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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兵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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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真的太可怕了,你们年纪太轻都不知道啊!

这年冬天,我和朋友在淡水一家咖啡馆聊天。朋友是第一次来台湾旅行,她个子虽小,话音却快而脆亮,噼里啪啦,在咖啡馆的空气里作响。在台湾待了几年,习惯了人们低语克制、务实不打扰别人的作风,跟她说话,我感到久违的痛快过瘾,又心惊肉跳,生怕被人侧目。

正当这时,有人扬声说:“你们是大陆人吧?”

我转过头,看到旁边一张四人桌,一个卷曲短发、有些富态的中年妇人正扬起下巴看着我们,神情和善,旁边坐着一个头发似雪的老太太。

我们说:“对啊。”

中年妇人说:“我一听口音就知道,来来来,一起坐……你们是哪一省的?”

我有点惊讶,大陆游客在台湾越来越不受欢迎,常常被讥诮为太吵、不礼貌,很少有陌生人在公共场合如此热情。朋友说:“我是四川的。”我说:“我是甘肃人。”

“甘肃人?”中年妇人声音提高了,喊着:“爸爸!这里有一个甘肃人耶!同乡耶!”

一位老人刚走出洗手间,他快速点着拐杖,在座位前站定了,问道:“哪里?甘肃人在哪里?”他把拐杖靠在桌边,伸出右手:“没想到碰到老乡啊!”他脸颊浮出密密的黑斑,鼻梁边生了一个黄色的脓痂,眉毛像两丛悬崖边的枯草,皮肤松松兜住一块块往下坠落的内部组织:眼袋、脸颊、下颌。

尽管口齿含糊、身体惊人地衰老,但老人的思维和动作都很敏捷,他抓住脖子上的蓝色带子一扯,扯出一张卡片,指指上面的数字“13”:“民国十三年,我已经九十岁啦!”过了一阵,他又拉起衣领,把左胸前的徽章往外拽了一拽,徽章中间是圆形的青天白日,两边是展开的鹰翼:“我是空军!”

老人叫曹润霖,是1949年跟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的空军,也是我在台湾见到的第一个甘肃人。当年来台的外省人,多数来自东部: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福建……台湾的外省菜,指的是上海菜、江浙菜、山东馒头。到台湾的一百多万外省人之中,甘肃人只有3900多名,老人就是其中之一。

曹润霖生在兰州,他印象里,20世纪初的兰州全是泥地,没有公路,也没有通电。抗战中,他考入位于四川西部的空军学校。那时候,空军是中国的希望,是民族英雄。但是他一路驻守、一路撤退:成都、南京、沈阳、北京、昆明、金门、台北。

九十岁的曹润霖,急于炫耀自己的青年时光:“我们年轻的时候啊,空军很帅的。一到假期,就开着Jeep,到学校找学生,一起去看电影。拉风得很。”他特意用英文说Jeep,假牙让很多音节含混不清。

他听说朋友是四川人,立刻改用四川话:“四川人?格老子你寺四川人?四川哪哈底?”他又恢复国语:“我在四川驻军过两年啊,那时候川大、金陵女子大学,我都认识里面的学生。”

朋友挤挤眼睛:“女生吧?”

他大方地点头:“是女生。”

老太太漠然坐着,好像什么都没听到。

中年妇人说:“这是我妈妈。老了,无所谓了。”

虽然已经12月,亚热带没有冬天。六十多岁的女儿,带着九十岁的父母来淡水散心。但是曹润霖对淡水的夕阳没有兴趣,他急着在两个大陆游客面前,一样样摆出自己的过去。他拿出一把小刀,执意要切橙给我们吃。他掂着手里的小刀说:“这个小刀可不简单,是苏联炮弹做的。”

唯有回望历史,才会理解这个一心惦念青春风流的衰朽老人,经历了怎样的战乱流离。这是20世纪的中国人共同承担的命运。而他又是如此幸运,从20世纪存活了下来。

1924年,曹润霖出生的那一年,孙中山在广州创立了军事飞机学校,在他提出的众多口号中,其中有一条是“航空救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个国家都认识到现代战争全新提速,骑兵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有坦克、铁路,飞机占领了天空。有野心的军阀纷纷创设航空机构,无论是逐鹿中原,还是救亡图存,在战争年代,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优先。在孙中山的号召下,许多华侨自费学习航空技术,学成之后,再募款购买飞机,回国革命。

然而中国现代空军的建立十分艰难。“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轰炸锦州。1932年,中国空军在上海第一次迎战日军,一败涂地。当年,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航空班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从南京迁到杭州笕桥,蒋介石亲任校长。

那时的中国没有工业基础,所有的飞机都靠进口。但日本已经建立起强大的空军,日军相继轰炸上海、武汉、广州……中国空军尽管英勇,实力却悬殊。到1937年,中国在战前买的飞机大半折损。这时,苏联支援的歼击机、轰炸机,经中亚、乌鲁木齐运往兰州,再分赴东部前线。兰州,这座群山包围、黄河边的安静小城,成为了后方的飞行训练中心。

