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的
灵魂——五经四书
人们在孔子身上，看到了理想中的完人，君子和道德高尚者。这一希望并不在遥不可及的天上，而是能够在地上得以实现。这就诞生了理想的国家，这种国家由具备高尚的人格境界和榜样力量的人来统治，他们能登上君主宝座的惟一原因是道德上的完美无缺。
由皇帝主持，富人和达官贵人们参予的祭孔仪式，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没有什么可关心的。尽管其中充满了道德戒律，也没有贬低普通劳动者的工作的成分，但是，笼罩在整个仪式上的、敬畏死者的气氛，却是冰冷的、令人生畏的，它缺乏以精神的温暖感召激发人们的爱并引导他们去履行义务的魅力。对此，我们将在后面予以介绍。中国从印度引入了激情，增添了激励和希望因素，因而使道德戒律得到了强化，这些都是古代中国所不了解的东西。但是，虽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孔子都是一个贵族，但他却充满了对平民的同情心，并且把建立有利于人民的政府作为自己终生追求的目标。
在这里，我将简要地介绍一下由孔子编纂、撰写或编著的那些名著，并对其中的主要思想有所介绍。这是一些最具权威的典籍，被中国人称为“五经”的《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据说除了《春秋》是孔子著作的外，其他虽然也是孔子整理编纂过的，但人们普遍地认为《礼记》中的大部分内容出自孔子的后人。
《礼记》确实是一本好书，好得出人意料。如果说曾有一本书被用来指导人们一生中的一切品行和举止甚至细致到面部表情，并且其中渗透着深深的宗教的和对祖先的情感的话，那么这本书就应该是《礼记》了。有时，对那些不理解中国式的思维习惯的人们来说，可能会得到只为自己打算的不虔诚的印象，但这是不公正的。有些箴言对西方人而言是晦涩难懂的，而西方人的关于礼仪的著作对那些出生在那种文化环境中的人来说是无需专门教导的。但是，就像对许多古代和外国的风俗一样，对中国的礼仪，最需要的就是理解。孔子说过，“对真正的绅士来说，礼仪的运用是为了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
他这样做，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这是孔子哲学中的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礼记》中对礼仪做出了这样的阐释：
如果没有恰如其分的行为准则，那么恭敬虔诚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举动，仔细认真就会变成胆小怕事，英勇无畏就变成鲁莽不恭，直陈己见就变成了粗野无礼。
还有谁曾写出过比这更正确的文字吗？让我们记住这本书开头的第一句话吧：“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有礼貌——讲究礼仪。”这一古代典籍（我们且不提其中的一般性问题）就像我们在前面已介绍过的那样，制定了“最准确最详尽的礼仪”，它使中华民族向世界其他民族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风貌。
而且我还要说，无论是就其力量还是就其细致到近乎繁琐而言，西方人都难以理解中国人之间的礼貌、体面的真实的本质和意义。我们西方人活泼好动、性情浮躁、不讲究形式、粗鲁不讲礼仪，而中国人则温和沉静、讲究礼仪、注重细节、庄重高雅。然而，我们的习俗同样也是程式化的。没有这些程式化的习俗，我们的社会就会解体。如果我们以为中国走得太远了，那么究竟谁更接近着完美呢？很显然，应该是中国人。
《礼记》反对挤眉弄眼、做鬼脸、出怪相。它认为，庄重虔敬之心要贯穿于仪式的整个过程，否则就毫无价值可言。我们也没有必要认为每一个遵奉、实践这些礼仪规则的人都能感受到它们，并能真正理解它们。毫无疑问，这样的标准确实太高了。但这会使那些未达到这个高度的人知道并且承认自己的落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都比我们的高得多，而且它的那种极力追求尽善尽美的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礼记》中的一些格言在西方人看来是幽默风趣的，而在某一些场合下，那种强制性的要求竟能被实施并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尤其是要求那么苛刻的守孝，竟能被人们的情感所接受，确实令西方人震惊。以下是《礼记》中对守孝人的行为的规定中的几条：
父亲去世时，儿子要表现出无法承受，茫然无措的样子，遗体入殓时，他应该茫然四顾，好像在寻找某种不可能找到的东西的样子；下葬之后他应该是一副惶惶无主、坐立不安，好像盼望着外出之人归来的样子。在第一年守孝期满时，他应该依然忧伤满面、非常失望；在第二年期满时，他的样子看起来应该还是面目呆滞、无依无靠。
三年的经验是个有利条件，完全可以造就出一个很有技艺的艺术家了。但我们应该记住，要是不这么守孝三年，在中国就会被人视为对死去父母的最大不孝。中国古代圣贤说过，濒死的狐狸都会抬起头来，向它出生的那个土堆张望。难道一个绅士还比不上畜牲对家庭（父母）的情感吗？实际上，中国人在这方面做得往往比《礼记》所规定的还要严格——还要到家，并且掺杂着炫耀忠于传统的情感的潜意识竞赛。当一个人在为他的父母守孝方面创出新纪录时，比如“三年中他一直以泪冼面，脸上从来没有笑影，甚至连牙齿也不转露过。”那么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人的确非常尽孝。
中国人大都赞同这种礼仪制度。西方人也许会对此大惑不解，一个讲究礼仪的家庭的做法何以会像传染病一样使人们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去守护先人的陵墓呢？
《礼记》还有一种奇特的传统，那就是活人绝对不能使用用来供奉死者的器皿。这些器皿都是经过特殊加工，活人根本无法使用。如泥土做的祭器当然不能用来洗东西，故意将琴的弦做得凸凹不平，笛子吹不出调子，钟没有支架。
“这些东西被想像成器皿，死者就是这样被当做神灵对待的。”孔子说。
对待死者的关键的态度是，绝不能把他们当成死人对待，因为那样会伤害死者的感情；但也绝不能将他们当做活人对待，如果那样做则会显得缺乏理智。这种照顾双方面的、折衷的做法，正好与那种实际上根本不能使用的器皿相吻合。
结婚时的礼仪程式同样古怪，同样令人难以理解。孔子认为，有些习俗和仪式能够引发并维持人们的恰当的感情。他对婚姻习俗讲过这么一段话：
嫁出女孩的家庭，应该连续三天三夜地长燃灯火，以此向乡邻们说明亲生骨肉已分出去了；娶媳妇的家庭三天之内不能奏音乐，用以提醒人们新郎从此以后就取代新娘的父母行使职责；婚后三个月，新娘要到新郎的家庙里去拜见祖先，并要说一句这样的话：“我是新来的熄妇，绐列祖列宗磕头来了。”
关于这些礼仪我不能再多讲了。中国太守旧了，直到今天，《礼记》中的许多东西仍然左右着中国人。
关于《易经》我不敢乱说什么，虽然孔子十分重视它并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它太深奥太神秘了，直到现在西方人仍没有真正理解它，也许，《易经》对那些占星卜卦，为人预测吉凶或生死的人们而言，是个有用的法宝。中国的占卜预测的体系就是以《易经》为基础的。在西方，尽管有许多学者曾挖空心思地想破解《易经》，但至今仍未入门径。至于我自己，甚至不知道中国古代的神秘预测术是否真的是建立在《易经》的基础上的——虽然我知道人们仍在应用它。据说，孔子也曾以附录的形式对《易经》进行了增补。
《春秋》是“五经”中惟一基本上是由孔子亲自编写的一部书。
“五经”之后是“四书”。“四书”中的第一部就是本书经常引用的《论语》，是孔子的语录集；第二部名为《大学》，传说是孔子的名徒曾参的著作，第三部是子思所作的《中庸》；第四部是《孟子》，由孔子的伟大的继承人孟轲撰写。除了《孟子》，“四书”中的另外三部都体现了孔子个性、人格，可以认为都出自他所创办的学校，都忠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因此，根据这些书籍，人们完全可以完整地认识到孔子的哲学思想，因为它们实际上就是伟大的孔子思想的喉舌。
