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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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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贝卡·查特斯沃思小姐,在写于1753年深秋的一封信中,对泰尔德屋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了详细生动的记载,显然,尽管一开始她对所有那些蠢话表示异议,但还是用一种特别认真的态度听了。

我赞成把这一整封信发表,它真的非常奇异,也颇有特色。但出版商不同意这样,我相信他是对的。也许这位富有的老女士的信确是太冗长了,我不得不用一些简略的语言来表达她的大意。

大约是那一年的十月二十四日,在都柏林高街的某个地方,奥尔德曼·哈珀先生和尊敬的卡斯特尔马拉德勋爵之间发生了一场奇怪的争执,由于后者和年轻的房产继承人的母亲是表亲,所以替他管理那座小小的庄园,泰尔德屋或泰勒德屋——因为我发现它有两种拼法——就坐落在这处地产里。

这位奥尔德曼·哈珀,为女儿签了一份租用这座屋子的协约,他女儿嫁给一位名叫普罗瑟的绅士。他布置了房间,挂上了窗帘,还在其他方面花了相当多的钱。六月的某天,普罗瑟先生和太太搬进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在很多仆人离去之后,普罗瑟太太毅然做出决定,不能再在这屋里住下去了。她父亲等着见到了卡斯特尔马拉德勋爵,开门见山地告诉对方,因为这屋子给人带来无法解释的烦恼,他不会继续执行租约。简言之,他说:这屋子闹鬼,没有哪个仆人会在那里待满几个星期,基于女婿一家遭受的折磨,不仅该解除租约,且屋子本身也该被拆除,因为它是个祸害,某些比人间罪犯还坏的东西出没其中。

卡斯特尔马拉德勋爵在法庭根据衡平法提出一个申诉案,要求奥尔德曼·哈珀先生根据协定履行租约。但奥尔德曼做出回应,递交了不下七份长篇证词,所有这些证词都提供了他的贵族身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因为他的贵族身份,法官没有强求他把这些证词作为法庭文件存档,并同意免去他的责任。

很遗憾,至少这个案子的程序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没能把丽贝卡小姐记载的真实而又难以置信的故事提交法庭存档。

根据描述,烦恼是从八月初开始的,那时的一个夜晚,普罗瑟太太坐在候客厅窗口的暮色中,感到很是孤独,窗子开着,她朝那片果园看,却清楚无误看到有一只手悄悄地搭在外面的石头窗台上,好像窗下有一个人,就在她的右边,要爬上来。不过除了手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手很短,但形状很漂亮,白皙、肉鼓鼓的,放在窗台边缘;这不是一只很年轻的手,她猜年纪在四十岁上下。就在几个星期前,克劳道金发生过可怕的抢劫案,普罗瑟太太想,这是一个就要爬进泰尔德屋窗口的恶棍的手,她发出一声响亮的尖叫和恐怖的呼喊,随即那只手不动声色地缩回去了。

在果园里展开了搜索,但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窗子有人待过,窗子下面,沿墙放着一排硕大的花盆,这似乎可以阻止任何人接近窗子。

就在当天夜晚,厨房的窗上不时传来急促的轻拍声,女人们吓坏了,男仆拿着武器打开后门,却什么也没发现。然而,当他关门的时候,他说,“有一股力在推撞”,感到一种像是有人要夺门而入的压力,他吓了一跳,虽然敲拍声继续在厨房的窗玻璃上响着,但他没敢做进一步的搜索。

在接踵而来的星期六晚上,大约六点钟光景,厨师——一个诚实、稳重的女人,现在年近六十——独自在厨房里。她一抬头,就看见了一只肥胖而富有贵族气的手,猜想就是那同一只手,掌心贴在玻璃上,好像是在小心地摸索它表面的凹凸不平。她叫起来,看着它,说了一些好似是祈祷的话,但几秒钟过去了,它还没有缩回去。

这以后的很多个夜里,在后门,起初是轻轻的拍打,后来变成猛烈的敲击,仿佛是用拳头的指关节。男仆没有开门,但喊着问是谁,没有回答,只有一种像是手掌按在门上缓慢移动的声音,那只手是在轻轻地从一边摸索到另一边。

一直以来,他们都坐在候客厅,那时他们把这里当作休息室,普罗瑟先生和太太经常被窗上的敲拍声打扰,有时很轻,鬼鬼祟祟的,就像一个秘密的信号,而另一些时候,它突如其来,非常响,好像在威胁要砸玻璃。

这一切都发生在后屋,如你们所知,它面对果园。但是在星期四晚上,大约九点半的时候,在大厅的门上响起了完全相同的拍打声,间隔地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令主人大为恼火,而他的妻子则惊恐万分。

