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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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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吴明益说,小说是一门展示心碎的技术,也是挽救心碎的技术。

吴明益深目凝视,十分认真,会让你忽略眼镜。头发修剪得很短,是干净又不引人瞩目的长度。他常常穿黑灰两色的衬衣长裤,合身熨帖。有时右手插在裤子口袋,作势拿出来时,左手先从外面按住口袋,如此右手抽出而裤子始终平整。

他个子矮小,却黝黑结实,声音浑厚,不同声部在胸腔共鸣,像手风琴。这也是因为他上课十分用力,讲到快下课时累了,扯出好几个不和谐的音。在第一堂课,他鼓励我们练习在课堂发言,不要害怕,他说自己读书时也会紧张,因为舌头太厚,有些音会发错,所以常常沉默。仔细听,果然有的音仍然在舌尖和牙齿之间发涩。听同学说,吴明益刚开始做老师时,由于太紧张,上课前会去外面呕吐。直到现在,他在上课之前,都会失眠。

很难想象为什么他会紧张,他已经如此知名——张大春说,吴明益是台湾最好的小说家,他在脸书的文章每次都有上千人转发,他也已经是华文系最受欢迎的老师,每次开课,学生都坐满教室。

在第一周,他列出十五本书,说,这些书应该在两个礼拜就能看完吧。大家吸一口气,不敢作声。他又说,如果写作而没有才华,不如去卖红豆饼。他的右手从口袋里摸出来,伸出食指,作为强调的辅助手势,第一个指节伸不直,用力地勾着。于是下课后,教室旁边的吸烟区,都是垂头丧气的学生,计划去学校外的志学街卖红豆饼。

第二周,人少了一半,吴明益说,各位不用担心,这些书不用很快看完,我上次那些话,是为了吓退没有决心的学生。此时坐在下面,不知是松了一口气,还是更觉得紧张了。

吴明益开的这门课,叫作“文学与环境”。这是他的写作方向,也是研究方向。他说,博士论文答辩时,有答辩委员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足以成为学术研究的题目,他不服气。但是今天,不会再有人这样说了。

和很多人一样,提到自然文学,我首先想到的是桃花源落英缤纷,诗人隐逸山林。但是在这门课上,“自然”是格物致知的科学体系。吴明益提醒我们,描写一棵树、一只鸟的时候,要写出它准确的名字。这不只是细节,也是对写作方式的选择。吴明益说,他这一代台湾写作者,生长于经济腾飞时,典型的“没有什么事发生”的时代,经历贫乏,写作材料少,好处是读书多,万物的知识都可以进入小说。“一本植物图鉴,有没有可能是文学?一本百科全书,有没有可能是文学?”他在课堂上问道。

这个时代的文学,离不开政治。自然文学背后是生态哲学。人类的扩张、对资源的滥用,迅速毁坏了自然的平衡。在每堂课,吴明益都会花一个小时,提出最新的环境议题,和我们讨论:美国牛肉进口事件、虐杀动物、核电厂、大陆游客……他提醒我们,对这些问题要有关怀,但是也不能缺少专业知识,不能基于简单的道德义愤,那是相当廉价而无效的。一次,提到珍稀动植物的过度捕猎和采摘,我举手举例,比如西藏的冬虫夏草……吴明益打断我说,你知道冬虫夏草是什么吗?我说,呃,就是冬天是虫子,夏天……吴明益目光移走,眉毛很轻微地皱着,泄露了一贯小心隐藏的不耐烦,说道,不是这样的。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冬虫夏草”是个谎言。

为了实践生态哲学,吴明益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块地。每天清晨下地,主要的工作是拔草——除草剂会污染土地,到期末,他收获了几个营养不良的玉米和胡萝卜,但是他高兴地说,云雀会栖息在他的田里,它们知道哪里是安全的。他也尽量少消耗能源,不使用冷气、除湿机,太潮湿了怎么办?“那就湿湿地睡。”他说。在课堂上,参考书每年循环使用,第一次开课时,他把参考书以八折卖给同学,学期末七折收回,再下学期七折卖,六折收,总有一天,书是零元。他用拇指和伸不直的食指比了一个圆圈。

他是很认真的老师,每次都做好投影片,影印一大沓资料,带着音箱,给同学们看影片,讲最新的时事、八卦,力争将学生牢牢抓在这个课堂。有时经过课堂,很远就听到他的声音,用了很大的激情,把自己整个丢进去,窗户里看见他,似乎头顶蒸腾着热气。

