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地震之后，一大批地震工作者的欢欣鼓舞的情绪似乎消失得很快。他们几乎全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海城7.3级大震，是否标志着自邢台地震以来华北地震活动的一个“高潮期”的结束呢？
华北。谜一般的华北！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中，地球上部已变得破碎不堪，像一件古老的陶器，表面布满了裂纹。无数碎片构成一个地壳，华北地块便是这其中的一片。它的西界为贺兰山—六盘山构造带，北界为阴山—燕山构造带，南界为秦岭—大别山构造带，东界在海中。这些构造带附近常有从地幔侵入的超基性火成岩系、复杂的变质岩系和规模巨大的褶皱断裂系统。那里既是构造活动带，又是各种地球物理场的异常带，也是地震的活动带。在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印度洋板块三者相对运动的控制下，华北这一块“碎片”常常处于不平静的状态。
但是现在呢？
海城之后，还有没有大震？
观点一：华北强震依次发生的时间间隔一般较长，华北大地该平静一阵子了。倒是中国西部更值得注意：从1969～1974年，已连续发生云南通海、四川炉霍、云南昭通三次7级以上大震。应当更警惕西部的危险性。
观点二：海城地震后，华北地区的许多异常现象并未消失，大震的危险性依然存在！
这是一场极为正常的学术争鸣。谁都拥有一定的科学依据，谁又都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服对方。一个旁观者，事先要想为双方轻易地作出裁决是既荒唐又浅薄的。当时谁也不能看穿地壳下的这一切奥秘。斗转星移，即使现在，这些自然科学家有时仍多少像一个占卜者，于一片茫茫之中去掐，去算……
常常，他们就像总在秒针的哒哒声中过日子。
然而，时间，构成这段历史的最客观的时间，究竟是怎样度过的呢？
史料摘录——
1976年1月28日——距唐山地震半年
国家地震局向国务院上报《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1976年地震趋势的报告》。
报告称：我局于1975年12月15日至1976年1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海城地震科技经验交流和1976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议。会议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地震活动的高潮阶段，估计近一二年内大陆地区有可能发生7级以上的强震。目前有较多异常显示，可能发生较强地震，需要重点加强监视的地区为：（1）滇西北及川藏交界一带；（2）四川、青海、甘肃交界的四川松潘—茂汶一带和青海的花石峡—都兰、乌兰一带。有发生5～6级地震背景的地区为：（1）京津唐渤张地区；（2）皖北、苏北、鲁东、豫东一带。
会议认为：“京津唐渤张地区今年内仍然存在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但目前尚未出现明显的短期和临震异常。”“从目前地震活动和前兆异常的空间分布来看，唐山与朝阳之间和京津之间两个地区尤应加强工作……”
报告提出急需采取的措施和建议，第一条就是“继续贯彻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精神”。
1976年3月3日——距唐山地震4个月零25天
国家建委召开两市（京津）一省（河北）和国务院各部地震工作会议，介绍了地震形势。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到会做业务报告，解释京津唐渤张地区年内可能发生5～6级地震的预报。他说：“目前还没有出现短期和临震现象，比较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还不明确，因此马上动员群众采取临震的具体措施还不是时候，但防震抗震工作一定要抓紧。”
1976年4月6日、22日——距唐山地震113天、97天
6日、22日，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和河北大城先后发生6.3级和4.4级地震。震后，华北地区某些在海城地震后依然存在的异常现象消失。
这两次地震使地震工作者陷入了极大的惶惑。
1976年5月11日——距唐山地震78天
国家地震局在北京军区招待所召开分析预报人员紧急碰头会，分析和林格尔和大城地震后京、津、唐、渤、张地区震情。
不同意见仍在延续。
观点一：这两次地震使那些令人不安的异常已经“交代”了。海城地震后华北发生大震的可能性已经基本排除。至少，蕴藏在地壳内的应变能量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得到了释放。有人提出，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中的华北有震的估计可以宣布到期撤销。