孔子的确从小曾对“神的本性”发表过明确的见解。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他对这方面的问题没有作深入的思考，也不能认定他没有发表什么看法而只是静静地观察是因为他的思想和语言不足以认识和表达这个问题。最有可能的是，他认为一般人不适宜讨论或思考这方面的问题。研究过西方神学教条的人们，难道不会对孔子的观点表示理解和同情吗？莱吉博士认为，孔子对于神灵的存在，表现的更多的是深深的怀疑而不是相信。但沉默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怀疑。对孔子这样伟大的道德导师而言，对这种问题保持沉默可以有多种解释。孔子曾经说过：“没有得罪上天的人，就没有什么必要向上天祈祷。”这说明他并不是没有神灵观念，也不是对神没有进行过思考。
孔子曾说过：“天啊，无人能理解我啊！”
子贡不明白老师的话，他问道：“您说无人能理解您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
我并不是在抱怨上天，也不是在抱怨别人。我只是说，我的学说是粗陋的，但这种学说所代表的思想观点却是高尚的。这一点只有老天才能了解。
莱吉博士坚持说，孔子在《论语》中从不曾使用过人格神（即上帝）的概念，因此他认为孔子只是不信仰宗教，但并不反对宗教。我认为，孔子既不是不信仰宗教也不是反对宗教。由于对神怀有深深的虔诚，妨碍了孔子对“上帝”使用人格化的称呼。也许他认为上帝太伟大了，因此不能乱用称呼，或者他认为讨论这些超自然的东西不是人的头脑所能胜任的。
莱吉博士指责孔子不真诚——这令人难以接受，因为孔子的学说，他的一切关于道德、关于真正的绅士和君子的美德等理论都是建立在诚信这一基本美德的基础之上的。莱吉博士的根据是，孔子曾经以生病卧床为借口而拒绝会见一位不速之客。首先，我们应该考虑到中国的礼仪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速之客是被视为唐突和很不礼猊的。另一方面，孔子这样做也顾及了来访者的脸面，他可以认为自己没有见到孔子，是因为孔子病了，而不是因为别的什么使他丢脸的缘故。因此孔子的做法也可以理解为是出于为他人着想的善意。此外，在中国的“生病”正像西方人所谓的“不在家”一样是个心照不宣的随手可得的理由。除非是极端苛刻的清教主义者，人们对西方和东方的这种情况大概都不会提出什么异议。
莱吉博士还举了孟琛凡的例子。这位鲁国的将军在指挥一次战斗时，他的军队被打败了，撤退时他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后边。过后人们都称赞他勇敢，孟将军却说：“不是那么回事，只是因为我的马跑得不快。”孔子对这一回答极为赞尚。但莱吉博士却认为这种回答没有任何说服力。这使我大为不解，莱吉博士是不是想看到孟将军拍着胸脯说：“这没有什么，我这么勇敢，所以只能我走在队伍的最后边。”
孔子、孟琛凡以及一切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都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话来，除非他是一个疯子。中国人认为，对赞扬和恭维付之一笑，才是绅士风度或大将风度，这与是否真诚毫无关系。这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好的形式”，那时的中国人早就身体力行并且彼此之间形成了默契。莱吉博士并没有放过孔子，他还有更严厉的指责——当然也是没有根据的。事情是这样的：孔子要去正处在动乱之中的卫国，一个叛将拦住了孔子，威胁他不许去那里，并要孔子保证以后绝不再去卫国。孔子答应了那人的要求，因而被放走了。后来孔子绕道去了卫国。这时子贡问孔子，这样做算不算言而无信，是不是不正当？孔子回答说：“我是在被逼迫的情况下那么说的。神不会听到我那时所说的话。”
莱吉博士认为这是撒谎。但即便是出于敏感的良心，也不应如此看问题。我以为，孔子的这种做法不应受到称赞是一回事，但要说这就是背叛真理、背离诚实，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变通的问题，应该是由当事者根据实际情况、处境去决定的问题。要评价孔子，就应该考虑他的全部学说，考虑我们所了解的他的各个方面的品德行为才对。如果有人断定孔子是个不诚实的人，那他就应该揭示出孔子思想和行为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因为孔子自己正是以“真”作为其全部学说的基础，而把关于人的本性以及人自我约束的可能性的观点放在相对次要的地位的。
在《中庸》中，孔子的嫡孙子思用自己的语言阐述了他的祖父的学说。关于《中庸》所讨论的内容，一位著名的中国哲学家曾经这样说：
《中庸》只讨论了一个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被充分展示出来之后，它就把一切的事物都纳入于其中：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发生于并回归、聚集于这一个原则之下。在这一原则展开时，就充满了整个宇宙；在它重新聚集起来时，就融入广袤的背景中，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个基本原则究竟是什么呢？
人的本性源于天。
这是第一公理。接下来说的是人“人性本善”：人一生下来就被善吸引着趋向于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类似于印度吠陀主义者所谓的人具有神性的思想，尽管它远不如印度吠陀主义者阐述得那么高级、那么细致。孔子接下来说：
符合人的善良本性的品行就是正当的、可靠的。对善的追求也要采取正当的可靠的办法。通过教育的努力才能使人们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符合善的规范……
通向善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德高望重者应该留神那些他们所看不见、听不到的事情。一定要谨慎小心。没有什么比所谓的秘密更彰著，没有什么比微不足道更显而易见。因此，作为君子——那些天性善良者，要注意即使一人独处时也要保持戒心，注意自我约束。
这就是说：要从精神方面——或者像孔子所说，从道德方面——考虑问题。他们认为在精神生活中没有小事。在涉及到生活的真实问题时，“无限小”可能就是“无限大”，因而要“慎独”。必须时刻留意自己的心灵深处，必须从心灵深处开始追求至善。
这部书讨论的是“中庸之道”，因此我们就应该了解一下中国人所谓的“不偏不倚”，并由此实现人的本性和谐的理论。
如果喜怒哀乐都不存在了，我们就实现了中庸。当这些感情都被激发出来但又都保持得恰到好处时，我们就实现了和谐。中庸是世界的根本，和谐则是其存在的状态。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及印度吠陀主义所谓的心灵的无欲状态。1在无欲的状态中，惟一的情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因而其他的情感就没有可能出现了。为了理解这种和谐状态，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比喻：一片大海，如同沉入了深深的梦境一样宁静，突然之间，风起浪浦，汹涌澎湃——这是平常人的精神和情感状态。而理想的人——君子的情感状态是和谐、中庸的，是完美至极、绝对宁静的，各种情感之间绝对平衡，没有一种占绝对的支配地位，也没有任何可以打破平衡和宁静的破坏性力量。这样：
保持着完美的中庸与和谐，完善美好的制度就会盛行于天地之间，万物也将因此而繁荣昌盛。
真是妙极了、对极了。这种完善而美好的制度——促进人类幸福美满的秩序，就像行星的运行、四季的交替一样，是悄悄地在和谐之中进行的，是一切生命和美的源泉。就像老子的门徒庄子所说的那样：
美就是天地，就是万事万物，但它并不说话。四季遵循着固定的规律，但却悄无声息。所有的事物都立足于“道”，但它并不作声。
上面这几段道出了《中庸》的核心内容，其余部分则是这个核心的拓展和深化，这些简短的格言表达了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其至可以说这些格言就是那些展开了的论述的主题。其主旨是，用你本性中崇高的善去净化自己的心灵，这样纯洁的心灵会影响你周围的一切事物。尽管每个人都需要尽自己的职责，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从事各种行为，采取各种手段和途径，但最根本的动机却在每个人心中。而且，尽职责的主体就是人本身，因此人的一切都是善良本性的复制品。孔子说过：“尽职尽责的途径并不遥远。”这句话说得好，对那些生而具备美德（天生合乎规矩礼仪）并且因其美德而实现了礼仪规矩的人来说，应该意识到人应该由自身的善良本性来支配，并将自己本性中的各个方面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循序渐进地一步步实现——不要多，也不要少。