日本人很快意识到兰州的重要性,连年空袭兰州。1939年,中苏空军联手,将日军赶出了兰州上空。飞机的轰鸣,被击落在皋兰山的日本飞机,影响了兰州少年曹润霖的一生。

抗日救亡、保卫家园的时代氛围中,飞行员是拯救国家的希望。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到恋人张大飞。日军占领东北之后,大飞的父亲被日本人浇油漆烧死。为报国仇家恨,大飞于1937年底投军,选入空军学校,毕业后即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1942年夏天,他回国成为中美混合大队的一员,报纸称他们“飞虎队”。

齐邦媛写道:“新晋阶中尉的制服领上飞鹰、袖上两条线,走路真是有精神!此次告别,他即往昆明报到。由报纸上知道,中美混合大队几乎每战必赢,那时地面上的国军陷入苦战,湖南、广西几全沦陷,空军是唯一令我们鼓舞的英雄。”

那时,空军的待遇也比陆海军高出许多。一名陆军士兵每月伙食费2元,外加3毛钱草鞋钱,而空军学校的毕业生,每月工资75元,半年后加到150元。工资多到无处可花,每个人都买最好的衣服,照相机、马靴,每人都有一辆三枪牌自行车。开着Jeep四处兜风、约会、看电影,空军过着风光时髦的生活,也冒着极大的风险,每次飞行前,都必须签下遗嘱。

曹润霖考入空军军士学校时,已是抗战后期。当他毕业时,抗战已经结束了,迎接他的,是国共内战。1948年,他作为国军空军的一员,参加了辽沈战役。这场战役的伤亡人数仍有争议,按照官方数字,歼灭国军47.2万人,俘虏32.43万人。曹润霖活了下来。

“指挥官临阵脱逃,”曹润霖举起双手,“投降了,做了俘虏。林彪对我们说,两个选择:留下做解放军,或者返乡。我拿着路条,回家了。我要回家。”他回到兰州,又从兰州撤退到台湾。

那场战役,是国民党溃败、失去大陆疆土的关键一役。

从那之后,我常常接到曹润霖的电话,嘱我有空去家里玩。他必定十分寂寞。

台湾老兵曾经是热门的时代故事。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失利,率领军队、公职人员等到达台湾。国民党发明了很多词汇,“撤退”“转进”……来解释这一行动,但其实质不过是失败,对个人而言,就是生离死别,是逃难和流亡。从蒋介石到普通外省人,都以为不过是暂居,很快就“反攻大陆”,没想到一待就待了下来,与家乡相隔四十年。

1987年,台湾开放老兵回乡探亲。漫长的隔绝之后,重逢满是泪水,又是喜,又是悲,情感激荡难平。老兵们思念家人,也觉得内疚,他们不仅无法照顾父母,还使家人受到牵连,在政治斗争中受苦。老兵通常在台湾又娶了妻子,家乡的原配带大孩子,照顾公婆,仍在苦苦等待。这让老兵更加内疚。在经典的探亲故事中,也有失望。老兵发现,自己日思夜想的故乡,早就变了样子,离开得久了,多出许多亲戚,并没有感情,却羡慕自己手中的钞票。老兵们霍然意识到,故乡已变了他乡,原先一直认为的“他乡”才是故乡。

《巨流河》的作者、20世纪离乱中国最好的记录者齐邦媛,曾和学者王德威合编《最后的黄埔——老兵与离散的故事》,都是那段悲伤沉痛的历史。其中有一篇《老杨和他的女人》,老杨是一个外省老兵,退役后在山里放羊为生,娶了一个半疯的原住民女人。有一天,老杨消失了,他回老家看自己的母亲和妻儿,大家都以为,他不会再回来了,他一定留在了老家。没想到,一个夜里,老杨出现了,他“挂念着山里的女人和牲畜”。

但是,台湾本土意识兴起之后,老兵变成了历史的弃儿。他们原本就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现在,“中华民国”、国民党、抗战,都成了台湾的包袱。他们在炮火中、尸体堆里走过的几千里路,没有人在乎。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他说,老兵“把钱领一领跑去大陆花,再回头唱衰台湾”。许多老兵在接受采访时痛哭失声,他们觉得,“台独”将会引发战争,而“战争真的太可怕了,你们年纪太轻都不知道啊!”

