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十七八岁的时候，你不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十七八岁——尽管那很贫乏、很小资，你怎么可能诚实地去面对自己的五十岁、六十岁？
一
岁月无情，首先改变了他们的身体。当等待的人们艰难分开，让出一个谢顶、始终微笑的大胡子唐诺，后面是朱天心，已是中年妇人的微胖身形，齐耳短发，穿着大红有垫肩的上衣，只有圆圆的眼睛，在褪色的时间中仍然照亮满室光华。
时间在她身上，显出奇怪的错乱。衰老在到来，提醒人们，这不是《击壤歌》时期，那个意气风发、只想要时间永远永远留住的少女，也不是1970年代、青春的台湾，这是52岁的作家，在2010年的北京，春天迟迟不来、两岸不再敌对关系却更为繁复的今天。
因为常年简朴的生活，朱天心的衣着庄重而并不入时。2009年香港书展时，作为演讲者的她看到现场摆放的《印刻》杂志，直说，糟了糟了。旁边的朋友问怎么了，她说，穿的是一样的衣服。果然，两年前的《印刻》封面上，她正穿着这身黑色西装套裙，凝神与唐诺交谈。
姐姐朱天文，梳着两条辫子，穿着碎花裙子出现在台湾的街头，像一个女中学生。姐妹两个，在最易变的时装领域，表达对过去年代的忠贞，和简朴生活的本质。
面对她们，你又会觉得，时间停止了。曾经在少作中、在年轻的面容上熠熠生辉的纯真，穿越时空，依然留存。
三年前的秋天，我在台北一个咖啡馆，等着朱天心的到来。我问印刻出版社社长、朱家的好友初安民，天文和天心是什么样的人？初安民诡异一笑：你见到就知道了。然后正色说，她们很好，善良、低调、纯粹、坚定，无论外界发生什么事情，她们都能保持自己。他看了看门口，她们一定非常准时，不会早也不会晚，她们会早到，在附近晃来晃去，到时间再进来。
天心进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两点整。我一眼认出她认真、不防备的表情。她专注地看着我，像个小学生一样，听完每一个问题，都重重点头“嗯！”，表示自己明白了，然后开始回答，毫不回避，更不世故。
有一年，哈金去台湾访问，一些学者和评论家组织了一个茶叙，朱天文也被请去。座中极尽赞美之词，朱天文越听越不对，当主持人点到她，她勉力克制，仍说出，哈金的英文翻译成中文之后，只剩题材，没有风格。她期期艾艾，百般转圜，仍说出这些不中听的话，一边讲，一边觉得自己大煞风景。
茶叙之后，原本已经深居简出的朱天文更闭门谢绝参加活动，自言为“巫”。
拒绝，是为了保持自身的完整性。更何况，演讲、采访、交谈，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是枝叶，多数时候，是赘枝。真正重要的，是回到书桌前，背对读者，背对评论，在艰苦孤绝的书写中，把那些未知的句子、形象，从身体里、从自己都已遗忘的经验中呼唤出来。这是写作者的使命。
苏珊·桑塔格说，写作，是因为内心有痛苦，非要表达不可。伟大的文学，是一个不老的梦，也是一门残酷的艺术。它逼一个写作者经过长年的寂寞岁月，啃食自身细密的经验，啃食爱、痛苦、绝望，啃食一切，然后以想象，以艰苦的努力，凝成独特的声音。
而这一切，以创造、永存为诱饵，要求着写作者的意志力，拒绝热闹，拒绝虚荣。
在台湾，朱天心不和读者在任何场合见面。她说：“写作是很个人的事情，出来和大家说什么，也帮不了任何的忙，你回去还要面对纸笔。”而每次来北京，她和唐诺都谢绝活动、采访，只是去前门买烧饼、吃羊肉串。
这一次，面对着海峡这边殷殷期待的人们，朱天心满月之脸，红扑扑的，说：“大家好，其实还是蛮紧张的，唐诺也打个招呼吧——我们是夫妻。”在大家的笑声中，唐诺站起来，礼貌而谦和地说：“不晓得要跟大家讲什么，感觉上还是打扰了。”
二
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往往交叠在一起。屠杀和创作力的爆发，有可能同时发生。压迫与战斗、苦痛与荣光，一一相伴而生。社会与人性相同，常常在犯贱，必要有敌人，有压力，才会克服天性中的懒散。
1970年代的台湾，恐怕当时的人们不会自觉那是一个黄金年代。1971年，台湾及海外掀起“保钓”运动，同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中日建交。1978年，中美建交。这些大陆民众熟知的历史事实，在台湾激起了绝然相反的震荡。“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的正当性动摇，一个关于大陆山河的梦想破灭；而在岛内，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仍在持续，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反弹。
