剿并因此溃不成军。先前被压制着的东西——如果“压制”这个词是合适的话——像得到解放的地下亡魂一样鱼贯而出，在大地上肆意游荡。在这个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尼采的意义重大。他几乎凭一人之力扭转了早期希腊思想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尼采，特别是青年尼采对早期希腊的狂热投入，不仅使得一战后的德国掀起了一股解释早期希腊的热潮（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更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整体去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然而，尼采的着眼点是主观而非客观的。他关注的是早期希腊思想家的“人格”（Persönlichkeit），而非思想本身。在尼采看来，和作为土壤的哲学家的个性相比，哲学家的思想和体系只是土壤上有形可见的植物。[13]植物生长、变化、毁灭，土壤却永恒不易。哲学家的个性要比他们留下来的学说更为本质：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至关重要：我之所以考察他们的教导是为了揭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14]
在尼采眼中，早期希腊思想家的思想只是附属结果，透过思想内容所彰显出来的伟大个性才是历史上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学说在不断轮替和变化，个性却具有永恒的典范性。这是早期尼采面对当时德意志“知识庸人”（Bildungsphilister）泛滥的社会状况[15]时所怀抱的立场。
相形之下，只有海德格尔带着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投入对早期希腊思想家的解释。这种解释一方面像尼采一样，将早期希腊思想家奉为后世不可企及的伟大典范；另一方面又同黑格尔一样，展开为一种思想本身的理解和对话。也就是说，他既避免了对于早期希腊思想家的进步论解释，也抛弃了对于早期希腊思想家的主观性视角。
最后，从海德格尔思想本身看，涉及两点：
其一，对于中期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思想的开展而言，三大要素并居核心位置：尼采、荷尔德林与早期希腊思想。[16]
尼采作为形而上学之完成，同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一道，体现了海德格尔对于西方思想当前状况的总体把握与思考。这种思考最后凝聚在技术问题中。荷尔德林作为外在于形而上学的“另一开端的诗人”，指向西方思想的将来。早期希腊思想关及西方思想的曾在。因此这三大要素分别指向当前、将来和过去的时间之三维，并因其根本处的贯通性而互相指引与牵动。
不仅如此，早期希腊思想作为海德格尔所阐发的“曾在”意义上的过去，它还是西方思想的开端。开端是独一无二的。[17]这也是为什么，尼采与荷尔德林都以各自的方式在作为开端的希腊天空下汲取泉源。[18]早期希腊思想因而在这三个核心要素中占据着一个不可比拟的突出位置，它源泉性地会聚了其他两个要素。
其二，“形而上学之克服”可谓中期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关怀。把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其可能性前提在于，对一种非—形而上学或者说形而上学之外的位置有一种认识或预感。[19]恩斯特·云格尔在谈及时代的虚无主义时认为，在虚无主义条件下时代将划分为两个领域，要么是“葬身于虚无性的无（das nichtige Nichts）”之中，要么过渡到“全新的存在之转向（neuen Zuwendung des Seins）”，两者之间存在一条相互区分的“线”。[20]云格尔认为：“线得以被穿越的那个瞬间带来一个全新的存在之转向，现实存在的东西随之开始闪烁。”海德格尔则针对云格尔提问：“我首先想要问的是，是否情况是相反的，即全新的存在之转向才首先带来穿越线的瞬间。”[21]在海德格尔看来，并不是先发生对线的穿越，之后才进入一个全新的存在领域；而是反过来，这种全新的存在领域的开启才带来对线的穿越。这片领域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是早期希腊和荷尔德林。对他们的解释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存在之转向”，只有这种全新的转向发生了，才可能产生一个穿越“线”的瞬间，亦即克服形而上学（虚无主义）的瞬间。