这以后,有好几个日日夜夜,他们一点也没有受到骚扰,他们开始觉得这可恶的东西已经自行消失了。但是到了九月十三日,一个名叫简·伊斯特布鲁克的英格兰女仆,走进食品室拿一只小银碗,里面盛着给女主人喝的牛奶甜酒,就在她抬头张望那扇仅有四格玻璃的小窗时(她坚称绝对不会错),在窗框上一个确保窗户关闭时插销能插入的孔眼里,一只白皙而粗短的手指——起先是指尖,然后是头两节手指——伸了进来,犹豫不决地转来转去,朝里面弯曲着,好像在寻找一个屋主安置的锁栓,要想拨开它。当这个女仆回到厨房,我们被告知“她陷于‘昏迷’之中,第二天虚弱不堪”。

我听说,普罗瑟先生是一个头脑清晰和自负的人,他蔑视鬼魂,嘲笑他的家人胆小。在他看来,这整个事件实际上是一个玩笑,或一场骗局,他要等待机会抓住这个作案的流氓。他并没有把这个推测一直藏在心中,而是毫无顾忌地用咒骂和威吓逐渐发泄出来,他相信是家里的某个内贼在操弄这个阴谋。

确实早该做些什么了,因为不仅是他的仆人,而且连善良的普罗瑟太太本人都变得愁眉苦脸、忧心忡忡,他们从太阳落山就一直待在屋里,黄昏以后,除非两人以上,没人敢在屋子周围走动。

敲门敲窗的声音停止了大约一个星期。一天夜里,普罗瑟太太去了婴儿室,她丈夫在客厅里,听到大厅的门上响起了很轻的敲拍声。夜色无比静谧,这显然有助于增强他的听觉。这是第一次在屋子另一边出现的骚扰,叫门的方式有了变化。

客厅的门好像是打开的,普罗瑟先生悄悄走进了大厅。这声音是在外面“用手掌”在结实的门上拍出的,声音轻而均匀。他想突然把门打开,但随后改变了主意,他悄无声息地退回去,一直走到厨房楼梯的顶上——那里是食品室上面的一个“坚固的壁橱”,里面存放着他的火器、剑和手杖。

这时,他叫来他信任的忠心耿耿的男仆,将两把上了子弹的手枪放进自己的外衣口袋,另两把手枪交给男仆,他手中拿着一根结实的手杖,尽可能轻手轻脚地向厅门走去,男仆在后面跟着。

凡事都如普罗瑟先生所料。进犯他屋子的人非但没有因为他们走近而害怕,反而更不耐烦,起初引起他注意的那种轻拍,呈现一连串加快的节奏和加重的力度。

普罗瑟先生愤怒至极,打开门用右臂挡着,手中还拿着手杖。他看了看,什么也没有看见。但他的手臂猛地向上一抬,仿佛是被一只掌心推上去的,然后有什么东西从下面轻轻挤了过来。那个仆人既没有看到也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不知道他的主人为什么如此慌乱地回头看,还用手杖劈打,就砰的一声,猛然把门关上。

从那以后,普罗瑟先生不再愤怒地谈论和咒骂这件事,而且差不多也像家里其他人一样,讨厌这个话题。事实上,他变得异常不安,觉得他回应叫门是因为内心受到了一种引诱,他打开厅门,实际上是开门揖盗,让来犯者进了屋里。

他对普罗瑟太太三缄其口,只是早早地进了卧室,“在那里他读了一会儿《圣经》,说了他的祷告词”。我希望关于这种情况的详细说明并不表明它的奇特性。看来,他躺着久久不能入眠;如他所料,大概十二点一刻的时候,他听到一只手掌在卧室的门外轻轻拍着,然后又贴在门上慢慢摸索着。

惊恐万分之下,普罗瑟先生跳了起来,锁上门,喊道:“谁在那里?”但没有听到回答,不过同是那只柔软手掌在镶板上掠过的擦动声,他对那声音太熟悉了。

早晨,女仆被“小客厅”桌上灰尘中的一个手印给吓坏了,前一天他们在那里打开过代尔夫特陶器和其他东西。可以说,沙滩上的赤脚印对鲁滨孙·克鲁索[鲁滨孙·克鲁索(Robinson Crusoe),英国作家笛福的探险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的惊吓都远不及于此。至此,那只手使他们全都神经绷得紧紧的,有人甚至到了近乎发疯的田地。

普罗瑟先生去察看那个手印,装得满不在乎,但是,正如他后来起誓所言,与其说他想让自己心里感到舒服,还不如说他希望让仆人们安静下来。不管怎样,他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全都进入那个房间,让这些男男女女把手放在同一张桌子的不同地方,手掌朝下。于是屋子里每个人都留下了类同的手印,包括他和他妻子的。他的“宣誓书”证明,那只手的形状和屋子里在世的居住者的手形截然不同,而罗瑟太太看到的那只手和厨师看的是同一只。

