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你们愿意捧腹大笑，不怕笑破肚皮，那么跟我来吧。”我对托比爵士[托比爵士（Sir Toby），莎士比亚戏剧《第十二夜》中的人物，前一句话是剧中另一人物玛丽娅的台词。]喊叫。我跑着穿过舞台时，引起了贵宾席上那位白发男子的注意。舞台上的灯光倾泻在黑暗的剧场上方，他身体前倾，被逗乐了，开怀地笑着，就像托比爵士追赶我时我的回头一笑。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就在那儿，在戏剧学校期末演出《第十二夜》的舞台中央。
我们在演出后的派对上见了面，之后又一次一次地相见，接着我们开始在索和区后街小巷中的餐厅里会面，再后来在我的伦敦小公寓里。我不顾一切地爱他，我从来没有恋爱过，而艾伦也有三十多年没恋爱了——他告诉我，自从他和凯瑟琳在加拿大一个被风雪封锁的奇异小镇结婚后，他就再也没有恋爱过。“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以前我对任何女人都不曾有过这种感觉，我不明白我究竟怎么了。”他不安地说。
整个冬天，我对艾伦依恋不舍。我们偷偷在一起度过了这个漫长冬天的下午和晚上。他想给我的东西太多——我想要的，甚至比我想要的还多，他相信那是我必须拥有的。“我要给你温柔、庇护和爱。”他说。他和凯瑟琳没有孩子。
但是这样下去不行。每次来我公寓，他内心的矛盾都在加深，就像一道从树干延展到根部的深深裂口。他会颓丧地对我转过身，“我怎么可以伤害她？”他会说，“凯瑟琳和我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早在你出生之前。唉，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学生，一个孩子。瞧，我们一起做了些什么，看看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试图去理解他，但我似乎只看到一场灰色的、幻影般的婚姻，一种已死的、理性的、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的中年伴侣关系。我想，它空洞无物，该让它尘封起来。我认为，我们的情形则大不一样，我对他的依恋是如痴如狂的。“没有你我不能活。”我说，我相信我活不下去。
我们进退维谷的困境，还有艾伦的痛苦，都因为凯瑟琳的察觉而消除了，没有什么大吵大闹，也没有什么激动的场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就像一个孩子，听着父母在隔壁房间里严肃地讨论着什么，却难辨凶吉。可是最近，凯瑟琳不动声色地只身返回了加拿大……
艾伦关闭了汉普斯特德的住宅，说要出售它，我们谁也不想住在那里。我们一结婚立即来到西高地的这座小屋，是通过《时代》杂志上的一则广告租到的。那一年苏格兰的夏天格外美好，我们游泳、钓鱼，在天气没有变化的状态下度过了漫长的、田园诗般的时日。我忘情于快乐之中，从过去几个月的内心冲突和忧心忡忡中解脱出来，我们找到新的安慰，又重新相互深深吸引。我们的小屋坐落在岸边弯弯曲曲的丘陵带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一想起那个夏季，就好像听到了大西洋的落潮在我耳边久久回响，就好像感受到了白色沙滩在我们的赤足下时时给予暖意。
但这种状态依然没有持续下去，在九月初的一个炎热的白天，午餐时候，我绕过屋子，把一罐炖肉端到我家花楸树下的桌上。我发现艾伦坐着低头看一封拆开的航空信，是邮差刚刚送来的。当我把炖肉放下的时候，他抬起头看着我，表情茫然，手在颤抖。
“凯瑟琳死了，”他用迟疑不定的口气说，“死了……这封信是她多伦多的妹妹写来的……她说——”他又看着信，仿佛那上面都是谎言，“她说——是心力衰竭，她说走得非常平和。”
他的目光避开我的视线，投向辽阔的大海，然后起身走进屋去。而我呆若木鸡地站着，手指捏着那块皱巴巴的条纹抹布。我再一次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孩子，无意中目睹了一位家长的悲痛——深受震撼，但又非常窘迫。然后我跟着艾伦进入小屋，我伸出双臂抱着他。那一整天他都在那里踱来踱去，我心无旁骛地关注着他。但我们没有提凯瑟琳，第二天也没有，尽管我在等他开口说她，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中，我们都没有提起她的名字。
