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费城是美国第三大城市。我对它的全部记忆，就是在一个炎热的七月星期天，驶过似乎永无止境的黑人区，破烂的街区一个接着一个，黑人小孩在消防栓的水柱中玩耍，老人们在街角闲荡，或者坐在门前台阶上。那是我见过的最贫穷的地方。垃圾散落在门口和排水沟里，整栋整栋的楼都被废弃。它简直就像海地或者巴拿马这样的外国。整个过程中，我老爸的牙缝里一直吹着不成调的口哨，每当心神不宁时他都会这样做。他还告诉我们不要打开车窗，尽管车里热得像滚锅一般。等红灯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冷冷地盯着我们，爸爸的口哨则随之加快速度，手指不停敲打方向盘，还向每个看他的人满脸歉意地微笑，似乎在说：“对不起哦，我们是从外地来的。”
当然啦，现在情况已经有了改变。费城不再是美国的第三大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洛杉矶把它挤到了第四位。现在，高速公路会让你直接飞到市中心，你再也不必到黑人区去弄脏车胎。虽然如此，当我开下高速公路找加油站时，硬是对一个最穷的地段进行了不经意的短暂造访。我还来不及做任何事，就发现自己已经被吸入一条单行道的漩涡，被带到一个平生所见最肮脏，似乎也最危险的地区。依我看，这儿说不定就是我们多年前经过的那个地区——那些用褐色砂石建造的房子看起来非常相似——但是它比我记忆中的不知要坏多少倍。我小时候见到的黑人区，尽管贫穷破旧，大街上却有一种狂欢的气氛。人们都穿着色彩艳丽的衣服，似乎过得挺开心。这个地方却荒凉又危险，像个交战区。每片空地上都丢满了废汽车、旧冰箱和烧焦的沙发。垃圾箱看起来像是从屋顶上扔下来的。这里并没有加油站——我说什么也不会停下加油了，在这种地方，就是给我一百万也不干——大部分店面都用胶合板钉死，凡是立着的东西都被喷漆涂鸦。还有一些年轻人待在门阶上和街角里，但是他们看起来都无精打采，还冻得够呛——那天天气阴冷——而且他们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我。谢天谢地！这里明摆着是个为一包香烟就能送命的地方——当我紧张地找路回高速公路时，一直不曾忘记这个事实。在找到归路的时候，与其说我在从牙缝里吹口哨，还不如说是在通过括约肌歌唱呢。
这实在是我多年来最不愉快的经历了。老天爷！要是真住在那儿，每天都得走那些街道，那该会是个什么样子啊！你知道吗？倘若你是美国市区的一个黑人，那么你被谋杀的概率将是1/19，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杀的机会才不过1/50。在纽约，每隔四小时就会有一起谋杀案。谋杀已经成为35岁以下的人死亡的首要原因——然而纽约却还不是美国谋杀案发生最多的城市。至少有八个城市拥有比之更高的谋杀率。在洛杉矶，每年光是校园里的凶杀就比整个伦敦的都多。因此，美国大城市的人把暴力当成家常便饭，也许不足为奇，可我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在我去往得梅因开始此次旅行的路上，路过了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我在那儿碰到了一个为《圣路易斯邮报》工作的朋友。他告诉我，因为他老板出事，他最近一直在加班加点地工作。一个星期六的深夜，他老板下班回家，停在某个红绿灯前，就在等红灯的这段时间，右侧的车门被打开了，上来一个拿枪的男人。持枪者命令那位老板把车开到河边，然后朝他的脑袋开枪，抢走了他的钱。那位老板昏迷了三周，当时都不知道他是否还能活命。
