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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14 能忍则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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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科特无意抗拒被驱逐的命运。他跳过了出庭的日子,也没去找托宾商量。他把所有精力都灌注在找新家这件事上。打完几通电话后,匿名戒毒者互诫协会的皮托那儿传来了好消息。皮托跟某些房东有合作关系,他会帮房东修理房子,也会替房东找房客。这会儿他向一名熟识的房东担保了司科特。这间两居室在二楼,位于密尔沃基的中偏南部,空间不大,室内一无长物,还有个摇摇欲坠的阳台,淋浴间也暂付阙如。好在房东每个月只收420美元,而且也不做背景调查。

这间公寓还附带一名室友,名叫D.P.。长着张娃娃脸的D.P.是皮托的外甥,才十九岁,身上已有几处刺青,耍酷的耳环也没少打。D.P.最近刚出狱,他坐牢的罪名是非法持有枪械和枪支改造,说得更精确一点,是他锯短了猎枪的枪管。D.P.混的是眼镜蛇帮(Cobras),为此他觉得自己需要把枪,因为他们随时会跟国王帮(Kings)擦枪走火。D.P.趁坐牢期间拿到了高中同等学力,另外还多添了个“重新开始”的刺青。

有一天,皮托从另外一名房东那里得知有个老人死在附近一座拖车营里,遗物无人认领。于是他安排让司科特跟D.P.去清理那辆拖车,有想要的东西就归他们。老人的柜子里有个拉链袋,司科特从袋子里找到了一套烫好的西装,另外还有一个丝质衬里的公文包。在浴室,他发现《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杂志,上头的邮寄贴纸印着这名已故男性的姓名。不过更能透露内情的,是床边香烟烧出的痕迹。从这些迹象来看,死者生前应该有吸食吗啡。在司科特的眼里,毒品解释了世间的很多问题:这个男人为什么“孤独死”,帕姆跟奈德为什么从拖车营被赶出去,他又为什么会在陌生人的家里捡破家具并搬回他的新公寓,将这一切串联起来的就是毒品。

这对新室友合力将一个五斗柜和一张沙发扛上了福特F-150货卡。待到卡车满载,D.P.发动引擎,大声放饶舌音乐。司科特其实想听点别的,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是英国歌手彼得·盖布瑞尔(Peter Gabriel)的《索斯伯里山丘》(“Solsbury Hill”),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司科特还在米拉的“零工班底”上,但工作量明显少了很多。米拉让手下的工人一天做十二小时,不管是搬洗烘衣机、床垫,还是沙发床,工作很快就消化完了。遇到工人说他们搬不动或腰酸背痛,米拉就会向他们兜售止痛药。但司科特觉得她卖得太贵了。当他要“轻松一刻”时,司科特不会找米拉,而是把海洛因苏西约出来碰面。

“我想跟皮托做一样的事情,”D.P.说,“我想要全身干干净净地出门,干干净净地回家。我没办法想象自己哪天三十岁了,还在干这种破事。”

在D.P.那个年纪,司科特也没办法想象这些事情。

卸完家具后,D.P.跟司科特在门阶上喝啤酒。这间瓦德街(Ward Street)上的公寓位于当地人简称为“KK”的齐尼齐尼克大道(Kinnickinnic Avenue)西侧。房子的对面有一块土地闲置,四周是铁轨,司科特几年前租过的旧公寓离那儿不远,当时他还做着护理师的工作,跟学有专精的年轻人、艺术家和时髦人物在崛起中的湾景一带比邻而居。司科特跟D.P.能从门阶的最上层看到圣约沙法特大教堂的圆顶。一百年前,当地一些波兰裔的教友慷慨解囊,倾其所有打造这壮观的地标,密尔沃基才有了今天这座“小号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1司科特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开玩笑地说他也要“和神职人员一样安贫乐道……偶尔让我买点吃穿,再来点药嗨就行了”。

D.P.静悄悄的,一声不吭。

“要命,”看D.P.没接话,司科特自己换了个话题,“我脖子跟背都痛得要死。”长期为米拉做的这些工作果然还是有负面影响。

“你干吗不去看医生?”D.P.问。

“看医生干吗,他们会有办法吗?”司科特说完顿了一下,好像突然有了什么灵感,“他们可以帮我开扑热息痛!不过他们开的量只够我吃一天就是了。”