与此同时，1975年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上台，在他治下，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社会在一点点松动，几代人的激情、焦虑、痛苦在寻找出口。没有电视、没有网络，还没有过多的街头抗争，办刊物、写文章、进行思想讨论，是那个年代进步人士重要的抗争方式。
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爆发。一方面有论者发言批评白先勇、余光中等现代派作家“逃避现实”，他们认为，作家必须负有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现代主义文学应该克服西方的影响，扎根本土。这场辩论看似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美学之别，事实上混杂了台湾社会的种种政治矛盾：“党外人士”与当政者、统一与独立、民族主义与西化、外省与本土等等。
国民党在台湾禁止了“五四”、左翼文学传统，文艺是“自由”“现代”，而远离政治的。“乡土文学”在讨论文学的同时，也启动了政治能量，这种危险迅速被国民党政府发觉。“乡土文学”还未来得及深入讨论，就被镇压了，但是它内在的思想，却在台湾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的台湾，也是文学的台湾。年轻一代，无论将来从政、从法，还是从医，都勤于读文学。小说大量出版，拿起笔来写东西，是很常见的事。身处其中，朱天心自觉不算一个特例，“区别只在于，因为父辈的影响，我们觉得写完文章去投稿，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常常会发表，也会继续写下去。”
也是1977年，朱天心的长篇散文《击壤歌》出版。这本书记录她的高中生活，写于她等待进入大学的暑假。在时代的风起云涌中，一群小儿女并无知觉，她们想办法逃学，四处游荡，“遂行自己的小小叛逆”，朱天心回忆说，“是这样‘大观园’的日子，让我毕业离开时仍恋恋不舍，想用笔，记下当时的风日，当时的亲爱友人，当时的每一丝情牵，见证曾有那么一群人是这样活过的。”
《击壤歌》出版第一年便再版十余次，五年内畅销30万册，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读本。但是在正当浓烈的“乡土文学论战”中，这本书，包括当时朱家姐妹的其他作品，被批评为“闺阁文学”，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朱天心原本看乡土文学论战，像是看大人吵架，突然自己被卷入其中。“左翼”文艺理念很容易把现实和文艺的关系简单化，沦为教条，有人认为，这样在城市长大，生活衣食无忧的女孩子，只会写写自己所处的环境，写写爱情，正如她们的祖师奶奶张爱玲，是“姨太太文学”，无法登入文学的庙堂。
“当时只要去写农村、写矿工，写得差差的，就可以获奖，身边好多人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台北，也去写农人……这样你就会有压力。”这是朱天心第一次面对文学的诱惑和压力，该迎合当时的文学时尚，选择宏大而“正确”的题材吗？
今天，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到底什么是经得起考验的选择。强力的意识形态会令文学荒芜。无论理念如何，文学终究有关个人的心灵，如果不能为人类的精神添加独特的声音，那些纸上产物终究不过是浮尘，一抖即逝。
身在时代的现场，这样的选择并不易做出，“可是如果十七八岁的时候，你不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十七八岁——尽管那很贫乏、很小资，你怎么可能诚实地去面对自己的五十岁、六十岁？我们只能选择诚实去写作，哪怕这个题材是很小的。”朱天心说。
三
“乡土文学”的作家和评论家们最终与反抗国民党统治、争取民主政治的“党外运动”汇流。1979年“美丽岛事件”爆发，隐藏在“乡土文学”内部的本省籍、外省籍矛盾爆发，内部分裂，本土意识兴起，对于中国的认同日渐衰落。
台湾的民主运动浩浩荡荡，腥风血雨，终于建立了民主体制，但也埋下了深刻的矛盾。这一进程形成也借助了一个历史叙述：台湾，这个亚细亚的孤儿的四百年悲情，就是“被殖民”的历史。关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想象与民族主义、身份认同纠结在一起，这一次，本省人、原住民站在了道义的高度。
1987年，蒋经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开放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1994年，蒋经国指定的接班人李登辉宣布进行正副“总统”直选。2000年，陈水扁当选，民进党执政。陈是第一个本省人“总统”，被称为“台湾之子”。