我朋友告诉我这些，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离奇，而仅仅是为了说明，他最近干活儿为何非得他妈的那么卖力。至于他的老板，他的态度好像是这样的：若是你深夜开车穿过圣路易斯时忘了锁车门，那么好，你早晚有一天脑袋上会挨枪子儿。他这种麻木的态度真是古怪，但在今天的美国，似乎已经越来越习以为常，这令我感觉身处异乡。
我开往市区，在市政大厅附近停了车。在这栋建筑的顶部，矗立着威廉·佩恩[1]的雕像。它是市区的主要界标，全城都能看到，却被鹰架覆盖着。1985年，在几十年的视而不见之后，市里的当权者们决定在雕像跌倒前对其进行整修，所以他们在上面搭了个鹰架。然而此举耗资巨大，以致没有余钱进行修复工作。现在两年过去了，鹰架依然待在原地，一丁点儿修复工作也没做。最近，有个城市工程师一本正经地宣称，用不了多久，那个鹰架本身也需要整修了。这多多少少地体现了费城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不怎么样。美国再没有哪个城市像费城这样，以完全同等的热情去追求腐败和无能这一对双生子，说起蠢驴一般的行政部门，费城可是傲视群雄哪。
想想吧！1985年，一个名叫“行动”的古怪教派把教徒封锁在城市西郊一所出租房里。警察局长和市长权衡了可以采用的措施，最终认定，最明智、最能展现他们智谋的做法是把那房子炸掉——真是了不起啊！即便他们明知里面有孩子，而且那房子位于人口稠密的住宅区中间。于是，他们就从直升机上向那房子投了一颗炸弹，结果引发了一场火灾，火势迅猛，失去控制，烧毁了这个街区的绝大部分——总共61座房子——还炸死了11个人，其中包括所有困在房中的孩子。
当市政官员不那么无能的时候，他们喜欢用小小的腐败让自己放松一下。就在进城时，我从收音机中听到，因为企图敲诈，一位前市议员被判处十年徒刑，他的助手则被判了八年。法官将其斥之为对公众信任的公然破坏。不过他应该知道，就在此时，全城的布告牌都贴了海报，呼吁撤掉法官的九个同僚，因为他们收受了屋顶装修协会（Roofers Union）成员的现金。其中的两个已经因被控敲诈而等待审判。这种事在费城可是家常便饭。几个月以前，当一个名叫巴德·德威耶的州政府官员也被控受贿时，他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相机转动的那一刻，他拔出手枪，把自己的脑浆都打了出来。这引发了当地一个非常好玩的笑话：
问：巴德·德威耶和巴德牌手电筒有什么不同？
答：巴德手电筒有头呗。
尽管官员无能，犯罪率惊人，费城仍不失为一个可爱的地方。首先，和华盛顿不同，这儿给人感觉像个大城市。这里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还有袅袅蒸汽从人行道的排气口升腾而出，每个街角都立着一尘不染的铁皮热狗亭，还有一个头戴绒线帽、看来冻得不轻的家伙在那后面晃来晃去。我漫步来到独立广场——实际上它现在叫国家独立历史公园——并满怀敬意地瞻仰了所有历史建筑。其中最重要的建筑是独立纪念堂，《独立宣言》就在这里起草，《美国宪法》也是在这里通过。1960年，我第一次来这儿时，这栋楼前就铺展着一条长长的队伍。现在仍然如此——实际上，好像那条队伍在27年里从来不曾移动过。虽然我对《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深为尊重，却不愿意耗费一下午的时间去排这个漫长而且不怎么移动的队伍。于是我改去游客中心。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总是那老一套。他们都会把一些展品放在玻璃橱里，设法让它们既无趣味又无意义；肯定还有一个上锁的礼堂，门外的告示上说，长达12分钟的免费介绍影片将于下午4点播出（就在快到下午4点的时候，有人会走过来把时间改为上午10点）；还有几本书和小册子，题目都是什么《历史上的白镴器皿》或者《老费城的蔬菜》之类，统统无聊之极，让人连翻都懒得翻，更别说买了；通常还会有自动饮水器和休息室，几乎每个人都会去利用一下，因为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每一位走进这里的国家公园游客，都会傻乎乎地在四下里站一会儿，然后撒泡尿，喝点儿水，再溜达出去。我现在正是这么做的哟。