除夕夜,我到西门町,和老人一家吃年夜饭。平时拥挤的街道,这天空无一人,除了几家餐厅,路边的门都紧闭着。路灯静默,人走过时叭地亮起,走过后又熄灭了。

西门町曾是外省人聚居地,这家餐厅是外省人常来的,能做较为地道的北方菜。发黄的白色桌布和白色椅套,和服务生的制服一样,都有些年月了。晚上七点,已经满座,我们只能坐在二楼的过道。

曹家一家四口,老夫妻和两个女儿。这就是曹润霖在台湾的所有家人。难以想象刚来台湾时,他是如何度过的。曾经每年春节,甘肃同乡会都在这里聚会。有三四千人,曹润霖说。但是现在,只剩三四人,老的老,死的死。“甘肃同乡会”仍勉强存在,老人所剩无几,年轻人主要是为了和大陆做生意。

在淡水见到的是大姐,小女儿也不年轻了,声音一样清亮。老太太穿着深蓝色羽绒服,仍漠然坐着。小女儿对大姐说:“妈妈知道今天是春节吗?”大姐夹起一片鱼,放到老太太的碗里。老太太夹起来放在老头的碗里。大姐从鸡汤里夹起一块鸡肉给老太太,老太太又传递给了老头。老头不要,夹起来放回最近的盘子,老太太急了,要把鸡肉放回鸡汤。女儿们想拦住她,但怎么也拦不住。

老人说:“我这个太太,年轻时候很美的,是我在云南认识的。”这时老太太突然说话了:“你说的人家听得懂吗?”

我老实说:“有一些的确听不懂。”

老头炫耀了半天,此时威风都没有了,叹气指着自己的牙齿:“我这个假牙。”

老太太得意了:“你看,我说的她就能听懂。”

老头说:“你说的她能听懂?”

老太太说:“我说的她肯定能听懂。”

无论怎样的老兵故事,其中都没有这样一个好色多话,又如此真实的老人。衰老令他苦恼:“有人说什么美女,屁,是年轻,等老了你看看,脸型都会变。”他惦记着年轻时在北京的女友,可是他“不敢见了,我一看她,是个老太婆,她一看我,是个老鬼,好恐怖好可怕哟”。

大女儿说:“爸,你的照片带了没有?”

老人在书包里窸窸窣窣地翻,翻出一张照片,年轻的曹润霖站在飞机旁,手背在后面,一身军装,戴着蛤蟆镜,蜂腰宽肩。

对于共产党的得胜,曹润霖竖起大拇指,认为毛泽东会用兵,周恩来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在国民党内部安插了好多特务。“胡宗南带着部队去延安剿匪,结果毛泽东早就知道了消息,骑着毛驴,跑了!”曹润霖连说带比画,好像在说评书。“蒋介石有军事长才,但是心眼太贼,喜欢听小人的话,喜欢听奉承,听人山呼万岁,放屁,谁能万岁?”

曹润霖从兰州撤退到了台湾,“有一个朋友没赶上飞机,后来就被……”他用食指指着太阳穴,摇摇头。父母和妹妹留在兰州,对他的行踪秘而不宣。

我问:“那对您家里人有影响吗?”

“他们问我妹妹,你哥哥呢?我妹妹说,我不知道啊!我还想问你们呢!”曹润霖眼睛一瞪,“我来台湾怎么了?不就是来台湾吗?有错吗?”

1987年,台湾政府开放探亲后,曹润霖也曾回兰州探望家人。后来渐渐不去了,离开数十年,家已经很陌生了。曹润霖少年离家,父母去世后,亲戚们本来就不熟:“除了发发红包,还能做什么呢?再说他们现在也不缺钱了。”

曹润霖又骂马英九,他上台后,为了显示公正,砍掉了军公教的福利:“他妈的国民党下回不选它了,民进党也行,只要能治理好台湾就行。”

曹润霖絮絮叨叨,把自己一生的故事都讲完了。大女儿说:“难得有人愿意听老爸讲话。”小女儿一直在划手机,偶尔劝大家吃菜。但菜都没怎么动,又端了下去。

老头说:“你们这一代是最幸福的,没有战争。”大姐说:“怎么没有,马上要打了!中国人不打不团结。”转头问我:“大陆对钓鱼台的事情怎么样?你觉得会打吗?”我说:“我想……应该打不起来。”大姐有点失望:“蛤?是喔?”老头:“最好不要打,你们不知道,战争太残酷了……”

九点一过,人们陆陆续续离席了,短暂的年夜就要结束了。老人又窸窸窣窣,从包里翻出一本红色封面的《甘肃文献》,打开里面,找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长发姑娘,背景是黄河边的雕塑——黄河母亲。照片背面写着:“给帅哥,能遇见你是我们有缘。”老人得意地朝我晃了一晃,说这是兰州一位妹妹送给他的。他嘱我回到大陆后,也寄给他一张照片。

这本《甘肃文献》,就是台湾的“甘肃同乡会”出版的刊物,已经出到第78期。封面是甘南的玛曲草原,封底是张掖湿地公园。开篇文章是《中华文化——廿一世纪属于中国人》。在第85页,有曹润霖写的《给甘肃老乡的寄语告白》,他引用了麦克阿瑟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凋零”,结尾处说:“老一辈大多走了,有的病了,有的走不动了,只有不多的老弱病残,说起来难过,而在台出生的年轻一代,各忙各的事业,对于乡亲也无多少认同,我看等我们尚存的老一辈走了,同乡会的大门还能开多久,后继无人,只有关门大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