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库尔德人而言，山毫无疑问象征着神性。山是他的母亲，他的庇护所，他的保护者，他的家园，他的农场，他的市集，他的伴侣，以及他唯一的朋友。
——梅尔达德·R.伊札迪（Mehrdad R．Izady），《库尔德人的故事》
（The Kurds：A Concise Handbook），1992年
札胡的犹太人在群山环抱的家园中过着桃花源般的生活，几乎完全不知道在五百公里外的南方，巴格达正经历巨大的转变风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联军分食奥斯曼帝国的大饼，将伊拉克领土划归英国管辖。英国托管维持了十二年，直到1932年伊拉克独立。那年，伊拉克向它所加入的国际联盟提出“关于少数族群的宣言”。这份文件誓言“完整、全面保护伊拉克所有居民的生命和自由，不分出身、国籍、语言、种族或宗教”。
来年，伊拉克军队屠杀了三千名亚述人。伊拉克的亚述人是说亚拉姆语的基督徒，从遥远的古代就世居在伊拉克北部。亚述人要求得到更多政治权力，并组成八百人的民兵。伊拉克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数十个亚述村落遭到夷平，死难者中包括许多平民和儿童。这种惨无人道的响应方式令各界严重质疑伊拉克在前一年关于确保少数族群权利的宣示。
这次攻击的消息像一阵凄风苦雨般地扫过巴格达的犹太人小区。伊拉克中部的犹太人世居当地将近三千年了，与穆斯林共存共荣。犹太人形成昌盛的商人阶级，贸易商、银行家、金融家辈出，他们有效运用巴比伦长久以来身为多条重要国际贸易路线汇聚处的枢纽地位，成功地发达致富。他们在苏拉（Sura）和尼哈迪亚（Nehardea）建立两座大型犹太高校，培育优秀的拉比，让犹太教能在这个流散各处的族群中代代相传。公元499年，伊拉克的犹太学者已经完成划时代的《巴比伦塔木德经》，这部典籍是以亚拉姆文撰写而成，无论是当时或现在，都被视为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犹太律法指南。
虽然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在公元前538年击溃巴比伦军队，并允许远离圣土的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兴建圣殿，但大多数犹太人还是决定留在巴比伦。即使一千一百年后伊斯兰军队征服整个中东地区，多数人依然留了下来。只要犹太人乖乖缴纳税赋，并且好好地恭维伊斯兰统治者，他们就持续享有高度的经商和信仰自由。尽管帝国兴衰、时代更迭，族群包容的气氛一直存在，1908年时，奥斯曼统治者甚至在新宪法中以白纸黑字赋予非穆斯林民众同等的权利。
当英国军队在1917年开进巴格达时，犹太人已经是这座城市的最大族群，二十万居民中有八万人是犹太裔。根据史学家尼希姆·雷吉旺（Nissim Rejwan）的研究显示，富裕的犹太父母此时开始根据伦敦的最新时尚打扮自己的小孩，并为他们取爱德华、乔治、黛西、克莱儿等饶富不列颠风情的名字。
长期以来，犹太人也在政府部门中担任低阶和中阶职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犹太人在英国托管下的伊拉克开始爬升到更高的政治阶层。沙逊·赫斯克尔（Sassoon Heskel）在独立的新伊拉克当上首任财政部长，其他犹太人也获选为国会议员，或是在最高法院中任职。但独立也为伊拉克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与此同时，中东各地出现越来越多要求建立泛阿拉伯联盟、并在伊斯兰世界中终结西方殖民势力的声浪。伊拉克成为阿拉伯狂热分子和意识形态煽动者的天堂，在一九三〇年代发生过不下五次政变。
其中快速窜起的一个人物是耶路撒冷大穆夫提(1)哈吉·阿敏·阿尔—胡赛尼（Haj Amin al-Husseini），英国当局以他在巴勒斯坦煽动阿拉伯人叛乱为由，对他发出通缉令。另一个人物是纳粹驻巴格达特使弗利茨·格罗巴（Fritz Grobba）博士，这个人文质彬彬，喜欢将自己视为德国版的阿拉伯劳伦斯。格罗巴买下《阿拉伯暨世界报》（al-Alam al-Arabi），以连载形式在该报中刊登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阿拉伯文译本。他经常举办华丽的宴会，吸引伊拉克政治、媒体、军事等各界精英参加。有些伊拉克人张大眼睛看着纳粹在欧洲各地节节胜利，被认为纳粹的第三帝国是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可以仿效的模式。
伊拉克首席拉比——智者沙逊·卡杜里（Sassoon Kadoorie）以及其他犹太社群领袖设法让自己与欧洲和巴勒斯坦锡安运动保持距离。即便某些伊拉克犹太人在知识层面上认同建立犹太祖国的救世主降临论理念，他们并不特别想抛弃在伊拉克安稳舒适的日子，而去追寻某种不确定的未来。他们也完全不希望激起穆斯林朋友、邻居和生意伙伴的憎恨。
早在1922年，巴格达犹太领袖梅纳赫姆·沙立·但以理（Menahem Salih Daniel）就告诉过伦敦锡安组织书记，最好要放慢行动脚步。在尼希姆·雷吉旺撰写的伊拉克犹太裔历史中，他引述但以理在一封信中写下的话：“我无法不思考，倘若锡安组织在巴格达正式建立办事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犹太人与其他族群之间向来良好的关系将会遭受多大的负面冲击。”