在这一系列多半被正面描述的历史进程中，身为外省第二代的朱天心，被挤压到了边缘。“外省人滚出台湾”“外省人欺负本省人”……树敌永远是有效的，省籍矛盾在选举中、政治斗争中，一再被简单操作，甚至超越了政党体系，“在那个时候（李登辉时代），民进党常常都会帮助李登辉对抗国民党内的外省人，把党的界限打破了。所以我常常觉得台湾的民主很假象。”朱天心说。
胡兰成以李白形容朱天心，“李白是天之骄子，他对于世上的事物什么都高兴，又什么都不平。”朱天文说，天心有一个爆炭脾气，见不得世上不公，“本来南鱼座的人，血液里就是流有更多楚民族的赤胆忠心，浓愁耿耿啊。”
她不是没有委屈的，在写台北的小说《古都》一开头，她说：“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生于此，长于此，何以就成了侵略者，成了客人，一两代人的生命经验，到底如何相看？
15岁之前，朱天心随父亲居住在眷村，那是国民党中下级军人的独立封闭社区。那一代外省人，尤其是老兵，随着国民党来到台湾，一辈子漂泊，到了七八十岁，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回到大陆，去东南亚，但是在台湾的政治斗争里，却被描述成了国民党的帮凶。这么多年，台湾的发展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支撑他们一辈子的信念——回到大陆——反而被羞辱、嘲笑、糟蹋、践踏。
“也有一些外省人，在高位的人，风向是转得很快的，他们会倒过来怪，都是你们在扯我们的后腿，因为我们看起来是旗帜鲜明嘛。我为外省人的不平之气不是为宋楚瑜，不是为马英九，因为他们始终都享有权力和资源。”
如果说本省人的悲情是正统的本土意识，那么这些外省老兵的生命经验，就该在边缘化的过程中被改写和遗忘吗？朱天心有一个朋友，她妈妈是台湾本省人，爸爸是1949年来台的大陆人，妈妈常常会说外省人怎么欺压我们，到后来她忍不住了，说，妈，几十年，都是你在欺负爸爸，我没看到他欺负你啊。“台湾每个人都把个人的生命的小历史全部拱手交给这么庸俗、这么粗糙的一个大历史。”
于是她写《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写《古都》，她着急，她想要告诉读者，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个体生命经验，不可以化约为政治教条。
2007年，当我到达台湾时，被温和、友善的社会氛围感染。但是深谈之下，又感觉到一种明确的焦虑。由于两岸关系的恶化，台湾经济停滞许久，民进党政府的贪腐弊案日渐爆发，民众对于本省人主宰的执政党越来越失望。媒体盛行一句话：“国民党偷吃完还知道擦嘴，民进党吃完连嘴都不擦。”2006年，民进党前任主席施明德发起“百万人民倒扁行动”，声势浩大，却无疾而终。省籍矛盾仍然是碰不得的话题——朱天心说，如果朋友之间不想伤害感情，最好不要谈这个——但是只要交谈超过半小时，无人不提及。对台湾来说，这还涉及另一个根本的问题：和中国大陆该如何相处？
2008年，台湾大选。马英九当选。很难说这是一次外省人的胜利，更恰当的说法是，台湾民众用选票表达了对简单粗暴的政治方式的厌倦。只是十多年过去，伤痕已经刻下。
如今回想起来，朱天心说：“那些年我觉得自己像希腊神话里的卡珊德拉，喊破喉咙，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喊出来，想尽各种办法让大家去逃命。现在大家都会逃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失掉了写作的动力。”
这时候的朱天心，不是“闺阁派”，不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个人与时代之间形成强烈的张力，她充分经历、感受着社会的变动，同时，居于边缘，让她必须寻找新的语言、新的眼光。
四
“台湾这些年，像做了一个梦。”唐诺说。
唐诺原名谢材俊。和朱天心结婚时，朱妈妈的朋友问，你这个女婿是什么样的人？朱妈妈说，他是住在树上的人，如果树上有书有围棋，他可以好几年不下来。
谢材俊生在宜兰，本省人。搬到台北时，母亲告诉所有的小孩：我对你们只有一个条件，不许找外省人。他和朱天心高中时认识，也是《击壤歌》中四处游荡的一员。后来进入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
