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伟大的教
师——孔子
中国哲学是中国人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以自己的毅力和判断塑造而成的。一个中国人，无论是佛教信徒还是道教信徒，他首先一定是个儒教信徒。他想逃也逃不脱，况且他也根本不会想逃脱。孔子的这一巨大的影响力还波及到日本，并在大和民族最初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微妙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
对于一般人而言，要离开印度，转而思考有关中国思想的问题时，也许首先会认为：要接触一个陌生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地域了。那些一成不变的僵化习俗，那些由于长期的约束和压抑而使头脑和精神变得差不多已经麻木了的人们，那种令人难以接近的生活。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的一切，都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古来就是如此的；无论是他们的哲学、信仰，还是日常生活、行为方式，所有的一切都中规中矩：或是前人就这个做法，或是先贤圣人这样教导过等等。这些无疑与我们以往的经验相去甚远，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更显得与众不同，而且也就更加有趣。
但我们应该记住，一个民族在艺术上的一切成就总是以其哲学为基础的。中国人在艺术上的成就，以及其他方面的成就，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贡献超过了迄今为止世界上别的任何一个民族。西方人历尽周折，才认识到中国对世界美学思想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哲学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我们对它了解得却很少。除非我们能够对中国人，对他们的文学、他们的思维习惯有比今天更多的了解，否则我们就很难真正公正地评价他们。总之，我们必须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思想染上他们的思想色彩，就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曾对我们产生过的作用那样。
作于公元18世纪的孔子肖像。
只要我们想理解中国，就完全能够理解中国。那些成功地把孔夫子描绘成西方人能够理解的、西方式人物的学者，他们的工作较之那些把孔夫子的著作译成晦涩难懂的英语的专家们，更有价值。孔子是中国的象征和灵魂；没有孔子，中国就不会成为我们今天所想了解的那个样子。了解中国，是我们当今时代的当务之急。
中国哲学是中国人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用自己坚忍不拔的毅力塑造出来的。一个中国人，不管他是佛教徒还是道教徒，他首先一定是一个儒家信徒。他想逃也逃不脱，况且他也根本不会想到逃脱。不仅如此，孔子的巨大的影响力还传到了日本，并在大和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微妙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我曾听到很多日本人说过，“不管我们是神道教徒还是佛教徒，我们都是孔夫子的信徒。这些信仰相互之间毫无冲突之处，它们和谐地融为一体。”
由于这一事实，人们将会看到，整个世界都不得不对这位生活在古代的孔老夫子，对他的政治观、“君子”观，予以足够的重视。当我们把眼前的问题放到一边，当我们走近中国并与它联系起来时，我们不得不感谢这位历史伟人；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上再没有哪个人比他的人品、声望对我们更重要了。他的思想影响了两大民族对西方文明的反应。
像其他哲学一样，儒家哲学也并非总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力量；对它的完全的墨守陈规和无条件的全盘接受，有时反倒成了阻碍历史车轮的羁绊。但是，它毕竟是民族团结统一的、最强有力的纽带，也是让国家正常运行的保证。同世界历史长河之中其他湮灭了的文明对比一下，了解事实，正视事实的人们，就不会否认孔子学说的重要价值，这种态度在今天显得尤其必要。
在评价孔子的极富感染力又极为简明的学说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孔子其人及其生活的时代。对于孔子的生平，我是根据经过最有名望的专家考证的事实叙述的，但也没有忽略中国人世代相传的传奇故事。这些从史实和传奇中综合加工出来的故事，往往较之单纯的史实更加可靠，因为这些传奇形象说明了孔子的思想观点，而这些观点更能说明孔子思想的本质，而且这种形象更富于艺术性。这种形象与由真实的历史记录所描绘出来的佛祖和基督等人物形象大为不同，是为了生动构勒一个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思想体系，这种努力应该受到重视。
在中国，最神圣最荣耀的家族大概就是孔氏家族了。在中国，孔子被称为孔夫子、孔圣人。孔氏家族享有许多特权和豁免权，也是除皇族之外惟一有资格世袭贵族头衔的家族。孔氏家族具有权威性家谱，而且很可能是世上最古老最显赫的家谱。孔子去世后，历朝历代不断给孔子封加头衔和封号，这也使孔氏子孙们获得了日益增大的荣耀。
孔子在世时，被他所在的鲁国封为尚父。汉朝封他为“尼国公”，后来又追封他为“至圣先师”，他的画像身着皇帝才能穿的龙袍玉带，头戴皇冠，唐朝时他被人封为“文宣王”；到了明代，又被进一步加封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清代的康熙帝则称他为“千古圣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这个称号一直沿用至今。
如果说孔子的后人们会以这位生于公元前551年的伟大先祖为骄傲的话，那么，孔子本人也曾以他的先祖为骄傲：那是一位名叫黄帝的人，相传是华夏民族共同的始祖，生于公元前28世纪。这个人可能只是个神话人物。
历史上关于孔子祖先有这样的记载：孔子是公元前1121年登基的商纣王的长兄微子的后人。微子眼看着纣王的暴政渐渐把商帝国推向绝境，便逃出宫去，隐居起来，后被周武王封为宋王，封地在今天中国河南省的东部，他的后代后来一直定居在那里，并世袭了他的爵位。经过几代人之后，爵位和封地被取消了。当时有一个规定，爵位被取消的家族在五代之后必须改姓，并且从此就变为平民了。他们选择了“孔”（与“宋”的音相近，以纪念曾经是宋国贵族的先祖）作为自己的姓。在孔子之后，这个姓逐渐变成了中国最著名的姓氐之一。
即便在那时，孔子也完全可以为自己的祖宗感到骄傲。他的祖先虽然是普通人，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声名显赫。从微子出生于商朝王宫开始，孔氏列祖列宗都以他而自豪，他们中有大臣、武士，或是学者。关于这个家族中的女姓，中国历史很少有记载，但其中有一位被历史家提及，这不仅由于她动人的美貌和非凡的勇气，而且由于她的悲剧性遭遇致使孔氏家族由宋国迁到鲁国。这就是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的夫人。那时，孔家家道衰微，孔父嘉只是宋王宫中的一个小小的马夫头，但却娶了一位出名的美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宋国的一位大臣看见了她并迷上了她的美貌。他先是与她私通，后来又谋杀了孔父嘉。这事后来遭到了宋王的干预。一次，那位大臣被召去领赏，但当他来到王宫时，却得一具尸体——那个美人用自己的腰带悬梁自尽了。这事发生后，孔氏家族不得不迁到了鲁国曲阜。
当时，中国被分成很多小的邦国，统治中国的是位有名无实的君主——周天子。他治下的邦国是一个个采邑，这是周武王这位伟大君王在他的统治时期分封邦国的结果。各个邦国与周天子的关系就像拿破仑同欧洲各个小君主们的关系一样。在当时，这是一种最好的政治体制，但随着家族纽带的越来越衰弱，周王朝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
分封制必然会导致一些国家从联邦中分离出去。最后，周天子实际统治的地域只剩下他自身权势所能及的狭小范围了。事情走向了反面，周天子权力最终丧失殆尽。孔子生于天下纷乱、诸侯割据、弱肉强食的春秋时期末年。不仅诸侯之间相互争战不休，而且一些封国内部的豪族大户也经常为争夺权势而争斗不已，这很有点像英格兰历史上那些英王敕封的贵族之争和僭主政治。
在孔子的出生地鲁国，有三个大豪族，其中一家篡夺了权力，成为鲁国的实际统治者；而鲁王则成了可有可无的傀儡。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一位武士。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武士的地位非同小可。叔梁纥高大魁梧、勇猛善战。他对鲁王非常忠诚。可以从这样一件事中看出他的忠诚之心，公元前562年，叔梁纥率兵攻打一个叫彼阳的地方。他的战友中了敌人的计，看到彼阳城门洞开就冲了进去。正当叔梁纥也要随后冲进去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敌军开始放千斤闸，要断他们的后路。叔梁纥大吼一声，冲上去一把托住千斤闸，用力托起来，战友们乘机迅速撤离，他坚持到最后才撤了下来。
像叔梁纥这样的武士在那种乱世是大受称赞的，也常会使一些人感到不安。武士们个人生活却往往是很不美满的。叔梁纥的妻子给他生了九个女儿，年过花甲才生了一个儿子，却是一个瘸子。这在中国是一个大问题，等他将来去世之时，就没有健全的儿子奉送父亲的亡灵归天。这件心事令叔梁纥非常痛苦，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困扰了他大半生。到七十岁那年，叔梁纥终于下决心纳妾。不知道他是不是休了第一个妻子。在中国，婚后不能生子是休妻的最不可辩驳的理由。