犹太学者埃兹拉·哈达德（Ezra Haddad）在一篇刊登于巴格达第一大日报《新闻报》（Al-Akhbar）的文章中写下伊拉克犹太裔民众普遍的心声：“当一名阿拉伯犹太人谈到阿拉伯大地，他指的是这些亘古迄今环绕着他、慷慨赐予他无比丰饶的家园；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他都会将这片土地视为绿洲，在充满压迫与不公的沙漠中为其提供源源不绝的滋养……”再早些时候，哈达德还写过一篇文章，以简洁有力的标题阐释他抱持的观点：“在变成犹太人之前，我们原本就是阿拉伯人。”
犹太裔领袖、巴格达大学法学院知名教授约瑟夫·艾尔卡毕尔（Yosef El Kabir）直截了当地抨击英国在1917年表态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民族祖国的重要宣言——《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他于1938年在《伊拉克时报》（Iraqi Times）中撰文表示，“《贝尔福宣言》企图解决的问题无论现在或未来都只是一个欧洲的问题。”
伊拉克犹太人的乐观想法无法持续太久。
1941年4月，四名自称“金色方块”的反英派陆军上校又发动政变。亲英派摄政者——阿卜杜勒·伊拉（Abdul Ilah）王储在美国外交人员的协助下逃往约旦河西岸。“金色方块”四人组指名前总理拉希德·阿里·阿尔-吉拉尼（Rashid Ali al-Gilani）担任新的伊拉克最高领袖。这名政治人物是个摇旗呐喊的民族主义者，而且非常欣赏纳粹。什叶派神职人员和逊尼派的耶路撒冷穆夫提都倡议对英国发动圣战。拉希德·阿里组成他所谓的“民族防卫政府”，并切断伊拉克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纳粹意识形态此时在学校中生根发芽，犹太人开始被贴上英国同谋者的标签。提倡种族纯粹理论的德意志纳粹对阿拉伯人其实并无好感，对阿拉伯人的独立野心也只是虚情假意地附和。但屡次成功进军欧洲各国的德国此时气焰高涨，并在阿拉伯人对英国统治的反叛中看到进一步羞辱盟军的天赐良机。当拉希德·阿里和英国人在英国继续使用伊拉克军事基地的议题上爆发冲突，希特勒接受伊拉克的请求，运送枪炮给巴格达，并派出一个空军中队及一组军事顾问前往支持。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得知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立即宣布战争已经扩散到更广大的层面。他下令军队夺回伊拉克，并发电报给驻伊军区司令，要他“以空前魄力击溃拉希德·阿里的势力”。
1941年4月17日，英国皇家空军在未受抵抗的情况下降落在巴士拉（Basra），随后发动一系列猛烈的轰炸攻击。伊拉克部队的军力完全无法与英军相比，短短一个多月后的5月底，伊拉克就投降了。拉希德·阿里与德意两国使节及一批支持者跨越国界，潜逃到伊朗，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则逃到德国，受到希特勒亲自接见。
6月1日，阿卜杜勒·伊拉王储返回伊拉克，重新坐上王位。此时正值犹太逾越节的第二天，犹太裔民众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在街头穿梭，一群人甚至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摄政王归国。但犹太人在拉希德·阿里溃败后那么快就明显地欢欣庆祝，无疑就像在油料库中点燃火柴。当天下午，当犹太欢迎队伍从机场回到市区，一群退役士兵向他们发动攻击。杀害一名犹太人，击伤十六人，军警则在一旁坐视不管。巴格达迅速陷入混乱。暴民在贫民区聚集，高中生纷纷以棍棒、刀子及斧头武装自己，因为被英军击败而愤恨不平的军人不断涌进市区。日落时分，巴格达已经全面进入法胡德（Farhud，阿拉伯语“种族迫害、屠杀”之意）状态。犹太人的住宅和公司行号遭到无情的攻击，暴民屠杀幼儿，强暴妇女，他们的家人只能无助地看着这一切在眼前发生。在阿巴斯艾芬迪（Abbas Effendi）一带，六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惨不忍睹的尸体被钉在墙壁上。巴格达市警袖手旁观，有些甚至还主动指引新来到的暴徒前往犹太人的住宅和商号。犹太店铺被洗劫一空，接着还被放火焚毁，犹太会堂遭受亵渎，《妥拉》典籍被丢到街上。
第二天下午，王储终于命令军队向暴民开火，但巴格达此时早已成为一片血海。据估计有一百五十到一百八十名犹太人以及许多前来护卫他们的穆斯林惨遭杀害，八百九十六间住宅和五百八十三间商店被洗劫，将近两千四百个家庭无家可归。
那些曾经试图对未来抱持乐观态度的巴格达犹太人再也无法自我蒙骗。这场“法胡德”像是一把利剑，刺进了他们的心脏。
然而，如果那时你去札胡问当地的犹太人他们对这场屠杀有何看法，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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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穆夫提（mufti）意指负责阐释伊斯兰律法的逊尼派穆斯林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