应该互惠互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道德的人，不会一味表现软弱的一面，不会为讨好别人而把自己知道不好的东西给别人；他会作出恰如其分的妥协。庄子曾经用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
一个养猴人对他的猴子们说：每天早上给每个猴子三颗栗子，晚上给四颗。猴子们听了都认为太少，又吵又闹。养猴人忙说，那就早上给四颗而晚上给三颗。猴子当即乐得又蹦又跳，非常满意。每天给的栗子数量未变，只是安排不同罢了，但猴子的反应却截然不同。这就是人们与别人相处时应该注意遵循的一条原则。
这则寓言所揭示的原则，无论是对处理家庭关系、还是治理国家，都很有用处。它提出并说明了智者们与那些智力低下的人打交道时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他并不需要在原则方面改变，只是应该灵活地运用这个原则。要使那些主张和建议能被人们接受，因为他比他们更有智慧，他有义务对他的主张和建议作出调整以使人们满意。
具体地实施起来，对那些注重选择最恰当的方式的人而言，必须履行四种基本义务，如果忽视了四种基本义务他就不可能找出最恰当的方式。首先是履行父亲的义务：他应该像希望儿子对待自己那样对待自己的父亲。这是中国人的道德核心。有人认为，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时间之所以这么长久，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孝道在发挥作用。中国人将孝道变成了他们特有的、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东西。在孔子看来，孝道并不排除由于不合格的父母所导致的子女不守孝道的情况。这也就是说，孝道与父母教育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密切联系在一起。孔子曾经讲过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在前面介绍过这件事。孔子放过了那个悖离孝道的人，就是因为那位做父亲的未尽到教育子女的责任，因此，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的首先应该是这位父亲。
儿子可以对父母进行规劝、同他们争辩，但这么做的时候一定要轻声细语，口气一定要尽量柔和。如果父母不听自己的建议，他要对他们表现出更多的尊敬，但不要放弃自己的努力。做儿子的如果对父母的任何事情都不加选择地顺从，连低声抗议都不去做，那他就应该受到惩罚。
也就是说，谦恭并不是无条件的、无原则的，而是在给家庭或国家带来更大的好处的条件下才应顺从父母。为了更大更高的利益，要尽量避免争执和吵闹，更不能采取反抗、造反等过激的方法。
第二个是对待兄长的义务：对待兄长要采取像希望弟弟们对待自己的那种方式和态度。要弄明白这一道德戒律的来龙去脉，首先应该对中国从古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家庭关系作一番了解。在中国的家庭和亲族体系中，长兄的地位仅次于父亲，他随时都可能受命代父亲行使权力，家庭中其他成员应该像顺从父亲一样地服从他。
第三对待君主的义务：要像要求奴仆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君主。这就是说，一个人必须服从并忠于自己的国家政权，就像他自己就是政府的一部分，就像每一条法规都是他自己制定的一样。
最后是对朋友的义务，你希望朋友如何对待你，你就应该如何对待朋友。
进入政界，就要遵循这些原则以及另外一些普遍的道德原则。一定要认真去实践这些原则。而且要尽量少说多做，这一点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必须落实到每一步行动中。如果你说的太多并且常常言过其实，那么你就应该注意约束自己、时常提醒自己“沉默是金”。这是“因为言辞与行为有关，同样，行为也与言辞有关——诚信正直是人的天性。”孔子还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真诚，一种是与生俱来的，实践起来毫不费力，另一种则需要经过纲纪的约束和实践的锻炼来培养。他断言，有一些人（包括那些古代的圣贤）天生就是完美的，具有高尚的道德。在印度就有这样一种信仰，即完美的道德是经过几番生死轮回和努力的结果。孔子进一步说，那些不具备这种美德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那种完美的状态，当然这需要经过奋斗和痛苦。这种“性善”说与基督教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所教导的“原罪”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孔夫子式的教师决不可能宣称人生来不诚实并且极端丑恶。说真的，西方这种“性恶”说——人性本恶的“原罪”说，即使对于那些最崇拜它、相信它的人，也只能得到垂头丧气而不是欢欣鼓舞的感觉。
这种根本上的不同造成了西方人理解孔子的伟大的困难。就像在中国，人们在教堂的祈祷、弥撒中所看到的是一种处理人与上帝关系的野蛮横暴的方式一样。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接受佛教哲学的道路已经铺平，沿着陡峭的山路，穿过令人毛骨悚然的不毛之地，佛教从印度来到了中国，溶进了中国人的生活，变成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东西方的这种区别源于孔子学说，源于孔子确立的两大原则：利他主义与榜样的力量——他将这两大原则推向了极端。真正的绅士负有一种上天赋予的责任：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伟大的事业方面都起着领导作用。这就要求他必须义不容辞地让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于他人的利益——不管他与这些人是什么关系，而且，他还必须洞察生活的一切奥秘，从而使自己能主动为别人谋利益。
具备完善道德的人，要想站稳脚跟、有所成就，就应该想办法使别人也有所成就，自己要想发展，就应该想办法使别人发展，而且要能够以我们自己为标准去判断别人，这可以称之为道德的艺术。
我们应该注意，这不是科学——这样说也许显得有些冷冰冰地让人觉得难以接近，但是，这种创造性艺术的美好享受并不仅仅是人格上的完美，而且在美学上也是完美的。如果每个成员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处于严格的纪律约束之下，那么他们就不会去破坏或动摇那完美和谐的稳定状态。
孔子之所以酷爱音乐，是由于他认为音乐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不同利益的象征，而音乐则能将不同的利益协调、糅合在一起，这种协调、糅合同样能在有序的家庭单位及家庭的集合体——国家——中看到。柏拉图的学生们绝不会忘记他们的老师在《理想国》中也强调过：奇妙的、匪夷所思的音乐艺术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人类的最大的灵感之源——使心灵产生共鸣、鼓舞人心的力量，也是人类一切生命中的本性最深处的呼声。
孔子反复强调美育尤其是音乐和诗歌教育的重要性——孔子几乎把至纯至美的艺术女神们统统并列在一起了。但雕刻艺术和绘画好像被排除在外了，我们没见过孔子以同样的方式谈论关于雕刻和绘画的问题，也许，其中自有其理由。通过论证和实例，孔子将音乐归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之中。他认为美——无论是细微事物的美还是伟大事物的美——都是他生活中的楷模。“人并不是仅靠吃饭就可以活下去的”，这句格言也许就出于孔子。人们普遍地接受并遵循这一教导，人们知道中国证明了这个观点，知道只有中国的伟大艺术才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而不必从别的国家寻求例证。
