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快要过去了。这意味着又一个犹太纪年的结束。
犹太新年前夜，这可怕的一年的最后一天，整个集中营被掌控着人们内心的紧张情绪搞得激动不安。不管怎么说，这一天还是与平常的日子不太一样。一年的最后一天。“最后”这个词有一种非常怪异的色彩。这真的是最后一天吗？
晚餐来了，汤比平日要浓，但是没有人碰。我们要先祈祷。点名的广场四周围着带电的有刺铁丝网，几千名面目模糊的犹太人安静地聚集在一起。
夜色渐浓。陆续有囚犯从各个营房来到这里，他们突然变得能够战胜时间和空间，听从自己的意愿。“我的上帝，”我愤怒地想，“与这些正在罹受痛苦的人相比，与这些来向您大声说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愤怒、他们的反抗的人相比，您究竟是什么呢？宇宙的主宰，面对这样的脆弱、变质和腐烂，您的伟大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还要继续折磨他们生病的心灵和衰弱的身体？”
上万人参加了这场庄严的祈祷，包括各个营房的负责人、牢头，还有行刑人。
“赞美永恒的……”
主祭的声音勉强可辨。开始我还以为是风声。
“感谢永恒的主！”
成千上万张嘴在重复祷词，人们弯下身子，仿佛暴风雨中的树干。
“感谢永恒的主！”
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赞美上帝？我所有的神经都在反抗。因为他让成千上万的孩子被烧死在深沟之中？因为哪怕在安息日或是节日里，他也让六座焚尸炉夜以继日地运转？因为他凭借伟大的力量建造了奥斯维辛、比克瑙、布纳，还有那么多死亡工厂？我怎么能说：“感谢您，永恒的主，宇宙的主宰，因为您在这么多民族中选择了我们，让我们日日夜夜承受折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在焚尸炉里结束生命？我们赞美您的圣名，因为您选择我们做您祭坛上的羔羊？”
我听到主祭提高了嗓门，有力的声音因教众的哭泣、叹息和哽咽而断断续续：
“所有的土地、整个世界都属于上帝！”
他不断停顿，仿佛缺乏揭示祷词背后的东西的力量。旋律卡在了他的喉间。
而我，曾经的神秘主义者，却在想：“是的，人比上帝更强大，更伟大。亚当和夏娃让您失望，您将他们逐出天堂。诺亚的同代人惹恼了您，您引来洪水。索多玛失宠于您，您就让火和硫磺从天而降。但是看看这些人，您欺骗了他们，任凭他们饱受折磨，被绞死，被毒死，被焚为灰烬，而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您面前祈祷！他们在赞美您的圣名！”
“所有的创造都证明了上帝的伟大！”
过去，新年伊始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知道我的罪过令永恒的上帝悲伤，我祈求他的原谅。过去，我真诚地相信，世界的救赎有赖我的每一个举动，每一次祈祷。
而现在，我不再祈求，不再发出哀鸣。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非常强大。我是原告，被告是——上帝。我睁开了双眼，我很孤独，在这尘世中孤独得可怕。没有上帝，没有同类。没有爱情，也没有怜悯。我只是一撮灰烬，却比无所不能的上帝更强大，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的生命一直为他所捆缚。站在这些祈祷的人中间，我更像是一个身处局外的观察者。
这场祈祷以诵读《卡迪什经》结束。每个人都在为父母、孩子、兄弟姊妹及自己念诵《卡迪什经》。
我们在点名的广场上待了好久。没有人敢扯破这个梦境。睡觉的时间到了，囚犯们慢腾腾地走向营房。我听见他们在互祝新年快乐。
我在人群中奔跑，寻找父亲。与此同时，我害怕对他说新年快乐，因为我已经不再相信这些。
他倚着营房的墙，弓着背，双肩下沉，好像背负着沉重的担子。我走过去，握住他的手吻了一下。一滴泪落在他的手上。这滴泪是谁的？是我的还是父亲的？我什么都没说，他也一样。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理解过彼此。
钟声把我们拖回了现实。睡觉的时间到了。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回来。我抬起眼睛，想看看父亲低着头看我的脸，想在那张枯萎苍老的脸上找到一丝微笑，或是类似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没有。他脸上没有表情。他被打败了。