他寻觅了很久。新娘要年轻，要有高贵的血统——因为这样他才可以得到和贵族血统的孔家相称的女性生出的儿子。在古稀之年还想生儿子，这对男人来说很不容易，但这位曾经托起过千斤闸、又生养了那么多儿女的老武士却依然精力过人。经过几番寻觅之后，终于发现了理想人选。那姑娘姓颜，在家里三姐妹中排行第三。颜氏三姐妹一个比一个漂亮。有意思的是，后来孔子还收了颜氏贵族的一位后裔颜回做弟子。当叔梁纥到颜家求婚时，面对这位满头白发、精神健旺的老翁，那位父亲感到左右为难。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把三个女儿叫来，把这件事介绍给他们听。
“有位叔梁将军来我家求婚。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做过武士，但他的祖上是周成王的后裔，是帝辛的哥哥。这叔梁将军高大英武，很有胆识，只是年纪有点大了，并且据说也很严厉，但却是位可托附终身的人，我希望答应他的求婚。你们三个谁愿意嫁给他？”
人类的内心世界是错综复杂的，直到今天我们了解得很少。如果当时那两位姐姐中的一个答应了父亲，那么中华民族的命运、甚至整个世界的命运，都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了。然而，两个姐姐温顺沉默着，这表示她们不同意。
那最小的女儿颜徵在，带着深深的尊敬与恐惧开口了，她说：“父亲，您为什么要问我们呢？这事应该由您做主啊！”
这句表面上顺从的话表达了什么意思呢？这不得而知。颜徵在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也是一个千古之谜。因为你永远不可能从中国的女子那里问出她的真实想法。那位慈祥的父亲盯着可爱的小女儿，过了半天才轻轻地说：“那么你就嫁给他吧！”
这个情景真像一幅中国古画。一位身穿礼服（长而宽的袖子遮住了他那双贵族式的、保养良好的手）的庄重威严的父亲。几个美丽端庄的女儿环列身边，皮肤粉白细嫩像百合花；粉红色的面庞像芬芳的玫瑰；秀发如乌云般地高高耸起：长长的睫毛，遮掩着明净的眼睛；新月般的秀眉；像弱柳扶风般百媚千娇的身体。正如《诗经》中所描绘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是一幅隔着2500年的轻纱而看到的、美轮美奂的中国画。
颜徴在认真地考虑着结婚后的一切，这意味着她将把自己的—切交给命运：从此以后她只能祈祷苍天或是凭自己的意志和毅力去走漫漫的人生了。经过认真反复的思考之后，她决定嫁给那老武士。
孔府附近有一座尼山，相传是远古时期舜帝祭拜上天的地方，因此被当时的人们视为神山。那时，很多年轻人到这里祈祷，希望神灵能赐给他们儿子。关于孔子的身世，有一个与尼山有关的传奇故事。故事非常浅显，但似乎是真实可信的。颜徴在嫁给叔梁纥后，曾多次到尼山求子，所以后来当上天终于显了灵，让她生下儿子，他们就以那座山的名字给儿子命名。那段时间还发生了许多非凡人物的身世中常有的事。
据说颜徵在每次上山时，路边的树叶都会翘起，而当她下山时，树叶就会低垂下去。一天夜里，颜氏躺在床上，一位神仙走到床前对她说道，“你将生下—个无比聪明的儿子。他应该出生在桑树洞里。”
后来颜氏又梦自己身处一座大房子中，那里有五位端庄威严的长者，牵着一匹麒麟（直到今天，在中国、日本、缅旬等地的庙宇前，还可以见到这种神兽的雕像）。那瑞兽跪在颜徵在面前，口中吐出一块宝石，上面镌刻着“你的儿子将成为无冕之王”。她将一条绣花的绶带拴到它的角上，那麒麟便一下子消失了。这一情景很重要，因为这与我们在后面将介绍的孔子去世前所发生的事情有关。
快到分娩的日子了。一天颜氏问丈夫：“这附近有没有个叫桑树洞的地方？”
“有哇！就在山前。那是一个空空的山洞。”
“我们的孩子应该生在那里！”她说。丈夫答应了，出于对年轻的妻子的疼爱，叔梁纥对夫人的话向来言听计从。
于是，在那个偏僻的山洞里，—位伟人降临人世。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与印度的释加牟尼出生于同一时代。
G·亚历山大曾经写过一本《孔子传》。他在书中评论过有关孔子的这些有趣的传奇故事。怪兽、龙、麒麟等动物在中国的传说及正史中经常见到。亚历山大推测，这些记载中的动物能就是一些当时行将灭绝的物种？他说，地质学研究还没有揭开靼鞑和中国的古生物学之谜。人们将来会不会在亚洲、在中国的沼泽和荒野中发现鱼龙和蛇颈龙的最后生息之所呢？这大概就是那些在蒙古考察的探险者们所殷切期待的吧！
“仲尼”是孔子的字，他的名字是“丘”。“丘”，就是小山的意思，表示孔子出生在一座小山上，与“尼”字同指那座颜氏曾多次前去祈拜的尼山。“仲”字是指孔子在家中排行第二。
关于颜徵在的故事，所知的只有这么多了。这与另一位中国圣人——孟子母亲的情况极为不同。关于孟母，流传下来很多美丽动人的传说。在此再作一点补充：她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缠足女人，因为在中国直到公元6世纪缠足的习俗才出现。她在20多岁就失去了丈夫，当时孔子只有3岁，从此一切只能靠自己了，孤儿寡母，其处世之难可想而知。
她后来当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在中国，孔母的形象是个极具人格力量的年轻女性。这一点，体现在上述的简略的故事中，体现在她的追求与奉献中。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她的所作所为就同一切伟大人物的母亲们一样，对孔子的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可惜，有关她的记载实在太少了。
同样，虽然流传下来的关于孔子的童年的记述与他后来的生活保持了一致，但也是很少的。
从那些记述中，我们看到他显得比同龄的孩子庄重和老成。据传，他很小的时候就对祭神活动以及其中的那些庄重的仪式深感兴趣。据说，他在某一天由外祖父带着玩耍时，听到了外祖父深深的叹息。这叹息声震动了他幼小的心灵。小孔丘抬起头问外祖父：“外公，我做了什么让您感到伤心的事吗？还是我的言行不端让您不高兴？”
这么小的孩子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外祖父为此大为惊讶。他抚摸着小孔丘的头，问他是谁教会他说出这么聪明有教养的话来的。
“是您呀！外公。我经常听您说，如果一个人品行不端，不仅会使自己丧失脸面，而且也会辱没祖宗。”
外祖父沉默了。他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这个故事也许并非虚构，因为这与他已开始的生活和后来庄严肃穆、一本正经的生活作风是吻合的。他很小的时候就热爱知识，据记载，他14岁时就学会了蒙师所能教给他的所有知识，并且能够帮老师教他的同学。孔子后来曾对弟子们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他对自己也许多少有点苛刻，因为那时他已经长得像个大人了，已经成为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了。他经常做体操并进行各种锻炼，能得心应手地驾御战车，有时候还喜欢喝点烈酒，他迷恋音乐，弹奏古琴的技艺纯熟精湛。孔子还极其喜爱中国诗歌经典。这一点，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差不多一直是一切中国男子所特有的天赋，这一点与孔子的影响有关。事实上，他是一位伟大的、屈指可数的中国绅士，堪为全人类的楷模。他庄重、高雅、勇武、刚毅、天赋颇高。关于他的这些品质我们在后面将会一一予以介绍。在中国，聪明而有智慧的人一直受到重视和尊重，这么一位年轻的饱学之士，似乎应该不难谋得一份公职。这对孔子来说格外急切，因为，他和母亲早已困苦不堪，难持生计。据说，小孔丘早在十几岁时就靠自己打猎、钓鱼来维持他与母亲半饥半饱的生活。后来这种经历以及那些喜好使他大受其益，不仅成为他渊博学识的源泉，而且造就了他多才多艺、丰满健全的人格，使他成为誉满世界的文化巨人。他曾经说过：
吾少贱且贫。
但正是那些磨难锤炼出了他坚韧刚强的性格，造就了他那庄重、沉着、坚强不屈的品格。伟人们很少是在舒适的摇篮中培养出来的。
大约是在他17岁那年，他在鲁国王宫中得到了一份工作，管理粮仓、牧场和农田。这是一份卑微的工作。据孔子的传人孟子记述，孔子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过：
我必须进行精确的计算，这就是我所要做的工作。
他还说：
把牛羊养得肥肥壮壮，这就是我要负责的事。
事实上，他干得很好，他越来越受尊敬，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人格、气质和风度都是出类拔萃的。据说，在他19岁那年，这位优秀的青年就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一位少女的爱慕，一年后，他们生下第一个儿子。这时他也赢得了鲁王的眷顾，因为鲁王派使者来向他祝贺，并且还送来了两条在当时十分贵重的、有象征意义的鲤鱼作为庆祝宴会上的一道佳肴。孔子非常高兴，给儿子取名为“鲤”，表示对鲁王的敬谢之情。孔鲤的表字伯鱼，也和鲁王送来的鲤鱼有关。
孔子24岁时，其母颜徵在这位命运坎坷的女人去世了。为了给母亲守孝，孔子从此隐退了长达两年零三个月。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用这么长的时间专门悼念亡故的先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东方，这种做法却不仅限于平民百姓或一般官员，即使是一国之君也必须这么做，因为这是礼法的规定。但如果天子因为为父母守孝而不理政务，似乎难逃玩忽职守之嫌，会引起人们不满，所以，期限甚短。
孔子将母亲葬到了先祖安息的地方，又把父亲的棺木迁来与其合葬。对此，孔子解释道：