新知令人兴奋,混合着沮丧和迷惘,度过这门课。我像梦醒一般,注意到校园里每一种动植物都有自己的名字。东华大学有一种动物,如果在以前,我会叫它野鸡,但是现在我知道它是环颈雉。吴明益说每只环颈雉性格不同,7-11前面那只脾气不太好。

同学们对于吴明益有一种崇拜和恐惧混合的情感。私下里,大家叫他“阿明”,分享着关于他的传说。阿明很帅,也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他曾在写给毕业生的文章里说,这辈子如果发生两件事,他就去死,一是要他上台表演,二是秃头。阿明是神一样的存在,教书、写作、种田、演讲之余,每个月读二十八本书。阿明走过了花莲所有的溪流,查阅它们的历史和传说,写成了《家离水边这么近》。关于行走,他喜欢引用荒野文学作家爱德华·艾比的话:人类不应该开车,而是应该步行体验荒野,那么老人呢?艾比说,他们有过机会。小孩呢?他们还有机会。吴明益写,智慧是往上走的,年轻的时候,智慧长在腿上,年老的时候,会走到头脑里。

在《家离水边这么近》中,吴明益写道,他曾计划从花莲徒步走到台北,可惜走了一个礼拜,到苏澳之后,背伤发作,没有继续。在那一个礼拜,几乎每天都下大雨。我心想,这真是一个很有决心的老师。

这种决心、认真,让同学们又尊敬,又害怕,课堂上低头躲避,尽量不发言。也是这种对自己的严格纪律,让著名小说家、学生心中的神吴明益在脸书上写道,每次上课之前,他都会失眠。

有时他会开车带我们外出,去他的田里,告诉我们草的名字,它们如何努力生存。他也带我们去花莲溪入海口,从望远镜里看一只很小的鸟。在他的书里,吴明益曾经写道,他曾带李锐来到花莲溪入海口,这位来自内陆山西的作家,沉默了好久,第一句话是,原来海的声音这么大。

东华大学英美文学系创作所,是台湾第一个创作学位。最初设立时,师资很强,由诗人杨牧,英美系主任、马华作家李永平,比较文学学者、作家郭强生担任老师,并邀请不同作家来驻校讲课。杨牧回到美国、李永平退休之后,创作所从英美文学系转到华文系。没想到,台湾出生率降低、大学招生日渐低迷之时,很多专业都面临招生危机,创作专业倒连年爆满。

我的同学通常都刚刚大学毕业,很多都有一种小老鼠的气质,沉默敏感。坐在距离老师最远的地方,头埋在桌上。一触碰就躲起来,或是跳得很高,这样的易感。

创作并不容易教,这是可以想象的。即使在创作专业最多的美国,人们也常常嘲笑、批评这种教学方式。小说家、诗人,真的是可以教的吗?

华文系有吴明益,也有几位创作与研究兼顾的老师,除此之外,每个学期都会邀请校外作家驻校。曾经被邀请的作家有黄春明、骆以军、施叔青等,但是我在华文系上的第一门创作课,就令我大失所望。

这门“小说创作”,老师是一位从未听说过的作家L。查资料得知,她在八零年代成名,曾在报社工作。L老师声音沙哑豪迈,开篇即称,自己教授小说创作多年:“老师对这门课还是很有心得的。”她宣称要在课上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她已想了很久。但是这门课一半时间都与写作无关,而是由各位同学报告台湾作家,这内容似乎应该在大一完成。更令人担忧的是L老师的教课状态,因为这门课是在晚上,L老师已经十分困倦。常常课时才到一半,课程已经进行完了。“接下来讲什么呢?”L老师不知在问自己还是我们,一边打一个大大的哈欠。有时同学正在做报告,老师已靠在椅背上睡着了。临近期末,L老师所谓的实验终于开始了,原来是在课上模拟一次文学奖,她收集了十来篇小说,由在场的同学打分,评选出首奖、优胜奖等等。评奖结束后,她指着一篇获得优胜奖的作品,嘎嘎笑着:“你们怎么知道这是老师的作品?”原来这是她十多年前也许二三十年前的旧作。

第二学年,驻校作家是剧作家、诗人鸿鸿,他开了一门“舞台剧写作”。鸿鸿是一个微秃、素食、总是愉快微笑的中年人。相比L老师,我更相信鸿鸿已经教了多年写作课,他有一套熟练的计划,游刃有余。他要求每位同学各自采访一个人,这个人距离自己的生活越远越好。