赎罪日。这是宽恕的日子。
应该斋戒吗？对于这个问题，大家争论得很激烈。斋戒意味着死亡更加确定，更加迅速。在这里，我们每天都在斋戒，每天都是赎罪日。但是也有人说必须斋戒，正因为危险，斋戒才更有必要。因为我们必须向上帝证明，即便在这里，在这封闭的地狱中，我们依然会为他吟诵赞词。
我没有斋戒。首先是为了安慰父亲，父亲不允许我斋戒。其次，我没有理由斋戒。我再也无法接受上帝的沉默了。我吞下自己的那盘汤，这是一种反抗的姿态，是对他的抗议。
然后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我那一小块面包。
我觉得自己内心深处出现了一片空白。
党卫军为我们的新年准备了一份大礼。
我们干完活回来，才跨入集中营，就觉出气氛和以往不太一样。点名时间比以往都短。晚上的汤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分配完毕，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飞快地喝下了汤。
我和父亲已经不在一个营房。我被调到了建筑组，一天十二个小时搬运沉重的石头。新劳动组的头儿是一个德国犹太人，身材矮小，目光敏锐。这天晚上，他通知我们，喝完汤之后谁都不能离开营房。很快，一个可怕的词就流传开来——筛选。
我们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党卫军要对我们进行检查。一旦发现谁身体虚弱，就会记下他的编号——这是适合送往焚尸炉的人。
喝完汤后，大家聚在床铺之间的空地上。那些已经在这里待了一阵子的人说：
“你们运气不错，现在才被送到这里来。和两年前相比，如今这里简直是天堂。那时候的布纳是真正的地狱。没有水，没有被子，面包和汤也只有一点点。晚上气温不到华氏三十度，大家几乎是光着身子睡。每天都有上百人死去。劳动也很艰苦。如今，这里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小天堂了。那个时候，牢头收到命令，每天必须送一定数量的囚犯去死。每个星期都有所谓的筛选。无情的筛选……是的，你们运气真的不错。”
“行了！都别说了！”我请求道，“你们明天或者另找一天再讲故事吧。”
他们大笑起来。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老资格”。
“你害怕了？我们也害怕过。过去确实值得害怕。”
年龄大些的人待在角落里，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像被捕获的猎物。有人在祈祷。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收到最后的判决：死亡，或是死缓。
父亲呢？我现在才想起父亲。他怎么才能通过“筛选”呢？他衰老了那么多……
我们营房的负责人一九三三年就来集中营了。他去过所有的屠宰场、所有的死亡工厂。九点钟左右，他站在我们当中吼道：
“注意！”[1]
营房里立即一片肃静。
“下面的话，你们都给我仔细听好。（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在颤抖。）筛选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必须把衣服脱光，一个一个从党卫军军医面前走过。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通过筛选。但是你们也要给自己加点分。进旁边那间屋子之前，做点运动，让自己有点血色。不要走得太慢。跑起来！跑起来，就像魔鬼在后面追你们！不要去看党卫军。跑起来，笔直地往前跑！”
停了一会儿，他补充道：
“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
毫无疑问，这是大家都会听进去的忠告。
我脱去衣服扔在床上。今天晚上，根本不会有人偷衣服。
第比、约西和我是同时被调到建筑组的，他们俩过来跟我说：“我们待在一起。这样会更有力量。”
约西咕哝着什么。他应该是在祈祷。我从来不知道约西是教徒。事实上我一直认为他不可能是教徒。第比则一声不吭，脸色苍白。所有囚犯都光着身子站在床铺之间。人们在面对最后的审判时想必就是这样。
“他们来了！”
三个党卫军军官簇拥着著名的门格勒博士，就是在比克瑙接待过我们的那一位。营房负责人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他问我们：
“准备好了吗？”
是的，我们准备好了。党卫军军医也准备好了。门格勒博士手上拿着一张名单，上面是我们的编号。他向营房负责人点点头——可以开始了。似乎这是一场游戏。