我们必须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并且报答这种恩情。我们必须以尊敬作为我们的回报，来表达我们的感情。为表达我们的感情，就得让他们死后也葬在一起。
这是人类回报父母的真正本能。孔子住在父母坟茔旁两年零三个月，实践了自己的誓约。
婴儿在父母的怀抱中三年，
所以子女也为父母在他们的坟前守孝三年。
守孝期满后，孔子脱下了孝服披在父母的坟上，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回家五天后，他取出自己那把因守孝而久已不弹的古琴，打算高歌一曲，却发现自己没有一点儿心思，他悲从中来，潸然泣下。又过了几天，他对音乐的喜好之心才稍稍恢复。他唱歌是希望冲淡内心深处对父母的思念。在那庄重而刻板的言行举止背后，孔子有一颗神经质的、极其敏感的心，极易感受痛苦，对别人的痛苦也寄以同情。
虽然有人怀疑下面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我仍然想讲一下。据说孔丘曾经考虑过离婚。表面上看来这种事对哲学家们而言并非罕见。中国的历史本来应该记载孔子与夫人离婚这件事，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关于孔子夫人亓官氏，历史找不到贬抑的证据，但这并不表明她不因为某些原因而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哲学中的某些东西似乎与女人的天性和思维方式格格不入，历史上不乏这方面的例证。但站在妻子的立场上来看，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桩桩的离婚案例，究其原因，并非总是对女性不利。而且在中国，妻子并不像其丈夫所认为的那样不愿意离婚，在男子可以休妻的七种理由中，她可以轻易地找到或创造出一种自己不会为接受它而感到歉疚、懊悔的遁辞。
于是，了解一下孔子对于婚姻的观点就很有必要了。人们将婚姻这一重要问题涂上了中国式的强烈的伦理色彩。中国人对于婚姻远比西方人重视，直到今天，无论人们在公开场合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家庭事实上仍是可以令人声名狼藉的。在中国，家庭仍然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和避风港，并且在将来制度变迀、时代前进之后仍将如此。当然，随着西方的示范作用及西式教育的影响，中国的家庭结构也会发生改变，也会增加许多新成分，如阴险、狡诈、暴力等。
当时统治鲁国的鲁昭公，曾就婚姻问题请教孔子，孔子回答说：
婚姻是一个男子及一个国家天然的基础，是使人能够履行其在世间的义务的先决条件。婚姻可以使人们变得庄重、崇高起来，可以为他的生命增添色彩和乐趣。对婚姻问题必须进行周到细致的思考，因为婚姻意味着要终生一丝不苟地承担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有些是双方共同的，有些在男女间则有区别。
丈夫是一家之主，凡事得拿主意；1在家庭中，男女双方应和谐相处，就像天和地一样。由于天和地的和谐运动，万物才得以生生不息，欣欣向荣。相互关爱、相互依赖是婚姻的基础，相互之间要体贴入微。丈夫是家庭的主人，妻子则要柔顺、听话，要绝对服从丈夫。同时，双方言行举止都要注意公正、平和、廉耻和互敬。
如果每个丈夫都能令人敬服、追随他，而每个妻子都温顺贤惠，那就是最理想的了。问题在于，孔子本人在这件事上做得怎样呢？对此，孔子这样说：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妻子要完全依靠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她也不能因此而重新获得自由。未嫁之时，她要服从父母，如果父母去世了，她得服从最亲近的长辈或兄长；出嫁之后，则要听从丈夫，如果丈夫死了，就要听从儿子，如果有几个儿子，那就要听从长子。儿子们必须尊敬、爱戴她，保护她不受意外侵害。
寡妇不准再嫁。她必须在自己家中度过余生，不得在外抛头露面。禁止参加家庭之外的任何活动，只能在家中做些家务事。白天，即使在家里除非必要，她也尽量不要到处乱走：夜晚，在她的房间里应该点上一盏彻夜长明的灯。子孙后代将为她的严守妇道的行为而赞美她，把她看成一个有德的人。
孔子还确定了结婚最适宜的年龄，并指出，为女儿选择夫婿时，父母要绝对负责，绝不可草率行事。
那些犯上作乱、心术不正，以及被处罚过的人，不在考虑之列；有先天性疾病或有精神障碍因而可能传给后代者，也不可考虑。如果是一位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人，也不能作为女儿的夫婿。
再来看看孔子关于“休妻”的理由：
丈夫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能滥用“休妻”的权力。具备了七条理由中的一条，丈夫才可以“休妻”。第一，妻子不能与公婆和陸相处，不能尽心尽力地侍奉公婆；其二，不能生出儿子；第三，举止不端庄、傲慢无礼或言行不合礼仪；第四，乱说乱道，对家庭其他人造成损害；第五，身患某种恶疾；第六，言谈粗俗，常恶语伤人；第七，偷偷挪用、盗用家庭财产、物品等。
这就是中国著名的“七出之条”。
然而，孔丘并未忘记社会公正。他曾指出，丈夫在以下的情况下，不能滥用休妻的权力：
第一，妻子父母双亡，已无家可归；第二，公公或婆婆去世，她正处于三年的服丧之期；第三，丈夫娶她时家境贫寒，而后来家庭变得富裕了。
孔子的这些言论使人们对他休妻的原因进行了种种猜测。孔妻不可能是个泼妇，因为在离异多年后，当孔子听到她去世的消息时仍然显得非常悲伤，在提起她时，仍显得温情脉脉、肝肠寸断。我认为她可能是违反了最后一条休妻理由，可能是拿了些家中常用的小东西，也许是认为不是什么大事，将这些东西据为己有了，这便成了不幸的根源。年老的孔子在听到她的死讯时，大概早已原谅了她在年轻时所犯的那些微不足道的过错。
在西方人看来，这些关于婚姻的原则和规矩，以及以这些原则和规矩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礼仪制度，可能显得荒谬可笑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国是个十分古老而具有高度智慧的国度，而我们却十分年轻和幼稚。虽然我们在机械技术方面遥遥领先，但与社会生活的整合成就相比，我们的那些成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正如一位中国长者曾经告诉我的那样：
在你们西方人看来，用多少时间到达某个地方，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而我们东方人所关心的却是你到那儿的目的是什么。
在孔子做出这些教诲之后，中华民族历经了繁荣、穷困、和平和战争等等，历经了整整2500年的风风雨雨。但她至今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焕发出青春。谁敢肯定白种人的文明也有如此悠久的生命力？我们在把女性放到同男人平等的法律、社会以及其他所有各个方面的地位上，我们这样做最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我们也许并不明白什么是平等，什么是不平等，而孔子对其中的差异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他认识到必须区别对待这些差异，从而有效地调整男女之间的关系。我对东方的智慧怀有崇高的敬意，我更愿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问题。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应该是有他们的理由的。我也确信我们西方人除极少数人之外，根本不理解东方人对女人的态度及采取这些态度的理由。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威名赫赫的女皇，产生过伟大的女诗人、女艺术家等等，这些女性凭借自己的天才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承认了她们的价值。中国女性拒绝丢弃的是那些不可替代的品质：温柔贤惠，优雅细腻，敏锐的直觉和对家庭的重视，以及在除亚洲以外的任何别的地方难以感受得到的许多美好的品德。
在孔子的人格中还有一个特色，对他的哲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特别强调，这就是他对音乐的挚爱，他甚至相信礼乐是一个优秀政府必备的基础。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格外注意，因为早期的希腊人也有同样的观点。“缪斯”（Muses）与“音乐”（music）这个词有同一词源，意为一切生命都会为之感动的和谐韵律。在远古时期的中国，人们就相信，即使是鸟类和昆虫，也能被优美的声音打动，而变得乐于与人共处。在一切艺术之中，音乐是人类进化的最强的动力，是促使野蛮人向着更加文明的生活前进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下面这句话表述了西方人的理想：
让我为一个民族放歌吧！我不管由谁来制定法律。
因为音乐和歌曲是力量的源泉。孔子曾经说过：
邪恶之人是不会成为优秀的音乐家的。
有一个反映孔子对音乐爱好的故事。大约在孔子29岁时，他听说晋国有一位叫师襄的音乐家，精通古代的音乐。孔子闻讯后，就不顾路上的艰难险阻，迫不及待地前去拜师学艺。师襄看出这位年轻人具有非凡的天赋，就同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抒发了他对音乐艺术的感受和独特见解，他把音乐比作上天赐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孔子听得如醉如痴。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师襄操古琴为孔子弹了一支周文王谱写的《文王操》。文王是孔子心目中的智慧的化身，是周王朝的开国之君，是中国最伟大的英雄，孔子屏息静气地聆听着。