他也意识到这些美的王国中的成就应该也只应该以人的义务为基础。义务是最根本的。他说：
年轻人在家里应该恭敬顺从，在外应该敬重长者。他应该认真而诚实。他应该慷慨大度、乐善好施、心怀博爱，培养和发展同善良人的友谊。具备了这些品质，如果他还想进一步完善自己，那就应该努力学习怎么做一个完美的绅士，学习音乐，学习有关礼貌、言行的规矩，学习射箭、御车、骑马，以及写作、算术、文学和诗歌等，还应该了解一些历史知识。
总之，他应该是个全面发展的人，像赋格曲中的主旋律一样展开，并在结尾处升高到庄严崇高的大同小异的和谐境界。孔子举出这样一个例子：
应该了解各种乐器在演奏中的配合。一开始，各种乐器就应一致演奏起来。在演奏中，各种乐器相互之间必须协调，同时又要显出各自的风格特色，应该像绵绵不断的潺潺流水一样。并要一直这样保持下去，直至曲子结束。
这是既符合于他理想中的人格，又适用于音乐艺术的阐述。这些规则也是就这样的人格特征进行解释的：
忠贞、真诚是第一位的，对待朋友要像对待自己一样，一旦发现缺点和错误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指出来并予以纠正。
奢侈，对君子——这里是按孔子对这个字眼的用法使用它，即在一种深远的意义上而言，也是被禁止的。对于一个被那些高尚的事物深深吸引或感动的心灵来说，奢侈并不能使他快乐。一般而言，完美的男子汉应该既勇猛又温顺，既聪明又安详，应该有极为敏感的良心，生活俭朴，谦恭、坚毅，并把这一切贯彻到学习、行动当中或道德努力当中。这些品质必须在时时的反省中得到保持。正像孔子在《中庸》中所说的那样：
《诗经》中说：尽管鱼儿沉到水底并伏在那儿一动不动，但人们依然可以看到它。因而君子虽然没有什么理由对自己的行为不满，但仍要坚持经常自我反省。
《论语》中说：
如果通过反省没有发现什么过错，那还有什么可担心害怕的呢？
孔子说：“如果一个人想成为道德高尚者，那么食物就不是仅仅为了满足食欲，住房也不仅仅是为了舒适。他应该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对自己的言辞小心谨慎。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忠诚、勤勉、热情的学生。”
对这个问题，子贡说：“《诗颂》中说，砍削之后要锉平，雕刻之后要进行打磨，使之平整。我想这和您刚才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吧！”
孔子说：“与子贡这样的人在一起，我就可以谈论《诗经》了！我对他说明了一点，他就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了。”
子贡对这种赞赏是当之无愧的。再没有比这更贴切的对那在孔子时代就已经十分古老的《诗经》的引用了。那首诗是颂扬周武王的，他曾经做过宝石匠。在加工宝石时，先将宝石剖开，然后用各种工具、运用各种各样的工艺加工它，直至任何人看到它后都为它的灿烂光华而心生喜悦之情。这就是工作和榜样的力量。以这样的人物为例，是为了说明孔子要建立的是对家庭和国家的希望。
每一个人的人格修养都要经过八个步骤，即：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格物，就是调查研究事物及事物的成因；致知，是指要认识或掌握知识；正心，是指怀有忠诚中正之心；诚意，是指对他人的真挚之情；修身，是指在道德伦理方面的自我培养；齐家，指小家庭及大家族的规范和管理；治国，是治理好一个诸侯国；平天下，即统一天下——周朝，平定那动乱不已的局面。
通过这八个步骤，一个人就会首先实践自身的完美，然后就会在自己的家庭中自然而然也显露他的美德，就像太阳普照、哺育万物一样地去影响、教育别人。这种榜样的力量就像高山上的清澈溪流越过一块巨石而泻入深潭一样，迅速地传播开来。孔子相信善良与尊严能够非常容易地传播开去。他看到在家庭纽带得到强化的情况下，在表率作用和模仿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很强的趋向于善的动力。这样家庭道德的种子就可以长成国家道德的参天大树。家庭生活中的温顺服从的美德并没有改变其本质，只是其应用的范围扩大了。在人皆尽知的《大学》中，孔子告诉我们，对父母的孝敬在国家的层次上表现为对国家和统治者的忠诚，对兄长的敬重转变为对其他的年长者和有权威者的尊重和服从，家庭成员间的亲情表现为普遍的、对所有人的礼貌。《大学》中说：
从一个幸福的家庭开始，整个国家都会变得幸福起来，以一个谦恭尚礼的家庭作为榜样，整个国家都会变得谦恭有礼。
如果这样的有道之人居于君王之位，那么国家就充满希望。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孔子与柏拉图的共同点。《论语》中充满了这种对人民和统治者的亲切而严格的教导，不厌其烦地反复教导。有一次，被国内层出不穷的盗窃搞得焦头烂额的季康子跑来求教于孔子。孔子对他说：
“如果你自己不贪得无厌，那么你治下的人们就不会偷盗了，而且即使你悬赏让他们去偷盗，他们也不会去那么做。”
“您对为了好人的利益而杀掉那些邪恶之徒有什么看法？”季康子问道。
孔子回答：
如果“想管理好自己的政府，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杀戮的手段来实现呢？如果您能用实际行动证明你在努力追求善，那么人民就会变得善良起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像风与草的关系一样，风一刮起来，草一定会伏下去。”
孔子接着说：“如果让好人连续一百年统治一个国家，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个国家改造成既没有暴虐邪恶也不需要死刑的国度。”
如果这样的集体为犯罪负责的情形真的能够实现，那该有多么好啊！
孔子有很多关于全民教育的必要性的论述。教育不应该是某些阶级的特权；即便仅仅是出于战争方面的考虑，一个国家也应该让它的人民受到良好的教育。被忽视的没有教养、没有文化的人们，对为自己的国家而战会感到既没有什么价值也很不情愿。
有人可能会问：“这怎么能实行呢？对那些政府中的成员的个人人格能寄予这么多、这么高的期望吗？”如果承认在孔子的时代，周天子的榜样作用可以通过诸侯王公影响到更低层的官员，进而影响到更下层的官员，直至影响到平民百姓——那么，我想说：是的，现代人也完全可以做到。这要从两个方面去看。让我们假设有一个由绅士组成的政府（这里的绅士是孔子所指的绅士）。可以这么说，在现代社会所取得的成就的前提下，政府拥有比孔子所处时代多得多的渠道，因而也有更多的机会传播令人尊敬的榜样事迹及其学说。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现代的政府，这种政府的世袭的或民选的首脑，它的内阁，它的职位更低的官吏们，它的议院、法院等，这样形成的由上而下的教育体系和千万个在最基层代表着国家的官吏，如果孔子的理想得以实现，将会在生活中产生多么丰硕的成果。
“可这只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梦！”一定会有人这么说。对此我也表示赞同。如果一个人赞成孔子人性本善的观点，那么当他看到当今世界上所有国家政府的现状时，他完全可能感到绝望。我们至少应该承认，如果一个人得到了某个城市的统治权——即使考虑到人类天性中的浮夸——那么他一定是在这个城市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同时，我们至少也必须承认，在当今的世界上并非只有中国在遵奉孔子所倡导的那条公理：“应该任用真诚正直的人而不是那种不诚实的邪恶之徒。”只有对孔子思想有所领悟后，才可以去读别的经典。
现在我们对孔子的哲学简要介绍一番。这将引导我们——正像孔子所希望的那样——去领悟古代圣贤智慧，奔向孔子像一个水利专家一样聚集、引导从而形成的一条用于浇灌那干渴的庞大国土的、清洌甘美的泉水的源头。孔子应该会赞同这种形象的说法，而且从史料和文字上看，这一源头正是孔子心中理想的人物之一的杰作，他是孔子在智慧和道德上尊奉的楷模。“我只是古代圣贤的智慧的传播者”——这是孔子常说的话。
中国历史悠久，即使从诞生于公元前551年的孔子所处的时代追溯到中国古代，也已经有非常古老的文字记载的历史了。如果不回顾一下古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孔子的学说。