第一批参加筛选的是营房的大人物们，营房负责人、牢头、工头，他们自然都体格健壮。接着是一般的囚犯。门格勒博士从头看到脚，不时会记下一个编号。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他记下我的编号，不能让他看到我的左臂。
我前面只剩下第比和约西。他们通过了。我注意到门格勒博士没有记下他们俩的编号。有人推了我一把。轮到我了。我向前跑去，没有回头。我的脑袋嗡嗡作响：你太瘦了，太弱了，太瘦了，最适合送去焚尸炉……我觉得自己跑了好几年，仿佛没有尽头……你太瘦了，太弱了……终于到了，我筋疲力尽。等喘上气来，我问约西和第比：
“他们记我的编号了吗？”
“没有。”约西说。他微笑着补充道：“他们根本看不清，因为你跑得太快了……”
我也笑了。我很高兴，真想拥抱他们。在这样的时刻，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记我的编号。
那些被记下编号的人站在一边，他们被全世界遗弃了。其中有几个人在无声地哭泣。
党卫军军官走了。营房的负责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从他的脸上能看出我们所有人的疲惫：
“一切顺利。别着急。大家都不会有事的。没有人……”
他试图挤出一丝微笑。一个枯瘦的犹太人用颤抖的声音急切地问道：
“但是……但是，头儿，他们记下了我的编号。”
营房负责人火了：怎么，还有人敢不相信他的话！
“什么意思？那么是我撒谎了？我再和你们说最后一遍：你们不会有事的！没有人会有事！沉浸在自己的绝望里吧，你们这些蠢货！”
钟声响了，宣告这次全营筛选正式结束。
我拼尽全部力气向三十六号营房跑去，在半路上遇到了父亲。他向我走来。
“怎么样？你通过筛选了吗？”
“是的，你呢？”
“也通过了。”
我们松了一口气。父亲为我带来了礼物——半份面包，是他用一块从仓库里找到的橡胶换来的，橡胶可以用来做鞋底。
钟声响起，该分别了，睡觉的时间到了。钟声统治着一切。钟声就是命令，我会自动执行。我恨钟声。我梦想中最美好的世界不过是一个没有钟声的世界。
又过了几天，我们已经不再去想“筛选”的事情。我们照常去工作，将沉重的石头装上车厢。分到的食物更少了，这是唯一的变化。
和往常一样，我们天没亮就起来了。依旧是黑咖啡，份例的面包。我们准备照常去工地。然而营房负责人跑了过来。
“安静一会儿。我这里有一份名单。我把名单上的编号念一遍。所有被念到编号的人今天早晨不用去上工，留在营房。”
他毫无生气地念了十来个名字。我们都明白，这些是被“选中”的人。门格勒博士并没有忘记。
营房负责人走向自己的房间。这十来个囚犯围着他，抓住他的衣服。
“救救我们吧！你答应过我们……我们想去工地，我们还有力气。我们都是好工人。我们能……我们想……”
他试图让他们安静下来，不要担心自己的命运，他告诉他们，留在营房里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并不意味着悲剧。
“我天天都留在营房里……”
这不是一条有说服力的理由。他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不再多说，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钟声响了。
“排队！”
这个时候，就算劳动十分艰苦又怎么样呢。最重要的是可以远离营房，远离死亡的熔炉，远离地狱的中心。
我看见父亲向我跑来，突然害怕起来。
“发生什么事了？”
他跑得气喘吁吁，说不出话来。
“我……我……他们也让我留在营房里。”
他们记下了他的编号，只是他没有发现。
“他们要做什么？”我害怕极了。
他反倒试图安慰我：
“还不知道。也许还有机会逃脱。他们今天要再筛选一遍……最终的筛选……”
我没再说话。
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说得很快，他有那么多事情要对我说。他说得颠三倒四，声音哽咽。他知道我马上就要走了。他将一个人孤孤单单留下来……
“拿着这把刀，”他对我说，“我再也不需要了。也许你用得着。这把勺子你也拿着。不要卖掉。快点儿！把我给你的东西收起来！”
遗产……
“别这样说，父亲。”我觉得自己忍不住要号啕大哭，“我不想听你说这些。留着你的勺子和刀子。你和我一样需要它们。我们今天晚上见，等我下工回来。”
他定定地看着我，疲惫的目光中满是绝望。他接着说道：
“我请求你拿着，照我说的去做，我的儿子。我们没有时间了……照你父亲说的去做。”
牢头大声命令我们齐步走。
整个劳动组向集中营的大门走去。左，右！我紧紧咬住嘴唇。父亲站在营房边，靠着墙。接着他开始跑，想要追上我们。也许他想起有件事情忘了和我说……但是我们走得太快了……左，右！