在1941到1944年的讲课中，海德格尔按顺序进行了阿那克西曼德解释（1941年夏季学期，全集第51卷）、荷尔德林解释（1941—1942年冬季学期，全集第52卷；1942年夏季学期，全集第53卷）、巴门尼德解释（1942—1943年冬季学期，全集第54卷）和赫拉克利特解释（1943年夏季学期，1944年夏季学期，全集第55卷）。可以看到，荷尔德林解释和早期希腊解释在互相交织中进行。其原因恰恰在于，荷尔德林与早期希腊思想一道构成了克服形而上学的合力。因此，要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至少从中期存在历史看，理解他的早期希腊解释和荷尔德林解释是必要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一旦缺失，海德格尔无以进入到把形而上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审的光照当中。
附带指出，“形而上学之外的位置”在西方思想内部指的是早期希腊思想与荷尔德林。与此同时，这个名称也指示着西方思想的外部，即非西方的思想。非西方的思想，在当前主要是指东方，特别是指中国思想。[22]所以海德格尔对老子的译读不是突发奇想，不是出于个人兴趣或者殖民者自感优越的猎奇心，也不是受到“东方主义”（Orientalism）[23]的研究动机的推动，而是出于思想理路之必然。张祥龙先生指出，在思想史上海德格尔只赞许过早期希腊思想家、荷尔德林和老子。[24]这一揭示指明了这三条路向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的意义。但就老子而言，决定性的事情并非老子思想本身，而是“形而上学之外的位置”这一规定性。海德格尔关注老子并不是因为他对东方思想特别有好感，仿佛一个西方哲学家没有来由地就对东方的东西倾慕有加，温顺地想要做东方的学生——海德格尔曾贬义地使用过“中国式的”（chinesenhaft）一词[25]；而是出于他自己的、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理路的需要。
二 本书思路
本书首先力图在材料掌握上达到尽可能完整的程度，其次尝试采取一个贯通性的视角来观察海德格尔各个阶段的解释。
具体来讲，笔者以海德格尔1935年夏季学期的讲授课《形而上学导论》（全集第40卷）作为考察的出发点。
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有两股构成紧张关系的力量：πόλεμος和λόγος。πόλεμος的意思为“战争”，海德格尔从存在论角度将这个词翻译为Auseinandersetzung，我们依从字面将海德格尔的译法翻译为“相分设置”。而希腊语的基本词λόγος ［逻各斯］则被海德格尔理解为“会聚”（Versammlung）。前一方力量强调的是斗争、区分、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敞开；后一方力量偏重的是和谐、同一与应合。这两股斗争与和谐的力量构成了本书考察海德格尔早期希腊阐释的基本线索。
通过对文本的梳理，笔者的考察结果是，海德格尔对早期希腊思想的阐释表现为从强调斗争到强调和谐的变化过程。在这样一条从斗争到和谐的线索上，海德格尔对πόλεμος ［战争］、φιλία ［爱］、ὁμολογεῖν ［协调一致］、τὸ αὐτό ［同一］这几个词的解释特别凸显而出。这几个词是海德格尔思想从斗争到和谐的基本演变环节，构成了本书的考察重点。
从思想本身上讲，πόλεμος和λόγος之间的紧张性力量分别涉及存在自身的结构、存在与人、存在与存在者以及存在者与存在者这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人在这四个方面中占据一个枢纽位置，因为人勾连起了其他三方的关系。“同存在者之存在的关联的一劈为二的二重性（Die zwiespältige Zwiefalt）乃是人在存在者之中的非同寻常的身位的标志。”[26]在中后期海德格尔这里，“存在论差异”（ontologische Differenz）[27]的前期表达被重新表述为“二重性”。人作为“此—在”（Da-sein），领会着存在而处身于存在者之中。存在经由人得到解蔽，人是存在的解蔽之所。在存在之解蔽状态中，存在者显现而出并取得相互之间的统一性。而存在者的显现又是面向着人的：人在存在的光照中与存在者相遭遇。人因此处于存在和存在者的“之间”领域，它是一种奇异诡谲的（δεινόν ［奇异的，厉害的］，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小节）存在。它之所以奇异诡谲，正在于这种二重性并非近代形而上学所理解的感性—超感性（动物—神）的分裂关系，而是一种在存在和存在者之间往复循环的、柔和的差异化发生（柔和来源于不分裂）。这种差异化发生打开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动态敞开域（das Offene）。人的奇特本质就从这一敞开域而来，得到规定。人之为人不在于他是一种拥有λόγος ［语言，理性，逻各斯］的动物，而在于他被这一敞开域、这一“之间”亦即“二重性”所拥有。