在人们所知的中国真实的和具体历史之前，存在着一个久远的、被人们称为传说或寓言的历史时期。对于这个时期，某些研究者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这些以传奇和传说形式表现出来的信仰及哲学，其价值比现代人们所认识到的要高得多，就像某些观点往往比那些被人们称为事实的东西更有价值一样。中国人认为，中国历史在大约5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他们的历史比我们的公元法早至少2600年。
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开始于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五帝时代。据说，第一位创始者发明了八卦——这是一系列从未被彻底破解过的神秘符号，古往今来，这些符号一直被中国人用来作为一种装饰。据说他作过一些记录并确定了历法。如果这些说法中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中国在那古老的时代就已经产生了程度很高的文明了。
关于那些非凡人物，看来一切情况都可能是真实存在的。那种不朽的民主政治——那种可以废除君主，可以轻而易举地改朝换代，废掉一个君主就好像赶走一个不合心意的仆人那么简单的古代政治制度，那个在欧洲还没有创造出自己的字母时就已产生了优美的文学作品的民族，他们厌弃战争就像厌弃疯狂的蠢行。这个民族的古代国家制度是由一些哲学家来制定和实施的，他们时刻准备用刀剑对付任何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敌人，以捍卫自己的权力和自由。人们必须怀着面对斯芬克斯忧郁的沉默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敬畏，去感受、探讨那引导着他们的那些崇高的思想。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人并不甘于沉默，也从不曾沉默过。他们创建了学校——就像我们在孔子的故事中所见到的，形成了诸子百家各种各样的学术流派。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决定他们的历史的到底是什么。2
著名的中国学家莱吉博士认为，那时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已经是一神教，最早的以帝的名字出现的人物象征是“君主与统治”。在他看来，“帝”对古代中国人来说，代表着“上帝”，这与在我们祖先心目中的上帝是同样的东西。
以这一最高的、统一的“帝”为基础，形成了另外一些次等的、从属性的神衹信仰。其中，有一些是天神3，另外一些是地神，还有一些与死去的人的灵魂有关的冥神，因而，古代中国人相信死亡并不是灵魂的彻底消失。
天神和地神都在玉皇大帝管辖之下，人们可以祈求他们为自己服务。莱吉博士曾记下《永乐大典》里的祈祷辞。这部《永乐大典》相对而言是非常现代的，但莱吉认为完全可以将这段祈祷看作中国古代传统中神灵们与天帝或神人的关系中各自所处位置的真实反映。
我们虔诚地向主管云雾的神，
主管降雨的神，
主管风和雷电的神祈祷！
是你们，尊敬的诸神，指挥着云和雨，
播散着风、雷和电，
你们是至高无上的天帝的臣子——他的得力助手。
祈祷地神的有：
我们虔诚地向山神和土地神，
四季神和帝国中的四大江河之神，
向一切土地和江河之神祈祷！
用你们得自上天的神奇力量哺育万物，
你们无处不在，
协助着那个伟大的天帝，
人民全都承受你们的恩惠。
中国的这些神好像只相当于其他宗教信仰中的那些地位较低的神，而且好像是中华帝国的帝制的翻版，其中有天帝、大臣和管理各地区各区域的地方神——百姓的恩人。普通人只能通过这些小神与天帝发生联系。
中国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相信死者灵魂依然存在，在祈求他们保佑国家或子孙时，他们就降临到一个长方型的小木牌上，木牌上写着他们的姓、名、生前的官衔、职务和“之神位”三个字，这个牌位摆在祈祷者的面前。在平常的日子里，这些灵魂是不会出现的，他们的牌位被放在某个地方，只在祭祀时被取出来。那木牌本身并没有什么神性。
在更古老的时代，要从家庭的成员中找一位或几位代表作为“容器”去迎接祖先的灵魂降临。一般是叫一个男孩和女孩代表他们的祖父母，祖父母的灵魂好像就附在他们身上，要吃点供奉的食品，坐在特殊的座位上，接受家庭中其他成员的祭拜，那男孩还要说一些祝福的话，仪式结束时一般要唱一首歌，歌词大意是：
您使我长寿，
给了我这么多的庇护和恩泽，
将使我变得伟大。
我虔诚地向您献祭，
献给大恩大德的先父，
和我那完美无瑕的先母，
敬献给你们在天国的魂灵。
在中国古代，也曾出现过活人殉葬的习惯，那是为了让祖先在冥界有人陪伴而不至于感到寂寞。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慢慢认识到非物质的观念性的东西才是这种祭礼活动的价值所在。从此以后，人们就用纸做成一些好看的或必需的物品在葬礼上焚烧——现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已把这种事情看成是传统的旧习俗。
现在，我们应该介绍一下《尚书》了，这可能是最早的一部中国史书。前两部分记录了250年的历史，是对圣君唐尧和虞舜（要想理解孔子及其思想体系就不能无视他们）时代的大事的记载。莱吉博士说过，一位知识渊博、受过很好教育的中国绅士对他说：“在中国，任何事情都能从尧和舜那里找到根据。”我也听人说过类似的话，并且认为它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意义——尽管已经不再完全正确了。
中国的一位评论家、公元1201年为《尚书》写过序言的蔡沈说：“我曾刻苦攻读《尚书》十年之久，书中有尧舜两大君主的法规和政令的记载，还有其后的三个古代的开国君主的法令及法规的记载；这些都成为后世一切的法律的典范。这些法令与习俗是十分重要的，不能仅仅作表面上的理解和把握……这五位杰出的帝王的每一条法令都出自人格的光明磊落的原则……无论这些圣王是通过自身展现这些原则还是给人以慷慨、虔敬、真诚、勇敢等强烈的印象，他们的一切作为都是正直人格的展现。”
关于《尚书》，一位欧洲的翻译家W.A.麦德赫斯特说过：
《尚书》中所包含的有关实用理性方面的教导，超越了时代和民族的局限，即便是处于启蒙运动中的欧洲也可以从《尚书》中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高贵者和卑贱者，富人和穷人，那么相互之间的公正、关爱、尊敬、服从等等，这些充满了《尚书》的东西，就依然有根据。
人们会看到，孔子的赞美并没有找错对象，因为尧舜就是孔子效法的榜样，无论在哲学上还是管理政府的实用理论上都是如此。《尚书》的第一章，一开始就极力称颂尧帝的伟大，颂扬他修订了历法，平息了泛滥的洪水，灌溉了土地。他16岁时登基，活了106岁。
“他像天神那样仁慈，像神明一样聪慧。他戴着黄色的帽子，身穿着黑色的袍子，乘坐的是由白色战马拉的红色战车。他住在不剪茅茨的房子里，房梁粗陋不堪不加任何修饰。他用一个陶制盘子吃饭，用一把木勺喝汤。他从不用珠宝装饰自己，衣着简朴而缺少变化，夏天穿着棉布外套，冬天用鹿皮裹身，但他却是最有智慧、最长寿、也最受人们敬爱的一代帝王。”
孔子对尧的评价是：“‘天’是惟一可被称为伟大的，而尧则是惟一能够效仿‘天’的”。有一天，尧把大臣和贵族们召集起来。他首先对首席大臣四岳说：
“听着，四岳，我已经老了，身体越来越差了，我登基为帝已经整整70年了。你可以接替我治理天下，我这就把帝位传给你。”
首席大臣忙说：“我不具备你那样的品德，我会让那尊贵的宝座丢丑的。”
“那你就在贵族中或在贫贱者中给我推荐一位继承人。”
大臣们一致对尧说：“在地位卑下者当中有一个叫舜的单身男子，他住在‘虞’这个地方。”
尧问四岳：“我也听说过这个人，你对这个人怎么看？”
首席大臣说：“他是一个盲人的儿子，他父亲是个臭名昭著的家伙，是个屡教不改的恶棍；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继母心地狭隘、凶悍泼辣、狡诈虚伪；他的弟弟是一个傲慢、目空一切的恶棍。处在这样的家庭里，舜以他的孝敬和柔顺与他们和谐相处，并且感化了他们，逐渐使他们自我约束，比以前收敛多了。”尧说：“让我考验他一番，听说他还不曾结婚，我要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都送到妫水北岸的虞舜家去做媳妇。临行前，尧嘱咐她们说：“要敬重别人。”
过了整整三年，经过各种各样的考验，出身卑微的舜顺利通过了考核。尧发现舜确实是一个恭顺尽孝的难得的贤才，于是就让他和自己共同执政。《尚书》的第二章讲了舜后来践祚进行独立统治的事。在《尚书》中他是一个极具人格力量的人，并且健壮威猛，具有非凡的智慧，为了他的黑发臣民的利益废寝忘食。他改进了天文观测的方法，制定了祭祀最高神和向守护土地的神致祭的礼仪。