同学们分别采访了餐厅打工的越南新娘、服饰店老板、地方报纸的记者、军人、灾区的原住民小孩、同志三温暖的老板,我则写了寒假遇到的甘肃老兵。接下来,我们每个礼拜写一幕短剧,发展自己的人物。等到这些人物发展出性格、腔调,鸿鸿就要我们练习更复杂的形式,哑剧、历史剧等等,直到期末写一出完整的舞台剧。

鸿鸿说,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师。他要我们观察人物,写出尽可能真实的人物。他指着我的第一份作业,讥笑说,这是真实生活中人们会讲的话吗?不是,这是偶像剧。

在课堂上,同学们围坐一圈,分角色念出每个人的剧本。念完之后,由作者解释,老师和同学们评点。除了对我的第一份作业,鸿鸿很少批评,他总是心情很好地、微笑着鼓励同学们互相讨论,使课程往前发展。课堂上的一切想必在他意料之中,无动于衷。这门课十分快乐,每个人都得到鼓励。无论作者是否想要搞笑,总能营造奇异的喜剧效果,让同学们哈哈大笑。

在这堂课上,最活跃的一位同学来自马来西亚,他凸起的眉骨、厚厚的嘴唇证明了这一点。他每天从早到晚,都待在研究室,因此同学们叫他“土地公”。“土地公”个性好动,喜欢用动作、言语引人发笑,大家都喜欢请他读戏,这样,一幕无聊的戏也能好笑起来。

然而爱搞笑的“土地公”背后,有一个悲伤的故事。他出生在马来西亚一个华人家庭,父亲非常严厉,因为他气质阴柔,常常被父亲责骂、被弟弟欺负,他更不可能暴露自己喜欢男生的真相。在东华大学华文系,他发现课堂上可以如此开放地讨论各种问题。于是他很快出柜了,并且决意留在台湾。

“土地公”的出柜,同学们都开怀接受,有人笑说难怪他这么喜欢紫色,喜欢穿紫色衣服,用紫色计算机。出柜还招来一个意外的结果,一些要好的女生故意靠近他,看他满脸嫌恶害怕地四处逃窜,以此取乐。

在舞台剧写作的课堂上,“土地公”采访的人物是同志三温暖的老板阿正。在逐渐发展人物的过程中,他袒露了更多。父亲是一个权威的形象,令他畏惧而又愤怒。同时马来西亚的宗教氛围、社会环境,都让他不可能以同志身份自在生活。因此他来台湾读书,发誓不再依赖父亲,每门功课都必须拿到优,才能拿到奖学金,而打工所得维持日常生活。他把自己的压抑、恐惧、对男性的情欲,都投射在了阿正身上。

骑摩托车经过大片草坪,出校门进入志学街,再拐入一个小巷子,看到田野里有一栋房子。这是一家咖啡馆,叫9803。我约了吴明益老师在这里见面。

在第一学年,他痛快答应,成为我的指导老师。我们师生之间关系松散,偶尔碰面。他给我很大的空间,很少摆出老师的架子。我既知创作之路只能独行,许多问题难有答案,不如不问。只大而化之,闲聊两个小时。

私下见面时,吴明益很放松,但仍然诚恳应对我的每一个疑问。这样认真的个性,让我想到,他说自己成长在一个保守的家庭,一直到念大学,还不敢自己去佐丹奴买衣服,要请姐姐帮忙。

我说在台湾读书,让我思考两岸文学体制的不同。一位同学写了一篇关于已故舅舅的散文,她说:“我想投文学奖,就去看历年文学奖作品集,结果发现,得首奖的散文都有一个人死了,于是我就写了一个死人。”同学们大笑,她也笑,又敲着桌子叫:“但我舅舅也是真的死了!”

比起我这一辈中国大陆的写作者,台湾的同学对写作更自觉,在如此年轻的时候,立志做一个作家、诗人,令我羡慕。他们的稿件打印出来,奔赴台湾大大小小文学奖,有的同学已经拿了不小的奖项,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系办的贺报上,他们也因此更有信心地继续新的创作。尽管在台湾,很多人批评文学奖,但我仍然觉得,有如此清晰的登上文坛的路径,台湾文学青年是幸运的。

而我这一代文学青年,通常在媒体、广告行业工作,暗夜里渴望文学,在瞬间的激情中写下只言片语。文学,就像一场偷情。

如果说我们在偷情,那么台湾的文学体制,就是在相亲结婚,过着安稳的生活。偷情固然刺激,但是安稳生活也令人羡慕。也许这就是我来台湾的原因。

吴明益认真地听完,微微皱眉。他回忆说,台湾的文学体制,也有不同阶段。在六七零年代,报纸副刊被严密控制,文学杂志比较自由,于是许多作家创办同仁杂志,发表自己的作品,比如陈映真。八零年代“解严”之后,文学中心又转回报纸副刊。《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创办文学奖,当时大家不看电视,这两份报纸的发行量都高达百万。