在以后的十天当中，师襄反复演奏这曲《文王操》，孔子也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学。这天，师襄想要孔子在其他学生面前，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听众而演奏这首曲子。孔子以娴熟的技法弹了一遍这首曲子。师襄听后非常高兴，说：“这首曲子你已经心领神会。我们现在开始学下一首吧。”
谁知孔子一听此语，突然跪下请求道：
“请让我再学几天吧。多谢您精心教导，教给了我准确地弹奏此曲，但我还没有把握住文王的真正用意。我不能就此罢休。”
“好吧！多给你五天时间。”师襄答应了。
五天过去了，孔子来见师襄，但仍犹像不决：“再给我五天时间吧！文王的意图深藏在曲调之中，我就像被重重浓雾包围了一样，辨不清方向。五天之后，如果我还不理解，那么音乐对我来说就是不可企及的了。如果真是这样，我只好放弃了。”
五天时间又过去了，这一次孔子高高兴兴地来见师襄。他一进门就喊了起来：“我终于明白了！今天早晨，我一醒来就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豁然开朗了！什么都明白了！我好像就站在伟大的文王面前，我看着他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听着他那深沉、忧郁的声音。我的心完全向他敞开了，我们息息相通，完全理解了他的思想。”
于是孔子成了一个造诣颇深的音乐家。
师襄静静地听完孔子的弹奏，然后说道：“您已有了这么高的见识，我不能做您的老师。如果您允许，请让我拜您为师吧！”
有一点很容易理解，如果他二人只是将音乐当作一种享受的话，孔子和师襄都不能达到那种境界。在孔子看来，音乐蕴含着智慧与道德力量。在后面对他的哲学的介绍中，我们将会看到，音乐将作为一种力量而出现。孔子所弹的那种古琴，直到今天许多有教养的中国人仍在弹奏，中国很多著名古画也常常表现中国古代绅土们弹这种古琴的场景。G·亚历山大对这种古琴是这样描述的：
约三英尺长，六英寸高，表面弯曲呈弧状微弓：一头略大，上面有绷紧的弦。下面还有一个平面，在上下两个平面之间是空的。最初只有五根弦，后来增加到七根。弦是用丝制成的，粗细不一。这些弦被紧绷在琴的两端，在靠近大的一头有琴桥将每根弦撑起来。用十二个螺钿钉固定住的，还有一块用来增强音量的共鸣板。
在一次横渡印度洋的旅行中，我有幸在船上遇到了一位音乐修养很高的中国绅士，聆听了他在一只破旧的古琴的伴奏下，反复演唱中国古代歌曲。即便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那哀婉动人的低吟，那激情荡漾的声调，那豪气冲天的神情，也使人在一定的程度上明白了这样的音乐意味着什么。中国的仁者君子到底具有怎样的气概。他们的演奏，是用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去感动自己和别人啊！他手中的琴抒发着内心的喜怒哀乐，是他的心灵的慰藉，分享命运带给他的一切。据说这位绅士还会弹竖琴。
也许就是从学琴的时候起，人们开始注意到了孔子的非凡人格。鲁昭公的一位大臣（孟僖子）是研究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宗教仪式的专家。他的研究后来成为孔子哲学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这位大臣在临死前叫来自己的管家，对他说：
内在规则是人的立身行事的基础。少了它，人就难以立足于天地之间。我听说有个圣贤的后人孔丘精通此道。如果智者自己不能显身扬名，那么他的后代子孙中必会产生完成他志向的人。我想这话在孔丘身上应验了。在我死后，一定要让何忌（孟孙何忌）和敬叔（南宫敬叔）拜孔丘为师，让他们跟他学习约束心性的学问。
他的两个儿子遵从亡父遗命，拜孔子为师。其他族人争相效仿，一时孔子弟子盈门，名声遍及齐鲁。这些新收门徒的财富和身份大大助长了孔子的身价，使他确立了著名学者和导师的地位。
孔子的伟大人格开始普照四方、泽及天下，人们开始把他看作神灵一样的圣人。他几乎被看作法力无边的先知，能够看透时间帷幕后的一切，能够护佑帝国。在这位伟大的绅士身上，智慧、谦恭、仁爱、敬畏结合在一起，也可以说，所有中国人的理想都集中到他身上了。他主张有教无类。热心地教导那些仅能交一点学费、甚至连很少的一点学费也交不起的孩子们。但他要求他的学生沉稳有悟性，又要善于将知识用于实际生活中，如果做不到这些，就会被拒之于门外。他说：
我指出事物的一方面的特性，如果学生不能发现这个事物的其他三方面的特性，我就不会再教他了。
孔子喜欢游历，所以他的学校居无定所。在年轻时，他就说自己“是个来自东、南、西、北四方的人。”传统中国画中的孔子，总是坐在一辆牛车上，他也许真的就是这样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那辆车就是学校。弟子们跟着他，缓缓前行。路上遇到那些与他的观点相关的事件，孔子会随时发一通议论，用这些事实说明自己的思想。
就这样过了三年，他努力着，多方活动，一直暗暗期盼着混乱而复杂的鲁国的鲁昭公会召他为官，他不愿只做别人的顾问什么的，而是想掌握实权，渴望通过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与那些中华帝国的先贤们鼓舞人心的教导相符，我们在孔子的哲学中，可以看出他的理想是治理出一个完美的国家：
我的学说并不是我所独创的，我只是一个传播者。
他这样谦虚地谈到自己的使命。最初，主要是以他品德的力量，后来则以他非凡的人格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为人民所颂扬，他的关于理想政府、美好国家的政治抱负渐渐传到了家乡鲁国。随着各诸侯国之间的争战越来越激烈，一些封国的君主越来越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更谈不上听命于他了；战争和暴力遍及整个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企盼着和平安宁，孔子的思想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这时，共有13个大的诸侯国和许多小封邑，这些诸侯国、封邑的君主大都独断专行，民众的苦乐完全决定于他们个人的品德。
孔子认为，这正是他施展其才能的时候；那时，他几乎每天都在期盼着鲁昭公召他回国。但是，昏聩的鲁昭公这时仍未认识到孔子的思想威力。这时鲁昭公赠给孔子一辆车和两匹马，特准他到河南洛邑周天子的都城去朝拜。这次考察是孔子游历生涯中最风光最得意的一次。孔子当时一定是怀着喜悦的心情踏上旅途的，因为要去的是他已久仰慕的周天子的都城啊！
那时孔子还年轻，当他穿过禾苗青青的田野、繁花似锦的牧场南下时，可谓春风得意，觉得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脚下了。
孔子有高超的驾车技术，他从来都认为娴熟地驾御车辆是绅士必须掌握的一门技术。他也自称为猎手，尽管没有任何他曾用网捕到过一条鱼或用箭射下过一只鸟的记载，除了一次意外地射下一只恰好从天空飞过的鸟之外。弟子们一致认为，那是由于那鸟实在饿极了，以至于把那支箭当成了可以捕获的食物。就在这次去洛邑途中，孔子看到路边有人在围猎，他跳下车来，兴冲冲地就要参加。他的弟子子路等看到孔子这种不顾身份的举动感到震惊，不由地脱口阻拦道：“您要做什么？先生！你怎么能做这种不得体的事呢？您应该将时间用在研究那些能催人上进、助人为乐的事情上呀！”
孔子看着这位弟子，觉得非常诧异，很有意思。
“你错了，完全错了。智者应该无所不能。而且，捕猎是男人的职业之一。它不仅可以使人获得生活资料，而且是保护人类安全和庄稼不遭野兽破坏的好方法。对君主而言，打猎可以使自己放松精神；对学者不仅也是如此，而且可以使疲乏的头脑得到休息和恢复。通过打猎，还可以用自己亲手捕获的猎物去祭奠自己的祖先，这可是最好的祭品。”
说完，他就跑进狩猎人的队伍中了，并在这个地方逗留了一段时间。但孔子反对任何滥捕滥杀的行为。人们更乐意看到孔子是个熟练的驾手和猎手，而不愿看到他只是个呆头呆脑的书虫。毫无疑问，孔子理想中的君子是应该无所不能、近乎完美的人。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继续向洛邑前进。一路上，孔子一遇到事情便大发各种议论。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会心生羡慕，因为再没有比与一个心灵充实、满腹经纶的智者长期相处更能受到教育了。对一个人的情感和敬仰会激发出求知的热情和毅力。
19世纪的雕版画反映的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们。
关于孔子访问洛邑的经历既有传奇故事，也有正史记载，但都十分有趣。周天子并没有召孔子晋见，只有一位大臣和他见了一面，不知孔子对此反应如何。也许孔子这次洛邑之行是专为学习古代的礼仪的，因此他更愿与弟子们在一起而不愿四处招摇。在这次游历中孔子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见到了著名的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关于老子及老子的思想，我将在后面介绍。
当然，两个大思想家的会面应该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他们的思想有那么大的不同，甚至在许多方面是根本对立的。孔子认为要想了解不寻常的东西，最安全最直接的办法是通过那些体现实用性思想的日常生活行为来实现；老子则专注于研究绝对的、先验的东西，2专注于那令一般人眼光缭乱的永恒的灿烂光环。这次历史性的会面可与全盛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交流相提并论。