《舜典》中记载了几次祭祀活动，第一次是虞舜的登基大典，在始祖黄帝庙中举行；第二次是“例行的”盛大的祭祀天帝的活动。莱吉博士指出，很明显，在那遥远的时代，就已经有由中国最高统治者代表人民祭天的事了。
舜制定了统一的度量系统；调整了音乐的音阶；制定颁布了刑法及对轻微过错的处罚办法。这位出身卑微的君主还制定了适用于所有的管理者的行为规则，他对他的检察机关的长官的指示足以流芳百世：
你一定要小心，执法时一定要谨慎小心。因无知或灾祸而触犯刑律的人，应该免除对他们的惩处，对于那些无确凿证据的案件，你应从宽判决。
舜将帝国分成12个封国，在它们之间明确地划出了界线。他拓展了帝国疆界，开垦荒野，兴修水利，治理沼泽，因此而成为一代圣明君主。尽管中国一直尊重权威，但同时也是崇尚民主的，中国人并不以自己君主是从地位低下的人中选出来为耻，就像舜时所发生的——《尚书》中描述、记载的那样。
舜也寿享高龄，他的检察大臣大禹继位，大禹在协助舜划定疆界，控制洪水（一直是危害中国人的大敌），疏导治水中表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尚书》第三章就介绍了这些伟大的古代工程，详细介绍了封邑的划分情况和各诸侯贵族的封号，以及使用这些封号时的规章、法规。
接下来的一章十分有趣，介绍的是君主在兴师讨伐一个造反的诸侯前对士兵们的动员令。在动员令中，他说明了是什么原因促使自己下决心“对叛逆者实施上天的惩罚”的，他说：“现在，长枪手和弓箭手们，你们认真听着，请你们注意听从我的命令，还有你们这些御车手，一定要控制好你们的战马。对立下战功的将士，我将予以重赏，就在祖庙前颁奖。你们要勇往直前，去杀死那个惹我发怒的家伙，将他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接着就介绍了孔子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姬发，即后来的周武王。岁月如流水，到了商朝末年，旧的道德观念渐渐被废弃了，残暴的纣坐上了帝王的宝座，他是一代著名的昏君，他的妻子是妖艳冠绝天下的妲己，这个女人有嗜血的兽性，因此被人们称为妖孽，“这个妖妇发明了火刑、黄铜烙枕（用黄铜制成的中空的枕头，里面加上炭火烧红，把活人的头按在上面烙烤）、喉刑（用烧红的铁叉刺进人的喉管）。”在这种暴政之下，人民惶恐不安，怨声四起。
纣王和妲己根本不理会人民的疾苦与死活，一味寻欢作乐，用水晶杯暴饮，吃熊掌豹仔。纣王还是一个酒鬼，有一身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蛮力。他们狂饮滥交，很少处理政务，朝中大臣们很难见纣王一面。他横征暴敛，搜刮百姓惟恐不尽，尽天下之财供自己享乐。后来果然遭到了报应。
纣王治下的各封国中最杰出的一位就是周王，周王的封邑是整个国家中最受人民欢迎和拥护的，他和他的儿子——那个秉承了父亲的伟大精神的姬发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有一次，周王无畏地指责了纣王，纣王大发雷霆，将他逮捕入狱。周王在监狱里——
石砌的高墙，不把它当成监狱，
铁制的栅栏，没有看成是个囚笼，
玄思的心灵进入了幽远静寂的世界.
好像这是专为他准备的修行的地方。
周文王在那段时间里写出了一本中国最著名的书。
但为了中国的前途和人民的疾苦，他必须从监狱中逃出来。他的儿子一直在想办法，最后采取了妥协的办法，打算先将周王救出来再说。姬发选了一位绝色美女并对她授以机宜，使她明白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负的使命，然后又备了一份极丰厚的礼物献给纣王。这女子果然不负姬发所托，很快讨得了好色的纣王的欢心，使纣王对她言听计从（对她自己而言也许是一段非常可怕的时光），她乘机为周王求情，这个残忍、嗜杀的昏君，抵不住这香风美色、软语娇音的迷惑，下令释放了周王，让他回到了姬发和他的臣民们的国家。周王一回到周国，那些愤怒的贵族和不幸的人民立即聚集到了他的周围。每天都有关于那暴君新的暴行的消息传来，人心全聚集到周王身上，希望他取代商纣王，希望他将自己的仁政扩大到整个帝国。
上自诸侯公卿下至农夫村氓，面对周王治下的周邑的兴盛，满怀惊讶又兴奋不已。与周邑相邻的两个公国曾因边界问题发生了争端，几番交战之后，他们决心去找周王仲裁，于是两个诸侯王一起来到了周邑。那里的景象使他俩大开眼界，非常震惊，因为那里的人全都表现出一种奇异的思考方式，关注的是社会普遍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农夫们相互帮助，田地里没有作为界限的界石，路上的人们态度谦恭，互相礼让，那里还有一个规矩：不让老年人干重活。这两位公侯啧啧称奇，感叹不已。到了周王府上，一切同路上所看到的一样，到处是互相帮助，互相谦让而不是相互斗争，相互敌对；人们相互间进行竞赛而不是竞争，看到这一切，一位王公对另一位说：“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些好人为我们的事操心呢？”
是的，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他们不想去打扰周王了，因为周王的全部生活的目的是给人们带来好处，这就足够了。于是这两位诸侯各自回封邑去了，他们之间的纠纷化为乌有。他们从此以后相安无事，再没发生什么土地争端。
周文王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希望，然而，他却未能实现这种希望，而是留给了他那伟大的儿子。他90岁那年去世了，姬发继承了王位。想到父王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还有被纣王害死的叔父，想到他们都曾因指责纣王的昏庸残暴受到残酷迫害，想到那些被暴政逼得几乎走投无路的人民，他认为时机成熟了，他命令自己的军队：“纣王已变成了一只野兽，他亵渎神明，辱没祖先，居然说什么是上天要他做皇帝的，谁也不敢与天神对抗！”
姬发宣布对纣王开战，他对士兵们说：“我祈祷了上天，现在我命令你们执行上天的旨意，剿灭暴虐的商纣。”他一只手挥舞着战斧，一只手高举着象征忠诚的白色战旗。周国大军所到之处，商纣军队望风而逃，虽然也遇到一些抵抗，但都被一一击溃，周军一路凯歌，捷报频传。成了孤家寡人的纣王逃上了鹿台，在那儿他把珍珠宝石挂满全身，最后，他看到都城外遮天蔽地的“周”字大旗，彻底绝望了，就在鹿台上放了一把火，和那位美貌而残暴的妖妃妲己一起葬身于火海了。
周武王统一了中国，登上了帝王宝座，制定了一系列明智的有助于社会从动乱、苦难中尽快恢复过来的法律、法规，以法治国，于是中国很快又进入了一个太平盛世。对这一个时期的社会制度，孔夫子大为赞赏，如饥似渴地学习，希望能恢复它并在中国永远实行下去。姬发谥封已故的父亲为周文王，自号为武王。在中国最伟大的君主中，文王与武王是最受中国人爱戴和崇敬的明君圣主，如果不了解他们的故事就不能真正理解孔子。
“武王把战马送到华山放养，把刀枪战车和弓箭等武器用虎皮裹了起来，统统收藏入库。宣告战争结束。”
《春秋》极有可能是出于孔子一人之手，因此在中国受到深挚的崇敬。它是一部记录周朝早期历史的书，在本书中，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和理智。据说，在这部著名的作品中，孔子详尽地阐述了“正直的”的典范——运用非常精确的词语指称他要研究的事件、人物，力求丝毫不差。例如，如果一个君主被他的臣民杀死了，孔子要用“弑杀”来描述、记载这一行为，而如果被杀的是一个暴君昏君，他就使用“处死”一词暗示这个暴虐昏庸的人早就应该被解除权力，人民大可以随便什么方式处置他。总之，每个词语都被赋予了文学上的含义，同时也带上了伦理上色彩。
据说，这本书的问世震惊了那些谋反的臣子和忤逆的儿子们，使他们陷入深深的恐慌之中，因为这本书直指人们的良心，它的每个字眼儿都功尽其用，将正确与错误、善良与邪恶准确而明白地区分开来。在这部著作中，孔子阐明了：一旦背离了美德，那么政府就失去了它的功能——就不能称其为政府了。就像他的所有学说一样，在《春秋》中，他极清楚地阐明了仁义是整个世界赖以存在的基础，无论是谁，要想改变世界，都必须从家庭生活开始——这确实是最有效的办法，令人欢欣鼓舞也令人万分敬畏。这一真理体现了被孔子称为“大同世界”的理想。这个称号肯定能被印度哲学家所理解，他们将会这么说：“尽管这位大师并不知道‘多’是什么，但他意识到了‘多’只是现象，‘一’才是真实的存在。对别人尽义务，对别人行善就是对我们自己尽义务，对自己行善。”