唐诺年轻时也写小说，他的老师朱西宁（朱天心的父亲）评论说：你这个人讲话的时候这么有意思，怎么写出来这么不好看？也许正是因为，他的才秉并不在于想象力与叙事。阿城说，他第一次看到天心的文章，觉得自己真脏，看到唐诺的文章，觉得自己知道得真少。唐诺所知极为渊博，出口就是繁复缠绕的知识体系，他喜欢博尔赫斯，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他讲道，博尔赫斯发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一位神学者，早于马丁·路德提出一些重要的神学理论，丹麦也曾有一个国王，武功、雄才伟略，不下于拿破仑，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同样，北欧神话的复杂度、震撼力，比各个民族的神话都要强烈，可是大家都不在乎，所以博尔赫斯说，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历史，像做了一个梦一样，跟人类集体无关。
人类集体的文化自有其势利之处，身处大陆之畔，台湾在国际世界日渐边缘化，文化亦受影响。假使诺贝尔文学奖要颁发给汉语作家，会想到台湾吗？唐诺引用博尔赫斯的文章，是想说，台湾这些年的文化成就无人关注，“像做了一个梦，百无聊赖起来，做什么事，感觉没有人对你有兴趣”，所以两岸关系的改善、大陆读者的期待对他们有重要的意义，“原来你做什么，对别人还是有意义的，还是有人在乎的，这对我们的书写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他们此次大陆行的缘由。
朱天心、林怀民这些1950年代出生的人，是台湾不可复现的“黄金一代”，此后台湾文化后继乏力，如唐诺所说，“百无聊赖起来”。一方面，“去中国化”的过程抽掉了文化的重要根源——使用一种语言，却拒绝这种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不可不说是一个悖论；另一方面，1980年代之后，台湾迅速资本主义化，文化成为商业，有才情的文学青年进入媒体、广告业，拿一份不错的薪水，很快可以出名，衣食无虞，也享受对社会施加影响的美好感觉。搞一个公司、一个网站，卖掉就是一笔钱。没有人再能守得住寂寞了。一波一波，出产的是文化明星，而不是好作家。
二十多年前，朱天心和唐诺的好朋友詹宏志，因为种种原因要离开远流出版公司总经理的职位。那时，朱天心夫妇一个月生活费只要5000块（新台币，下同），但詹宏志夫妇就要15万，保险费、买房子、养车子……他们的物质水准已经很高，所以下一个工作，也只能是做总经理或者社长，这样选择的机会就变得很少。“那时候我们俩就有个默契，绝对不要哪一天过到选择会有这么小，而是要随时保持我要不工作也可以的生活状态，”朱天心说，“我理解的自由，不是说你写什么都可以，而是说你还要有不写的自由，不用被一堆生活上的琐事催逼着，非得写个不停。真的面对大的困难时你敢不写，我觉得那才是自由。”
若说他们极其自律，不如说他们对于生活的嗜好极为简洁。他们尽量简单朴素，以换得心境与创作的自由。唐诺形容这十多年来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错过上班的高峰期，在九点和九点半之间到达咖啡馆，开始写作，写到中午一点多，每天写8000字，删到300，自称“写得很慢，也写得很少”。
这种沉稳的个性，让谢材俊在追求天心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头。朱天心从不避讳自己对于同性的情感，那时她喜欢的是一位个性飞扬、志在天下的女同学。最后，谢材俊和朱天心的结合，却像是给世界的一份文学礼物。一个一流的评论家，和一个一流的小说家，以对文学的至诚热爱，在日渐喧嚣轻浅的时代，相互支持，做不堕落的人。
唐诺开玩笑说，好像40岁之前，他只做过两件事，一是写过一首很烂的电视剧主题曲的歌词，二就是娶了朱天心。“我一直觉得后面这件事，我做得还不错。”他很认真地说。
“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不就是一系列的偶然，我们自己所读过的书，我们所思考的东西，这些构成了完整的我们。也许人生一个擦身而过，鬼使神差的结果，当初可能是转到左边，转到右边，那辆车没有搭上，你的人生可能就改变了。所以在回忆的时候很危险，世界差点成不了世界，你差点成不了你自己。你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结婚。
“我们到现在还可以不断地谈话，包括跟朱天文，每天还有说不完的话，不会是很身边的柴米油盐。我们本来以为很自然，后来发现好像蛮难得的。我们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共同相信的东西，或者是共同喜欢的东西，这个蛮不容易的。
“如果你想问的话，我觉得我们对待彼此蛮认真的。你好像不太愿意让你身边的人丢脸，所以有些事你不能做，有些事你必须做，有些事你可以勉强。这么多年了，这也是一个动力，所以我说，作为朱天心的先生，我觉得我扮演得蛮认真的，也还做得不错。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