观点二：对京、津、唐、渤、张地区的异常，用内蒙古6.3级地震来解释，方位似乎偏西；用大城4.4级地震解释，震级又似乎太小。并且，他们注意到京、津、唐地区在4月间新出现的“宝坻地电”、“昌黎地磁”、“滦县水氡”、“香河水准”等四项异常。
持以上两种观点者一致认为，目前尚未出现较强地震的临震迹象。倘若近期有震，震级不会太大，约4～5级，地震要注意渤海西部及其沿岸地区。
对于更长时间的趋势，会议决定在8月间另行开会会商。
为准备下次会商，会议从技术方面布置了五项工作，中心精神是要各单位提出对趋势的估计。
1976年5月29日——距唐山地震60天
云南龙陵发生7.4级地震。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主任丁国瑜赶赴地震现场工作。
专业人员又一次感到情况紧迫。几天后，当四川大邑出现一些异常情况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奉命风尘仆仆赶赴西南。
1976年6月21日——距唐山地震37天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刘德富根据气象资料分析，发现唐山地区出现1969年渤海7.4级地震前的类似气象现象。中国东部形势也日益微妙。
1976年6月26日——距唐山地震32天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黄德瑜根据小地震活动分析，认为渤海西岸有问题。
1976年7月5日——距唐山地震23天
北京市地震队耿庆国发现北京地区一周来的气象要素中，出现四项异常：
日降水量——6月29日突破历年同日降水量的最高值；
日平均气温——6月30日至7月4日连续五天突破历年同日平均气温最低值；
日最高气温——7月1日和7月4日分别突破历年同日最高气温的最高值；
日最低气温——7月3日、4日连续两天突破历年同日最低气温的最低值。
只有日平均气压这一项指标还没有出现异常。耿庆国认为，只等低压指标突破，就可能进入临震状态。他立刻赶赴唐山、天津、廊坊收集气象资料。
1976年7月12日——距唐山地震16天
似乎又是一次“蓄谋”中的戏弄，一次地震会议的会址，竟然选在唐山。据国家地震局干部周英志回忆：12日，出席京、津、唐、渤、张地区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代表陆续到达唐山。到火车站接站的工作人员，手举“地震会议”的木牌，引起了过往行人的注意。
“怎么？唐山要地震？”人们纷纷询问。
“没的事！我们交流经验……”
同日，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召开“批邓反右”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会议形成的上报科学院的紧急报告称：“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次又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的问题的性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鉴于此，已不宜再主持局党的领导小组的工作，应免去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检查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在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抢班夺权的滔滔浊浪中，国家地震局也没能成为安定的绿洲。三里河的大楼和中国的无数大楼一样，充满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
1976年7月13日——距唐山地震15天
北京市地震队已有华祥文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异常、耿庆国提出旱震关系和短期气象异常、李宣瑚提出该区水化学氡含量异常、陈克忠和刘惠琳提出京郊大灰厂形变异常，以及其他人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地磁场总强度异常、地下水位异常和地电异常，累计七大异常！
当晚，北京市地震队在队长邢景孟的安排下，由业务组组长鲁连勤和副组长张国民出面向北京市科技局党委书记白介夫汇报。白介夫指示：要以临震姿态投入工作，并立即把震情危险性向国家地震局做汇报，听听国家地震局的看法……
1976年7月14日——距唐山地震14天
北京市地震队发出工作简报第29期《关于加强当前京区震情监视的意见》。简报称：“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应力场正在增加，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五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在当前的地震形势下，为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首都的光荣政治任务，按照（北京市科技局）局党委指示，我队全体同志必须紧急动员起来，高度警惕当前震情的发展和变化，用临震的姿态密切注视京区的地震动向。”