不论那只手的主人可能是谁或可能是什么,他们都觉得这个微妙的示威意在宣告他不再游荡在屋外,而是驻扎在屋里。

现在,普罗瑟太太被奇怪而骇人的梦境所困扰,那真的是惊心动魄的噩梦,其中一些在丽贝卡阿姨的长信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一天夜里,当普罗瑟先生关上他的卧室门,他有点被房间里的死寂所触动,里面甚至都没有呼吸的声音,这对他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知道他妻子睡在床上,而他的耳朵异乎寻常地敏锐。

床脚边的小桌上燃着一支蜡烛,另外他手中还拿着一支,腋下夹着厚厚一本与他岳父生意有关的账簿。他拉开床边的帘子,看见普罗瑟太太躺着,有那么几秒钟,他怕得要命,她像是死的,脸一动不动,煞白煞白的,如同蒙着一层寒霜。在枕头上,靠近她的头,就在帘子里面,像他最初想到的那样,一个讨厌的东西——但实际上还是那同一只肥胖的手,手腕搁到了枕头上,手指在朝她的脑门伸过去。

惊骇之下,他猛地把账簿朝帘子掷去,猜想那只手的主人可能正站在帘子后面。那只手在无声无息中飞快地挪开了,帘子一阵剧烈的摆动,普罗瑟先生赶紧绕到床的另一边,去看壁橱的门,恰如他所相信的,门被那只白皙的、胖鼓鼓的手拉着。

他猛地把门拉开,朝里面看:但壁柜里是空的,除了挂在墙上钉子上的衣服,以及对着窗口的梳妆台和镜子。他砰地关上了门,锁上它,又摸着感觉了一会儿,他说,“自己像是失去了理智”。他敲响了铃,招来仆人,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让普罗瑟太太从那种“恍惚状态”中恢复过来,他说,从她的表情看,她似乎经历了“死亡的痛苦”。丽贝卡阿姨又写道,“根据她亲口告诉我她看到的幻象,他可能还得补上一句‘还有地狱的痛苦’”。

但似乎还是他们第一个孩子的一场无缘无故的疾病,确定了事情是那样凶险。这是一个才两岁多的小男孩,他躺着不肯入睡,表面上看是处于恐惧发作之中,请医生上门出诊,他们确定这种症状为初期的脑积水。普罗瑟太太惯常和保姆一起在婴儿室的壁炉旁边坐着,为孩子的病况忧心如焚。

他的床侧面靠着墙,床头靠近一只衣柜或食品柜的门,然而,柜门没有关得很紧。孩子的床顶,围着一个小帷幔,大约一英尺[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12英寸=30.48厘米。]深,垂下来离他睡的枕头有十到十二英寸距离。

她们注意到,每当她们把这个小家伙抱起来放在膝盖上时,他就会安静一些。她们刚把他放回床上,因为他像是变得非常困倦和安静了,但还不到五分钟,他就开始疯狂地发出恐怖的尖叫。就在这个瞬间,保姆第一次察觉了孩子患病的真正原因,而普罗瑟太太顺着她眼睛的方向也同样清楚地看到了。

她们看得清清楚楚,一只白晳而肥胖的手,手掌朝下,从衣柜的门缝里伸出来,在帷幔阴影的遮蔽下,向孩子的头部伸去。母亲发出一声尖叫,从小床上抓起孩子,和保姆一同跑进主卧室,普罗瑟先生睡在床上,她们一进来就把门关回去,门几乎还没有关上,就从它外面传来了轻轻的敲拍声。

还有很多很多,但足够了。在我看来,这故事的奇特之处,就在于描述了鬼魂的一只手,仅此而已。那只手所属的主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它也并不是一只与身体分离的手,只是这只手这样显露和登场,而它的主人总用某种巧妙的方法隐而不见。

1819年,在一所学校的早餐时间,我遇见了一位普罗瑟先生,他是一个清瘦、严肃,但非常健谈的老绅士,一头雪白的头发向后梳成一条马尾辫。他以简洁而富有个性的语言,向我们大家讲述了他堂兄詹姆斯·普罗瑟的故事。那时他堂兄还是个婴儿,在夏佩里佐德附近一座老屋的婴儿室里睡过一些时候,据他母亲说,那婴儿室常闹鬼。他堂兄,每当生病、过度疲劳,或处于各种焦虑不安的时候,凡遭受的自有记忆以来贯穿一生的痛苦,都来自一个绅士肥胖而没有血色的幻象,那人假发上的每一个卷曲,那带有滚边的衣服上的每一颗纽扣和每一条折痕,那肉感、漠然、病态的面容的每个神态和每根线条,就像他自己祖父的画像——每天早餐、午餐和晚餐时挂在他的面前——所展现的一样,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记忆之中。

普罗瑟先生提起这,就像在讲一个荒谬而令人厌倦、特殊而又顽固持久的噩梦,折射了他堂兄——说起堂兄,他总用过去时态,称他为“可怜的杰米”——所经受的极端恐怖和焦虑,以至于时时忍不住想要倾诉。