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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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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称

这里还需一个正名工作。

“前苏格拉底思想家”(Vorsokratiker)这个名称看似古老,实际上其历史不过两百来年。在艾伯哈特(J.A.Eberhard)于1788年出版的《哲学通史学院教材》(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zum Gebrauch akademischer Vorlesungen)中,“前苏格拉底哲学”(vorsokratischen Philosophie)的概念第一次出现。[33]而海德格尔不取这一习用的称法,主张使用“早期希腊思想家”这个名称。

名称在这里不是小问题,它关涉的事体甚大。“前苏格拉底思想家”这个名称透露的消息是以苏格拉底为划分依据,隐含着将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作为尺度来衡量早期希腊,从而将之前的思想算作预备阶段的意思:“对早期思想家的解说和判断有一个不曾道破的标准尺度,那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这两位哲学家被视为无论向前看还是向后看都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希腊哲学家。此种看法通过基督教神学而固定为一种普遍的、直到今天都没有动摇过的信念。”[34]海德格尔一反传统,使用“早期希腊思想家”而非“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就是要动摇这一未曾动摇的信念。在“早期希腊思想家”这个名称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一希腊古典时期的思想轴心不再是评价的尺度,早期希腊思想家得到独立考察并进一步被奉为楷模。

照理,“早期希腊思想家”涉及的对象应该等同于“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但实际上,海德格尔不仅改易了名称,甚至对对象也做了全新划定,可谓换汤又换药。就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被视为希腊古典时期的“三位一体”,海德格尔在早期希腊那里组织起了一个新的“三位一体”: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

海德格尔认为,这三位早期希腊思想家处在西方思想的“开端”(Anfang)范围内,他们应该被特别称为“开端性的思想家”(anfängliche Denker):

我们将那些思想家称为开端性的思想家,他们在“开端”的畛域内思考。按数量而言他们是三个。他们就是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35]

相比较而言,“早期希腊思想家”这个名称偏向的是时间方面的单纯划分,而“开端性的思想家”则偏重事情本身的指涉。并不是所有早期希腊思想家都是开端性的思想家。“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是独一无二的开端性的思想家。他们是开端性的思想家并不是因为他们打开并开始了西方思想。在他们之前已经‘有’思想家了。[36]他们是开端性的思想家,这是由于他们思考了开端。”[37]开端性的思想家源自开端,思考着开端,并且在开端的召唤中促成了开端的创建。开端与开端性的思想家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情。这是一个本质的规定,而非事实的认定。

海德格尔认为,“开端”(Anfang)不同于“开始”(Beginn)。比如,天气的转变开始于一场风暴,但它的开端却是“先前起着作用的,大气状态的完全转变”。又如,世界大战开始于一次具体的战役,而其开端则在于“数世纪前精神的—政治的西方历史”[38]。在海德格尔看来,开始很快会被遗忘和抛弃,它消失于事件的发展进程中,被后来的事物所吞噬和覆盖;开始可以被我们所把握住,且很容易被后来的东西所替代。然而开端“在事件发生过程中显露出来并且在其终结处(Ende)才完全在此”。开端源自希腊的ἀρχή [开端,原则],具有起源和支配的双重含义。开端很难被表达,只能不断被追溯、被回忆,它远远先行于之后的事情发展过程,又同时对事情产生自始至终的统治性的规定力。这样的开端从整体上支配和笼罩着我们,不可把握,无可替代。

另外,海德格尔也不把早期希腊思想家称为早期希腊“哲学家”。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是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即对“存在者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建立和回答。哲学在根本上就是形而上学,它起源自柏拉图。“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还不是哲学家。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他们是更伟大的思想家。”[39]在早期希腊那里只有充满活力的“思想”,没有定型在特殊发问轨道上的“哲学”。[40]

至此,我们有了三个名称:“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早期希腊思想家”和“开端性的思想家”。“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由于其暗含的评价尺度,应当首先被弃用。“开端性的思想家”更合海德格尔的意图,但是这个表达含有歧义,在行文过程中颇为不便。更重要的是,这个名称与海德格尔本人的思想过近,在讨论过程中无法保持与海德格尔的必要距离,不利于讨论空间的展开。因此本书折中于“早期希腊思想家”这一名称,既避免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尺度的弊端,又不至于出现所指不确定的状况(凡引文则一仍其旧)。

二 三个开端性的思想家

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对西方思想进行了伤筋动骨的筹划整饬,其气度之恢弘、手笔之巨大有如一个立法者,令人震惊。他一口认定,开端性的思想家不多不少就是这三个。[41]至于为什么偏偏是这三个,海德格尔报告说此事无法证明:

我们将这三位思想家作为第一开端中的思想家而先于所有其他西方思想家标举出来,这唤起了任意妄为的印象。实际上我们也并不拥有足以直接论证上述标举的证据。[42]

就像面对纳粹问题时的沉默,海德格尔在这个匪夷所思的地方同样不做解释。笔者勉为其难,试图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来为海德格尔对西方思想的独断筹划寻找一些哲学史上的根据。当然,这些根据只能充作权宜之用。

早期希腊哲学大体在两条路线上得到开辟:一条在伊奥尼亚地区,包括米利都学脉的三杰,即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43],另外还有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另一条在南意大利地区,包括毕达哥拉斯团体和巴门尼德。它们都不在希腊本土。大体来说,伊奥尼亚路线注重现象经验的生成变化,南意大利地区则注重数理思辨的本质同一。按照黑格尔将早期希腊分为东西两部分的说法则为:“在东方,是感觉的物质的一面占优势;而西方则是思想占优势。”[44]可以说,后世西方的种种感觉经验与理智思辨、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的张力,都源自早期希腊哲学两大路线的萌发与区分。而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的早期希腊哲学,则表现为对前两条路线的综合与发展。[45]

早期希腊后来综合发展的阶段不入海德格尔的法眼,他只讨论公元前6世纪的哲人:阿那克西曼德大约生活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大约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之间。海德格尔对希腊的总体判断是:“自公元前6世纪以降,哲学在西方业已起到支配作用并且发生了改变。”[46]也就是说,公元前6世纪以后“哲学”出现了,“思想”消隐了。在全集第65卷中,海德格尔把品达与早期希腊思想家所处的时代归为“希腊的巅峰时代”[47]。这一点是受尼采的影响。海德格尔曾引用尼采的早期笔记:“事关宏旨的是将公元前第6个世纪从墓穴中拯救出来。”[48]这也就是被尼采称为“希腊悲剧时代”的时期。

在海德格尔所论述的这三个人里,阿那克西曼德属于米利都学脉,赫拉克利特来自以弗所,两者合起来是伊奥尼亚哲学的代表。巴门尼德则是南意大利哲学的代表。毕达哥拉斯派可能由于背景过于复杂而被放弃。[49]这三个人已经囊括了早期希腊的两大发展路线。

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是公认的早期希腊两大巨匠,得到后世最多的讨论。海德格尔曾把这两人称为“所有思想特质的创建者”[50]。阿那克西曼德是最早在西方哲学史中流传下箴言的哲人,可被视为有文本依托的西方哲学第一人。[51]海德格尔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1946年)一文开头称其为最古老的箴言,并在《巴门尼德》讲课中称阿那克西曼德为“第一个开端性的思想家”[52]。

可以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经典组合收摄了早期希腊哲学的主体。海德格尔的选择纲举目张,极为“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