吴明益说:“我想前十届,两大报的文学奖获得者,真的好像得到一个钥匙。到了1990年代,我们这一代成长的时候,是两大报文学奖最蓬勃的时候,还是一个标杆。但是突然在90年代中末期,媒体越来越多,网络兴起,电子媒体兴起,年轻人不看报纸了。等到我们得两大报文学奖的时候,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

1995年,吴明益借小说《虎爷》,拿到了《联合报》小说首奖。但是这时,一个奖已经不够了,要多拿文学奖,文学杂志、报纸副刊的编辑才有可能认识你。在这种体制下,评委的口味就决定了文学的整体风格。像我的同学一样,吴明益也去研究前几届的得奖作品集,每一篇都看过,想一想说,这样的东西才是好东西。“这不是得奖或不得奖,而是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样的是好作品。”他说。

我想到他曾讲过,在他年轻时,台湾流行情欲文学,性都写得很露骨,“但我的情欲经验实在乏善可陈”,他笑着,露出两边的牙龈,脸庞黑红。最终,他第一篇成名的小说《虎爷》,取材于当兵时的经历,被命名为“新乡土文学”。

摆脱了情欲文学、后设小说等文学风潮,吴明益从写实出发,他探索各种技巧,又不为技巧束缚。“我们越读越多,会发现真正的世界很复杂,有人写得这么简单,大家也说好,有人说不能在小说里论理,可是你看米兰·昆德拉,论理也会论得这么漂亮。”

今天的台湾,文学奖是年轻作家出道最重要的方式。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台湾的文学风格如此类似。不错,文学奖为文学青年准备了看得见的道路,就像我们曾有文学期刊,有作协,但是真正重要的,还是个人的才华和决心。一个人二十岁时是否写作,和文学体制有关,但是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时是否还写作,就真的和自己有关了。

和“舞台剧创作”同一个学期,吴明益教授“小说创作”。第一堂课,他照例放出狠话,想要吓退没有决心的人:“各位坐在这里,说明都是没有才华的人,如果你们有才华,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在吸烟区长吁短叹、计划去卖红豆饼的同学更多了。

和鸿鸿一样,吴明益要求我们去采访一个人物,写五百字的人物特写。在课堂上,他读出这些文字,再行点评。一位同学写的是一个喜欢钓鱼的人,吴明益追问,他用的钓竿是什么类型?同学答不上来。“土地公”写了一位越南新娘,吴明益念完之后,转头确定地说:“这不特别。”

课后哀鸿遍野。和其他课比起来,这些批评并非更严厉,也未尝不是事实,却打击更大许多。文学青年原本敏感,又自负,对自己的作品加倍在意,何况这是小说家吴明益的看法。“没有才华”“这不特别”,这些词,如重锤正中胸口。

三堂课下来,同学们像遭遇空气中的强大阻力,坐在最后最远处。每个提问都像石头扔在沙堆上,不起回响。这种课堂气氛,毫无疑问也对吴明益老师产生了影响,他少有地露出了无奈神情:“你们要不要坐前面一点?”

“土地公”决定退选。吴明益的评论令他十分愤怒,同时,他有现实的考虑。这学期修课太多,这样下去,这门课恐怕拿不到高分。如果失去了奖学金,他在经济上将无法承担。

吴明益拒绝了。这门课名额有限,非常抢手,“土地公”选上而中途退选,吴明益认为,这对想选课而没有选上的同学不公平。同时,我想,以他追求完美的性格,原本就对上课深感挫折,此时想必更受打击。

小小的波折之后,“土地公”退选了,而吴明益也修改了教案,他不再在课堂上朗读、批评同学的作品,改为课后面谈。课堂上的时间,多半用来讨论新近出版的优秀小说。同学们松了一口气。我也松了一口气,又有说不出的怅然。

我们在9803谈话时,吴明益曾讲起上课的压力。今天师生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信息容易取得,老师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他不愿伤害学生,又总是觉得无力,如何能让学生爱上老舍、沈从文?至于小说创作,他很清楚,大部分人不会成为作家。事实上,我们都清楚。曾经有很多编辑跟他聊天,“过了中年,大家回想起来,说年轻时我也想成为作家,但是没有,今天变成你的编辑。”他能感到那种淡淡的感伤,至今还在,“我想有些学生会变成这样。”

