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4月23日，伊扎克·本－兹维以七十八岁之龄，在任职期间与世长辞。在数篇讣闻中，写作者借由他人生末尾的一个小故事评价他这个人：当时以色列国会提案将总统月薪提高到相当于现在的六千美元，但本－兹维拒绝了。后来国会还是设法让这个提案通过，结果本－兹维宣布要将一半的薪水捐献给研究单位。他希望把钱用来设立奖学金，每年资助一名优秀年轻学人。
“你写过演讲词吗？”本－兹维学院学术主任贝纳亚胡有一天问约拿。约拿从古老的手稿中抬起头，取下黑框眼镜，缓缓摇了摇头。“那你开始写一篇吧。”
1964年5月7日下午，在学院的一间会议室，约拿走上讲台，看着房间里的一小群听众。绕成半圆形站在他面前的，都是来自大学语言学和犹太研究相关科系的重量级学者，其中有些人是学术委员会成员。经过他们的表决，二十五岁的约拿·萨巴尔成为伊扎克·本－兹维研究奖学金的第一届获奖人。在他左手边仅有咫尺之遥的是本－兹维的遗孀，这位浑身散发着坚毅与霸气的第一夫人会让人联想到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她戴着尖框眼镜，一头黑发垂落肩上，为自己塑造出既像大教授又像老祖母的形象。站在门边一角的是约拿的母亲米里亚姆，她身上穿着最华丽的丝绸礼服，父亲拉哈明则穿着他通常只在安息日时才会穿上的羊毛黑西装。米里亚姆踮起脚尖，试着让视线从一群教授们的肩膀上方望穿到会议室前方。她拉着丈夫的手——在约拿的记忆中，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父母牵手。
约拿将前一晚准备好的讲稿折成八分之一大小，塞在正式的白衬衫口袋里。现在他将皱皱的讲稿从口袋中取出摊开，清了一下喉咙，开始致辞：“敬爱的本－兹维夫人，敬爱的校长、学术委员会主席，敬爱的老师、长辈和来宾们，请容我在此简单介绍我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并感谢委员会将精神永存的故总统本－兹维所创设的奖学金颁发给我。”
他在致辞中表示，他开始着手翻译的圣经诠释书文当初并不是写给学者或风流雅士阅读的，而是写给普通百姓，写给那些在星期六下午聚集在山区犹太会堂一起祈祷的伐木工人和染布师傅，让他们能透过拉比的诵读声，升华到超脱日常景况的境界中。约拿对研究材料做了简短的技术性说明，话锋随后转到如何通过关键的文化价值，挽救库尔德犹太人这个被遗忘族群的历史。他没有说这个族群就是他自己的同胞——就像那对站在会议室最远的角落、紧张地抓着手的腼腆库尔德夫妻。他并不需要特别说。
“我们的先祖曾经失落在亚述的大地上，”他说这句话时感觉自己的声音有点儿哽咽，“我们有必要重现他们蕴含的光芒。”
“我们有必要重新发掘那个犹太社群被埋没的宝藏，如此一来，我们的研究范畴才能从中心拓展到边陲。”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他打开本－兹维夫人在颁奖典礼上送给他的礼物。那是一本她丈夫的巨作《流散与救赎》。她在封面内页为他题了一段话：“致约拿·萨巴尔，首位获得伊扎克·本－兹维基金会研究奖学金的杰出年轻学者。恭喜并祝一切顺利。”
他的口袋内还有另一个礼物：一张三千里拉的支票，这几乎是今天的七千美元。这比他父亲一年赚的钱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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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仪式之后一个星期，约拿在宿舍房间打盹儿，这时亚伯拉罕·齐哈冲了进来，把一份报纸抛向约拿的床铺。报纸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然后落在约拿赤裸的胸膛上。约拿惊慌地从床上跳了起来，仿佛忽然发现自己被蝎子蜇了一口。