据说，那时，老子已垂垂老矣，他随随便便地谈论着孔子学说的主题——对老子而言这些东西太世俗化了。假如真是这样，老子对他以前的伟人们就显得欠公正了。印度的哲学家们能透彻地理解孔子所倡导的关于高尚行为的理论，并视之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另外一个途径。这样，一个超级谜团可能已被破解：对于一切难以理解的神秘理论来说，实践性是它的惟一外衣。然而对于孔子对古代习俗中的智慧的浓厚兴趣，老子却说：
你所说的那些人早已死去了，他们的骨头都已变成了灰，只有他们的那些言语还流传在世间。那些生逢其时的王者高高在上，时代在前进，他们的说法早已过时了。
老子的话说明，世间存在着一种比孔子所钟爱的实用的君子之风更高明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他也反对孔子及其门徒们那种将关心公共生活作为自我满足的途径的说法，他主张心无所挂地冷静地追求智慧。老子所好的就是那种真正的瑜伽主义的、深不可测的沉思默想。他说：
智者偏爱那模糊难解的东西。他要尽量避免为官做宦，因为他知道，在死神降临时他惟一希望的就是把一些真正的真理、箴言传给极少数有悟性的人。他不会对整个世界敞开心扉，而是全神灌注于时间和细节。怀有瑰宝的人，一定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要弄破了它。
据说，老子还详细论述了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将恒定不变教条作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危险性，认为照搬这些陈旧的、不加变通的规则一定会阻碍民族的进步。他不相信恢复、奉行旧礼制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孔子不能接受这些观点，他虽然比老子年轻许多，但总是怀念过去的黄金时代，并且不断在各种场合尚古非今。但是孔子对古代的崇敬和倾慕，使他掩盖了自己所有的不满，他一定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假如不是同情的话）来聆听老子对他称之为“道”的崇高纯洁和普遍理解力的解说的。
关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真正的方法和途径是什么，这两位大师都讲了很多。对我们而言，研究两个人的哲学，应该在他们之间作出判断和选择。
据说老子最后问了孔子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你有没有弄明白那种神赐的智慧——道？”
“哦，……哦，我……没有，还没有。我努力找了它30年，但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在这次与老子会面之后很久，孔子仍为这个有关“精神”的问题所困扰。当一个徒弟向他问起这件事时，他说：
如果我碰到的是一个脑袋里充满着像鸟一样漫无边际地无目地飞翔的思想的人，我可以射他一箭，让他落到地上来；如果我碰到的是一位脑袋里充满着像鹿一样满山遍野无目地乱跑的思想的人，我可以像猎人一样捉住他，将他掀翻在地；但我所遇到的这个人，他的思想好像神龙一样翱翔于太空，后来又突然消失于无限之中，对此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老子就是这样的人。在听他阐述他的思想时，我的心中就一片茫茫然，现在我心中更加糊涂了。
这两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就这样匆匆见了一面，又匆匆地揖别了。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故事也许只是传说，但却非常重要，也很令人感兴趣。因为这个故事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思想界的两大流派。关于这两大流派的观点我将在后面予以详细介绍，那时，它们的意义和重要性就更容易被理解了。
在这次对洛邑的重要访问中，苌弘将孔子引见给周天子的一位大臣——可能是周天子下过命令，要在给他更大的荣誉之前，让更多的人了解他。在交谈中，这位大臣问孔子：“我可以请教一下您的学说和您讲学的方法吗？”
孔子回答道（可能口气中多少流露出一些自豪感），“我的学说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尧舜等圣贤们所教导的、每个人都必须认真去实行的那些东西，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了。我所做的就是讲述前贤们的榜样事例，以此鼓励人们按照严肃的圣贤之书的教导去行动，并强调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思考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一个人要想获得知识和智慧，他应该从何处着手呢？”
“这可是个非常宽泛、非常严肃的问题。”孔子回答说，“很不容易回答。如果需要，有一些论断是应该记住的。那就是：就像最坚硬的钢铁也最脆弱一样，那些最结实的东西也最容易被毁掉。骄傲者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自负者固执己见、不知天高地厚；然而骄傲自满必会带来更多的失败，而固执己见则往往会阻塞获得知识的途径。牢骚满腹者无论见到什么都要大发怨辞，到头来却只能是自食其果。看起来这个见解好像并不新奇，无足轻重，但那些真正实践它的人们就已经踏上了获取知识和智慧的大道。”
在这里，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启示：越是古老的制度越容易被毁掉，而人的良好德行是一切优秀政府的基础和前提。这是典型的孔子式箴言。这时有人也许会在心里产生疑问：这位大臣在离开时心中想些什么呢？他会郑重其事地向周天子报告他的这次奇遇吗？我们且不必将心思放在这上面，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人能置身于那么一座美丽的古城，面对那些宏伟壮观的庙宇，并与那些后来建起的以简朴著称的庙宇、宫殿作一番比较，总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在这样的环境中，孔子应该是很快活的。当他与那些渴求知识的弟子们参观欣赏每一个景点，当他向弟子们解释着、评论着沿途所见到的一切——评说着这些古迹的价值，讲解着这些建筑对于培养人们衷心崇敬、虔诚服从权威的品质的作用时，孔子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快乐的。
有一天，孔子带领弟子们拜谒了那座周天子接见诸侯、宣讲政教的“明堂”，他在那里久久地盘桓着，参观古代传下来的那些安排与设置，由衷地赞叹道：“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明白周王的卓越智慧了，也知道他是如何获得帝王宝座的了。”说这话时，他喜形于色。
墙上挂着尧舜之后的中国历代君主的画像，旁边附有一些评论文字。其中有一张孔子最为推崇、视之为楷模的周公旦的像。在那幅画中，太子——周公旦的侄子坐在他的膝上，正在接见诸侯。孔子慢慢地转过身来，满脸笑容地对弟子们说“就像要通过眼晴的帮助才能看清事物的形状、结构一样，我们只有认真研究过去才能理解现在。”
在这座古王宫的大殿里，有一个被三根针钉住嘴唇的雕像。它吸引了孔子的目光，孔子大声读着刻在石像背后的铭文，弟子们围在周围。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千万不要耽于娱乐和休息。谁要是一味贪图安逸享乐，谁就将会一事无成。
一个人如果对轻微的不公不感厌恶，那么他很快就会犯下不赦的大过。
应该谨言慎行。要当心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以及你心中的每一个念头。应该记住，即便一人独处时，神灵也无处不在。
刚栽下的树苗可以被轻易拔起，若想弄倒一棵参天大树却不那么容易，非得动用斧头不可。
不要自认为力大无比，总有比你更强壮的人。
芸芸众生难以预知并处理未来的事物，他们只能跟随在别人后面。
上天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和公正的。
浩浩沧海，能容纳千万条江河的注入。
我的嘴唇紧闭，我不能说话。不要问我什么。我无法解答你的疑问，也不问你什么。我的学说比天还高，比海还深，而且全是真理。
我站得比你高，无人能伤害。还有谁能说这样的话？
不被人觉察的暗火可以悄悄地烧掉整座房子，然而熊熊烈焰却因为容易暴露而会被人很快扑灭。
涓涓细流可以汇成涛涛江河。
丝线易断，粗绳难割。
这些都是一语双关的隐语、箴言。孔子对弟子们说：“在这些语录中，有对求知者极为有益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能够学习这些话并将之应用于实践中，那么他就离圣人不远了。牢牢记住这些话，孩子们。我将努力依照这些教导去做，希望你们也下定同样的决心。”
然后，他们继续向宫殿中走去，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器具。
在由各种丝绸、漆器、珠宝簇拥的宝座旁，放着一件就像家庭妇女用来汲水的木桶一样的东西。孔子知道这个东西的用途，但他想考一考那儿的官员，看他们是否知道，于是走过去向他们请教。那呰官员都回答不出来，他们甚至不知道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就放在那儿的。孔子走上前去，拿起那个木桶走到附近的喷涌着清泉的水池旁，把它沉入了水中。他要弟子们仔细观察，若想灌满它，就应该恰到好处地用力。用力太小，那桶就会漂起来，用力过大，桶又会一下子沉到水底。
这象征着一个优秀的政府的管理。既不能投入过多力量，又不能过于放任，无所事事。这就是说既要扎扎实实，坚定刚毅，又要有节制、知道适可而止，这是每一位古代帝王的必修课。以前每位君主在登基时都要看这个表演，无一例外，这是让他看一看并领会统治国家的道理。让我感到痛心的是这一课程早已被废弃了。