三星期后的这一天，在伦敦邮局寄来的信中，有一封是汉普斯特德住宅的电话费付款通知——是第二次要求支付，我们把第一次的索款给忘了。
“见鬼，”艾伦说，我们正好又在花园里用午餐，“见鬼，我应该在离开伦敦前拆掉这东西。”
我拿起信封，看邮寄的日期。“他们现在可能已切断了你的电话线。”但艾伦已经穿过草地，去厨房的烤箱拿布丁，“从走廊进去，”我在他后面喊着，“你只要拨一下电话号码，就可以知道它是否还连接着，如果你听到伦敦那头铃声响个不停，就知道它没有被切断。”
我在帆布折椅上躺下，仰望着天空下面鲜红色的花楸浆果，想起艾伦弓起肩就像一个老头，他的皮肤看起来有点像是被海风给风干了……
“怎么啦？”我说，“还连着吗？”我的发问让艾伦小心翼翼放下苹果馅饼的动作小小地停顿了一下，他回答道：“是的，还连着线。”
那天晚上我独自去睡觉，因为艾伦说他想把厨房的灯修理一下。当我听到下面走廊里传来轻轻的叮叮声时，我正坐在窗口，浸染在苏格兰高地的夜色中，一边梳着头发，一边眺望大海。我转过头，但屋子又沉入寂静之中，我走到门口察看。
“汉普斯特德，九六八四三。”是艾伦的声音，那低沉的、紧张的声音，从楼梯传了上来。
接下来是一段长长的沉默，然后我的心开始激荡，因为我又听到了他的声音，是低声的耳语：
“哦，我亲爱的——我亲爱的——”
但话声停住了，从走廊漆黑的楼梯井里传来了轻声的啜泣。我想我是在移动脚步，地板嘎吱作响。我听见话筒被放下来，我看见艾伦的影子笨拙地在楼梯脚边的墙壁上晃过。
那天夜里我们并排躺着，我们一直没有说话，但我知道，直到黎明之后，艾伦方才入睡。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变得极度害怕，我开始用一种新的母性眼光注视艾伦。当他像个梦游者在小屋里走来走去，可怜地试图在我面前强装颜面，他的脸，倦乏得好像每时每刻都在变老，这时，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温柔，一种因为他承受的悲伤和忧心让我几乎窒息的温柔。我也开始为我自己担心，我一直自言自语地说：没事，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在白天，我避免去看那架死气沉沉地搁在走廊老式架子上的黑色电话。在夜里，我躺着不能入眠，我尽力不去想象：电话线就在地下绷紧着离开我们的小屋，方向恒定地朝南而去，直接穿过边境的山脉，穿过英格兰……在那一个星期里，我尽量不离艾伦寸步。但有一次，我不得不应急去村里的商店，当我回来时，从半开着的门里看到他轻轻把话筒放下时，我还必须假装没有看见。还有两次是在夜里——肯定还有更多次——当我做晚餐时，他悄悄走出厨房，我听到走廊里传来模糊而孤独的叮叮声。
我本可以打电话给电话公司，恳请他们把汉普斯特德的电话号码去除，但是用什么借口？我本可以用钳子把我们自己的电话从插座上拔下来，可我也知道用钳子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到了周末，我终于知道该怎么做了，出于理智，我要避免让我们身缠内疚、陷于孤独的泥潭。
在星期五下午，下午茶之后，我的机会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傍晚——金灿灿的，海风把沿岸的沙子轻轻吹起，海潮此起彼伏。我说服艾伦，要他划小船去拐弯处钓鲭鱼，我看着他从门口走出去。我一直等到目睹他确实把小舟推离我们的小港。然后我转身进入屋子，关上身后的门。我已经把黄昏的阳光全关在外面了，以致几乎看不见电话，但我向它走去。我用两只手拿起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拨了汉普斯特德的号码。在伦敦那几个月的糟透的日子里，我听到的关于凯瑟琳的消息全是她的仁慈、温和、善良——丝毫没有报复的意思。对此我坚信不疑，我全指望它了。当伦敦那头开始响铃的时候，我的牙齿在上下颤动，我的全身在发抖。我想，在那一刻我失去了理智。我觉得——我可以发誓——我听到那端的话筒被轻轻拿起。但我想，我应该等一等，而不是贸然地开口讲话。现在我永远也搞不清楚，它们甚至全然不是我想好要说的话，我想，是因为我太害怕，所以想起了童年时代那种脱口而出的祈祷词：
“请——请——”我对着话筒说，“请让我现在拥有他。我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错的，但明白过来为时已晚。不过我再也不是一个孩子，我将照顾他，像你一直做的那样。”我说，“只是请让我现在拥有他，我要做他的妻子。我答应你——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我能让他好起来，我将精心照料他，从现在到永远。”