所以最后,司科特的维柯丁依然是在拖车营买的。他想拖车营里应该只有一个成年人没吸(过)毒,那个人就是米特斯夫人。相反,司科特爱毒品。嗨起来的时候就是给自己放了个短假。

在帕姆跟奈德收到驱逐通知单的前不久,司科特还在跟这对毒鸳鸯一起嗨,拖车里的沙发、床、柜子等大件家具被搁在一旁。司科特觉得奈德跟帕姆算也算自甘堕落吧,被驱逐也在情理之中。在“一失足成千古恨”之前,司科特可能还会同情帕姆跟奈德。但一路走来,他开始觉得同情只是天真无知的一种变形,是不痛不痒的中产阶级在远处滥情。“他们可以悲天悯人,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海阔天空。”司科特是说那些不用住在拖车营、自诩心态自由开放的觉醒青年。说回奈德跟帕姆,司科特觉得他们会落得被驱逐,就是吸快克可卡因造成的,简单明了。海洛因苏西跟他的看法一致。“说穿了,被扫地出门常常出自同一个原因,”她说,“连我有一次都差点被驱逐,房租被我拿去买了‘别的东西’。”

无论要走的人是不是瘾君子,拖车营的住户鲜少会对邻居被驱逐发表意见。在他们的观念里,被驱逐是罪有应得,是那些人自己不长进。甚至有人会说驱逐是好事,因为驱逐可以“把人渣清一清”,等于是替园区去芜存菁。最觉得穷人该死的,往往就是穷人自己。2

在以往,租房者会自认为是一个“阶级”,他们着眼于共同的利益跟理念,团结起来与房东们对抗。20世纪初,房客曾经团结一致抗议驱逐与不卫生的生活环境。遇到频繁涨租或租金居高不下的问题,房客们会冒着被房东驱逐、被警察逮捕、被用钱请来的流氓痛扁的危险,团结起来拒缴租金,在租房外围统一拉上警戒线。这些人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就是普通的为人母、为人父者,他们认为,房东的确有权利享有租金涨幅跟合理利润,但租客不能任由他们坐地起价,以涨租之名敛财。以纽约为例,租金战争在“咆哮的二十年代”[1]烽火四起。州议会在巨大压力下通过立法进行租金管制。时至今日,纽约州仍是全美租金管制最严格的地方。3

请愿、警戒线、公民不服从——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视角检视这类政治性动员。“对于那些在苦难的土壤上滋生的社会运动,”美国社会学者弗朗西丝·福克斯·皮文(Frances Fox Piven)与理查德·克洛尔德(Richard Cloward)观察发现,“要打破看似公正合理、不可改变的社会安排,让民众知道它们也有可能是毫无公道的、是可以改变的。”4这类情形经常出现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因为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与经济波动(比方说战后的住房供不应求),会从根本上撼动社会现状。光是目睹这些光怪陆离还不足以动员群众;要把反对者集结起来,而且必须要让他们相信,只要团结在一起,就有机会改变命运。对穷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认同所有的受压迫者,还必须承认自己也是受压迫的一员——这点恰恰是大部分拖车营居民不愿意做的事情。

在罢缴租金的过程中,租房者们会觉得大伙是“革命同志”,彼此之间有一份道义相联结。5租房者之所以愿意站出来反击过高的租金与不合理的驱逐,是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跟住处、社区绑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对住所怀有一种归属感。而在拖车营内,上述的社区意识可以说是荡然无存。对大部分的住户(包括司科特在内)而言,拖车营是他们想要逃离的场所,没有人要在这里落地生根或改变什么。有些人明明已经在此过了大半生,却仍旧以“过客”自居;当中包括一名带着三个孩子生活的失业父亲,他在偷电供应拖车所需之余说:“我们不会请亲友来这里玩,拖车营的生活不代表真正的我们。社会底层的人才在这里度日,而我并不属于这里。”曾经嫁给连尼、连同一起嫁给了拖车营的连尼前妻喜欢对人说:“你会忘记自己也曾经爱去歌剧院听戏。”至于在怀孕期间又吸毒的谭美心中,拖车营“就是间旅馆”。