需要注意的是，人的枢纽意义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绝非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枢纽”之所以为枢纽，端赖于它是空的。它不是从自身（自我）出发对世界万物的预先控制，而是一种开放性的接纳。人作为存在之解蔽的场所取决于存在自身的天命遣送，人从来不能单方面控制和决定什么。
别而言之，存在自身的结构主要呈现为遮蔽与解蔽之间的斗争与和谐。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存在的结构侧重于遮蔽与解蔽之间的斗争关系。在这种斗争中，海德格尔特别强调解蔽的暴力力量。而在《形而上学导论》之后，遮蔽与解蔽之间相互顾及、相与游戏的关系越来越得到凸显。在这种相与关系中，暴力因素被慢慢清除，和谐性得到极大突出，遮蔽的地位也相应越来越得到重视。
其次，从存在与人的关系看，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人与存在的关系偏向斗争，人呈现为一个对抗着存在之压倒性威力的暴力敞开者。而在海德格尔的中后期思想中，人与存在的关系偏向于同一与应合。人成为存在之真理的保护者和看管者。这一侧重变化同上面所说的解蔽与遮蔽的地位升降过程同步。
再次，从存在与存在者的方面讲，存在通过诗人和思想家产生与存在者的联系。这个联系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表现为由斗争所开启的作品与世界之间的关联；之后则涉及阿那克西曼德箴言中的χρεών ［必然性，用］，以及整个早期希腊思想家尤其是巴门尼德那里存在和存在者的“二重性”（Zwiefalt）。在χρεών和存在的二重性中，斗争性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存在”的自由关系。
最后，涉及存在者和存在者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实际上受到海德格尔的轻视，只在阿那克西曼德解释中出现。这提示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取向与得失。韩潮敏锐地指出：“自从《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再没有处理此在之间、以至于‘形形色色的存在者’之间的关系。这里几乎是他晚期哲学唯一对此有所涉及的地方。”[28]但正是这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暗示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巨大变化：存在者和存在者之间不再表现为相互斗争的关系；相反，它们必须相互顾及，否则就会陷入僵持性在场，破坏整体的秩序。
早期希腊思想解释的侧重变化，同海德格尔思想的整体变化是步调一致的。这个从斗争到和谐的思想变化的内在推力，是对所谓“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克服，特别表现为同尼采哲学的争辩以及对技术问题的思考（参本书评论部分第一节第三小节）。
下面更具体地介绍一下本书的章节划分：
在本书第一和第二章，追问的是海德格尔为何回到早期希腊。对此，本书通过对海德格尔1930年代初思想转向期几个文本的考察，追踪了海德格尔回到早期希腊的具体发生过程。在此基础上，本书试图探索海德格尔转向早期希腊的思想因由。柏拉图的位置和技术问题在此特别凸显而出。
海德格尔如何解释早期希腊，构成第三章的内容。这是对海德格尔阐释原则的挑明。这些原则将海德格尔的早期希腊思想阐释与其他哲学家、学者的阐释区分开来，表明了海德格尔所坚持的基本立场。但是本书并不认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一种阐释早期希腊思想的统一“方法”；在哲学中只有具体行走的“道路”，而没有科学式的一般“方法”。
本书主体部分致力于对具体阐释的考察：
海德格尔对早期希腊思想的阐释依时间顺序可分为五个阶段：前史、摸索性起步、决定性开端、高峰和晚期（详见文本说明）。但本书并不是以史学研究的方式事无巨细地考察所有这五个阶段，而是把目光聚焦于决定性开端、高峰和晚期。这么做是因为本书认为这三个阶段才真正表现出海德格尔基于自己思想之雄心的、对早期希腊思想的本质阐释。[29]第四至第六章的内容因此分别处理这三个阶段。
在校长任职失败以后，海德格尔经历了一个从调整到再起步的过程。再起步的标志是1935年夏季学期的课程《形而上学导论》。这个课程在海德格尔的整体思想中具有关键意义（参见第四章第二节），它同时也是海德格尔高调返回早期希腊的决定性开端。第四章主要处理的便是《形而上学导论》。这一章的重点是海德格尔对赫拉克利特残篇第53（即πόλεμος残篇）的解释。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特别强调冲突斗争在人类历史及其与存在的关系中的地位。存在被称为“压倒性力量”（Überwältigende），人则被称为“暴力行动者”（Gewalt-tätige）。海德格尔认为，暴力行动者必须针对存在使用暴力，借助“作品”来阻击存在的威力，以此开辟出世界与历史。人与存在之间呈现一种紧张的斗争关系。海德格尔具体通过对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δίκη［正义］与τέχνη ［技艺］之间关系的阐发，鲜明地展现了人与存在的冲突结构。这正是πόλεμος的基本展开方式。