在洛邑，那位叫苌弘的绅士：不仅以最高的礼仪接待了孔子，因为他本人就是音乐方面的专家，使孔子有机会与别人讨论或听别人讲授有关音乐这一他认为极其重要的课程。苌弘对孔子进行了描述。我将使用文学的语言翻译这段描述，并在文字翻译允许的情况下力求保持汉语原文的风格韵味，同时又要尽量使用通俗的英语。
我所看到的仲尼，身上具备许多圣人的特点。他有一双河水般深不可测的眼睛，像龙一祥的额头——这点与黄帝极为相像，手臂长长的，后背圆阔挺拔，身高九尺六寸3，很像汤王。每每开口说话，他一定要称颂古代的圣王。他的言行谦恭而殷勤，重视礼数。他博闻强记，知识渊博。在他身上我们所看到的不就是圣贤的形象么？
也可译得更通俗一点：
他是一位常人不能比的人。他的人格与智慧，都极不平常，极具天赋。一看到他，就会感受到他那卓越的智慧。他那有神的双眼射出智慧的光芒。他身材高大，双肩圆阔，双臂过膝，一副王者之相。每逢谈话，他总是不断地追忆古代先贤圣哲们，每句话都在赞美他们的崇高的美德。他是子孙后代应该以之为楷模的、最完美的典范。
据说，当有人把苌弘对他的描述转告孔子时，他摆着手说：“我根本不配这样的赞美。苌弘为什么不这样描述我：‘他粗通音律，有很强的求知欲，力求弄通弄懂古代神圣的礼制并恢复它们。’——这才是我啊！”
那时，恢复“礼制”的念头一定经常出现在他的心中，因为他本人就处在帝都——周天子脚下。在那里，礼制中最重要的内容一定经常在最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被隆重地表演出来。每一个诸侯都可以为自己封邑的臣下进行祭祀，只有周天子才能为整个帝国的子民们祭拜天地。那时的中国没有专门的祭司、巫祝之类的神职人员，祭祀都由天子、诸侯或高级官员主持。到过中国北京的宏伟壮丽的天坛的人，都能体会到在那代表臣民们向天地行礼的盛大仪式中，天子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令人敬畏的身份和地位。当我置身于其间时，我觉得，似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浩荡曲折的命运，那所有过去及未来的一切，都汇集到人们的心灵之中了，扫荡了心胸中一切日常琐屑之事所带来的烦恼，使人们沉浸在神圣的体验之中。此时，对孔子倾其一生精力推行的重大事务——礼制，也就透彻理解了，领悟了。孔子针对“礼制”向他的弟子们所讲的一段宣言式的话，对一切珍视、追求真理和美好事物的人都有极强的吸引力：
我非常热爱和崇敬古代圣贤们，他们的著述太深远、太宏大、太全面了，我读他们的书时从来不知疲倦。这些著作是取之不尽的宝藏，我们后人没有必要再去创立新的观点，只要尽力去宣传、阐释古代圣贤们教导的一切就足够了。
正是因为这个，他从没有把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与这些古代圣贤相提并论，自称或称某人为当时或后来帝王的老师或楷模。他说：
我怎么敢将自己的名字与圣人和那些具有完美道德的人相提并论呢？我只能全力地，永不满足地追求模仿圣人，并解释圣贤遗训以教导别人，对此我从不觉得乏味和倦怠。
后来，孔子率弟子们返回鲁国继续办学。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孔子都一视同仁，都孜孜不倦地进行教诲，他称之为“有教无类”。条件只是要交一点学费——一小捆（七八根）干肉。而真正重要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有追求知识的志向和意志。这时，孔子已着手整理古代经典，即那些论述丰富、含意深邃的古代典籍。孔子认为对这些古籍的整理和利用，对中国人的幸福安康极为重要。他把当时所能见到的古代典籍统统整理了一遍，对有些典籍还作了增补，在后面介绍他的哲学思想时再予以详细介绍。
这时的孔子已声名远扬，门庭若市——来自各诸侯邦国的门徒云集曲阜。他的弟子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时竟达到3000人之多。他每天坚持讲学，后来他的主要观点由弟子们整理成书，书中记录着孔子的举止、表情、语录等等，他的弟子们就将此作为自己学习的课本。这本书对今天的西方读者仍很有价值，值得珍藏。这本书中，孔子就像活着一样，就像柏拉图的《对话集》中的苏格拉底一样，栩栩如生，形象逼真。虽然孔子的语录比苏格拉底有更多的格言、警句、隽语等，但个性却更鲜明，更富有生气，更机智幽默。这就是著名的《论语》，也可以将它视为由孔子自己和了解并热爱他的人所共同绘制的孔子像。
从洛邑返回鲁国时，孔子发现自己家乡一片混乱。鲁国的三家最有势力的贵族——“三桓”——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国家，鲁昭公被架空，整天惶恐不安。这比英格兰历史上亨利六世时以“拥立国王”而著称的厄尔沃里克伯爵所造成的混乱还要混乱。这场混乱最终发展成战争，鲁昭公被推翻，跑到邻近的齐国避难去了。为了避开这场破坏他宁静的学术生活的战乱，不久之后，孔子也去了齐国。
孔子选在齐国避难还有一个理由：齐景公曾经邀清过他——当时他没有认真考虑就回绝了。齐景公在信中问他怎样才能使那些不安分的、爱闹事的人们满意，并且对他们实行有效的统治。孔子对使者说：“回去告诉你的主人，我对他和他的臣民一无所知，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他不是想知道古代的圣贤君主统治的办法以及这些办法怎样才能有效吗？如果他真想知道，对此我倒可以为他提供一点建议，因为我只了解那些我研究过的东西。我不了解他的臣民们的事，所以不便妄言。”到了现在，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使孔子感到，齐国也许是施展自己管理政府才能的地方，因为他在鲁国看不到任何希望。另外，齐国还有一样东西吸引着他。虽然齐景公也是个既懦弱又骄奢淫逸的昏君，但他的相国——总理——却是一位有很高的审美品味的人，而且这位大臣还是古典音乐爱好者，家中收藏着古代圣王舜帝创作的曲谱。这对孔夫子的吸引力太大了。
据记载，孔子去齐国时，身边只带了几个弟子。实际上，他的许多弟子并不都是时时在他身边的。他们只在某一方面需要指导时才去向孔子求教。大概可以这样来比喻孔子和弟子的关系，他们就像是环绕太阳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转的行星那样，以孔子为中心，形影不离。直到今天，北京的孔庙里仍然把这些门徒的灵位和孔子的灵位供奉在同一个大殿里，整个宫殿笼罩在肃穆、神圣的气氛中。在这里我想用孔子及门徒的语言描绘一下其中的几个弟子，这几个人是孔子门徒中的佼佼者。他们堪称追随孔子的众门徒的典范，同时又各具鲜明个性。
其中第一个要讲的是颜回，他是孔子最亲近的最优秀的门徒，孔母颜徵在的同族晚辈。在颜回死的时候，孔子痛不欲生，大放悲声：“哦，老天，你抛弃了我！老天，你抛弃了我！”
颜回生性质朴无华，沉默寡言，冷静刚毅，极其忠于孔子，学习刻苦认真。颜回一生穷困潦倒，那种穷苦的情景令许多易感的心灵为之流泪，但他却经常自己一个人呆呆地冥思苦想，其他弟子都说他是个傻子，但孔子却说：“我曾和颜回谈了一整天，他对我说的话，没有发表任何意见，那时我也以为他是个傻瓜呢！后来我发现他那只是因为他腼腆、孤僻而已。我仔细考察他不在我面前时的行为，发现他是完全照我所教导的去做的！这样我才知道他一点也不傻！”
有一次，孔子问另一个有些名气的弟子：“你和颜回比起来，谁更出色？”那弟子回答说：“我怎么能比得上颜回呢？他听人讲某件事的一个方面，就能推知整件事。而我却只能由一推知二呀。”
孔子点点头说：“对，你和他不一样，你和他不一样。”
孔子还说过：
一连三个月在心中只想美德而不去想别的事，只有颜回才能做到这一点啊！别人只能偶尔一整天从不间断地去这样思考美德，顶多不会超过一个月。惟有颜回能做到三个月专注于美德，这是多么值得赞美的品德！他每餐只吃一竹碗米饭，以一葫芦淡酒佐餐，住在陋巷中的茅草屋里，要是别人，早就受不了这种清苦了，但颜回从不为物质上的贫乏所困扰，依然生活得很幸福。颜回的品德多么高尚啊！
颜回在孔子心中所占的分量不可估量。从他的恩师孔子那痛不欲生的心情和老泪横流之中，完全可以看出他那与众不同的品格的价值。其他弟子没料到平时一贯庄重、刚毅的老师竟会如此悲伤失态，感到困惑和不安，一齐劝慰说：“先生，先生！您不要太伤心了。他已经去世了，请您节哀保重吧！”“怎么会呢？我多么伤心也不为过呀！我不为这么优秀的人悲痛哀悼，还能为谁呢？”
被深深触动了的颜回的师兄弟们，心情异常沉重，诚心诚意地为这位潦倒一生的颜回举行了相当奢华的葬礼。孔子在埋葬自己亲生儿子鲤时十分简朴，因为他认为凡事都要恰如其分，认为将大量的钱财浪费在丧葬仪式上既没有必要又非常愚蠢，尽管没有人比他更注重真诚的哀悼和对亡者的纪念。他并不喜欢在这方面铺张浪费。他悲痛地说：
“颜回就像我的亲生儿子一样啊！我却不能像葬鲤时那样葬他，这不是我的错，是你们这些人的过错呀，孩子们。”
真正伟大的东西往往不能为最接近它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是一种人生悲剧。颜回却领悟了孔子学说的真谛并获得了报答。在颜回生前，孔子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他总结道：“颜回已经接近道德上的完美了，但他依然不满足。并且他的生活一直那么苦。”
孔子这番话的意思是，这样生活在困苦中却能知足、快乐、幸福的人，就是美德的化身。有一位弟子曾说颜回是“空心人”，即印度人所说的“无欲者”——没有任何虚荣心、野心、奢望并且全心全意地追随老师的人。有一次，他们在游历途中遇到危险，众人一时不知所措、荒作一团，在稍稍安定下来以后，大家发现颜回不见了。当他一下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又冒出来时，孔子生气地责备他说：“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从颜回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独有的爱心：“您还好好地活着，我怎么能去死呢？!”