我砰地放下话筒，逃到楼上自己的卧室。经过窗子时我能看到小船在海面颠簸着，我在充满夕阳的窗口坐下，我浑身颤抖，我哭了又哭……
在夜半时分，危机降临了。我醒来——时间大概是四点半。床上是空的，我立刻警觉起来了，因为我能够听到，从楼下走廊里的电话听筒中传来了持续的叮叮声，一遍又一遍地响着，其中，混杂着艾伦的声音。不知怎的我竟把灯点亮了，所有的影子斜映在天花板上，当我跌跌撞撞走到楼梯口时，我能听到煤油在灯钵里的晃动声。
“凯瑟琳——凯瑟琳——”
当我的灯从楼梯往下照到他身上时，他正摇动着话筒，对着受话器唠叨着。他放下话筒，站在那里抬起头来看我。
“我找不到她，我希望她原谅我，但她不接电话，我联系不上她。”
我带着他上楼。我能记得，当黎明时的海上微风从打开的窗口吹入我的棉布睡衣，我颤抖着。我给他沏了茶，他坐在窗口，仰头望着灰色的晨云。最后他说：
“你得在奥本找家旅馆为自己预订一个房间，仅仅住两夜。我要回去一次——可能明天，或后天。你知道——”他开始像对一个陌生人做详细而礼貌的解释，“你知道，我必须去找凯瑟琳，所以我必须出其不意地去伦敦——”
在苏格兰高地我们住的偏僻角落，每天只有两班火车。艾伦乘早班车走了，当然，我无意去任何旅馆。我知道我对凯瑟琳的承诺在哪里，我的爱在哪里。对艾伦说的每一件事，我都说“好的，好的”，我整天待在小屋里，然后我赶乘晚间的那班火车。
没有可能搞到一个卧铺，我缩在一个走道的角落里，里面挤满了返程的外地度假者，我的脸最初是对着暮色，然后是对着从窗口掠过的一片黑暗。在这冷寂的深夜，当其他旅客伸开手脚打鼾的时候，对艾伦的担心几乎令我窒息。有一次我打了个瞌睡，醒来，忍不住一声尖叫：“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永远不会知道……”因为我觉得我看见电话线在和火车并驾齐驱，就在旁边延伸着并嗡嗡作响。
尤斯顿车站的早晨显得荒凉而怪异。伦敦的街上正下着淅沥的秋雨。我对出租车司机说，尽可能快地开到汉普斯特德。当他开到艾伦住的那条街，在一堵高墙的大门前停车时，我已经半个人在车外了。我匆匆把车费甩给他，然后猛力推开大门，跑上短车道。我跑上阶梯平台，在拉动铁的门铃拉铃带之前，刚好有时间注意到这幢摄政王时代的白屋子或多或少是我想象中的样子。我累了——累极了，也害怕极了。为什么我曾经有过的勇气似乎荡然无存了。“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哦，如果你真的来了这里，请离开。”我仓促而含混不清地说，这时候，伦敦的大雨倾泻在我身上，铃声在屋子里回荡起来。
最后我听到屋子里有了动静，脚步声慢慢地向门口移动。艾伦和我站着对视了一秒钟，然后，我突然跨过门槛，倒入他的怀中。当门在我们身后轻轻摇摆时，我把他拉到楼梯边，拉他坐下，他坐在第二级楼梯上的时候，我跪到他的旁边。他转过脸靠在我的肩膀上，发出一声叹息。
一会儿之后，我抬起头，打量我的周围。我们是在一个白色镶板墙的大走廊里，有一扇窗子，透过它我能看见一棵悬铃树，细柔的树枝轻轻地擦着窗玻璃。唯一和我们在苏格兰的走廊里相同的东西是电话，放在靠墙的一张红木桌子上。我对着它看了一些时候，我的恐惧完全消失了，它就像是清晨的一个梦。但我开始意识到一种新的情感——令人不安的，有点丢脸的。我怀疑地看着艾伦，我想要知道。我谨慎地构想我的问题，他是这样的安静，让我怀疑他是不是睡着了。但正在那一刻他动了动，我双手捧着他的脸，他像是在对我微笑，又把脸转向光亮处搜寻。他的脸平静得像是被潮水冲洗过一样，我知道我永远不能问我的问题。
就在那一刻，大门的铃开始鸣响，我们两人跳着站了起来。
“你去。”艾伦说着隐身到屋子的后面。
尖鼻子的年轻人穿着湿淋淋的雨衣，一脸的愤愤不平。“我被派来切断你们的电话，”他说，“账单没付，什么也没做——”
我返回走廊，在我的周围，在我的上方，这屋子显得无比宁静，只有靠在窗子上的悬铃树树枝，在突然大作的风雨中喧响着。那个我永远不可能问的问题——那个永远不可能给的答案——当然两者都无关紧要。因为整幢屋子的宁静，我觉得我的恐慌又被激活了。对我，对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
“艾伦——”我喊着，尽力不让我的声音颤抖，“是关于电话，你想不想——你想不想切断它？”
我屏住呼吸，答案立刻传来。
“噢——亲爱的——我们今晚就回苏格兰，离开这该死的气候。我们不想为不再需要的东西付费。告诉他们，可以立刻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