“你这小子，”齐哈取下墨镜斜睨着说，“这东西有没有让你泡到妞儿啊？”
“什么东西？”约拿问，“你差点儿没把我给吓死。”
“第六版，”齐哈回道，“哈比比，今晚那些妹子恐怕都要跑到房门外排队，就等着看小天才那‘令人眼红’的勃拉姆斯音乐收藏呢！”
约拿打开报纸。一位《大学生周报》（Pi Ha/'aton）的记者在《晚报》上看到他得到奖学金的简短报道后，几天前特地到学校来采访他。现在文章刊出来了，就在第六版右上角的醒目位置，文章用装饰镶边框了起来，上头还附了一张大大的照片。
照片上的约拿虽然姿态略显僵硬，但看起来模样不错，甚至称得上英俊。标题斗大的字眼接着攫住了他的视线——ANA KURDI！是以大写字母拼出来的，外加惊叹号。“我是库尔德人！”那个可恶店老板顺口给人冠上的蔑称，那个以色列人用来贴在他们眼中视为呆瓜、蠢蛋的人身上的标签。如果这位记者是在开玩笑，将这句惯用的侮辱词当成比喻，那么手法未免也太笨拙了，有点儿像是在嘲笑刘姥姥进大观园，乡巴佬荣登第一学府。
“这东西我没办法读。”约拿说，他放下报纸，怒气在胸中翻腾。
“别在意那个标题嘛，约翰·萨维治！”齐哈边说边跳到约拿床上，用手臂圈住他亲爱的室友，“你要读写得好的段落。喏，我读给你听。”他抓起报纸，在天花板风扇运转的嗡嗡响声中念了起来：
各家报纸都刊登文章谈论这位约拿·萨巴尔……尽管他的名字看起来很像“萨布拉”，但他并非以色列本地人。二十五年前，他出生在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他完全不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从库尔德地区的穷乡僻壤到希伯来及闪米语言研究所，不久后就要毕业的他无疑走过了千山万水……
文章描述了他的教育背景，他中学时代做过的各种工作，他与古典音乐结缘的经过。
约拿，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你是问我是不是也喜欢勃拉姆斯？也算吧。”他顽皮地笑着回答。其实约拿不只对古典音乐狂热，他的古典音乐收藏根本会令所有人眼红。西方文明在约拿的生命里脱颖而出。事实是否如此？
“在目前的生活方式里，”——约拿安静地、非常安静地说，他谨慎地选择他的用字遣词——“确实有一种对西方文化的偏好，比如说……阿什肯纳兹。‘Le-hitashikenez’（使之成为阿什肯纳兹）这个动词带有某种情感成分，因此用起来不恰当。但朝着融入西方文化的目标前进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顺带一提，这个过程不只出现在以色列。就我们而言，这个过程的性质正在演化，但是……”——众所皆知，接在“但是”一词后面的东西通常才是重点所在——“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协助我们适应，但他们做得终究还是不够。首先是我们的生活条件本身就不公平。当然，当一个欧洲家庭来到以色列，他们得到的房子跟一个‘赛法迪’家庭是一样的。但欧洲家庭只有两个小孩，东方犹太人的家庭却有七八个小孩……要在这种情况下讲求干净整洁……”
显然这点对约拿而言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真是个敏感的小孩啊！”齐哈念到这里用促狭的口吻咕哝着。
“把你的手挪开！”约拿挣开身子说，“我可以自己看下去，非常感谢你。”
“即使在这里，在这个学生来来往往的大学校园，所有我认识了五年以后还会继续当朋友的人都来自中东。你知道不同族群的通婚比例吗？零。当你说一切都取决于个人，是说每个人在所有情况下都如此？这不是事实。而且，我认识的其他所有‘赛法迪’犹太人都没有真正的阿什肯纳兹朋友。为什么？难道他们都不善交际？！
“我曾经有过一个女性朋友，”——他强调了“曾经”这个词。“当她的父母知道我是个‘赛法迪’，他们根本没见过我，但立刻就反对我们做朋友。”