我们到了大门口，在喧嚣的军乐中点了人数，然后出了大门。
一整天，我都像在梦游。第比和约西不时安慰我一两句。牢头也试图安慰我。今天，他给我的工作比以往都要轻松。我很难过。他们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就像我是个孤儿？！我想，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父亲仍旧在帮我。
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怎么样，是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我害怕晚上独处的时候，还不如死在这里！
我们终于踏上了回营房的路。我多希望能跑步回去啊！
齐步走。大门到了。集中营就在眼前。
我跑向三十六号营房。
难道这世上还有奇迹存在？他仍然活着。他躲过了第二轮筛选，仍然能够证明自己有用……我把刀子和勺子还给了他。
阿基巴·德鲁迈尔离开了我们，他没能通过筛选。最后那几天，他在我们中间游荡，失魂落魄，眼神空洞，向每个人描述他有多么虚弱：“我坚持不下去了……都结束了。”没法让他重新振作起来，我们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他只是一再重复说，对他而言一切都完了，他再也没法坚持斗争了。他没有力量，也没有信仰。他的眼睛一下子变得空洞，不再像两道张开的伤口，两眼充满恐惧的井。
在筛选的那些天里，他不是集中营里唯一丧失信仰的人。我还认识一位来自波兰某个小村庄的拉比，那位老人佝偻着背，嘴唇老是在动。他无时无刻不在祈祷，在营房里，工地上，甚至是排队的时候。他能整页整页地背诵《塔木德经》，他和自己讨论，自问自答。有一天，他对我说：
“都结束了。上帝不再和我们在一起。”
旋即，他似乎为自己冷冰冰、干巴巴地说出这些话感到后悔，于是有气无力地补充道：
“我知道。我们没有权利说这些，我很清楚。人太渺小，太微不足道，无法理解上帝神秘的行事。但是，我这样的人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不是智者，不是法官，不是圣人。我只是一个简单的生物，有血有肉。我的灵魂和血肉之躯正在承受地狱般的苦难。我有眼睛，我看得见这里的一切。神的慈悲体现在哪里？上帝又在哪里？我又怎么能够，我们又怎么能够继续相信那个慈悲的上帝？”
可怜的阿基巴·德鲁迈尔，如果他能够继续相信上帝，把所承受的痛苦看成上帝的考验，或许能够通过筛选。但是一感觉到自己的信仰出现了裂缝，他就丧失了斗争的理由，开始自我折磨。
还没等筛选到来，他已经输了，提前将脖子送入刽子手的屠刀下。他只请求我们做一件事：
“三天后，我就不在了……替我念诵《卡迪什经》吧。”
我们答应他：三天后，看见焚尸炉升起的烟，我们一定会想着他，会聚集十个人，专门为他做一场祈祷，他所有的朋友都会为他念诵《卡迪什经》。
然后他走了，向着医务室的方向，步子几乎称得上坚定，没有回头。救护车等在那里，准备送他去比克瑙。
那些日子真是太可怕了。挨的打比吃的饭都多，我们被苦役压垮了。他离开三天之后，我们都忘了为他念诵《卡迪什经》。
冬天到了。白天变得很短，夜晚漫长得令人难以忍受。凌晨时分，冰冷的风仿佛鞭子一般抽打着我们。冬天的衣服发下来了，是稍微厚一点儿的条纹衬衫。在营里待得较久的那些“老资格”又找到了嘲笑我们的机会：
“现在，你们算是尝到了集中营的滋味。”
我们和往常一样去劳动，浑身冻得冰凉。石头变得那么冰，似乎摸一下，手就会被粘住。但是，对于任何事情，我们都能够习惯。
圣诞节和新年那两天，我们不用干活，而且还能得到不那么清可见底的汤。
大概是一月中旬的样子，我的脚冻肿了，不能着地。我去了医务室。医生是一位大个子犹太人，和我们一样是囚犯，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必须做手术！如果再耽搁，不仅是脚，说不定连腿都要截掉。”
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但是我没有选择。医生决定给我做手术，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甚至挺高兴是他做出了决定。
我躺在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床上。我已经忘记在床单上睡觉的滋味了。
在医务室待着一点儿也不坏，这儿有新鲜面包吃，还有浓汤喝。没有钟声、点名和体力活。时不时地，我还能给父亲送一点面包过去。