从游客中心出来，我沿着独立纪念堂向富兰克林广场漫步。广场上到处都是酒鬼，其中许多都抱着可笑的念头，以为我会白给他们一个25美分硬币，而不要任何物品或服务作为回报。我的旅行指南上说，富兰克林广场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东西”可看—— 一个博物馆，一个还在运营的书籍装订厂，一个考古学展览以及“全美唯一的不挂美国国旗的邮局”（可别问我为什么）——但我对此却有点儿心不在焉，因为那些可怜的、脏兮兮的醉鬼一直在使劲扯我袖子。于是我逃回到了费城闹市区的现实世界中来。
下午的晚些时候，我找到了去《费城调查者报》的路，我有个来自得梅因的老朋友——露西娅·赫恩登，在那儿做时尚版编辑。调查报的办公室像所有报社办公室一样——又脏又乱，垃圾遍地，没喝完的咖啡杯到处乱扔，里面还漂着烟头，就像被污染了的湖中的死鱼；而且我非常惊讶地发现，露西娅的办公桌是屋里最乱的一个。这也许正是她在报社步步高升的部分原因呢。在我认识的记者当中，只有那么一个人桌子是真正干净整洁的，可他最后因为骚扰小男孩被逮捕了。随你怎么想吧，可是下次若有办公桌整洁的人邀请你去露营，你可千万别忘了我的话哦。
我们开着我的车去芒特艾里区，那儿对我来说比较方便，话说回来，对她也是一样。露西娅和我另一位来自得梅因的老朋友——她的丈夫哈尔——住在一起。整整一天来，时断时续又隐隐约约地，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哈尔和露西娅会这么喜欢费城呢？——他们是大约一年前搬到这儿的——不过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去往芒特艾里的这条路，穿过了我平生所见的最美丽的城市公园。它叫费尔蒙特公园，覆盖了将近9000英亩起伏不平的土地，是美国最大的市立公园。它沿着斯库尔基河绵延数英里，里面到处都是树木、芬芳的灌木丛以及无比迷人的林荫地。我们在梦幻般的黄昏中穿过，一只只小船沿着河水轻轻摇桨，简直太完美了！
芒特艾里位于费城“德国城”之外。这里给人一种美好的归属感，就好像人们已经在此生活了世世代代——露西娅告诉我，在费城确乎如此。这个城市依然到处是那种人人相熟的街区，甚至有许多人几乎不曾斗胆离开过家门几百码。如果你迷路了，发现几乎找不到一个人能准确指点你去往三英里外的街区，这可一点儿也不稀奇。与英国一样，费城也拥有自己的专有地名——闹市区叫作中心城；人行道被称作马路——以及古怪的发音。
当晚，我坐在哈尔和露西娅的家里，吃着他们的食物，喝着他们的酒，羡慕着他们的孩子、房子、家具和财产以及他们唾手而得的财富和安逸，感觉自己离开美国真是一个傻帽儿。这儿的生活是那么充裕，那么安逸，那么便利。突然间，我很想要一个能做小冰块的冰箱，一个淋浴时用的防水收音机；我还想要一个电动橙汁机、一个空气清新机、一块让我随时掌握生理节律的手表。这些我全想要。那天晚上我上楼去浴室，经过了一个孩子的卧室。门开着，床头灯亮着，房间里到处都是玩具——从一个木箱里翻倒出来，扔在地板上和架子上。看起来好像圣诞老人的玩具加工车间。可是这些没有丝毫特别之处，它只不过是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卧室而已。
