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John Gurda，The Making of Milwaukee，3rd ed.（Milwaukee：Milwauke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2008[1999]），174.
2.根据我的经验，弱势社区里鲜有“抗争文化”（oppositional culture）的存在。或者说，那里显然缺少了这样一种文化。
3.Robert Fogelson，The Great Rent Wars：New York，1917-1929（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85，86.
4.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Poor People’s Movements：Why They Succeed，How They Fail（New York：Vintage，1979），12，4.
5.Fogelson，Great Rent Wars，88.
6.我将负二项回归模型（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套用在《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2009—2011）的完整样本上，从而有了这项发现。为了衡量“社区支持”的强度，我向受访者提问他们有没有向现居社区里的邻居提供过以下的帮助：（一）付账单或买生活杂货，（二）找工作，（三）修房子或修车，（四）给予情感支持，（五）帮忙照顾小孩。至于“邻里劣势”的衡量，我使用了包括中位数家庭收入、暴力犯罪率、低于贫穷线家庭比例、十八岁以下的人口、未具高中学历居民比例、接受政府补助居民比例、房屋空置率等因素在内的量表。在我与安卫华（Weihua An）联合作完成的一份报告中提到：“邻里劣势”与“社区支持”间存在正相关，且不受收入、教育程度、居住流动性、种族、年龄、性别、就业状态和人脉组成等因素影响。就算有部分住在弱势社区的居民与家境优渥的有产者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私下有交情，他们愿意与邻为善的程度也不会跟少了这些关系（或教育背景）的人有任何差别。我们还发现，邻居间交换礼物的情况在弱势社区相当普遍。这一行为也没有受到居民的人脉影响。参见Matthew Desmond and Weihua An，“Neighborhood and Network Disadvantage among Urban Renters，”Sociological Science 2（2015）：329-50。
7.贫困邻里中的支持体系有助于居民填饱肚皮、因应变局。但它也会让穷人暴露在重度的创伤经验和偶发的暴力事件中。Bruce Western，“Lifetimes of Violence in a Sample of Released Prisoners，”Russell Sage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2015）：14-30.
8.Harvey Zorbaugh，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cago’s Near North Sid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9），70.
9.我将定序逻辑回归模型（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套用在《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2009—2011）的完整样本里。结局变量（outcome variable）是政治能力（political capacity）。我向受访者提问：“社区的居民有没有可能组织起来，联手改善社区环境和生活品质？”选项则包括：（一）完全不可能，（二）有点可能，（三）还算可能，（四）相当可能，（五）非常可能。解释变量（explanatory variable）是居民主观感知到的“邻里创伤”（neighborhood trauma）。受访者被问及：在本社区居住的期间，你是否有邻居曾（一）被驱逐，（二）入监服刑，（三）遭受家庭暴力，（四）药物或毒品成瘾，（五）未成年儿女被社会服务机构带走并安置，（六）有亲友遭谋害身亡。我汇总了受访者的答案。完整的模型显示：在控制政治参与经验、在社区的居住时间、社区的贫穷程度、犯罪率和若干人口学因子后，政治能力与“邻里创伤”之间仍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参见Matthew Desmond and Adam Travis，“Perceived Neighborhood Trauma and Political Capacity，”unpublished manuscript，Harvard University，2015。关于社会失序远比失序本身重要的观点，参见Lincoln Quillian and Devah Pager，“Black Neighbors，Higher Crime？The Role of Racial Stereotypes in Evaluations of Neighborhood Crim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2001）：717-67；Robert Sampson，Great American City：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
10.我们在对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向受访者提问：“你会如何形容你的房东？”两名独立作业的程式员会给受访者的回答赋值，最低是1分，最高是10分。像“贫民窟的土霸王”（slumlord）与“混账东西”（asshole）这类的字眼一般只给1分，而像“无可挑剔”（excellent）、“很有爱心”（loving）这样的赞誉就可以拿到10分。如果是比较隐晦的批评或夸奖，就给它们中间的分数。将两名程序员得到的分数做平均处理后，就会产生整体的评价。密尔沃基大部分的租房者会拥有一位“6分”的房东。居住支出负担处于极端值的房客并不会因此特别讨厌或喜欢房东。但房子住起来问题重重的房客确实会以较为负面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房东。
11.房客知道在拖车营有闭园危机的时候应该团结起来，毕竟这是他们的“非常时期”。而风头一过，园区的一切又回归了常态。大伙儿开始得过且过，任房东予取予求，还无视驱逐事件中隐含的政治论述（和政治能力）。他们怨的不是房东，反而是议员。他们确实针对某些事件写过请愿书，但这份请愿的诉求是要让某位制造麻烦，还打小报告的女人搬走。“我们希望驱逐车位编号S12的乔伊（Joy），以免日后生出更大的事端……”请愿书里这么写着，“若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得赶在别人私底下出手前请她走人，我们觉得事情没必要搞到那种地步。”这份后来被称为《乔伊问题请愿书》（Petition Against Joy）的文件获得了40名房客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