我旁边躺着一个匈牙利犹太人，他得了痢疾，瘦得皮包骨头，两眼暗淡无光。我只能听见他的声音，这是他唯一的生命体征。他哪儿来的力气说话呢？
“你可别高兴得太早，小东西。这里也有筛选，甚至比外面还要频繁。德国不需要生病的犹太人。德国不需要我。下一次车子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新的病友了。听好了，记住我给你的忠告，在筛选之前离开这里。”
这些话仿佛来自地下，来自一具没有脸的躯壳，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当然，医务室的确很小，如果这些日子有新的病人到来，就得腾出地方。
但是，也许我这位没有脸的病友只是害怕成为第一批赴死的人，只是想赶走我，让我空出床位，这样他就能争取到更多活下去的机会。也许他只是在吓唬我。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我决定等等看。
医生过来告诉我，他们第二天就给我做手术。
“别害怕，”他补充道，“一切都会顺利的。”
早晨十点，我被带到手术室。“我的医生”在手术室里，我感到很欣慰。我觉得只要有他在，任何不好的事都不会发生。他的每一句话都能给我安慰，他的每一个眼神在我看来都预示着希望。
“有点儿疼，”他对我说，“但是会过去的。咬紧牙关。”
手术持续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对我进行全身麻醉。我一直看着医生，接着感到自己在往下沉……
等我恢复意识，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一大片白色，那是我身下的床单，接着是上方医生的脸：
“一切都很顺利。你很勇敢，小家伙。从现在开始，你将在这里待上两周，好好休息一阵，然后就好了。你会吃得很好，放松一下身体和神经……”
我只能捕捉到他的口形，勉强明白他在和我说什么，但是他的声音给了我安慰。突然，额头上冒出一阵冷汗：我感觉不到小腿的存在！他们把它截掉了吗？
“医生，”我嘟囔道，“医生？”
“怎么了，小家伙？”
我没有勇气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医生，我渴……”
他让人给我送来了水。他微笑着，准备出去看望别的病人。
“医生？”
“怎么了？”
“我还能用我的腿走路吗？”
他收起了笑容。我感到很害怕。他对我说：
“小家伙，你相信我吗？”
“非常相信，医生。”
“那好，你听着：两个星期之后你就会完全康复。你可以和正常人一样走路。你的脚板里都是脓。你没有截肢。你看着吧，两个星期之后，你可以和正常人一样散步。”
我只需要等着这两个星期过去就行了。
但是，从我做完手术的第二天起，集中营里就有传言说战线突然逼近了。据说苏联红军正在向布纳挺进，到达这里只是几个小时的事。
对于这一类传言，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虚假的预言了，说什么世界和平即将来临，正在和红十字会就释放我们的问题进行谈判，或者其他无稽之谈，但通常我们都相信了。这相当于吗啡针剂。
但是这一次似乎比较有根有据。最近这几个晚上，我们都能听到远处的炮声。
我那个没有脸的病友说：
“不要被这些幻象所欺骗。希特勒说得很明确，钟声敲响第十二下之前，他要把所有犹太人都杀光，让他们听不到最后一下钟声。”
我不禁怒火万丈。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难道我们应该把希特勒当成预言家吗？”
他暗淡而冰冷的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最后，他用疲惫的声音说：
“比起其他人，我更相信希特勒。他是唯一恪守诺言的人，他恪守了对犹太民族的所有诺言。”
这天下午四点钟，钟声同往常一样响起，召集所有营房的负责人去做汇报。
他们回来的时候满脸震惊，几乎说不出话来，只吐出一个词：“撤离。”集中营将被清空，我们会被送往后方。去哪里呢？德国境内的某个地方，还是别的集中营？反正他们不缺集中营。
“什么时候？”
“明天晚上。”
“也许俄国人在这之前就到了……”
“也许。”
我们都很清楚，这不可能。
集中营就像个蜂房。人们跑来跑去，呼唤彼此。在每个营房里，大家都在为上路做准备。我已经忘了我那只患病的脚。一个医生走进病房，宣布：
“明天，天一黑，集中营的人就要上路。一个营房接着一个营房。病人留在医务室，不必撤离。”
这番话让我们想到：党卫军会让数百名囚犯留在集中营的医务室，昂首挺胸迎接解放他们的人？他们能允许犹太人听到第十二下钟声？当然不可能。
“所有病人都会被就地解决，”那个没有脸的病友说，“扔进焚尸炉，作为最后一炉。”