《尚书》中记载了很多远古时期的故事，很多那时存在的恐怖而古老的生物4——某种原始人类，恶魔般地凶暴残忍的生物——的故事。《尚书》中也记载了许多令人向往的故事，包括古代人类的纯真，最高程度的公正的正义。《春秋》是中国人心灵的无价之宝，因为其中到处可以明显地体现出孔子的良苦用心。但它并没有顺利地完整地流传下来，因为载着这部书的竹简（与许多别的古代典籍一起）在愚蠢的秦始皇实行的罪恶的“焚书”暴行中差点没逃过劫难。直到汉代，学者们才又发现了这部书，但已经是残简断编、混乱不堪，面目全非了，所幸的是还可以根据其他典籍进行补救和恢复。人们后来所看到的只是经过补救和恢复的《春秋》了。在这里我们必须解释一下这次见于《史记》的“焚书”事件，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212年，假如孔子能活到那时，亲眼目睹这一幕历史惨剧的话，他一定会痛不欲生。
下面是《史记》中的有关记载的简介：
秦始皇南巡回来，举行了盛大宴会，招待朝中百官，70位博士也出席了这次宴会。群臣山呼万岁之后，是博士仆射周青臣称颂始皇功德：“伟大的陛下，您拥有天神般的力量和英明的智慧，您统一整个帝国，凡是日月照耀的地方都成了您的国土，天下所有的人都向您俯首称臣，都成了您的子民！”
这番阿谀之辞使始皇龙心大悦。
丞相李斯乘机进奏，说：“微臣斗胆冒死启奏我主：如今陛下统一天下，海内初定，但那帮儒生以及各门各派的学者还在鼓吹各自的学说，经常聚集在一起向人们宣扬与您所制定的法律、法规相违背的东西。他们对什么事都指手划脚地大加议论，心中充满不满和怨恨，肆无惮忌地在大街高谈阔论，搞得平民百姓也跟着他们对国家大事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以至于流言四起，他们还不时发恶言诽谤圣上。如果不对此加以禁止，陛下的权威很快就会丧失了。
“应该采取什么办法禁止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呢？臣认为，应该把除了《秦记》之外的六国的所有史书统统销毁。并且，除了国子监官员之外，国家疆域内凡是藏有《诗经》、《尚书》、诸子百家经典的，都应交到各郡的郡旨那里，然后全部予以统一焚毁。对那些敢于再聚集在一起谈论国事者以及那些私藏违禁书籍的人，应一律处以死刑并暴尸示众；对那些敢于扬古抑今的人，则要一律处以死刑并诛灭九族。
“同时，对那些明知有人违反以上禁令而不举报的官员，应以同罪论处；在禁令发布十日内，无论是谁，凡是不按律上交并焚烧有关书籍者，一律发配他们去修长城。医药、卜筮、农业等书籍不列入禁毁之书内。地方行政长官应负责解释这一禁令。”
听完李斯的上奏，始皇帝稍作考虑，以为这样对巩固自己的帝位有利，便大笔一挥，准其所奏。这简直太过分了——也许他感到惟一遗憾的是，不能把那无声无息地延伸到他们身边的历史同那些书一起焚掉。但他们已经走得够远了。到了第二年，发现有460多个儒生仍然在背后议论朝政，并査出他们藏有违禁书籍。秦始皇龙颜大怒，立即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涉嫌者一律免职流放。太子扶苏对这“焚书坑儒”的暴行表示反对，然而这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连他本人也被残暴的始皇帝盛怒之下流放到边疆——去做主持修长城的大将蒙恬的监军。到了这个时候，始皇帝所发起的这次销毁所有违禁古籍的“伟业”终于大功告成了。
这一事件本身无疑是那些古代圣王、孔老夫子的著作具有巨大影响的最有力的证明，是一种不寻常的称赞——不寻常之处在于从一个蠢才和暴君的立场上作出的反证。暴君和昏君与圣王先哲们是不相容的。3年后，这昏君暴病而亡；又过了22年，他建立的希望传至子子孙孙的王朝也灭亡了。继之而起的汉朝的历代皇帝竭尽全力地修复、补救秦始皇带给中华文化的浩劫。
史书记载了汉代（即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孔子去世了，他的辉煌的语言也就终止了；当他的七十位弟子都去世以后，孔子言论和著作遭到了篡改和歪曲。诸侯割据，群雄混战不已，造成了语言的混乱，学者们对同一词语有不同的理解。后又发生了秦朝中期的空前浩劫，统治者推行愚民政策，将古代文献典籍统统付之一炬，割断了人民对历史的了解，所幸的是不久汉室兴起，并努力补救秦朝所造成的文化损失。下大力气收集那些幸存下来的残片和散落的竹简，并下令重奖所有献出古籍的人。汉武帝时，因古籍残缺和书简丢失导致了乐谱残缺，音乐无法演奏，汉武帝对此感触很深，说：“真是可悲啊！”
武帝及以后汉朝皇帝下令召集一批学者致力于补救秦代对知识和智慧造成的损害。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成绩斐然，竟然找到了大部分典籍，但大都已经面貌全非而且零乱不堪。还发现早在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就把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黄金时代的记载全都毁掉了，因为这些记载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恶行的无声谴责。关于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论语》，汉初发现了两个版本，一本出自孔子的故乡鲁国，另一本出自鲁国的邻国齐国。这两个版本让人们感到极为困惑，因为它们的内容相差极大，不知哪一本是真本。直到公元前150年，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当时有一位皇子被封为鲁王，在兴建王宫时，拆毁了孔子曾住过的孔府旧房，因而发现了孔子所著的《春秋》和《论语》原本。这两本书是在焚书期间被砌在墙壁中的。两书都是用汉初已废除的蝌蚪文字——大篆写成。
在孔府发现的这本《论语》，除一个重大事件外，与另外两个版本中的一本的内容一致，此后它被称为《真本论语》。有一叙事诗讲到，如果不是真本《论语》藏在其中，那位鲁王其实并不能拆毁那座大地的最聪明的儿子曾住在其中的神圣府第，当那鲁王登上供奉孔氏先祖的大殿的台阶时，空中传来钟鼓之声，那正是孔子最喜爱的古乐。
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当时的人们意识到了那些中国的古代典籍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危险。为了永久地保存这些典籍，公元175年，经专家学者们鉴定确认之后，这些经典被镌刻在不易损毁销蚀的石片上。在公元240年至248年之间又镌刻了一次，这两次刻成的石片经书被集中保存在一起。
孔子的哲学包括两大部分，其一，个人人格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如无私、慷慨、高尚等品德；其二，这些人格品德是通过什么形式，什么途径对社会尤其是对政府的管理产生影响的。
对人格发展的关注在于对世界的普遍影响，而不在于其造成世俗之人的幸福或使具备美德的人升入天堂得享永生。孔子的学说并没有涉及人的今生之外的任何未来状态。弟子们曾数次问老师，他们所自然而然地想到的那个问题，尤其是看到人们在向死去的祖先灵魂祭献时，他们乘机问老师的看法。他们很想知道孔子认为这些神灵们住在什么地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孔子没有发表过任何见解。据记载孔子对四种事物从不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子不语乩、力、神、怪。”像佛陀一样，孔子保持着一种“大智慧者的高尚的沉默”。
他坚决地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有一次，学生们向他请教有关如何侍奉死去的祖先灵魂的问题，他说：
“如果你不能好好侍奉活着的长辈，那么你怎么能侍奉好他们死后的灵魂呢？”
“我想冒昧地问一下有关死的问题。”一个学生坚持说。
“要是你连生都未搞明白，那怎么可能弄明白死呢？”孔子回答说。
然而，弟子们并不具备孔子作为一个哲学大师的安详宁静的心态，他们并没有放弃这个问题。他们非常清楚，自那些在智慧与美德方面都令孔子崇敬的古代圣贤时代之后，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灵魂，一直受到人们正式、庄严而隆重的祭祀和祈祷。他们想知道老师对这类现象的看法。