同日，国家地震局汪成民接到北京市地震队张国民的电话。张国民汇报了北京队提出的“七大异常”，并要求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详细汇报。汪成民经请示已从四川回京的梅世蓉副主任和局领导，答复张国民：“要求给一周的时间，以便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并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一下那里的异常情况，再听取北京队的震情汇报。”听取汇报时间定为7月21日。
同日，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依据京区各台站地应力突跳异常，提出短期预报意见。
1976年7月17日——距唐山地震11天
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场。
刚刚赶到那里的汪成民要求在会上作震情发言，会议主持人查志远因“日程安排较紧”而未同意。汪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他的谈话要点：（1）近来情况较多，大家要注意。我们注意的重点是唐山、滦县一带。（2）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临震突变异常不多，希望大家提供。
汪成民向代表们散发了三百多份调查表，要求大家填毕寄国家地震局。表格样式为：
这些表格，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地震前大都没有收回。地震后一二日，有表陆续寄到。
同日，北京市地震队分析组地应力组根据地应力手段出现的异常，提出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八宝山、紫荆关断裂带有4级左右地震，北京外围邻近地区有6级左右地震。
同日，北京市地震队平谷马坊地震台张秀臣也提出该台观测资料出现短期异常。
1976年7月21日——距唐山地震7天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未能如期于此日听取北京市地震队震情告急汇报。
张国民打电话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梅世蓉认为自己掌握的情况还不多，提出待赴唐山了解异常情况的汪成民从唐山返回后再进行会商。时间定在7月26日。
1976年7月22日——距唐山地震6天
汪成民回京。
唐山之行并没有发现更多的临震异常，还没有充足的依据，发出京津唐临震预报。
鉴于国家地震局党组正忙于政治运动，很少过问业务工作，汪成民等人将震情抄出，贴在局长刘英勇办公室门上。
其一：
趋势预报：
1.北京队：今年下半年，发生大于5级地震的趋势在增加，今后地震活动可能将转移到北京地区，要紧急动员，用临震姿态注意本区地震动向。
2.天津队：大于5级的背景仍然存在，7月份在天津以东及渤海可能有4～4.5级地震。
3.地球所：京津附近，似在孕育较大地震，特别是10～11月，要注意监视。
其二：
短期预报：
1.河北队：7月15日前后，红山、沧州、德州＞4.4级。
2.地震地质大队：7月6日、7月20日或8月5日前后，集宁—繁峙—张家口或宝坻—乐亭—渤海，5级左右。
3.海洋局情报所：7月20日至10月20日，张家口—秦皇岛—沧州，3.5～4.8级。
4.地震测量队：7月23日至7月31日，京西北（大同至河北、内蒙古、山西交界）或京东南，4.5级左右。
1976年7月23日——距唐山地震5天
北京地区日平均气压991.9毫巴。这既是自1951年以来这一天日平均气压的最低值，也是自1976年1月1日以来205天中逐日平均气压的最低值。耿庆国从震例中归纳的“短期临震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在北京地区已全部完成。
1976年7月24日——距唐山地震4天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为准备与北京队会商，召开会商准备会。到会者谈及各种异常，梅世蓉副主任听得十分仔细，但会上没有提出结论性意见。大家认为，须待与北京队会商后决定。
同日，北京市地震队也召开会商准备会，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几位专业人员根据各自的监测手段，提出短期预报的看法。
华祥文：7月底8月初，京、津、唐、张地区将发生5级以上地震。
张闵厚：依据磁情指数异常，发震危险点是1976年7月26日“±”两天，将在京、津、怀来、唐、渤、张地区发生4级以上地震……
耿庆国：你如果能把预报震级提到5级以上，我就将敢报包括北京、保定、张家口地区在内的京、津、唐、渤、张地区马上会发生6级以上地震，时间是1976年7月29日之前！
李宣瑚：7月底8月初，将在京、津、唐、渤、张地区发生5级以上地震。
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最后说：由于我队掌握各种异常情况都已及时报告国家地震局，正式的预报意见，可在两家会商后再定。