你应该看看美国人的储藏室。那里面总是塞满了主人昔日的爱物：高尔夫球棒、潜水呼吸装备、网球拍、运动器械、录音机、暗房设备。这些东西都曾令主人激动一时，然后又被其他更耀眼、更刺激的东西所取代。这是美国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而又诱人的现象——人们总是想要什么就立即去买来，根本不管那东西对他们有无好处。这种无止境的自我满足，这种对本能的不断投合，令人深深为之忧虑，是不负责任的可怕行为。
你们想逃掉自己千千万的国税吗，就算冒着削弱教育的危险？
“哦，想啊！”人们叫道。
你们想看专门制造愚蠢眼泪的电视剧吗？
“想啊，请吧！”
我们要不要纵情享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消费狂欢？
“听起来好极了！咱们快去吧！”
整个全球经济是以满足全球2%人口的欲望为根基的。如果美国人突然停止放纵自己，或者用完了储藏室的空间，这世界恐怕就要土崩瓦解。你若问我对此作何感想，我要说，他们简直是疯了。
我得声明，我这些话并不是在说哈尔和露西娅。他们都是好人，生活负责而又适度。他们的储藏室并没有塞满潜水装备和很少使用的网球拍，而是装满了水桶、橡胶鞋、保暖耳套和去污粉这样的寻常物品。我知道这千真万确，因为当深夜所有人都睡着时，我蹑手蹑脚地爬下床，到那儿好好看了一下。
清晨，我到闹市区——错了，应该是中心城——哈尔的办公室看了看。早晨开车穿过费尔蒙特公园和黄昏时一样醉人。我认为，所有的城市都应该拥有像费尔蒙特这样的公园。哈尔告诉我几件费城的趣事：费城花在公共教育上的钱比其他任何美国城市都要多——是城市总预算的1%啊——却有40%的文盲率。他告诉我，费尔蒙特公园中间那个富丽堂皇的费城艺术博物馆，之所以成为本市最吸引人的旅游景点，不是因为它收藏的50万幅画作，而是因为在《洛奇》一片中，西尔威斯特·史泰龙曾经在它的台阶上跳来跳去。还真有人乘公共汽车来到博物馆，只看看它的台阶，甚至连门都不进就转身离去。哈尔还向我介绍了一个电台聊天节目，由一个叫霍华德·斯特恩的男人主持，而他是这个节目的狂热拥趸。霍华德·斯特恩对性有浓厚兴趣，总是对参与者单刀直入。“早上好，玛里琳，”他会对一个打进电话的人说，“你穿着内裤吗？”咱们得承认，这一招将绝大部分清晨谈话节目轻松击败。霍华德以咄咄逼人的直率和色情的方式质问节目参与者，这一套我以前在美国广播中还从未见识过呢。
不幸的是，离开哈尔没多久我就找不着那个台了，接下来的整个早晨我都在找它，但始终找不到，最后只好凑合听一个竞赛类的热线电话节目。节目特别报道了一个女人，说她是治疗狗肠蠕虫的专家。其主要方法就是给狗喂一些能毒死蠕虫的药片，所以没听多久我就觉得自己也有点儿像个专家了。一个早晨就这么消磨过去了。
我驱车前往葛底斯堡，1863年7月，美国独立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在那儿打了三天多，人员伤亡超过5万。我把车停在游客中心，然后走了进去。里面有个又小又暗的博物馆，玻璃柜里装着子弹、黄铜纽扣、腰带扣诸如此类的东西。每一件旁边都用黄字加了说明，比如“来自田纳西登山者第十三兵团军装上的腰带扣，由当地农民费斯特斯·T.斯科若宾斯发现，他的女儿马里内特·斯通佩夫人捐献”，能让你认识战争本身的东西极其稀有，这展览更像是一次寻宝的拾遗。
有个关于葛底斯堡演讲的展示柜很有趣，我看了才知道，原来林肯是事后才被邀请演讲的，而且他答应时每个人都大吃一惊。演说只有十句话长，只用两分钟就说完了。我进一步了解到，他是在战后好几个月才发表演说的。我原来一直以为他差不多是仗刚打完就演讲了，那时候战场上还是尸横遍野，远处房子的废墟上还升腾着稀薄的青烟，像斯特斯·T.斯科若宾斯这样的人还在抽搐的伤员中间窜来窜去，看看还能榨取点儿什么有用的纪念品。真相，就像生活中常遇到的那样，总是令人失望的。