站在讲台上,吴明益仍然慷慨地讲出自己所知所想,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小说技艺。他说,他常常在图书馆写小说,把不同种类的书摆在面前,比如一本村上春树的小说,一本贝壳图鉴。他写一写,翻翻图鉴,其中讲到贝壳的花纹是非常准确的几何图形。这很有趣,他说,于是我打算让男主人公把这些讲给女主人公,后来他们分手,女主人公到尼泊尔,看到卖贝壳的,觉得奇怪,为什么尼泊尔会有贝壳,不是内陆吗?卖贝壳的告诉她,因为很多很多年前,这里是海。

“这时候会不会就有点忧伤?”他得意地说,用大拇指和食指捏成一个圆,“这都是我零秒鬼扯出来的。有时候我会觉得妈的太滥情了,不要。”一位同学瞪圆了眼睛,“零秒鬼扯的吗?好厉害啊。”吴明益说:“因为我随时都在想这些事情。”

有一次,他讲到自己从小长大的中华商场。他家有一家鞋店,他年轻时常在那里看店。一个女生试了好几双鞋,他正在忙,回头看这个女生已经不见了。他追出门去,穿过商场的人潮,像间谍片情节一样,追上这个女生,“我对她说,你不买没关系,不过要跟我讲,讲完我就转身回去了。”说到这里,他似乎仍有余怒,冷冷看我们一眼,“这个店员的性格是不是很鲜明?”

有时讲了两句,他停下说,不对,铺垫不够。回去重讲。讲完之后,又说,“各位,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课堂上讲的这些故事是真的。我是一个小说家。”

讲故事的时候,是他最有神采的时候。

夏天来了。下雨之后,草坪上热气酝蒸,草腐烂的味道,有时候很像马铃薯熟了。割草的工人每天清晨挥舞着“小飞碟”,在窗前轰鸣。白色的黄头鹅就会飞到学校,吃惊起的小虫。

课程进展到期末,“舞台剧创作”还是那么欢快。鸿鸿说:“剧场里只有一种剧,就是写实剧。剧场里没有抽象人物,没有人为了荒谬而存在。比如说,我这么认真地教你们,结果最后没有人成为剧作家,这不是很荒谬吗?但你们还是认真地上课,那更荒谬啦,越认真越荒谬。”

在这种游戏气质的鼓励之下,一位同学在期末作业里,让所有人在沙漠上历险,瞬间互换灵魂,两句台词之后,又互换,因此整个剧情就是所有人物,包括猫狗,都在疯狂地互换灵魂。而“土地公”设计甘肃老兵作为阿正的父亲,阿正迫于父亲的压力,打算迎娶一位印尼新娘,这婚姻是假的,阿正为了让父亲满意,新娘则为了拿到中华民国居留证。婚礼的晚上,父亲死了。“土地公”用这个剧情解决了自己的生命困境:同志身份,外籍人,家庭。

在“小说创作”的课堂上,师生都出现了一种忧郁。小说家吴明益和教师吴明益相互纠结,两种身份却越来越分离。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讨论阎连科的《发现真实》。在这本书中,阎连科把情节逻辑分为零因果、半因果、全因果、内因果,吴明益解释完之后,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无人作声。他突然笑了一下:“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他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说道:“在流行音乐的课上,很多同学说喜欢伍佰,我问,你们有听过《小人国》吗?同学说没有,我说,那你不是真爱啊,对小说也是,课程还没有结束,很多同学就已经呈现疲态了,不是真爱啊。”

他继续说着,有点像自言自语:“如果课程再延长三个礼拜,我就会想死,因为我的精神状态没办法支撑下去了,挫折感……还有就是,我没办法去写小说……那个浪过来了,我看着浪过来,可能要看着浪过去,过去了就很难找回来了。我很想写小说,我知道自己的作品还不够好,要写的这两本书,都会比以前好,但是各种社会责任,家庭,学校……”

同学们更加沉默。我看着吴明益,他的声音、神情,和平常一样清楚认真,只有这段话本身令人震撼。我想到有一次,他说:“构思情节的工作,是一个小说作者每天都要做的,你做得太多,以至于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小说在我的生活里变得太重要,以至于我没有生活了。”

下课时,他又说:“我不应该说刚才那些话,事实上是我没办法做一个合格的老师了。”

我深深理解一个小说家的焦灼,同时想,他一定在恨我们。幸好,课程没有延长,这已经是最后一周。在几个日夜的写作之后,我结束了一篇小说。想到我的老师吴明益说,小说是一门展示心碎的技术,也是挽救心碎的技术。

这个学期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