不过约拿告诉记者，如果要克服这种盲目的偏见，年轻库尔德人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勤奋向上的意志力。“一个人不需要有钱的爸爸也能上大学。你需要的是学习和进步的决心，就算你为了撑起全家，在某个时候不得不去抢报纸卖。”
那一大片黑压压的文字让约拿背脊上窜起一股焦虑感。平常报纸上写的都是政治家、知名艺术家、军队将领的事。如果哪天有库尔德人上了报，都是因为他们抢了钱或杀了人。文章标题说的是一回事，文章本身倒把他描绘成一个族群代言人。我听起来好像在唱高调啊！约拿心想。仿佛我在一张嘴巴说两种话：多听勃拉姆斯，可是不要忘记做库贝的食谱。印成白纸黑字后，他觉得那些东西看起来实在糟透了。
他觉得可能该沉寂一阵子了，或许永远都该保持低调。他已经爬得够高了，不是吗？他就快要取得教师执照，基本上就等于拿到了能在以色列某个高中里教书的铁饭碗。他已经攒了十年积蓄，打算在卡塔蒙区买一栋山丘顶上的景观公寓。不久后的某天，他将会娶个好姑娘——可能是他正在交往的巴西交换学生哈达莎——接着在那里生儿育女。
有几个老师敦促约拿继续攻读博士，但他徘徊不前。他看到很多头发开始花白的博士后学生焦急地等着波洛斯基或拉宾之流上西天，以便自己能在一阵猛烈厮杀后抢到以色列某某大学十年才空出一次的位子。约拿没办法让自己变成那群悲哀人物中的一员，他不想像他们那样永远苦苦地悬在进退维谷的不确定状态中。“我只是想得比较实际吧。”多年后父亲这么告诉我。
他要让自己当个有用的人，更确切地说，他没有本钱等待。
硕士毕业后不久，他找到一个每周两天的教书工作，是在训练屯垦区领导阶级的社会主义学院“和平教育中心”（Givat Haviva）教授阿拉伯文。那时这个学院正努力设法促进犹太屯垦区的居民与附近阿拉伯村庄居民之间互相联系交流。约拿和齐哈双双获录用，但薪水实在不高，升迁机会也微乎其微。他觉得自己最好的前景依然在他从高中起就一直在做的工作：帮以色列最大的工会收取滞纳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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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告诉我这件事时，我绞尽脑汁也难以理解他为什么把身段放得这么低。他是他那一代的库尔德人中最早从大学毕业的人之一；他得过以色列总统创设的研究奖学金；他让大学里许多顶尖学者印象深刻；他成功解密了连知名教授都百思莫解的古老亚拉姆文稿。结果就只是这样？一下子就把那些全丢掉？继续做高中时代就做的杂工，靠着它规划下半辈子的人生？
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对他而言，从库尔德地区污秽肮脏的环境到一流大学办公室里的真皮办公座椅，这中间会是一条必然的直线。我一直以为，不管是不是他主动追求，他每次努力获得成功后，都会走向下一个更辉煌、更不可思议的成功，从不留恋过去。他小时候就听到亚拉姆语在悄悄召唤他，从此他不曾迷失在命运的路途上。故事不是应该继续照这样发展下去吗？
我没有料想到的是，一个人的自我评价有可能让梦想被磨灭。一个人本身的文化有可能打下一只伸得太高的手。一个国家的优先考虑有可能抹杀部分人民的雄心壮志。我父亲大概永远不会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件事。他只会责怪自己，只会点出自己的弱点和局限。但我是那样去理解的。
“我以为那就是我能达到的高峰了。”不久前他这么告诉我，“有时候，你是在跌跌撞撞中明白了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在哪里。你必须不断重新调整梦想。有时候你必须飞高，有时又必须收敛。我自问，我还能拿这个做什么？总之我当时不认为自己能在学术界出人头地。”
那亚拉姆语呢？我问。不是说要挽救母语吗？“我觉得如果我要保存我父母的语言，我应该在私底下进行，以业余身份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