第五章处理海德格尔解释早期希腊思想的高峰阶段。在这个时期，海德格尔对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进行了连续而密集的解释。其中1943—1944年的赫拉克利特解释（全集第55卷）可特别视为海德格尔思想从中期到晚期的过渡与转接。这一过渡表现为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冲突性不断减弱，和谐性越发加强。在此阶段，πόλεμος的地位持续下降以致消失，而遮蔽与解蔽之间的φιλεῖ ［爱］和人与存在之间的ὁμολογεῖν ［协调一致］得到凸显。“遮蔽”一维在这个阶段的地位上升，也和海德格尔对冲突性的弱化相对应。
晚期海德格尔进入了一个相对保守与柔和的思想立场当中。赫拉克利特的πόλεμος残篇几近消失，与此相对，巴门尼德占据了毫无疑问的核心。与《形而上学导论》强调冲突斗争的思想立场相比，海德格尔特别突出了存在与人的应合与和谐。这一前一后的思想结构几乎构成两个对立的极端。这是第六章要处理的内容。
在本书最后的评论部分，概括了海德格尔的早期希腊思想阐释的总体特点，在此基础上尝试做出一些批判性反思。最后则探讨了早期希腊和古典希腊的关系，对斗争与和谐的问题做出方向性思考。
三 几点原则
在此，笔者还想特别强调一下本书在具体讨论和解释过程中坚持的几个原则：
1. 本书不是对早期希腊思想家的研究，而是对海德格尔思想本身的研究。此一总体方向的确认殊为重要。本书的目的是就海德格尔对早期希腊的阐释，来理解海德格尔思想本身的发展变化。海德格尔对早期希腊的兴趣是思想的，不是史学—语文学的（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30]本书无意于，也在根本上没有能力对语文学方面的早期希腊研究做出贡献。相关的语文学研究在这里虽是必要参考和辅助，却绝非尺度与依据。本书并不卷入古典语文学内部各种具体的文本勘定、真伪辨别、语词释读等问题。对于理解海德格尔思想，从语文学的专业视角出发基本没有助益；反过来，海德格尔对语文学的专业研究也没有大的帮助。
2. 面对海德格尔文本时，需要注意海德格尔思想的复杂性、变化性乃至矛盾性。哲学家和单纯学术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于，哲学家由于受到多层次的、繁复的现象本身的牵引而思想几番变化。海德格尔哲学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与典型，他的哲学根本上乃是一无止境的发问之途程。而其思想方式的这种运动性、时机生成和一再重新开始的特性，同其思想内容本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早期希腊思想阐释亦复如是。在各个思想阶段，海德格尔对早期希腊的阐释都互有区别。因此，任何简单化的处理都将导致各种误解，同时这也是思想乏力的表征。我们在具体研究时需要注重海德格尔文本的时间差异和语境关联，防止轻率随意的跳跃性引征，避免将不合海德格尔本意的内容前后混淆地错置入其思想当中并据此大加发挥。
3. 在注意海德格尔思想的变化特性的同时，本书又企图和单纯的思想报道相区分。在考察海德格尔思想的演变过程时，必须注意把握其思想演变的线索。就海德格尔思想内部而言，一方面，本书并不是孤立地考察海德格尔各个时期的早期希腊思想解释，而是将他的阶段性解释放置在其思想的整体流变这一大背景中，由此出发来观察海德格尔思想的整体倾向的变化并探究其原因。这一基本考察方式势必带来对海德格尔的解释内容的取舍：一些内容将被突出，一些内容将被弱化。这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事情之本然。我们必然通过具体的道路行走来通达一个生生不息的整体，而非处在外部凝固地静观一个现成不变的全体。另一方面，本书又从早期希腊思想这个视角来反观海德格尔思想的整体变易，提供一道别样的、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光照。在这一理解光照中，海德格尔思想的转向，海德格尔思想在前中后三阶段的联系与变化，都将得到不同的呈现。
4. 为加深理解，本书在行文涉及相关残篇时，将同时给出海德格尔的德译文、对海德格尔译文的中文翻译，并配以第尔斯的德译文[31]和弗里曼的英译文[32]以及对此的中文翻译。海德格尔的残篇翻译是非常独特的。他的翻译一方面死抠字面，另一方面又带有极大的创造性，因此必须配以常规的译文来帮助我们理解残篇的基本含义，同时也可衬显出海德格尔思想的奇谲。我们可以在常规译文和海德格尔奇特思想的两相对照中，去理解海德格尔忠实在何处，又在何处大加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