“集中营肯定会被炸掉，”另一个病人说，“撤离之后，这里的一切会立刻被炸毁。”
而我想到的并不是死亡，我只是不愿意和父亲分离。我们一起吃了那么多苦，承受了那么多，现在还不是应该分开的时候。
我跑出医务室去找父亲。雪非常厚，营房的窗户上结了一层冰霜。我的右脚穿不上鞋子，只好拎着一只鞋跑，但我感觉不到痛苦，也感觉不到寒冷。
“我们怎么办？”
父亲没有回答。
“我们怎么办，父亲？”
他在思索。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中。这一次，我们终于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要么两个人都留在医务室，我可以通过“我的医生”让父亲以病人或者护士的身份进来。要么我们和别人一起撤退。
我决定陪着父亲，不管他去哪里。
“我们到底怎么办，父亲？”
他沉默着。
“那我们和其他人一起撤吧。”我说。
他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我的脚。
“你觉得自己能走吗？”
“是的，我觉得可以。”
“但愿我们不会为这个决定后悔，埃利泽。”
战后，我知道了留在医务室里的那些人的命运。很简单，我们撤离九天后，苏联人解放了他们。
我没有再回医务室，回了自己的营房。伤口再一次裂开，流着血，脚下的积雪被染成了红色。
营房的负责人给每个人发了双份的面包和人造奶油，这是我们路上的干粮。仓库里的衣服和衬衫，我们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天很冷。我们上了床。
这是在布纳的最后一夜。又一个最后一夜。在家里的最后一夜，在聚居区的最后一夜，在火车上的最后一夜，现在是在布纳的最后一夜。我们的生命还可以支撑多久，从这个“最后一夜”到那个“最后一夜”？
我根本睡不着。透过覆着冰霜的窗户，能看到外面炸开的一束束红光。炮声撕裂了夜的平静。俄国人近了！在他们和我们之间，仅仅一夜之隔，我们的最后一夜。我们躺在床上轻声议论：如果我们运气好一点，俄国人或许会在我们撤离前到达。希望仍然存在。
有人喊道：
“赶紧睡吧。攒点儿力气上路。”
这让我想起在聚居区的最后一晚，母亲也是这么说的。
但我睡不着。我觉得脚滚烫滚烫的。
早上，集中营变了样。囚犯们穿得奇形怪状，好像是要去假面舞会。每个人都套了一层又一层衣服，尽力让自己免遭严寒之苦。这些可怜的流浪艺人，个个穿得腰围都快超过身高了，半死不活的。这些可怜的小丑们，幽灵般的脸从苦役犯的层层衣装里冒出来。一群丑角。
我想找到一只大一点的鞋，但是没有找到。于是我撕了一条床单，包裹住那只受伤的脚。接着我在集中营里四处乱逛，想多找些面包或者土豆。
有人说我们是去捷克。不，是格罗斯－罗森[2]。不，是格莱维茨[3]。不，是……
下午两点钟，大雪纷飞。
如今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是黄昏。白天消失在一片灰蒙蒙的光线中。
营房的负责人突然间想起来我们忘记打扫营房了。他命令四个囚犯把地板清洗一遍，在离开集中营之前一个小时！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谁？
“为了来解放你们的军队！”他叫道，“要让他们知道，这里住的是人，不是一群猪。”
我们真的是人吗？我们把营房彻底打扫了一遍，每个角落都洗得干干净净。
六点，钟声响了。如同丧钟，如同葬礼。队伍即将开拔。
“列队！快！”
不一会儿，我们所有人就已经按营房排好了队。夜幕刚刚降临，一切都根据计划在执行。
探照灯打开了。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党卫军从黑暗中走出来，牵着牧羊犬。雪一直下个不停。
集中营的大门打开了。更黑的夜似乎在另一边等着我们。
排在前面的营房已经出发。我们还在等待。前面的五十六个营房都走完才轮到我们。天非常冷。我的口袋里有两块面包，我真想吃。但是不行。现在不行。
离我们出发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已经轮到五十三号营房……五十五号营房……
“五十七号营房，向前一步走！”
雪一直在下。
[1]原文为德语。
[2]位于波兰下西里西亚地区，纳粹于1940年在此建立集中营。
[3]波兰南部城市。1921年由公民投票决定归属德国，1939年德国秘密警察策划袭击了城中一家电台，纳粹军队以此为借口入侵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该城重归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