当晚收到通县西集地震台廖官成报来的意见：7月27日前，北京附近200公里范围内，要发生5级以上地震。
1976年7月26日上午8时许——距唐山地震44小时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一行15人，由汪成民等人带队，前往北京市地震队会商。
面前的情况是：对于京津唐地区的发震可能，中期预报早已作出（以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贯彻为标志），中短期异常也已出现（以北京市地震队“七大异常”为标志），但是临震预报——即有较为明确的地点、时间、震级的预报，尚难作出。
会商双方一致认为情况严重，震情紧迫感是客观的，也是空前的。但对京津地区如何报，感到不能轻率。尤其是北京。正如有人说的：“四川北部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停工、停产、疏散……，京津唐地区再闹一下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问题的关键已很清楚：要立刻向领导汇报，不惜像海城地震前那样，冒人心动荡、停工停产的危险，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抓住了前兆，才能做出明确的临震预报。
1976年7月27日上午10时——距唐山地震17小时
在汪成民等人再三要求下，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听取分析预报室汇报。参加者有副主任梅世蓉，专业工作者汪成民、张郢珍、刘德富等人。
介绍震情的汪成民事先写了汇报稿，他念道：“局领导：自7月份以来，京、津、唐、渤、张地区有些台站在原有的前兆异常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各有关单位的预报较多，调子较高。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共收到对京、津、唐、渤的预报计48次，仅7月份就有10次，其中7次是7月中旬以来收到的。”
汪成民念了与贴在局长门前的“大字报”内容相同的一段文字，接着说：“如何处理京、津地区震情，是项十分重大严肃的政治任务……我们认为可能发生较大地震的背景是存在的，北京队已提出自建队以来最突出的异常形势，但大家都同意何时发震要看临震异常。我们已发了表格，但收到还不多。昨天收到廊坊水氡自记突跳异常的报告，这种手段在过去几次大震中反映临震较好，情况值得重视。我们要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赶快研究一下！”
军人出身的张魁三副局长：“说了半天，你们的意见呢？你们分析预报室有什么倾向性看法？……你们有没有掌握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与会者无言以对。
会议由技术人员出身的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最后拍板：“鉴于目前科学院会议较多，这样，一、你们拿出京、津地区的详细资料。二、下星期准备一周，要圈出几个危险区，然后派出队伍去抓地震。三、明天派一辆车到廊坊，落实水氡异常。”
参加会议的主要人员都表示同意。
会议于中午结束，此时距唐山地震发震时刻只有15个小时了。
地震出版社出版的《1966～1976年中国九大地震》一书中，第4页上在谈到唐山地震未能做出临震预报的原因时，这样写道：
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级地震，造成24万余人死亡，这是本世纪来伤亡最大的一次地震。1976年初召开的年度地震会商会上，曾估计唐山—辽西地区有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并建议加强该区的工作。五六月间河北省地震局曾派出唐山地震工作小组赴唐山调查，而且有几人就在唐山大震中遇难。但为什么未能像海城地震那样做出临震预报呢？这是因为，总的说，我们对地震规律的认识能力还很差，在工作上，我们认为可能还有以下几点重要原因：第一，对基本形势估计的错误。1975年海城7.3级地震后，在海城周围几百公里的范围内，近年内还会有7级以上强震发生吗？虽少数人据地震活动和气象异常，认为有大震背景，但多数人抱有怀疑。所以，虽然看到唐山—辽西一带存在异常，也只作为有5～6级地震的背景区加以注意。第二，4月6日在唐山市以西530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发生6.3级地震，震后京、津地区原有一部分异常现象消失，同时，天津西南大城4月22日还发生4.4级地震，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些异常和这两次地震有关。第三，地震前几十天至几天，震中区及其周围没有获得大量的突发性异常的报告，也无前震，因此，未预计到地震会来得那么快、那么大。第四，京、津、唐地区的地震预报的发布，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十分严重的社会影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