一次，子贡问孔子死去的人是否知道别人对他们的祭祀和祈祷，孔子回答：“如果我说去世的人知道，恐怕那些孝子贤孙们就会整天祈祷、供奉先祖的灵魂，不再干别的事了；如果我说他们不知道，我又怕那些不孝的子孙们会在他们的父母去世后连他们的尸体都不去掩埋了。你不必急于知道这种事，以后你自然会明白。”孔子像佛陀一样，他意识到：对芸芸众生而言，无限的存在是超出他们理解力的问题。他的使命是引导人们在责任的激励和纪律的约束下达到一个目标，在到达那个点时，他们自会领悟包括死亡等在内的所有问题。那些忠实于“人道”的人们，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发现自己走上了通往“天国”的路。孔子的这种保留态度不难理解。但孔子在《礼记》中又说：“一切生命最终都会消亡并回归大地，灵魂却溜掉了，升上茫茫的太空，放射出灿烂光华。”那些对幻象和名誉等产生喜怒哀乐的东西，只不过是些有辨别力的动物性实体罢了。
但即便是在这里，他也同样地避免了复杂化。而在孔子之前、或在孔子之后的中国，都坚持着这种立场。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和思想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他们的先祖的灵魂生活在一个快乐美好的地方，这一点一次又一次通过人们的祈祷体现出来。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代表、著名的周武王，追封其祖父和曾祖父为君王，并将列祖列宗都当作天子供奉，他们的妻子也都被追加了封号，他们的灵魂的象征——牌位被成双成对地摆放在祖庙里。以下是中国明朝皇帝使用的十分复杂的祈祷辞：
我永远怀念你们，高居天上的列祖列宗的圣灵。
像那汩汩的泉源，
喷涌出幸福的溪流，
这就是您和子孙后代之间的纽带。
我，隔着遥远的年代，继承了您的伟大使命。
在这里，请让我称颂您并衷心地向您供奉。
您这至高无上的千古不朽的神灵，
有时光辉灿烂、显露真身，
有时如神龙入云，隐遁形迹，
神灵的一举一动，不留任何痕迹，
乘着煊赫辉煌的彩车，安详宁静地漫游四方。
你们的灵魂，已升上天堂，
你们的灵牌摆放在这大殿之上，
后代子孙永远铭记你们，
虔敬供奉直到永远。
在《中庸》中，孔子说过一段高深莫测的话，这段话对于一般中国人以及除印度—雅利安人之外的任何其他民族来说都难以领会——过去是如此，现在仍是。
神在展示其善时是多么慷慨啊！我们既看不到它也听不到它。然而它却是无处不在的，没有它就没有一切。它好像就在祈祷者的头上，也好像就在我们身边。
实用的中华精神就凝固在这幅梦幻般的图景中，不再去探究任何终极问题，直到公元65年佛教传入中国。这种实用精神是多么伟大，多么高贵啊！它产生了道德高尚的井然有序的文明，这种文明的美好形式只有印度人的神灵王国才能与之媲美。它一直保持着这一文明，很多入侵者自以为控制了中国，而实际上却慢慢地被中国精神完全控制、同化了！却几乎一点也不能改变它。美（艺术）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一切对中国真正了解的人都明白，艺术中的美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在关于人和神的关系问题方面，印度则像乘着神鹰遨游太空；而中国却像是匍匐在印度人的脚下乞求一块人的灵魂得以生存的面包——那激发了希腊人、波斯人、日本人、锡兰人、暹罗人、缅甸人、爪哇人及另外一些国家人民的激情的灵光，也可能在同西方人思想的冲撞中迸发出火花。
不了解中国的人，就不会明白，艺术中的美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应该怎样概括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呢？或者说，孔子那伟大的人格，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他作为中国人民的精神领袖、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塑造者、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人，其最根本地方是什么呢？也许，有些人会由于孔子生前不成功的传教经历而认为应该将他搁置起来。确实，同基督教信条的创造者耶稣比起来，孔子的人生是很悲惨的，他在各国间游荡，到处宣扬他的学说，历尽坎坷，却极少成功。然而，这种观点是毫无前途的，因为，我们应该将孔子自己的功过、他的学说所造成的影响，置于他所处的独特的历史和民族环境中进行评价。
孔子在失败的阴影中去世，这是伟人们共同的厄运。当这一切发生时，尽管他的追随者深切地意识到了恩师的伟大之处，却几乎没能预见他的学说会影响到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他渴望改革并完善周武王所确立的分封制度，认为恢复这种制度是实现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政府的通途。但事与愿违——他的这种梦想终于破灭了。他去世之后，分封制彻底瓦解了，那时没有人能预言，中国将会走向何方！
但孔子的语录，他所提供的范例和他的学说，他那为人类追求光明前途的伟大的信念，终于在中国燃起了一座光芒万丈的灯塔，一座指引着一切高尚心灵的神圣的精神灯塔——就像黑夜中的熊熊火光吸引着那些追求光明的飞蛾一样。人们被那高超美好的福音的魅力征服了。人们在孔子身上，看到了理想中的完人，君子和道德高尚者——他经常这样勾勒，经常怀着深深的挚爱描述的中国理想人格的化身。这一希望并不在遥不可及的天上，而是能够在地上得以实现。并且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理想的国家，这种国家由具备高尚的人格境界和榜样力量的人来统治，他们能登上君主宝座的惟一原因是道德上的完美。他们的人格修养达到完美、诱人的境界，赢得了一切人的热爱和效忠——不仅热爱并忠于他们本身，而且更热爱并忠于他们所代表的神性。
人们认为，在孔子所说的中国黄金时代，确实曾出现过这种至善至美的人，并且曾经由这样的人统治过。孔子致力于继承、发扬这些超人的理想和伟大的人格。对孔子的理想寄予如此厚望，希望他在整理古籍过程中所树立起的典范成为现实中人们的楷模，并在那些接受并相信这些真理的人们中间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呢？不，一点也不。孔子的希望，他的以利他主义和合作精神为基础的学说，将通过使那些一度相互征伐的诸侯、诸侯国5联盟，在和谐统一的帝国中得以实现，并在整个亚洲树立起恰当地处理忠孝关系的榜样。
毫无疑问，孔子的学说本身也存在失败之处。孔子的学说有时不能被完全地接受，这种失败的例子很多。尽管孔子自己洞悉那种伟大的精神真理，但他不愿——或许也没有能力——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进行解释和说明。他认为人的最高的精神成就是一个未破解的谜，因为对每个人来说，应该在正确的思维与正确的行动的路上一步步勇往直前（这条路是他这位身怀精湛技艺的工程师在原始的沼泽地上铺设的），不能产生任何怀疑和犹豫。但他的学说缺乏引导人们前进的神秘的情感力量，尽管那智慧光辉灿烂，但总显得有些冰冷。
但是，对中国而言，从不曾像现在这样更有理由回复到那个无冕之王的学说中去，从不曾像现在这样可以祈祷他的愿望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也许还存在更伟大的学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让它达到孔子理想的高度吧，因为孔子思想能为任何一种思想提供任何高度。西方各民族完全可以从这种高尚生活的恬静的理性实践中，从它全神贯注于治国之道以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人格理想中学到很多东西。在这种人格中，一切理智和心灵的高雅都被统一起来了。
对那些必须对家庭和社会尽义务的年轻人而言，难道还有比这更美好的理想吗？我看是没有的。我认为，应该把《论语》列为所有正在读书的年轻人的必读之书，如果真的能够这样，那么每个伟大民族中最伟大人物的最伟大的思想，就成了全人类的共同的财富。《论语》普及本应放在所有男人和女人伸手可及的地方——只要他们将个人和民族最高的伦理价值上的进步视为最重要的和最可贵的。
1 校者注——根据文意，将上一段末尾一句“在这里……无欲状态”，修正为非引用，合并入下一段。
2 校者注——原文标点为“？。”。
3 校者注——原文为“和天神”。
4 校者注——原文为“恐怖而遥远时代的生物”。
5 校者注——原文为“诸侯诸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