对住户而言,贫困的社区其实是个宝库。在拖车营里,居民会遇见三教九流的人教他们如何偷牵有线电视,告诉他们最值得去的食物厨房何时开放、联邦救济金该如何申请。放眼整座城市,就属住在贫困社区里的居民最乐于帮忙有账单急着付、有生活用品不够用、有车子坏了不动和其他林林总总问题的邻居。相对而言,比较“优质”的社区里往往较少人对邻人伸出援手。6这样互通有无,满足了收受者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给予者也在赠人玫瑰的同时,手留余香。

邻里间的相互帮衬若要顺利启动,大家就必须要把自己的需求公开,也必须坦承自己人生中的种种失败。

拉瑞恩想跟邻居借浴室来淋浴,她就不得不先说明自己欠缴燃气费。而当她顶着没吹干的头发走回拖车时,所有人都会知道她刚刚经历了什么。还有一个叫萝丝(Rose)的房客,孩子被儿童保护服务局带走,就在她哭哭啼啼的时候,拖车营的邻居都在一旁安慰她,让她不至于做傻事。但也因为邻居们知道事情的始末,萝丝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公审”的对象。“这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道恩这么告诉她,“上帝把孩子带走,一定有他的什么理由。”7

社区在居民们的眼中一旦成了剥夺与罪恶的代名词、成了“各种触礁人生”的报到处,他们就会对社区里的政治能量丧失信心。8在密尔沃基,但凡租房者在社区感受到高强度的创伤情绪——他们相信自己的邻居曾被监禁、被施虐、有药物成瘾和其他重大的打击——那他们就不太愿意相信可以和邻居们团结一致,改善生活品质。9社区缺乏信任感,无关邻里实际的贫穷与犯罪率。与之密切相关的反倒是萦绕在住户身旁的那种厚重的不幸气息。当满目所见都是心酸苦楚时,他们就无法用余光瞥见社区可能有的潜力。

三不五时,就会有房客八卦房东托宾的利润,要不就会给他扣上犹太人的帽子,骂他贪心。“那辆凯迪拉克的轮圈还真亮,但那其实也是便宜货,花不了几个钱。”“赚钱就是他的兴趣。”但整体而言,房客对不公不义是很有忍耐力的。他们会尽可能不去质疑自己跟托宾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也不会问自己花费绝大部分收入为何只能租到老旧的铝皮拖车。他们会把心思放在具体的琐事上。听到维特考斯基议员说托宾的年收入逼近百万美元,一个在拖车营里跟司科特同住一区的房客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只要他管好这地方,不要让我担心他妈的天花板会塌下来,那我就无所谓。”

在密尔沃基,大部分的租房者宁可相信房东是好人。10毕竟有时间去抗议不公平,倒不如先想办法把地板上的破洞给补起来,免得女儿的脚又陷进去不是吗?只要房东愿意宽限一点,让他们有时间可以振作起来,那房东赚多少钱是他的本事,关别人屁事?在拖车营里,永远没有最惨,只有更惨;人生的低点在此没有下限,向下永远都有空间。当整个拖车营面临被集体驱逐的困境时,居民们就已经尝到了现实的苦涩滋味。如今比克管理公司的人开始代收房租,他们只是重新温习了一遍那种苦味。11

这周真的是祸不单行。先是弄丢了钥匙,司科特不得不一拳打穿前窗才进得了家门,然后是他的电没了,最后是米拉炒他鱿鱼。米拉不是故意找碴:她另外找到一群瘾君子愿意接受25美元的日薪,她只是在商言商而已。在匿名戒毒者互诫协会里,司科特学过促使毒瘾发作的“四大天王”是:饥饿、愤怒、寂寞、疲倦,英文简称“HALT”——这四样在司科特身上合体了。被米拉开除之后,司科特用他所剩无几的薪水去朋友家买醉,还要嗨一下。在这个朋友的家中,他打电话给在爱荷华乡下医院当清洁工的妈妈。电话里,司科特跟妈妈说了他酗酒(但没提吸海洛因),也说了他因为止痛药瘾被吊销护理师证照的事情。她原本并不知情,因为这是母子俩一年来的首次对话。

“妈,”司科特哭着说,“对不起,我把自己搞成这样,是我太没出息了。”