我到外面去看了一下昔日的战场，它绵延3500英亩，多半是平坦的乡野，边上就是有加油站和汽车旅馆的葛底斯堡镇。这片战场具有所有历史战场共同的巨大缺憾：它只是一片乡野。这一片延伸的空地和另一片之间并无太大差别。你只能听信他们的描述，想象一场伟大的战役曾在那儿打响。当然了，我得承认，周围散落着许多大炮；还有，沿着这条路，还能通向皮基特的指挥地，在他带领下，南方部队发动的进攻扭转了北方占优的战争态势；许多军团都建立了自己的方尖塔和纪念碑，有些还非常雄伟。此刻我正漫步向那儿走去。透过爸爸的老双筒望远镜，我能清楚地看到，皮基特的部队是如何从小镇北面大约一英里处向前挺进，横扫过汉堡王停车场，绕过塔斯提·迪莱特免下车电影院，然后在鸡零狗碎蜡像馆和礼品店外面重新集结。想起这一切，着实令人难过，一万名士兵在一小时内全部倒在那里，每三个邦联士兵中有两个没能回到自己的出发地。可惜啊——简直就是犯罪——葛底斯堡镇上那么多东西都被穿梭如织的旅游者给毁了，而这一切从战场上看来是如此历历在目。
我很小的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顶联邦部队士兵戴的帽子，还有一把玩具手枪，让我到这片战场上撒欢儿。我差点儿没高兴死。一整天我都冲来突去，蹲伏在树后面，向“恶魔洞”和“小圆顶”冲锋，向一伙脖子上挂着相机的肥胖游客们开火。我父亲也高兴得不行，因为这里是免费的，还有差不多几百个历史匾额供他拜读。可是现在呢，我发现此地已很难再唤起我一丁点儿真正的兴奋。
我正打算离开，心中颇感愧疚，因为直到目前，我只想起了过去的某些经历，并无任何新的收获。就在这时，我在游客中心看到一个指向艾森豪威尔故居的指示牌。我竟然忘了，艾克和玛米·艾森豪威尔就住在葛底斯堡城外的一个农场。他们的故居现在成了国家历史纪念馆，花2.5美元就可以游览。想都没想，我就买了张票走到外面，一辆观光车正要开动，它将载着我们六个人，沿着一条乡间小路前往四五英里之外的那个农场。
嘿，这里真是好极了！我不记得曾在哪个共和党人家中玩儿得这么愉快过。在门口，有位胸口插着朵菊花的芳香女士欢迎你，她会大致介绍一下这座房子，告诉你艾克和玛米多么喜欢无所事事地坐着看电视和打桥牌，然后她会给你一本描述各个房间的小册子，让你自己去逛，这样你就可以任你所愿地小步细品或者大步浏览。每个房间门口都用一块有机玻璃封了起来，不过你可以趴上去把里面看个究竟。整个房子一丝不苟地按照艾森豪威尔夫妇居住时的样子保护，就好像他们只是出去随便走走（在最后那几年，两个人都颇善此道），却再也没有回来似的。装饰风格是最典型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共和党人式。在我小时候，我们家有几个富裕的共和党人邻居，而这座房子几乎就是他们房子的一件复制品。大落地电视柜镶嵌在红木壁橱里；台灯用一块块漂流木拼装而成；一个真皮衬垫的鸡尾酒吧台；每个房间都配备着法式电话；书架上摆着大约12本书（通常是成套的3套书），要不然就是摆满了大个儿镶金边的华丽瓷器，就是那些同性恋的法国贵族所钟情的那种。
当艾森豪威尔夫妇在1950年买下这块地时，这里屹立着一座200年的农舍。可惜在暴风雨的夜晚，它四处透风、咯吱作响，于是他们拆掉它，用现在这栋房子代替。它看上去很像一座有200年之久的农舍。你不觉得这很了不起吗？不觉得这恰恰是共和党人的风格吗？我完全被迷住啦。每个房间都保存着我已多年未见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的厨房用具、《生活杂志》的旧期刊、四四方方的黑白便携电视、金属闹钟。楼上的卧室就按艾克和玛米生前的样子布置，玛米的随身物品就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她的日记本、放大镜、安眠药片——而且我敢说，如果你趴下看看床底，一定会发现她所有旧杜松子酒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