这个俭朴、贫穷的人，死后却得到了国人普遍的尊重，人们从不曾也永远不会忘记颜回的美德。在北京的孔庙中，颜回的灵位是东侧四个牌位中的第一个，上面写着四个大字“亚圣颜回”。人们相信每次进行庄严的祭礼和礼赞时，他的在天之灵都会降临。他24岁时就已满头白发，33岁就英年早逝。这位一生与贫困悲苦作伴的人，死后却赢得他的国家以及一切敬重真正伟大心灵的人们的爱戴。我每每想起他的老师时，首先就会想到这位站在一旁的质朴可爱的人。
另一个是子路。子路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是另一种类型的可爱的人。他鲁莽、急躁、勇敢，有时有点过分，他判断问题时往往急于下结论，因而经常犯一些小错误；他像一位惯于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无所畏惧的勇将，在进行哲学思考时也难免显得有些冒失，常常发些离题万里、让人摸不着头脑也无伤大雅的议论。孔子早就预言他注定会不得善终，后来这个预言果然兑现了：他在一场小规模的激烈战斗中牺牲了。
在那本来就充满战乱的国家，在那风雨飘摇的年月里，孔子经常耐心地提醒子路并不断训斥他的鲁莽：
“我告诉过你知识是什么了吗？”一天孔子问子路，“你听好，知识就是理解了一个道理时就说理解了，如果没有理解就老老实实地承认不理解。这就是知识。”
像子路这样对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充满信心的人要接受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接受了。虽然孔子对子路不像对颜回爱得那么强烈，但他还是十分喜欢子路的。一天，孔子说：“如果我的学说真的不被天下人接受——到了无法实行的时候，那么我就找一只木筏到大海里漫游去。谁会跟我同去呢？我敢肯定只有子路一个人！”
子路听了这赞扬他的忠诚的话，真是高兴极了，竟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这又惹得孔子不高兴了。孔子说：
“子路4比我更喜欢冒险，却不能将自己对事物的认识贯彻到行动中去。”后来，有个弟子问老师，子路是否可以称为具有完美道德的人，孔子的回答若让子路听到了，也许会沮丧：
“我不知道。子路可能会被一个拥有千余辆战车的诸侯国请去做一些执掌兵权、发动战争之类的事情，这我很清楚。至于他是不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我真的不知道。”
但无论怎么说，子路学习时还是十分努力认真的。据说，他只要认识到了某种道理，就一定会赶紧去实践一下，因为他担心如果不这么做，那么不等他把这个道理彻底掌握，就有可能出现另一个新的道理。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孔子请颜回和子路各自说出他们内心的抱负，子路毫不思索，抢先说起来：“我要把我的车、马、裘皮大衣与朋友们共同分享，尽管这些东西肯定会被他们弄脏，但我决不会介意，也决不会为此而不高兴。”
颜回认真思考了半晌，然后缓缓地说：“我的愿望是，要让老年人获得安宁，使他们能够好好休息：要真诚地对待朋友，得到真正的友谊；对年轻人要亲切、体贴，要知道怎样关心他们。这就是我的抱负。”
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三位贤者的人格的光辉。尽管经过漫长岁月的磨损消蚀，人类凭借记忆的强光的照耀，仍使他们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仍是那么亲切而实在。
子路的过人勇气从不曾改变过。有一次孔子拜访了声名狼籍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子路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老师感情生活中的一大污点。以前从来没有人敢在这种情形下站出来当面反对孔子，更何况孔子已被迷得神魂颠倒、有点飘飘然了呢！但此时子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对孔子大加指责，孔子简直快气疯了，扯开嗓子对子路大吼起来：
“假若这件事我做错了，老天不容我！老天不容我！”
子路的这种可爱、鲁莽、放肆的性格，时不时地表现出来，这就像是勃朗宁所说的周期性发作的“招人喜爱的抽风”。至于我们，对孔子的反驳是否公正，大可一笑置之，不必过于认真。
孔子曾对颜回说：“如果被人召去做官，那就好好地干，要恪尽职守；如果没有人召你，那就好好地呆在家里，而且要知道满足。看来只有你和我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啊！”
子路不甘被冷落，这时也凑了过来，他特别希望听到老师的赞赏，说：“老师，如果你在某个大国的军队中得到了一份职务，你会带谁去上任呢？”我们可以替子路说出他心里的话：“啊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带颜回去了吧！”
没想到孔子却冷淡地说：“我不会带一个赤手空拳去打老虎、或不凭借渡船而泅水过江河、或动不动就要跟别人拼命的人一起去。我的同伴应该是知道三思而行并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完善自己的方案，然后才采取行动的人。”
这一次，子路大概无言以对了。但他对老师的热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遇到对老师不利的事，子路绝不会袖手旁观。有一次，孔子病得非常厉害，子路请求去为老师祈求神的帮助，比如向神述说老师多么地伟大、多么杰出等等请求保护的理由。
“有这样的先例吗？”病急乱投医，孔子有点动心了。
“有呀！”子路着急地回答，“《诗经》中不是有‘我们向您祈求，尊敬的天神吗！”
“如果是那样，那我很久以前就开始祈神了啊！”
孔子的意思是说，过着与真善保持和谐的生活，这本身就是在祈求神明。为此我们得感谢子路，是他让我们对这位古代圣贤的伟大灵魂的平静有了深深地了解。只是子路的热心有时不免过了头。
有一次，孔子刚刚被褫夺了官职，心情非常沉重，因此病倒了。弟子们延请良医救治，却不见什么效果。于是，子路想出一个古怪的办法，让师兄师弟们扮成王公大臣的样子，排列在孔子的病榻前，想用这种办法安慰孔子，让他重温当年在鲁王宫中被大臣们环侍的盛况——也许这么一高兴，老师的病就会好了，子路大概是这么想的。但他缺乏对老师的深入了解。昏迷中的孔子突然说道：
“子路，你这个骗子！你骗了我多久了？让我这半个大臣也没有的人假装成有很多大臣环侍身边，你这是搞的什么鬼！我对谁去发号施令呢？向老天爷吗？我宁肯死在我的弟子们中间，也绝不想死在那些大臣们中间。”
不管怎么说，孔子还是喜欢子路的。他曾经愉快地谈到子路：“即使穿着破麻布做的褴褛衣服，同一群身着华美服装的人在一起，也不会感到羞耻和难堪，这就是子路啊！只有子路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啊！他既不嫌恶贫穷者，也不羡慕富贵者，难道子路做得有什么不对吗？”
这是个多么坚强而富于同情心的人啊！虽然他有些莽撞和自负，但并不掩蔽其刚毅坚定的品质。孔子是一位很好的导师。孔子自己说过，他常常教导、鼓励颜回要大胆、果断，而对子路则严加约束，提醒他要谨慎小心。孔子知道何时该如何做：区别对待，因材施教。同时孔子也经常从子路的闲扯胡诌和危言耸听中得到乐趣。一天，很多弟子聚在一起，孔子向子路开玩笑地说：“你几乎每天都说‘没有人赏识我们’。假如现在有位国王想重用你，那么你有什么打算？”
子路毫不犹豫地说：“噢，假如那是一个拥有一万辆战车的公国，假如这个公国被别的更强大的公国夹在中间并且遭到了侵略，假如那里的玉米等庄稼都遭了灾的话——好了，假如这样国家的国王信任我，让我掌权，那么不出三年我不仅会让那里的人民变得勇敢善战，而且使他们受到教育并让他们认识和掌握代表正义的法律。”
孔子忍不住笑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造这样的奇迹。这是子路性格中的一面，还有另外的一面，他的老师这样说：“不用说半个字而解决一场官司，只有子路能够做到。”
孔子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学说绝不是撒在荒漠上的种子。孔子曾经这样称赞子路：“这是一位绝不会忘记履行自己的诺言的人。他生性好动，直爽，绝不将话憋在心里。”正是这个子路，总是对孔子那些简约精练的格言、隽语提问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甚至非常浅薄可笑的问题，而其用意是为了把那些道理理解得更透彻，促使孔子阐述得更加清晰明白。比如，他曾请孔子对理想政府这一概念加以解释，并且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凡是要求人民做到的事，自己一定要先做到；要尽职责，不辞千辛万苦。”子路仍不满意，仍要老师讲得更清晰一些，孔子又强调了一番，重复了一遍，并补充：“还要一直坚持这么做”。有一天，子路跑去见孔子，一见面就说：“卫灵公仍在盼您进宫帮他处理政务呢！那么，您认为应该先做什么事情呢？”
“首先要矫正名分！”孔子冷冷地说。
子路对老师的话和态度感到很不理解，甚至有点恼火。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一下老师注意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本领。没想到话还没说出口，先被孔子劈头盖脸地教训了一顿：
你怎么如此粗野呀！君子对自己不懂的东西提问时一定要恭恭敬敬。所以应该从矫正名分开始。如果不这么做，那就会名不正；如果名不正，那就会言不顺；如果言不顺.又怎么能做好事情？如果做不好事情，也就难以复兴礼乐制度；礼乐制度不能复兴，刑罚也就失去了根据和标准。如果是这样，老百姓便会不知如何是好，无所适从。因而，一定要先正名分，这样有教养的人才能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政令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