司科特还没说够,他妈妈就打断了他,她没意会到儿子是耗尽了所有勇气(外加十二罐啤酒的作用下),才按完全部的电话号码,而不是平常那样按到一半时就挂掉。她解释说自己现在正在满载着亲戚的厢型车里,所以暂时不方便讲话。她跟亲戚一行人是要去密苏里州的布兰森(Branson)度周末。“但是司科特,”她说,“别忘了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回来哦。”

司科特考虑过妈妈的好意,但他现在既没有车可开,又没有钱买火车票,要怎么回去呢?而且若真的回到爱荷华,海洛因又要去哪里买?毒瘾只要一天的时间就会发作,然后痛苦会慢慢遍布全身。此外,回老家还得面对他人同情的眼光。司科特在挂上电话去逛超市的时候想到了这点。他答应海洛因苏西要用食物券买午餐给她,来交换让他抽一口海洛因。“我是说,要回家也不是不行,但我他妈的都四十岁了……难道要我现在回去跟大家说,你知道,我把人生搞得一塌糊涂,把自己的前途都毁了吗?”司科特从来没有跟家里人开口寻求帮助。他在脑海里把亲戚们的草坪、工作、孩子,还有那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都想了一遍,然后得出结论:“他们根本不知道要从何帮起吧……他们又可以帮些什么?”中产阶级的亲戚遇到这样的问题,作用其实很小。

司科特加入结账的人龙,并且注意到前面有个男人要买诺比舒咳(Robitussin)。

“你感冒了?”司科特问。

“嗯,对啊,”这位先生说,“而且好像都好不了。”说完继续咳,好像是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来。”司科特说。他掏出笔,在一张废纸上写下了:维他命C、锌,跟紫锥花萃取物(可用于治疗感冒)。“我会建议这样,你试试看。”司科特说。

司科特放弃了回爱荷华的念头,他决定去戒毒。在要去戒毒所报到的那个早上,司科特天未亮就起床了,他修了胡须,将T恤塞在裤子里。他想要离开这样的生活,他很紧张,但已不再犹疑。

早上七点司科特踏出电梯,距离诊所开门还有一个小时,但他发现自己已经迟了,现场有十五个人在排队。这当中有盛装而来、上了年纪的黑人;有在飙脏话的白人女性,五十多岁了,穿着一双牛仔靴;两个年轻的墨西哥男子跪坐在地上用西班牙文祷告;一名二十来岁的黑人男性的裤子掉了;一个眉头深锁、心事重重的白人少女拨开遮住眼睛的刘海,袖子长过了她的双手。司科特往墙上一靠,加入人龙。

排了几分钟之后,电梯门又开了,这次走出来的是一名墨西哥裔的老女人。她有一头全黑的长发,中间一道灰色。她的脚上打着石膏,视线从厚重的眼镜上方探出来,那是双有如洪水般混浊的眼睛。她在司科特身旁找了块地方,百无聊赖地坐下。

这位女士告诉司科特说她昨天就来过了,但诊所只收了四个人。社工开始在玻璃窗后的桌前就位时,她又发表了评论:“他们在打电话给密尔沃基县,看那边说今天有几个人的额度。”

“额度?什么额度?”司科特有些不耐烦地问。

“给你的额度啊,你来这里是要接受治疗的,不是吗?”

司科特抬头看着天花板上的荧光灯,缓缓地、刻意地吸了口气。说什么他也要忍下来。“是。”

“你看那个女生,”这女人用身体示意着前面那位阴郁的白人少女,“她看起来一副快要想不开的模样,所以我猜他们会把她收下来。你的话可能要睡在这里才排得到。”

司科特开始用脚敲击地面。

时间到了上午八点十分,一名戴着金色耳环、身穿丝质上衣的女子来开门,然后宣布说今天能收的人数是五名。紧接着一名男子拿着手写板现身。“一号、二号。”他开始数人头。排队的人纷纷站起来。司科特朝电梯走去,按钮准备下楼。他原本可以第二天过来重排的,但他选择连灌了三天的酒。


[1]Roaring Twenties,是指西欧与北美地区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十年间,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艺术与文化水平都得到了长足稳定的发展。许多都会城市脱胎换骨。内燃机汽车、电话、电影、广播、电器、航空业等发明和产业从彼时开始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