我个人认为这是孔子所说的最有智慧的话了。将这番话运用到今天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让那些所谓的政治家们在议院中实施，将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如果将这个学识用在我的民族中的某些人如克伦威尔或亚伯拉罕·林肯身上，看看他们会如何严格执行这个学说，在他们以及另外一些人身上，这些必然性的判断会导致什么样的必然行为？他们都是些不喜欢长篇大论的人，他们留下来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多，但却使人永远难以忘怀。
有一次，子路这个总是注意大人物和大事情的弟子，向老师请教如何侍奉君主。
“不要对他们惟命是从，”孔子回答，“而且要敢于当面反驳他们。”
这是真正的孔子式的信条，这是孔子哲学的主要方面。
关于这两个弟子以及别的弟子可以介绍的还有很多，但我不能再讲下去了，因为这已经足以让我们大概地了解那些拜孔子为师并热爱孔子的人们，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有关古代先贤的人格修养的重要课程了。在这里，我想用几句话简单地描述一下经常追随在孔子身边的那几个弟子：
“闵损站在孔子身边，像一个和蔼而刻板的清教徒；子路模样威猛，像一个武士；颜回和子贡则是一副轻松随便坦坦荡荡的样子。至于孔老夫子自己呢，则见一副乐乐哈哈，高高兴兴的样子！”
好了，现在，让我们同这群刚熟悉的人一起去齐国游历一番吧！
在师徒一行慢慢地走向北方的齐国时，孔子并不抱多大的希望，因为当时齐国的景公并不是什么贤明的国君，后人对他的评价是：“他拥有千辆战车，万匹良马，但在死去时却没有一个人称颂他的德行。”由此可见其恶贯满盈。
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孔子师徒在前去齐国路上的情景：老师坐在牛车上，怡然自得地观赏山水，七十位著名门徒中的最主要的几位伴随在牛车的前后左右——当然，其中一定少不了颜回和子路。路上发生了一些小事，但最后都安然过去或有惊无险。路过泰山时，他们看到一座新堆起的土坟前坐着一个悲伤欲绝的中年妇人，哀哀怨怨，哭哭啼啼。孔子叫大家停下来，让子路去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这幅18世纪的帛画，上面所画的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隋炀帝杨广，在他统治下的中国连年的战争与洁大的工程，使得民生凋敝，他的暴政从而引发了农民起义。
“您如此悲伤，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吧？”子路上前问道。
“是啊。”妇人说，“就在这儿，前些年我的公爹让老虎吃掉了。去年老虎又吃掉我的丈夫。就在前两天，我的儿子也被老虎吃了。我只有这一个儿子啊！唉呀，苍天哪，你不睁眼呀，撇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让我怎么活呀！”说罢，又号哭起来。
孔子听了感到十分可怜，在车上向前倾了倾身体。这是孔子的习惯，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时，总要倾身去扶住那车旁的扶手，以此表达对那巨大的悲痛的同情。孔子说：“既然老虎如此可怕，那你为什么还不离开这个地方呀？”
那妇人泪如雨下：“这儿虽有猛虎吃人，但不用缴那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呀！”
孔子对弟子们说：“孩子们听着，一定要记住，暴虐的政府比吃人的猛虎更令人害怕啊！”
弟子们都默默点头。孔子慢慢地转过身去，又带着弟子们上路了。
在这次旅途中，他们还遇上了一件奇事。在他们进入了齐国境内时，突然听到路旁的小树林中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好像是人的呻吟声和挣扎声。他们急忙跑进树林，看到一个人吊在一棵树上，正在痛苦地抽搐着。孔子顾不得吩咐弟子们，急忙跳下车冲过去将那人救下来，解下勒在他脖子上的绳子。好在那人吊得时间不长，气息虽然已很微弱，但还没有死。过了好一会儿，那人缓过来了，能说话了。孔子问他，是什么样的事使他走上这样的绝路？那人放声大哭起来，怎么也劝止不住，他对孔子说，他一定要死在自己的手里。
“我本来生活得很好。我热爱知识并努力地去获取知识，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我很快就超过了自己的老师。后来我到各地游学，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学习做人的知识。我到过很多地方，走了很多路。多年之后，我回到家乡结婚成家。不久之后爹娘先后就去世了。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对父母尽的孝行太少了，但这时一切都太晚了，我再也没有机会报答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了。我为此后悔不已。但当时我想也许我还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尽点别的责任以求能将功补过。我有知识和经验，可以为国家效力。但没有人理睬我，甚至没有人愿意接见我。
“我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我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帮助，他们应该是讲义气的。但我又错了。我的所有朋友都冷漠无情。最后，我的独生子，他是我的心肝宝贝，也像我当年一样周游世界去了，直到现在也没有回来。他根本不管我这个可怜的老头子了，好像他生下来就是个孤儿一样！”
说到这里，那人泣不成声，“我现在明白了，我没有尽到为人之子的最基本的责任。作为儿子，我彻底失败了。作为一个臣民，我也没能为国家做任何贡献。我也没能赢得朋友的真正友谊，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留在身边。我还活个什么意思呢？你们还是让我死了吧！”
孔子听着，心中十分同情。
“这你可是大错特错了！”孔子说失望只会增加人的罪过。你这是咎由其取，这就是对你无视应尽责任的重要性的惩罚。我理解你的这种心情。但你并没有失去一切啊。振作起来，重新从头开始吧，就当你今天刚刚认识到生活的真正价值，从现在起，时刻珍惜它，正确地对待它吧！即便是到了现在这种程度，你仍能够获得那丟弃了很久的智慧啊！”他转过身对弟子们真诚地说，“记住你们所听到的了吧，那就去实践它，为了你们自己。”
离开那个人，孔子心事重重地继续赶路。他的弟子们一个个悄悄地回家去了。到了晚上，共有十三个弟子回父母身边履行义务去了。因为他们明白了，即便是为了追求智慧也绝不能放弃孝道。这使孔子十分高兴，因为在他看来，挂在嘴头上的漂亮话从来不如采取实际行动更有意义。
《论语》中的一段话好像就是针对这次经历所发的感想：
父母在世的时候，做儿子的就不能到远处去游历。如果他一定要外出，应该去某个固定的地方。意思是说，去的地方应该是父母一旦需要时就能找到他的地方。
孔子到达齐国时受到了隆重接待——景公亲自出宫迎接他。孔子对景公说：“从那些年轻人的姿态和温文尔雅的举止来看，先圣舜帝所创作的音乐《韶》在此真是无处不在啊！”据说，孔子听了齐国宫廷乐队演奏的《韶》，深受感动，心旷神怡，不能自已——简直超出了人的感觉极限，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他激动地叫道：“音乐能达到这样超凡入圣的境界啊，这简直是天上的仙乐啊！”
这种精神上的和谐，坚定了孔子的信念，坚定了他关于音乐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根本的信念，在齐国，他亲身体验到了音乐那种摄魂夺魄的魅力。
孔子在齐国的收获并不仅仅是在音乐方面，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实践他的理论的机会。景公虽然无能，还不至于没有意识到中国最伟大最有智慧的人如今就在他的身边。于是景公经常向孔子请教，提出一些自认为非常艰深的关于统治国家的问题，露出一副想得到既简单又能包治百病的药方的态度，并且很喜欢听别人的阿谀之辞。在那时的中国，阿谀拍马虽不像现代人那么流行、那么险恶，但对像孔子这样的伟大哲人而言，要他奉承一位诸侯，并且同时还要使说出的话产生实效，则不免会有损于他的声誉。好在孔子抵住了诱惑，没有偏离自己所坚信的君子必须真诚的信条。
他将当年子路问他什么是优秀的政府时的答话加以发挥，使其更加丰富。当年他对子路说的是先要矫正人们的名分地位。现在，对齐景公提出的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主就要做得像君主的样子，臣子就得像个当臣子的样子，父亲应该有父亲的样子，而做儿子要有个儿子的样子。也就是说，要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如能做到这样，优秀的政府就会出现了。意思是说，在家庭和社会中可以实行同样的法则，应该依照家庭和社会的本性建立起政府，这样的政府可以视为不变的典范。这种政府只需根据管理得很好的家庭大而化之为国家的家长式管理——即天子像诸侯的父亲，而诸侯就像大夫和臣民们的父亲——就可以了。这是因为家族就是国家的雏型和缩影，而国家不过是家庭的扩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